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事件”是近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主任張鳴教授因觸犯現(xiàn)有高校體制和潛規(guī)則而被免職甚至可能去職一事；
溫總理的疑問是2006年7月29日他在探望錢學森先生時，錢先生坦言：“現(xiàn)在中國沒有完全發(fā)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yǎng)科學技術發(fā)明創(chuàng)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睖乜偫硪虼擞谌ツ�11月專門召集6位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研討這個問題。他向這些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問道：“學生在增多，學校規(guī)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yǎng)更多的杰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 緊接著，溫家寶又說出了另兩個在心里盤桓已久的問題：“各位校長、教育專家，我們?nèi)绾翁岣吒叩冉逃�質(zhì)量？高校如何辦出自己的特色呢？”

　　面對溫總理的垂詢，六位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的表現(xiàn)令人失望，他們顧左右而言他，用一篇在網(wǎng)上廣泛流傳的謝茂拾先生的專論的標題說，就是“答非所問”，“六位校長和教育專家辜負了總理的期望，他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騰出時間聽取基層意見，但是，一個人也沒有作出正面的回答�！蔽艺J為，這六位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當然不會是智商有問題，遺憾的是，他們完全沒有錢學森先生和溫總理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更缺乏直面問題的勇氣。

　　現(xiàn)在，終于有一個案例來回答溫總理的疑問了，這就是“張鳴事件”。

　　“張鳴事件”的要害是什么呢？用張鳴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大學已衙門化、黑社會化、幫派化，學者爭相入仕”。

　　中國的大學，特別是那些著名大學，現(xiàn)在并不缺錢。用與會的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周遠清的話說：“1992年前，我到高校去，都愁眉苦臉；
現(xiàn)在去，都興高采烈�！睘槭裁础芭d高采烈”？因為錢多了�？纯茨切┲�名大學的富麗堂皇的建筑物，看看它們氣派的大門，甚至張鳴教授所在的人民大學還要搞觀光電梯，再看看那些所謂教授，拿著國家不菲的科研經(jīng)費都在干什么。比如張鳴教授所在的人民大學，據(jù)內(nèi)部人介紹：“同樣的事情在別的學院還有，比如說新聞學院，該院有不少教授，拿著國家教育部給的高額經(jīng)費，尸位素餐，不出任何成果。XXX教授拿著數(shù)十萬元科研經(jīng)費，連她家裝修的發(fā)票都拿來報，科研成果則沒有看到，即使有，也是拿‘小豆腐塊兒’式的文章或影像鏡頭充數(shù)；
她的碩士研究生被送到某國留學，因強奸罪被刑事拘留，她竟毫無愧色。還有一位XX教授，以‘策劃新聞’為論題的博士論文獲全國優(yōu)秀論文獎，獲獎金及科研經(jīng)費數(shù)十萬，同樣也是連生活中的買醬油醋的錢都開了辦公用品在科研經(jīng)費中報銷了，可是成果呢？即使有成果也是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因為大家都知道，新聞是‘策劃’出來的嗎？難怪當今中國假新聞屢禁不止，教授都是靠這樣低劣的研究充當學術成果，人們還指望什么樣的好結果呢？現(xiàn)在不少教授掌握百萬元科研經(jīng)費，但都是讓手下的研究生賣苦力，自己坐享其成。”

　　其實錢學森老先生在給溫總理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是指出了問題的要害的，他說：中國“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yǎng)科學技術發(fā)明創(chuàng)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如果溫總理對錢老所說的“培養(yǎng)科學技術發(fā)明創(chuàng)造人才的模式”不清楚的話，這些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完全可以用他們?nèi)温氋Y格所要求的起碼的知識去做解釋和引申，以深化錢老的點睛之語。比如，他們可以介紹近二百年前德國洪堡所創(chuàng)立的現(xiàn)代大學理念和模式以及德國皇帝傾其個人財產(chǎn)舉辦大學而卻不干涉大學的事務，可以介紹當代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對大學的態(tài)度和辦學制度，可以介紹當年蔡元培先生執(zhí)掌北大時所秉持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思想和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對蔡的起碼是默許的態(tài)度。如果他們足夠勇敢，還可以順便提一提北大黨委書記公然宣布的“凡是不贊成共產(chǎn)黨的教師，一律取消上課堂資格”的校規(guī)，可以講一講東北某大學一位女教師因為在課堂上講了北大反右時的林昭事件而被真的取消了教師資格的事件。當然，作為現(xiàn)實中國大學制度的直接感受者，他們也可以談一談自己的甘若與希望——如果他們真是想辦好大學的話。他們應該告訴溫總理，大學特別是公立大學是一個很特殊的機構，它要求政府給它很多，卻更要求政府管它很少。

　　可惜的是，這些他們都沒有講。這也不奇怪，作為現(xiàn)今中國大學制度的受益者，他們怎么會批評這個制度本身？

　　在“張鳴事件”中，我其實并不特別痛恨那個“李院長”。李的行為，代表的是一個制度，而不是一個人。當然有人大學生和教師特別指出李的“無良”，但我們要思考的是李為什么會“無良”，以及這種無良的人為什么會坐在那個位置上，并且有這樣大的殺傷力。同時，我認為，被目前這種制度熏蒸改造了好幾十年的大學學者們，其行為已經(jīng)離真正的學者越來越遠，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扭曲比這個制度給我們造成的直接損失更慘重。特別是某些著名學者，其行為越來越像小丑。這是一種雙重的傷害：制度傷害了學者和人才，而侏儒化的學者們又為這個制度的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據(jù)。作為一個高校的曾經(jīng)的管理者，我對某些教師的言行感到極為不恥。這使我對中華民族的前途有深深的憂慮。如斯大學，如斯學者——下面一句話我該怎么說：如斯中國？

　　這時就看出了張鳴的價值來了。說句實在話，像張鳴教授這樣的大學教師在大學里，哪怕是在人民大學這所中國所謂最高社科學府里，也是不多的。我悲哀地預測，即便是像張鳴、賀衛(wèi)方這樣的為數(shù)不多、廖若晨星的大學學者，在若干年后，也許將會在中國的大學里絕跡。

　　不過希望也是有的。報載面對錢學森的讜言，溫家寶當時坦率承認“我們的教育還有些缺陷�！逼鋵嵜鎸Α暗厍蛉恕倍济靼资窃趺椿厥碌膯栴}，要解決它，不在于知性，而在于公心、智慧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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