如果拋開作為表演者的主體（超女們）而將審視的目光轉向作為旁觀者的客體，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樣兩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首先是廣泛的參與性成為民主決策機制演練的場所；
其次是決策機制的匿名性使得民主決策存在著“訴求情感而不是理性、并繼而異化成為對異見者攻擊”的民粹化。

　　2005年夏，湖南電視臺舉辦的“超級女聲”競賽節(jié)目由于引進了觀眾參與投票的機制而從一個普通的娛樂節(jié)目演變?yōu)橐粋�與“民主”、“公民”和“公民社會”相關的社會性話題�！俺�級女聲”固然是一商業(yè)操作、是一娛樂事件、是民眾茶余飯后的談資、是群體心理研究的有效社會學樣本，但是對于一個歷時半年、輻射近半個中國、牽動億萬民眾之目的“大事件”民眾之所以如此熱衷，是因為站在舞臺上的不是帝王將相明星大腕、而是普通的平民；
民眾之所以投票，是因為“超級女聲”是一場以平民為主體的狂歡。

　　“超級女聲”事件的意義并不在于選出幾個有潛質的歌手這一結果，而在于給普通民眾提供了一個演練“民主決策”的機會、更在于使他們切身地感受到他們距離“平民偶像”近在咫尺�！俺�級女聲”是一場群體的狂歡，從中可以看到中國民眾自主意識覺醒的萌動。在一個“一方面民眾理性逐漸覺醒、另一方面政府對民眾自主訴求仍然采取刻意壓制和虛偽應付”的時代，一個無意識的自主決策機制的引進，在一個不經(jīng)意的事件中引發(fā)了人們對壓制自主權力現(xiàn)狀的不滿。在超級女聲的競賽過程中，“歌迷們不是為呼吁民主而來，卻意外地發(fā)起了關于民主話題的熱烈討論。他們不過是想唱就唱、想樂就樂，卻‘不經(jīng)意’地嘲笑著‘永遠正確’的中央電視臺，‘不經(jīng)意”地鄙視那些有名無實的‘觀眾代表’，‘不經(jīng)意’地抵抗著偽善丑惡的政治，‘不經(jīng)意’地揭露了公共生活中民主機制的匱乏�！�

　　從表演者的角度看，“超級女聲”提供了一個“平等而且自由”參與的平臺，在這一平臺前無門檻、無條件、無限制、不需報名費、只需一張身份證--身份證前人人平等、人人有參與或拒絕的自由。從觀眾的角度看，也體現(xiàn)了另一種“平等且自由”--投票的自由：每一條短信投票之間都是平等的，票與票之間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相對于以百萬計的總票數(shù)而言，民眾對自己所投出的每一票都有著足夠的信心，認為自己的投票是重要的、不可忽視的、起作用的；
民眾有投票和不投票的自由，有把票投給誰的自由。如果放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下觀察，這一現(xiàn)象可以被視為逐漸具有自主意識的民眾對公共事務參與熱情的一次迸發(fā)，高效率的通信工具為這種參與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專家意見與民眾投票的結合為解決精英決策與平民參與之間的矛盾提供了一個之中的解決途徑。

　　有學者樂觀地認為，民眾在超女們的身上看到了“自我投射”的身影：“他們從作為自己‘代言人’的超女們身上看到了自我成功的潛質和自信。加以時日，當這種自信爆發(fā)出來的時候，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平民英雄走上中國的歷史舞臺。平民英雄越多、這個社會中人性化的因素就越多，社會的包容和民主的意識就會越強大，我們的未來會有更多的希望。中國當代平民英雄的成長過程將是中國現(xiàn)代化從啟蒙走向成熟的過程，這一演進的過程將給主流的價值觀融進更多以人為本、以民意為基礎的社會價值。”

　　然而，在上述種種樂觀的贊揚聲中，我們必須冷靜地看到如下的遺憾：首先，這種公眾的參與熱情仍然被局限在娛樂活動中、而無法深入到需要更多理性思考的“真正”公共事務中，因而必然地帶有“疑似”的虛幻；
與此同時，參與者的匿名性固然有助于逃避權威暴力的直接懲誡，但是在借助于網(wǎng)絡形成相關討論的過程中，則清楚無疑地展現(xiàn)出由于參與者自身的偏激和狹隘所導致的非理性狂躁。

　　誠然，網(wǎng)絡內生著后現(xiàn)代化所需要的的多元化、顛覆性傾向：首先，網(wǎng)絡取代了傳統(tǒng)的“廣場”，不僅提供了“廣場”的功能--多人的平等對話、信息輿論傳播平臺、非權威的民間性，而且更為參與者們提供著“廣場”所不具有的功能--躲避迫害的匿名性和逃逸距離；
其次，網(wǎng)絡的出現(xiàn)顛覆了由精英與政府主導的評審與批準制度所設置的“發(fā)表資格門檻”，話語權的壟斷因此而失去制度守護，從而為小人物的參與和表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臺；
特別是網(wǎng)絡的匿名性為參與者提供了現(xiàn)實世界無法比擬的安全感和宣泄空間。然而網(wǎng)絡的顛覆性傾向并非全具有積極的意義，網(wǎng)絡的虛幻化和匿名性同樣為參與者提供了“責任與權利相分離的可能性”，從而強化了參與者在匿名（免于懲罰）條件下執(zhí)著于自我意愿的沖動。這種“參與者在匿名（免于懲罰）條件下執(zhí)著于自我意愿的沖動”與“參與者（由于生存艱難所擠壓出）的狹隘偏激所導致的非理性狂躁”的結合，將顛覆實施民主協(xié)商機制過程所需要的寬容、理性，無緣營造建基于寬容、理性之上的尊重、冷靜的氛圍，從而將民主化引向民粹式的狂熱與躁動——如果缺少民眾普遍的自主意識和理性的國家制度保障、以民眾自主為主旨的民主化終將蛻化為民意被少數(shù)精英所脅裹的民粹化。

　　所謂民粹就是無視民眾理性有限性的實際存在而將需要涉及長遠深刻考慮的政府重大決策訴諸直接的民意裁決。因此，2000年版的柯林斯（Collins）英文字典將民粹解釋成為“一種基于精心預謀的訴諸民眾利益或偏見的政治策略”。因此，民主與民粹的區(qū)別在于：前者試圖在官（政府）、民（社會）之間尋找到適宜的平衡，后者則傾向于無條件地訴諸民意裁決。由于民眾有限理性的實際存在，握有裁決權的民眾并不能夠自主地行使權力，往往轉向具有煽動能力的領袖人物以期獲得其裁示，因此在民眾不具有理性自主能力的社會推行民粹化的變革，將會導致民粹的制度異變?yōu)椤邦I袖人物”操控的獨裁與專制。

　　防止民主蛻化為民粹須從如下兩點著手。從短期來看，需要建立與民眾有限理性相符合的有限民主、需要在引入公眾參與機制之前預先確定一套民主運作的程序規(guī)則、并且在必要的時候需要將民意的對決提交給由睿智理性和利益中立的專業(yè)人士組成的機構實施裁決。盡管民主運作的程序規(guī)則必然地需要有少數(shù)精英來確定和執(zhí)掌，但是只要這套規(guī)則具有透明、公正、制衡、訴諸理性的特點，那么嚴格按照這樣一套程序規(guī)則運作的民主過程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免于淪為民粹化的發(fā)泄。從長遠來看，防止民主蛻化為民粹的根本措施是提升民眾理性自主的能力。只有當民眾有足夠的能力和意愿對關涉自我長遠利益（而不僅僅是短期利益）的公共決策深入?yún)⑴c和獨立表達自我主張的時候，作為民主決策機制的執(zhí)掌者的精英們才會真正憚悸于民眾的監(jiān)督而收斂恣意妄為的野心。

　　2005年12月29日 完成初稿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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