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深了，我關(guān)上燈，在噼啪作響的壁爐旁坐下，打開瓶紅葡萄酒，品酒聽風(fēng)聲看熊熊烈火。

　　這是我一天最放松的時候。

　　酒文化因種族而異，一個中國隱士和一個法國貴族對酒的看法會完全不同。當(dāng)酒溶入血液，陽光土壤果實統(tǒng)統(tǒng)轉(zhuǎn)換成文化密碼。比如，漢語中描述白酒的詞，如“醇厚”、“綿”，根本甭想找到對應(yīng)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兩個美國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產(chǎn)酒區(qū)那帕品酒，他們透過陽光虔誠舉杯，抿一口，搖唇鼓舌，吐掉，跟著吐出一大堆英文術(shù)語。我估摸這多半來自法文，在轉(zhuǎn)換過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飲食習(xí)慣簡化了。可譯可不譯，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關(guān)。一般來說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譯，比如酒，比如幽默。

　　有人把古文明分成兩大類型：“酒神型”和“日神型”。漢文化本來算“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夢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跟著喝，喝死算。據(jù)說那時候燈油昂貴，黑燈瞎火，不喝酒干嗎去？后來必然敗給了一個比較清醒的國家———周。周公提出“制禮作樂”。一戒酒，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跟著變了。

　　我酒量不大，但貪杯，說起來這和早年的饑餓有關(guān)。三年困難時期，我常去我家附近的酒鋪買涼菜。食品短缺，酒鋪改了規(guī)矩：賣一盤涼菜必須得搭杯啤酒。那年我十歲。至今還記得那個位于北京平安里丁字路口的小酒鋪，門窗涂成淺藍色，臟兮兮的，店里只有兩張小桌幾把方凳，玻璃柜又高又大，擺著幾盤涼菜。我把一卷柔皺的紙幣遞上去，接過涼菜，倒進鋁飯盒，再小心翼翼端著酒杯，站在門口看過往車輛。啤酒涼颼颼的，有一股霉味。回家路上我兩腿發(fā)軟，怎么也走不成直線。當(dāng)時并沒體會到酒的好處，以為那是免于饑餓的必要代價。

　　頭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學(xué)們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背風(fēng)處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羅衾不耐五更寒”。睡不著，大家圍坐在月亮下，瑟瑟發(fā)抖。有人拿出兩瓶劣等葡萄酒，轉(zhuǎn)圈傳遞。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終生難忘。山野間，暮色激蕩，星星迸裂，我飄飄欲仙，豪情萬丈。我猜想，所謂革命者的激情正基于這種沉醉，欲擺脫塵世的猥瑣生命的局限，為一個偉大的目標而獻身。

　　如果說沉醉是上天堂的話，爛醉就是下地獄。我爛醉的次數(shù)不多，原因是還沒等到爛醉，我先睡著了。這恐怕是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測地形，只要有床或沙發(fā)我就放心了。

　　八六年春我和邵飛去內(nèi)蒙，朋友帶我們到草原上做客。那里民風(fēng)純樸，惟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飲酒唱歌。輪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為止。蒙古包比較方便，往后一仰，就睡進大地的懷抱。醒了也賴在那兒裝死，免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實在，不會像美國警察測試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發(fā)現(xiàn)他們唱歌方式特別，酒精隨高頻率振蕩的聲帶揮發(fā)而去，不易醉。如法炮制，我們大唱革命歌曲，驢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產(chǎn)隊長給灌倒了。這在當(dāng)?shù)乜伤愕闷鎼u大辱。第二天中午我們剛要出發(fā)，隊長帶來七八個壯小伙子，估摸是全隊選拔來的。他們扛著好幾箱白酒啤酒，連推帶搡，把我們涌進一家小飯館。我的幾個朋友雖是漢人，但土生土長，這陣式見多了。杯盤狼藉方顯英雄本色，雙方磕平。隊長只好作罷，揮揮手，帶眾人磕磕絆絆為我們送行。而我早就鉆進吉普車，呈水平方向。

　　二

　　車過東勝市。市長沒鬧清我何許人，設(shè)宴招待。那小鎮(zhèn)地處邊疆，竟有燕窩鮑魚之美味，吃了好幾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誰知道按當(dāng)?shù)仫L(fēng)俗，市長大人先斟滿三杯白酒，用托盤托到我跟前，逼我一飲而盡。我審時度勢，自知“量小非君子”，人家“無毒不丈夫”，這酒非喝不可，否則人家不管飯。作陪的朋友和當(dāng)?shù)馗刹垦郯桶投⒅�我。我心一橫，掃了一眼旁邊的沙發(fā)，連干了三杯，頓時天旋地轉(zhuǎn)，連筷子都沒動就一頭栽進沙發(fā)。醒來，好歹趕上喝了口湯。

　　中國人講“敬酒不吃吃罰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種禮數(shù)，一種儀式，點到為止。“罰酒”是照死了灌，讓你在大庭廣眾之下丟人現(xiàn)眼。“敬酒”在京劇中還能看得到：“酒宴擺下”———其實什么都沒有。如今只剩下“罰酒”了，這古老的懲戒刑罰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頭百姓，無一例外。說來那是門斗爭藝術(shù)，真假虛實，攻防兼?zhèn)�，樂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揚了中國文化。我女兒剛學(xué)說話時，就從她姥爺那兒學(xué)會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個，兩頭尖尖，這么大個兒。”多么樸素的真理，這真理顯然是被酒鬼們重新發(fā)現(xiàn)的。

　　八三年春，我參加遵義筆會，跟著眾人去“董酒”廠參觀。午餐很豐盛，每桌都有個姑娘陪酒。作家們起了歹心，紛紛跟那陪酒女干杯。起初她們半推半就，繼而轉(zhuǎn)守為攻，挨著個兒干，先一杯對一杯，后三杯對一杯，最后那些想占便宜的男人紛紛求饒，出盡洋相。一打聽，這都是酒廠專門挑出來的女工，特殊材料造就的，喝酒如喝水，從不會醉。酒廠設(shè)此圈套整治一下色迷迷的男人，也好。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實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許愿，告訴你沒有過不了的關(guān)；
它從不背叛你，最多讓你頭疼兩天———開個玩笑而已。頭幾年住在北歐，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發(fā)那漫漫長夜。

　　在歐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歐人以葡萄酒為主，從不暴飲，純粹是為了享受生活，讓陽光更明亮愛情更美好。北歐人酷愛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點兒從孤獨中解脫出來。俄國人就更甭說了，冰天雪地中的絕望非得靠伏特加，被一棍子打悶才行。我當(dāng)時找的就是這感覺：被一棍子打悶。

　　我九O年在挪威呆了三個月，從秋到冬，好像膠卷曝光過度，一下全黑了。好在挪威水利發(fā)電過剩，鼓勵用電，白天黑夜全點著燈。我住學(xué)生城，和五個金發(fā)碧眼的挪威小伙子共用一個廚房。我剛放進冰箱的六瓶啤酒，轉(zhuǎn)眼少了四瓶半。挪威的酒類由國家管制。啤酒分三級，一級幾乎不含酒精，二級的酒精也少得可憐，只有這兩級啤酒可以在超級市場買到，三級啤酒和其他酒類全部由國家控制的酒店專賣。啤酒貴不說，一到晚上七點，哐當(dāng)當(dāng)，所有超級市場都用大鐵籠子把啤酒罩起來，再上鎖，就連經(jīng)理也別想順出一瓶。每逢周末，酒鬼們趁早買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個半醉，再上街進酒吧，否則要想喝醉，非得破產(chǎn)不可。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別多，在酒精專制下，那些游擊戰(zhàn)士倒也沒什么遠大抱負———“但愿長醉不愿醒”。

　　我看過一部有關(guān)動物世界的電影。一群猩猩吃了從樹上掉下來的爛果子，步履蹣跚，東倒西晃，最后全都躺倒在地，呼呼大睡。要說這就是我們文明的起源，基于一種因發(fā)酵而引起的化學(xué)反應(yīng)，直到今天，仍在影響著我們觀察和夢想的方式。

　　三

　　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所謂“老”，其實倒不在于相識的年頭，更重要的是共飲的次數(shù)，每回來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力川東北漢子，本是喝白干的，結(jié)果學(xué)法國文學(xué)學(xué)壞了，愛上了昂貴的紅酒。他對酒具的重視顯然是受法國文化中形式主義的影響。酒杯不僅認真洗過，還要用餐巾紙逐一擦干，不留一丁點兒水痕。紅葡萄酒要提前半個小時開瓶，讓它透氣。他太太是杭州人，做得一手好菜。好友三五，對酒當(dāng)歌，此乃人生之樂事也。喝法國紅酒也有一種儀式：斟上，看顏色，晃動杯子，讓酒旋轉(zhuǎn)呼吸，聞聞，抿一口，任其在牙縫中奔突，最后落肚。好酒？好酒。酒過三巡，牛飲神聊，海闊天空。

　　我今天喝得猛，先飄飄然，轉(zhuǎn)而頭重脖子硬，眼前霧蒙蒙，再細看力川變成兩個，想必是喝多了。力川的聲音忽遠忽近：“古人說，酒不醉人人自醉……”我連連點頭。人總是需要這么一種狀態(tài)，從現(xiàn)實從人生的壓力下解放出來。酒醉只忽悠一陣。坐直了，別趴下，跟著眾人傻笑。不久力川又變成一個。

　　我從北歐不斷往南搬，像只候鳥，先荷蘭、法國，然后越過大西洋奔美國，從中西部又搬到陽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漸擺脫了烈酒，愛上紅酒。細想，這絕對和陽光有關(guān)。有陽光的地方，人變得溫和，和紅酒的性格一致。

　　我喝紅酒的啟蒙老師是克萊頓（Clayton），美國詩人、東密西根大學(xué)英語系創(chuàng)作課的教授。他喜歡烹飪，最拿手的是法國和意大利菜。我住在安納堡（Ann Arbor）時是他家的座上客。佳肴當(dāng)然得佐以美酒。他邊喝邊告訴我一些產(chǎn)地年份之類的基本知識，至于品味則不可言傳，非得靠自學(xué)。喝得天昏地暗時，我會產(chǎn)生錯覺，他家那長長的餐桌是流水線，克萊頓一瓶一瓶開下去，空瓶子在桌的盡頭消失。墻上的那些墨西哥面具全都活了，獰厲而貪婪地盯著我們……

　　他家地下室雖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數(shù)目總也上不去，有時只剩下百十來瓶。于是他開車到處去買酒，把我也叫上。我們常去的是另一個小城的酒店“皇家橡木”（Royal Oak），得開一個多鐘頭。老板摩洛哥人，小個兒，眼睛賊亮。我們一般中午到，他備上小吃，再開上幾瓶紅酒，連吃帶喝。他進的多是一些名不見經(jīng)傳的法國酒。買酒的確是一種發(fā)現(xiàn)，有的價格不貴，但很棒。克萊頓興致所至，不顧他太太卡柔的反對，一口氣買下四五箱。我也跟著湊熱鬧買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萊頓的酒窖里，想想不大放心，還是扛回自己的小窩。

　　九六年五月我到臺北開會。有天晚上，《殺夫》的作者李昂領(lǐng)我到一家酒店。店面不大，顧客多是律師醫(yī)生名畫家，三五成群，圍坐在空木箱上，開懷暢飲�？站破颗懦申牐�一看都是極昂貴的法國名酒。在臺灣喝紅酒成了新時尚，好歹比餐桌上灌XO強多了。飲酒居然也和強勢文化有關(guān)，明碼標價，趨之若鶩。其實法國紅酒根本配不上中國菜，特別是川湘菜，味重，舌頭一木，好酒壞酒沒區(qū)別。

　　我忽悠一下打了個盹兒，趕緊正襟危坐，裝沒事人兒一樣。時間不早了，由力川夫婦督陣，讓一個半醉的朋友開車送我回家。巴黎街頭冷清清的，偶爾有酒徒叫喊。我到家，磕磕絆絆上樓，掏出鑰匙，卻怎么也插不進鎖里。我單眼吊線，雙手合作，折騰了半天，才發(fā)現(xiàn)拿反了鑰匙。卡嗒一聲，門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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