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同事當中常有人問這樣一個問題：人人都得寫論文，可是寫出的論文到底有什么真正價值？這個問題還可以問得更尖銳一點：大量的“學術成果”既無價值，那么進行這種“學術”的生產，是不是在白白地浪費納稅人的錢？

　　以我國現有的研究條件（包括圖書、期刊收藏的數量、質量和更新速度，流通體系的工作效率，互聯網信息的利用，單位內部和跨單位學術交流的頻度和質量等等）和現有研究隊伍的質量來看，更考慮到與龐大的人口相對應的龐大的教師數量，要讓每個從業(yè)者接連不斷地生產出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學術成果，是不切實際的（在某些專業(yè)中，從業(yè)者如果能密切追蹤并即時介紹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便已盡到了本份）。在這種情況下，大量“論文”的實質性內容不可能不是對已有學術思想的轉述、復述、甚至抄襲。

　　問題在很大程度上產生于我國人文學術領域已十分非理性的量化評估制度。拋開學術共同體的輿論這一非正式、無法量化的因素不說，當代中國的學術評估體制已然是一個異常龐大而復雜的量化管理系統。其中的大量環(huán)節(jié)一般從業(yè)者不可能參與，或者說他們當中只有很少的人能直接涉身其中。這就是林林總總的學科評議委員會、職稱評審委員會、項目評審委員會、學位點評審委員會、評獎委員會等，當然也少不了主管教育和科研的行政部門�？墒怯捎诹炕�管理本身的性質，這些形形色色的機構所追求的，往往是甚至不可能不是形式或程序意義上的合理性，而較少考慮實質性的合理性。形式或程序的合理性或貌似合理性的依據又往往在于從業(yè)者發(fā)表論文（及專著）的多少以及刊物（及出版社）的級別。這里，刊物（及出版社）對于人文學術和人文學者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有關部門甚至會制定一些明顯不合理的規(guī)則。例如近年來人文學術界評職稱、申報項目、評獎，乃至“申碩”、“申博”所需成果必須是近五年甚至近三年發(fā)表的東西。幾乎沒有人問，這樣做的依據是什么？人文學科是否像信息科學和生物技術那樣迅猛發(fā)展，一不小心便已落伍過時？如果說在時效性強得多的醫(yī)學和經濟學方面，諾貝爾獎和我國最高級別的獎項所肯定和表彰的，通常也是前一二十年甚至前幾十年而非近三、五年的研究成果，憑什么對沒有明顯時效性的人文學科卻硬性規(guī)定近三、五年的成果才有效？這種政策后面難道沒有唯科學主義作祟？其實際后果難道不是鼓勵急功近利、投機主義？如所周知，許多情況下一個人文學者沒有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劍的精神，是根本出不了好成果的。

　　目前，大學教職已不像1980至1990年代初那樣受冷落，而已變成一個香餑餑。要拿到大學教職，光有學位而沒有論文發(fā)表，是很難在競爭中勝出的。于是在讀碩士博士們?yōu)榍俺逃嫞�在答辯之前很久便已著手或被迫發(fā)表論文了。拿到教職后，在評獎、報項目、“申碩”、“申博”一類功利性質的壓力下，他們還得寫論文。問題是，在如此壓力之下而不是出于對真實問題的真實感受和關切寫出的論文，到底有多少價值？從古至今，真正好的文學藝術作品和思想學術成果，是功利性的壓力下的產物，還是有感而發(fā)，有感不得不發(fā)的產物？難道不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光憑論文的多少無法確定一個從業(yè)者水平高低，或者說論文不僅要看數量，更要看質量？但在專業(yè)分工高度細密的情況下，論文質量實在難以衡量，于是又把刊物分為“核心刊物”（這本身也需要不斷評比!）和非核心刊物兩類，可人人知道，并非每一個核心刊物里的每篇論文都是好論文，也并非每一個非核心刊物里的每一篇論文都不是好論文。這意味著，學術評估體制中的一個極重要的方面并非總能準確反映學術業(yè)績，或者說程序性評估標準與從業(yè)者的真實能力和業(yè)績并非總能吻合。

　　當年梁漱溟并沒有什么碩士博士學位，但蔡元培校長慧眼識真金，僅以他一篇兩三萬字的《究元決疑論》便聘他為北大講師，而且這篇文章并不是發(fā)表在什么了不起的刊物上，（那個時代還根本沒有什么“核心刊物”）。后來特別是目前有了那么多碩士和博士，在“核心刊物”甚至“權威刊物”上發(fā)表了那么多論文，有幾個堪與梁漱溟的成就相比？五四前后其他著名學者思想家如梁啟超、章太炎、魯迅、周作人、陳獨秀等等，有哪個是靠在指定的“核心刊物”上發(fā)表文章而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影響的？遠的不說，就說當代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吧。他評教授時，尚無一篇文章發(fā)表，但有同領域其他教授對其學術水平和潛力的高度認可，于是主管部門愣是聘他做了教授。這些同行教授和主管部門人員如果沒有眼光，也許就不會有羅爾斯影響巨大的傳世名作《正義論》了。眼下，千里馬決非沒有，只是伯樂已很難產生。這是因為在已然高度科層化的學術評估體制內，形式的合理性已空前膨脹，早已將非體制、非程序的實質合理性排斥在外了。

　　除了論文，還有項目。中國亟需科技強國，但這并不等于國外科技界通行的集體性的項目制度可以想當然地被當作科學、合理的制度強加在人文學科頭上。近年來，隨著國家綜合實力的提高，項目經費的額度也相應大大提高，于是，有無項目甚至項目經費的多寡不僅越來越成為衡量一個科技工作者成就的重要尺度，也可悲地成為一個人文學者成就的重要驚尺度。這不是沒有后果的。從業(yè)者不花九牛二虎之力，甚至不使用非學術手段，往往拿不到項目，而拿不到項目，一個有潛力、有銳氣的人文學者不說會被埋沒，至少也得耗費其學術生命中不少黃金時間來做這種無聊之事，其潛力不可能不被壓抑，其銳氣不可能不被挫傷。這里顯然又是唯科學主義在作祟。這里，爭取項目與商業(yè)投資已沒有本質區(qū)別：投入資本是為了獲得產出，而這資本的表現形式不僅僅是精力和時間，還可能是“雅賄”所導致的人格尊嚴的慘遭踐踏，某些情況下甚至是赤裸裸的金錢交易。未能拿到項目，就像投入一大筆錢而血本無歸，當不了教授，當不了“碩導”“博導”（這些頭銜是我們的發(fā)明，在全世界絕無僅有），當不了“享受……津貼的專家”，使人感到氣餒和無奈。

　　可是，人文學術是一種極富個性和想象力的思維活動，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種個人而非集體的行為，其成果質量的高底與有無項目并沒有必然聯系。這一點，決策部門的人們理應十分清楚，但種種跡象表明他們并不清楚，甚至可以說很糊涂。

　　不說當年康德大半生在貧窮中度過，一直寄宿，直到發(fā)表劃時代的著作《純粹理性批判》（1781年）兩年后（五十九歲時）才有了自己的房子，也不說馬克思比康德更加窮困窘迫，是靠恩格斯接濟才寫出《資本論》及其他名作，就說當代哲學家和思想家熊十力、牟宗三、�？隆⒄裁餍�、伊格爾頓吧，他們影響巨大的著述中有哪部是靠了“立項”，得了一大筆錢而寫出的？項目就是資源，拿到項目就是拿到金錢。如果說人文學術產出真與金錢的多寡成正比，豈不是錢越多，學術產量便越高，學術質量也就越高？日本和香港的大學教師平均工資和其他經費在全世界最高，他們的學術產出和質量是否也最高？有些高校甚至對在有名刊物上發(fā)表論文實行重獎，一篇文科論文竟獎勵一萬元甚至更多，以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知識可以買賣，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豈不荒謬，豈不可笑？

　　這種風氣若不剎住，權力已然過大的許多刊物的權力勢必進一步膨脹。這些刊物真該享有這么大的權力？在學科分際越來越越細的情況下，一個刊物少許幾個編輯的學術訓練或背景不可能不捉襟見肘，其判斷要做到大致準確也很難，而經費短缺或操作上的麻煩又不允許請編輯部之外的審稿者。在這種情況下，能做到把真正差的稿子篩選掉，把真正好的稿子刊行發(fā)表嗎？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編輯專業(yè)背景不對口（這種情況并非少見），準確的判斷就更難保證，更不要說用稿唯親，或因個人原因拒絕發(fā)表達到水準的稿件，甚至明目張膽地收取版面費。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地導致腐敗。相比之下，英美人文學術刊物一般是同人刊物（即立場相同或相近的人們發(fā)表其觀點的“平臺”），從業(yè)者在這些刊物上發(fā)表一篇論文，主要是為了表達對某一問題相同或相近的立場或看法，顯示其學術水平只是其次要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刊物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具有政府撥款之背景（試比較，我國學術刊物從業(yè)人員多屬事業(yè)單位編制，刊物出版本身的成本也由單位甚至政府部門撥款負擔）。所以它們對于人文學術和學者的重要性大大不如中國。

　　那么，英語國家主要用什么辦法來評估人文學者的業(yè)績？從筆者掌握的情況來看，主要靠的是著作。沒有一兩部像樣的著作，一個人文學者是不可能在業(yè)界安身立命的。那么由誰來定奪這些著作究竟有沒有學術價值，以及有多高的學術價值呢？這里，出版社雖然不是沒有作用，但顯然并不享有我國刊物----尤其是所謂“核心”刊物，甚至“權威”刊物----那么巨大的權力。在一種高度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是一種相對寬松的出版環(huán)境中，出版一兩本書決不是什么難事�？墒�，書出版了，卻并不等于達到學術水準。那么由誰來決定是否達到了水準？由同研究領域的真正的專家們來決定。如果在本國找不到足夠數量的合適的同行專家，那就花錢在全世界范圍內尋找。這樣做的成本可能很高，但是我國人文學術評估體制如果真要想成熟起來，恐怕遲早得舍得花這樣的代價。

　　當然，假如沒有一套學術評價機制，當代條件下知識的傳承、更新乃至創(chuàng)造將是非常困難的，甚至大學本身的合法性也會成為問題。所以目前應當做的事，是參照發(fā)達國家的做法，使我國學術評估體制變得更合理----不僅是形式的合理，更是實質合理。在量化之風狂吹中國高校和研究單位之際，不止一所名牌大學硬性規(guī)定人文學科教授一年必須發(fā)表三篇論文，其中有兩篇必須在所謂“核心刊物”上發(fā)表，而且一年就得評估一次。恰成對照的是，中山大學哲學系現行管理制度是，教授無需每年發(fā)表一篇或更多論文，而是三年內發(fā)表三篇論文就行；
評估頻率為三年一次；
雖然三篇文章中需有兩篇在“核心刊物”上發(fā)表，但如果不是在“核心刊物”上而是在其他什么刊物甚或論文集上發(fā)表，也沒有關系，可以作為質量相當的論文提交給學術委員會，由委員會來裁定是否達到所要求的水準。

　　這里，哪種做法更具有實質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這里，我們已然看到了一個合理的開端，看到了一線希望的光亮。

　　2003年3月20日

　　補記：

　　國際數學界普遍認為比哥德巴赫猜想更重要的龐加萊猜想，最近被中國學者中山大學朱熹平教授最終證明�！八�的成就與‘小環(huán)境’有關，一方面是丘成桐（哈佛大學教授、著名數學家、菲爾茲獎得主）領導的學術團隊，另一方面是中山大學的環(huán)境。據《南方日報》報道，朱熹平從偏分方程研究轉到幾何分析的研究時，有四五年的時間，幾乎沒有發(fā)表過論文。同樣是中國的大學，為什么中山大學可能提供這種環(huán)境，同樣與主管者具有個人自省精神有關�！�

　�。ㄒ�文出處：王曉漁，《學者抱怨學術制度之前請先自省》，《新京報》2006年06月06日http://www.frchina.net/forumnew/viewthread.php?tid=43904&fpage=1）

　　2006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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