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十二點半，我在曼哈頓第八大道八十號十九層新方向出版公司的門口按響門鈴，珮吉迎出來。每次來紐約，她都和格瑞瑟達一起請我吃午飯，加上住在附近的艾略特，兩男兩女，用一張公司專用的綠色“美國特快”信用卡付賬。這回我想破破例，省了這頓午飯，事先沒打招呼，到了紐約一頭扎進茫茫人海。誰想到在大都會博物館紀(jì)念帕斯的朗誦會散場時，珮吉突然出現(xiàn)在我面前，不由分說，約好一起吃午飯。

　　珮吉五十多歲，家姓狐貍，無從考證，我估摸她祖先八成是愛爾蘭的獵狐人。

　　珮吉是我的責(zé)任編輯，也是“新方向”的副總裁。她家住在哈德森河上游，從后窗能看到蘆葦掩映的河水。1992年春天，我跟艾略特一起去她家做過客。她丈夫鮑普是個退休的文學(xué)教授，在家寫小說，做飯，熱衷于社區(qū)政治。聽珮吉的口氣，鮑普的小說永無完成之日，也沒指望發(fā)表。說來那才是真正的愛好。飯后我們沿哈德森河散步，來到一個小碼頭。木結(jié)構(gòu)的棧橋伸向哈德森河，橋頭釘著塊牌子。二次大戰(zhàn)期間，多少美國小伙子在這兒跟情人告別，再也沒回來。

　　“新方向”出版社的創(chuàng)辦人是詹姆斯·勞夫林，可惜我無緣見上一面。當(dāng)年他認(rèn)識龐德時，只是個家境富有的文學(xué)青年。龐德對他的詩評價不高，倒是勸他辦一家地道的文學(xué)出版社。由龐德指明的“新方向”，六十多年來成了美國出版業(yè)的奇跡：不以賺錢為目的但又能自負(fù)盈虧，而幾乎所有美國現(xiàn)代詩歌的經(jīng)典都源于此。勞夫林兩年前去世了。

　　出版社成了母系氏族——老板和主要編輯幾乎都是女人，像一群母雞，孵養(yǎng)著我們這個時代相當(dāng)男性化的文學(xué)。

　　艾略特遲到了。做為帕斯的英譯者，這兩天他忙得四腳朝天。在紐約和華盛頓舉辦盛大的紀(jì)念帕斯的活動，最后以在大都會博物館的朗誦會達到高潮。按字母順序，艾略特排最后一個。他坐在我旁邊，急躁但克制，準(zhǔn)是渾身都能劃著火柴。整個朗誦會由美國桂冠詩人品斯基穿針引線，最后以艾略特打結(jié)：他給艾略特極高的評價。在讀帕斯的長詩《太陽石》最后一節(jié)前，艾略特動情地說：“三十年前，就在離這兒幾個街口，我跟帕斯開始一起朗誦……如今人已去，詩還在……”他的聲音哽咽了。

　　格瑞瑟達終于出現(xiàn)了。她七十多歲，剛從腦血栓的打擊中恢復(fù)，腳下還不太穩(wěn)。她目前是出版社的老板，掌管著“美國特快”信用卡，而病痛和年齡正逼她退休。她父親斯蓋勒·杰克森是詩人兼文學(xué)批評家。大約六十年前，英國的名詩人羅伯特

　　格瑞夫斯和夫人勞拉·瑞定，來美國和他們一家共度夏天，結(jié)果她父親和勞拉墮入情網(wǎng)。勞拉把她媽媽逼瘋了，在神經(jīng)病院一住幾十年。格瑞瑟達那年只有十二歲，和弟妹一起被送到姑姑家。而他父親和勞拉搬到弗羅里達的一個葡萄園隱居，至死在一起。其間四十年，他們共同編寫一本英文詞典，每個定義只用一個詞，既未完成也沒出版。自那個夏天以來，格瑞瑟達再也沒見過父親。

　　我們一行四人，從十九層樓降到地面，過馬路，再拐個彎，直奔那家名叫“布魯塞爾”的飯館。十年來，我們也試過別的幾家，都不甚滿意。看來實驗歸實驗，傳統(tǒng)就是這樣形成的。

　　最后一次嘗試，是家剛開張不久裝璜時髦的小館子。那天艾略特點的漢堡包，他剛咬一口眉頭就皺起來。結(jié)賬時，侍者禮貌地問我們覺得飯菜怎么樣�！澳阋�我說實話嗎？”艾略特從眼鏡上面撇了他一眼，“這是我有生以來吃過的最差的漢堡包�！�

　　“布魯塞爾”的基本色調(diào)是暗綠色，古色古香，有股歐洲戰(zhàn)前的味道。這里氣氛輕松而節(jié)制，沒有年輕人和酒鬼，我估摸來這兒的都是老顧客。沿窗擺下的四張桌子，隨外面變幻的光線轉(zhuǎn)動。我們多半都選那張把角的桌子，似乎為了某種穩(wěn)定感。陰天下雨，這四張桌子好歹才安靜下來。夏天的陽光被窗戶過濾，不再那么暴躁；
到了冬天，陽光影影綽綽，成為某種生命的幻象。侍者彬彬有禮但又不夸張，隨時準(zhǔn)備消失。

　　二

　　在紐約竟有某些不變的東西。十年來，我們同樣四個人，來同一家飯館，坐在同一張桌子，談同樣的話題，連口味也越來越趨于一致。今天除了格瑞瑟達點烤鵝肝外，珮吉、艾略特和我都點的是鴨絲色拉。而飲料嘛，四個人全都要冰茶。照慣例，再加兩份炸薯條。用炸薯條蘸番茄醬，有滋有味的。

　　先說起紀(jì)念帕斯的朗誦會的盛況。由于會場早就滿了，有一千多人被拒之門外，其中包括贊助者、墨西哥參議員。珮吉說她也被攔在門口，幸虧來了墨西哥的一幫政要，她趕緊聲明她是帕斯的出版者，于是文學(xué)被政治裹挾進會場。

　　我說，是帕斯，是他的個人魅力，把平時互不來往的美國詩歌界的各路人馬以及政要、外交官聚到一起來了。朗誦會就像一個和解中的家庭聚會，只有我和另一個瑞典詩人是外人�！澳阍谒麄冎虚g簡直是個嬰兒，”格瑞瑟達插話說。她告訴我，那個一頭白發(fā)瘦高瘦高的老先生是肯尼迪的特別顧問�！罢嫔窳�，快半個世紀(jì)過去了，他居然還活著�！备袢鹕�達感嘆道。于是大眼瞪小眼，好像活見了鬼。

　　“人們永遠弄不清帕斯的政治立場，”艾略特吞進一根炸薯條，說，“其實很簡單，按美國的標(biāo)準(zhǔn)，他是左派；
可按拉丁美洲的標(biāo)準(zhǔn)，他得算右派，因為他反共，反卡斯特羅，而很多拉丁美洲作家都是卡斯特羅的朋友。”

　　珮吉告訴我，“新方向”打算出版帕斯兩卷本的詩歌全集，由艾略特翻譯和編輯。他們還打算出顧城的詩集，要我設(shè)法和他姐姐聯(lián)系，得到版權(quán)許可。

　　鴨絲色拉上來了。廚房就像潛臺詞，躲在文學(xué)和政治后面，出其不意。我們的胃突然被喚醒，激動有如心臟。好一陣，只聽見刀叉叮當(dāng)作響，大家不再吭聲，專心于鴨子的滋味、菜葉的質(zhì)感和調(diào)味油的色澤。汽車聲和腳步聲漏進來，窗上有人影滑過。陽光閃耀。其實，陽光才是紐約真正的主人。昨天早上，一個法國攝影記者給我拍照，帶我滿街追趕陽光。我通過攝影家的眼睛看到紐約的陽光在樓群之間摸索、折射，轉(zhuǎn)瞬即逝。

　　我問起艾略特紐約的治安。剛到紐約的第二天早上，我在萊克辛頓大道和東三十一街把角的咖啡館喝咖啡看中文報紙。有一則消息：馬友友的大提琴在紐約失而復(fù)得。他下出租車時，忘了拿后備箱的那把價值二百五十萬美元的大提琴。報警后，全紐約的警察出動，幫他找那輛出租車，四個小時后，大提琴回到馬友友手里，沒耽誤他晚上的演出。就在我讀這條消息時，小偷麻利地摸走了我放在腳邊的書包。說時遲，那時快，待我猛醒，四下一打量，全都是正人君子。

　　珮吉和格瑞瑟達趕緊摟住自己的包，生怕不翼而飛。艾略特眼睛一翻，搖搖頭，責(zé)怪地說，“這是紐約�！笔前。�只能怪我這個鄉(xiāng)下人，在引導(dǎo)城里的正人君子犯錯誤。

　　說起紐約犯罪率的下降，艾略特指出，這是全美各大城市的普遍現(xiàn)象，除了美國經(jīng)濟好轉(zhuǎn)外，還和從十五歲至二十八歲這一高犯罪率的年齡層的下降有關(guān)。我問他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怎么看。

　　“他整個一個法西斯！”艾略特火冒三丈，“在曼哈頓根本就他媽沒法停車，我今年吃了六張罰單。連到公園烤肉，超過五十個人必須得到批準(zhǔn)，等于禁止集會游行。更別提布魯克林那檔子事了�！痹诓剪斂肆置佬g(shù)館正進行的展覽中，一個黑人畫家把大象糞和圣母像涂在同一塊畫布上，引起了爭議。朱利安尼威脅美術(shù)館若不摘掉這幅畫，就甭想得到市政府下一年度的撥款。

　　杯盤撤去，我們四個人都要了咖啡。話題轉(zhuǎn) 向美國明年的大選。艾略特嘆了口氣，說這回他不知該選誰了，戈爾真讓他失望。他跟我解釋說，堪薩斯州最近通過了教育法案，否定了進化論，在中小學(xué)的課堂上以基督教的創(chuàng)世說為基礎(chǔ)。按基督教的說法，世界只存在了一萬年�！澳腔�石該怎么解釋？”艾略特聳聳肩，“荒謬透頂。”而信奉高科技的戈爾為了贏得當(dāng)?shù)剡x票，竟對此不置可否。珮吉和格瑞瑟達連連點頭。這些美國左派對民主黨也厭倦了，政治前景像咖啡一樣暗淡。我問珮吉為什么在美國沒有第三種勢力。

　　“現(xiàn)在冒出個改革黨，但也不太可能構(gòu)成第三種勢力。這也許恰恰說明美國選舉制度本身有問題�！鲍樇�耐心地向我介紹了美國大選的過程。你看，三下五除二，只能得這么個結(jié)果。

　　“為什么美國總統(tǒng)幾乎都是律師？”我又問。這就是局外人的特權(quán)，不恥下問，百無禁忌。

　　珮吉和格瑞瑟達掰著指頭把本世紀(jì)的美國總統(tǒng)挨個撥拉一遍，果然讓我言中。

　　“是不是律師這行當(dāng)?shù)乃季S和表述方式在影響美國的政治？”我說。

　　“絕對沒錯。他們借用法律語言，以冷血的意志和間接的方式達到目的�！鲍樇�說。

　　午餐結(jié)束了，我們在門口告別。陽光明媚，這是晚秋最后的黃金時光。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其實這幅畫和我們在“布魯塞爾”飯館的午餐毫無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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