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是我喜歡的作者，但卻沒有他的詩文集的舊刻本。原因是常見的都刻得太壞。只是偶然從書店架上得到一部同治刻本，照例是極為草率的刻本，但卻有南匯沈樹鏞的好幾方藏印。沈君是著名的收藏家，連他也不得不購藏這樣的本子；
可見“龔集”佳本之難遇了。

　　現(xiàn)在手頭用的是一九七五年二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是校訂頗為仔細完備的本子。用的還是繁體字。那是“文革”后期，書店久已不見新書供應(yīng)，等我聽到此書出版消息，跑到書店去問，卻早已賣光了。可見當(dāng)時讀書界饑渴之狀已經(jīng)到了怎樣的程度。還是舊友嘉定唐云旌送給我一本，才得以快讀。過了一年多一點，此書忽然大量出現(xiàn)于書店的廉價部，但“重訂前言”都撕去了。我的一冊卻是完全的，“幫氣猶存”，不能不以“珍本”視之。近來講究新書（解放后出版的）版本之風(fēng)大盛，但十年“文革”中出現(xiàn)的出版物卻少有人注意，我覺得也是一種缺憾。無論“文革博物館”能否出現(xiàn)，此類文獻也是不容忽視的。我以為。

　　《全集》后面還附有吳昌綬編的《定庵先生年譜》，和張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譜外紀》，于先生平生佚事，搜羅頗備。此后又有廣輯遺聞?wù)�，但仍不免漏略。臨桂況周儀《選巷叢譚》卷二有四則，極有趣。

　　秋實軒者，羽山民（龔定庵先生自號）飛處也，軒有梧桐數(shù)株，相傳唐時物，山民至揚，輒寓是軒，日夕諷詠其下。山民無，假于魏，所容浮于趾，曳之廓如也。客至，劇談漸浹，山民跳踞案頭，舞蹈樂甚。洎送客，竟不知所之，遍覓不可得。瀕行，撤臥具，乃于帳頂?shù)弥�。�?dāng)時雙飛去，山民不自知，并客亦未見。此客亦不可及。

　　文達（阮元）晚年恒貌聾以避俗。惟山民至則深談?wù)�日夕，并不時周之。揚人士為之語曰:“阮公耳聾，逢龔則聰;阮公儉嗇，交龔必闊�！�

　　默深先生著《圣武記》于園。山民書贈楹帖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綜一代典，成一家言”。

　　山民有異表，頂棱起，而四分，如有文曰十。額凹下而頦上。目炯炯如巖下電，眇小精悍，作止無常。則非滑稽不以出諸口。垢面而談詩書，不屑盥漱�？蛽P日，默深先生給兩走祗伺之。一日晨興，呼主人急出則怒甚。曰，“爾仆嬲我。吾不習(xí)沐，疇則不知，乃以水?dāng)?shù)數(shù)溷我，是輕我也。賢主人乃用此仆乎！”默翁笑謝之。

　　雖只寥寥四則，定庵形貌、習(xí)性舉止如見。是極好的速寫。舊時代所謂名士風(fēng)流，大抵若此，而定庵則是特出者。魏默深是定庵摯友，但對之并不客氣，嘗跋金石拓奇云，默深曾“竊取”其藏品，近將過訪，則說“盜不遠矣！”定庵身后，默深為刪定遺集，將文字鋒芒處多所刪潤。則兩人關(guān)系，亦非世稱所謂“龔魏”也。記他與阮元的關(guān)系，也寫得極妙。自珍嘗撰《阮尚書年譜序》，極恭謹。又有《問經(jīng)堂記》，有言曰，“今大學(xué)士儀征阮公所燕居曰經(jīng)堂，入其室也，無雜賓，無雜言焉”�？梢姸�人交際的一斑。而大老官居鄉(xiāng)為避免“俗客”，偽稱耳聾，也可于鄉(xiāng)諺中見之。

　　定庵生平佚事，類此者尚多。如在京師日，曾拉不相識人同飲（定庵詩有“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句）。在杭州時，常囑家人備盛饌，卻不召一客，至期對空空客座舉箸呼名勸酒。于是朋友都稱之為“龔呆子”。種種奇言異行，只不過是表面現(xiàn)象，其實他對世事人情，感受極深，看他給朋友的信《與人箋》可知。他更隨時毫無避忌地揭出統(tǒng)治者的用心，如“本朝博學(xué)宏詞科始發(fā)自公，將以收拾明季遺佚之士”（《徐尚書代言集序》），又說“漢有大善之制一，為萬世法。關(guān)內(nèi)侯是矣”。指出這種“虛爵”辦法，只在表面上給予尊崇，“無兵權(quán)，無自辟官屬”，并指出“我圣祖仁皇帝既平吳耿大逆”，所采用對待功臣的政策，“以漢制準之，則關(guān)內(nèi)侯也”（《答人問關(guān)內(nèi)侯》）。他還有一篇名文，《杭大宗逸事狀》，是為同鄉(xiāng)杭世駿而作。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試保和殿，試卷中有“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的話，幾乎被殺頭，終被赦歸里。乾隆皇帝南巡，大宗迎駕。皇帝問道“汝何以為活？”答，開舊貨攤“買破銅爛鐵，陳于地賣之。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边^了幾年，皇帝又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蔽恼聦懙煤啙嵲溤�，而情事畢見，無論是誰，讀了都會感到一種陰冷的印象，久久不能去。

　　定庵著名的文字，還有《病梅館記》，已是盡人皆知的名篇。這其實是一篇上好的雜文。放眼來看，定庵所作詩文，無不有雜文氣，如所作《干祿新書自序》，就是一個好例。全篇歷數(shù)殿試、朝考、保送軍機處、考差……種種程式、儀制，細致如掌故書。但在關(guān)鍵所在，必書“楷法尤光致”、“遴楷法如之”，凡五見。而自己因楷法不如式屢不及格，“乃退自訟，著書自糾”。所說都是自我譴責(zé)的正面話，就像前些時人們常寫的“認罪書”一樣，讀之宛如英國狂生斯威夫特的雜文。其實他也不經(jīng)意地說了老實話，在《跋某帖后》說道，“余不好學(xué)書，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他的字的確不中程式，不合館閣體的規(guī)格，因之流傳極少，也格外受人愛重。

　　他還有許多“狂言”，如李白詩，他就認為“十之五六偽也”。他評白居易為“真千古惡詩之祖”，理由是“長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欄妓女之詞，豈貴妃風(fēng)度耶！”也不能說毫無道理。

　　“文革”初期，上海新聞出版系統(tǒng)設(shè)五七干校于奉賢海濱。唐大郎（云旌筆名）被命燒鍋爐，供應(yīng)全校開水，我則擔(dān)任供水。當(dāng)時的規(guī)矩是每周要交思想?yún)R報一份，大家都視為苦事。一夕，廣播大喇叭放送《黃河大合唱》，大郎歡喜，就以此為題大做文章，說什么寫黃河最好的詩是龔定庵的“卷簾梳洗望黃河”云云，匯報交上，心里又打鼓，因為定庵這首黃河詩是在袁浦河邊妓樓上作的，生怕被看出破綻引來一場批斗，不料后來卻平安無事。原來這前后上頭稱贊了龔自珍，說他那首“九州生氣恃風(fēng)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的詩寫得不壞�！昂迷�！好詩！”于是定庵立即被晉封為法家詩人，他的無論什么話也不會錯了。大郎后來又作了一首詩，現(xiàn)在只記得后兩句，“才人嫖妓院，造反派無知�！彼�終于悟出，是自己犯了高估吧兒們文化水平的錯誤。按理說，定庵這首詩的確做得不錯，可惜的是不合時宜。任憑天公如何用力“抖擻”，無奈一個個地“降”下來，都被立即送到應(yīng)該去的地方去了，俞平伯搓草繩，錢鐘書送報紙，人盡其才……閑言少敘，還是來看定公詩罷。

　　龔定庵在當(dāng)時是詩名極盛的�！都汉ルs詩》有句云，“賴是搖鞭吟好句，流傳鄉(xiāng)里只詩名”。自注云，“到家之日，早有傳誦予出都留別詩者。時有詩先人到之謠”。請看他是多么得意、自喜。其實，他留給詩壇的影響又何止百年。我覺得在嚴復(fù)、梁啟超出現(xiàn)以前，龔自珍是獨領(lǐng)風(fēng)騷數(shù)十年的人物，他的詩文確是風(fēng)靡了一世的。只看他的遺集翻刻之多就可知道，雖然都刻得那么草率。

　　受他影響的作者也真不少。我覺得值得提出的是魯迅和陳寅恪。從他們的詩里都可以看到龔自珍的影子。

　　陶潛是一直被奉為千古隱逸詩人之祖的，重要特色是平淡，代表作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從來少有異議。好像只有龔定庵才提出了不同意見。他有《舟中讀陶詩三首》：

　　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云發(fā)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

　　陶潛酷似臥龍豪（語意本辛棄疾），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

　　陶潛磊落性情溫，冥報因他一飯恩。頗覺少陵詩吻薄，但言朝叩富兒門。

　　他不相信陶詩的特色只是“平淡”；
他指出陶潛喜歡說起荊軻，常常觸及“恩仇”的話題，不是與世無爭的人物。他認為陶詩構(gòu)成的因子是《梁甫吟》和楚騷。他看出陶詩雖然也提到乞食，但并無寒乞相，不像杜甫那樣做可憐無可奈何狀。視角獨特，目光銳利，是好詩也是好詩話。

　　魯迅先生在《“題未定”草》中也說到陶潛，他批判了朱光潛的“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說。魯迅說，“還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最顯著的便是上文說過的‘悠然見南山’的例子，忘記了陶潛的《述酒》和《讀山海經(jīng)》等詩，捏成他單是一個飄飄然，就是這摘句作怪�！毕壬�又指出論人論文要緊的方法：

　　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這才較為確鑿�！�…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歷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為并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記得當(dāng)年初讀此文，就有一種感覺，這與龔自珍的意見正是一樣。因為他們都采用了“廣角鏡”式的讀書法，更全面深刻理解了作家的緣故。

　　還有一點，是魯迅詩和龔詩關(guān)系的問題，論詩不同于論文，也許更多虛無飄渺之處。但我以為其中總還有蹤跡可尋。

　　中國律詩的規(guī)矩通常是五言或七言八句，中間兩聯(lián)必須是兩副對子。有人喜歡將開頭一聯(lián)也寫成對子，比較罕見了；
更有全詩通體都用對句構(gòu)成的，就更少。魯迅留下的詩不多，但可看出，他是喜歡使用后兩種寫法的。

　　魯迅所作律詩《無題》（大野多鉤棘）、《題三義塔》、《阻郁達夫移家杭州》、《贈鄔其山》、《秋夜有感》等篇都用第二法，而一九三五年所寫《亥年殘秋偶作》一詩則是通體作對的。

　　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fēng)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云齒發(fā)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讀此詩，不能不想起定庵的名篇《秋心三首》，今錄其一：

　　秋心如海復(fù)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當(dāng)腰。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斗大明星爛無數(shù)，長天一月墜林梢。

　　兩詩的氣韻、聲口如此相似，不能不感到其間的微妙關(guān)系。特別是兩詩的寫法，竟是如此近似，更能看出其間的繼承關(guān)系。當(dāng)然，《魯迅全集》中無一字涉及定庵，但以迅翁涉獵之廣，絕無不見“龔集”之理，然則以上的推測，也許還是不無因由的罷。

　　定庵詩多艷情之作，自己并不避忌�！都汉ルs詩》中有“詞”三十余首，是四十八歲北上途經(jīng)袁浦時作，皆花月冶游紀事，吳伯宛為撰年譜，有“借燕游以抒湮郁之抱，所謂‘醉夢時多醒時少’也”。為定庵回護，十分可笑。其實納妾狎妓，在那時候都視為慣常，算不得是怎樣的“惡德”。《雜詩》中有一首云，“偶賦凌云偶倦飛，偶然閑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為汝歸”。這種對待異性的態(tài)度，是非常惡劣的。逢場作戲，隨隨便便，嬉皮笑臉，顯露出定庵性格的另一面，早被王靜安嚴厲批判過了。但這不能一概否定定庵也有過真正的愛情生活，也不能抹煞集中一些出色的情詩。如《暮雨謠三疊》。

　　暮雨憐幽草，曾親擷翠人。林塘三百步，車去竟無塵。雨氣侵羅襪，泥痕畫裳。春陰太蕭瑟，歸費夕爐香。想見明燈下，簾衣一桁單。相思無十里，同此鳳城寒。

　　這實在寫的美得很。地點是在北京，時間是初春雨夜，在林塘邊剛把晤過女友，眼睜睜地看著她上車回去。春雨瀟瀟，沾濕了她的衣襪，歸后想必要在爐邊烘干。她在閨中明燈之下做些什么呢，只有扯不斷的相思，雖然彼此相距不過十里遠近。這是一首美麗的愛情詩，也許是不為封建社會允許的“私情詩”。我甚至懸擬，女方可不就是寫《東海漁歌》的女詞人，轟動一時的“丁香花”案的女主角西林太清春么。

　　這一樁公案是因定庵一首詩引起的。小道消息則是冒鶴亭得之于外祖周季況星詒�！都汉ルs詩》有一首云：

　　空山徙倚倦游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fēng)遞與縞衣人。（自注：“憶宣武門內(nèi)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保�

　　太平湖畔的“朱邸”正是貝勒太素與太清夫婦所居的邸第。流言因此而起。孟心史（森）先生在《心史叢刊三集》中有《丁香花》一文，即為此而作，意在為定庵與太清春辯誣，否定此一戀愛公案。此文一出，一時此案似已論定，再沒有人提出異議。為古人辯誣，很久以來似乎已成一種風(fēng)氣，如俞正燮為李清照辯，她是著名女作家，不許改嫁。胡適為同鄉(xiāng)戴震辯，他是著名學(xué)者，不宜有盜竊旁人研究成果的嫌疑。還有一位儀征劉毓崧先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寫長文為南宋詞人吳夢窗洗刷他與賈似道不清不白的關(guān)系，終于說不清楚。這些衛(wèi)道戰(zhàn)士無不死守著封建道德，奉為判斷一切是非的標準，而放棄了實事求是，因此，他們的成功率苦不甚高。

　　定庵己酉入京接眷，不親自前往，僅派仆人經(jīng)辦。自己則徘徊畿南相待�！峨s詩》中有二題說及此事。

　　任邱馬首有箏笆，偶落吟邊便駐車。北望觚棱南望雁，七行狂草達京華。（自注：遣一仆入都迎眷屬，自駐任邱縣待之。）

　　房山一角露，十二連橋夜有冰。漸近城南天尺五，回?zé)舨桓覊趱�棱。（自注：兒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于雄縣，又請，乃又進次于固安縣。）

　　這是很奇怪的。定庵何以如此憚于入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過去有一種說法，其出都是為了“忤其上官”（湯鵬語），即使如此，也不必忌憚如此。另一種推測，則是定庵因與太清情事，怕太素仇家報復(fù)。心史先生的解釋則是“定公清興所至，原難以常理論”。這算什么理由呢，不但毫無說服力，而且驢唇不對馬嘴，完全對不上號。

　　孟先生的另一種論點是：“己亥為戊戌之明年，貝勒已沒，何謂尋仇。太清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蕩檢之時。”這就更缺乏說服力。無論兩人戀情事發(fā)生早在此前，即以四十八歲而論，也遠未到“已到無心選夢時”（曹楝亭句）的地步。何況貝勒一死，家人立即將太清趕出府邸，孟先生稱之為“家難”，其實與太清、定庵的交際密切不無關(guān)涉，此種事在清代宗室家族，視為不可容忍的奇恥大辱，是不問可知的。

　　孟先生還提供了不少珍貴的史料。如“太清與當(dāng)時朝士眷屬，多有往還，于杭州人尤密。嘗為許滇生尚書母夫人之義女……定公亦杭人，內(nèi)眷往來，事無足怪。一騎傳箋，公然投贈，無可嫌疑”。則肯定了兩家交好，確為事實。至解釋“一騎傳箋”為“蓋必太清曾以此花（按：丁香花）折贈定公之婦”，則想當(dāng)然耳。

　　太清才名之盛與交際之廣，孟先生又于太清詩集中搜得一事。

　　太清集庚子詩有一題云，“錢唐陳叟字云伯，以仙人自居，著有《碧城仙館詞鈔》，中多綺語。更有碧城女弟子十余人，代為吹噓。去秋曾托云林（云林為德清許周生先生之長女，與太清極密。云林表姊汪允莊為陳云伯子婦，汪有《自然好學(xué)齋詩鈔》，中言太清曾托許云林索題聽雪小像，效花蕊宮詞報之，則太清于陳許諸家俱有閨中文字之契，獨以云伯假名代作，以侈聲氣，乃痛詆之�！舶匆陨辖悦舷壬�考證語。〕）以《蓮花筏》一卷、墨二錠見贈。予因鄙其為人，避而不受。今見彼寄云林信中有西林太清題其《春明新詠》一律，并自和原韻一律。此事殊屬荒唐，尤覺可笑，不知彼太清與此太清是一是二，遂用其韻，以紀其事。

　　這實在是一件重要的文獻。陳云伯本是一個斯文走狗，是袁子才的“風(fēng)雅傳人”，在京師招搖撞騙，廣招女弟子以侈聲氣，遺行累累�！渡徎ǚぁ肥撬�所刻的一部趣味低下的“善書”，每用以贈人，以示“高雅”，得太清此一詩題，遂使丑態(tài)畢露。于此序中更可見太清性格潑辣，事有不平，即起而抗?fàn)�，絕不假借，她雖于詩壇有盛名，但絕“不墮時流綺障”，心史是說得不錯的。陳云伯的委瑣下流，龔定庵的驚才絕艷正如云泥之隔，人們心里自是雪亮的。

　　我在這里花了許多筆墨，倒不想為二百年前的一段文壇緋聞做翻案文章，材料只有那些，想考證也不可能有更多發(fā)明，只是覺得心史先生的考證，還留下不少疑點，想提出來說說而已。

　　寫此文竟，忽憶清初著名詩人、浙西三李之一的李符分虎，有《花南老屋詩集》五卷，康熙中刻入《梅會詩人遺集中》高層云為撰墓表，云康熙二十八年卒于福州，年五十一。沈西雍《匏廬詩話》云：“吾禾三李，秋錦而外，惟分虎足稱二難。詩固抗行，詞則有過之無不及。分虎客閩中某官署，其夫人亦能詩，慕分虎才，因越禮。某官偵知之，召分虎與眷屬共飲。酒半，舁一巨棺，強二人入之，遂葬后園。至今土人猶呼為鴛鴦冢�！薄赌贡怼分徽f是“暴卒”，未言死狀。此事絕奇，與龔定庵的情事絕類。定庵道光二十一年卒于丹陽縣署，年五十。也是“暴卒捐館”，死得不明不白。封建禮教殺人，這是兩個著例。兩人都是詩人，都死于“行為不檢”，在有的人看來，是“咎由自取”，是“活該”也說不定。僅此一事，即可見“輿論一律”是多么不容易！

　　二○○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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