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分層與社會和諧:社會學永恒的話題

　　在所有的社會中,人們一生下來就面對著不平等,即缺少平等的途徑以得到社會所提供的滿足欲望的物品(戴維·波普諾,1999 :239) 。因此,在所有的社會中,都如同地質結構一樣,存在著高低有序的等級層次,即社會分層。社會分層是社會學永恒的話題。自社會學的經典時代起,就形成了馬克思和韋伯兩種傳統(tǒng),此后,關于社會分層的研究就從未脫離西方主流社會學的視線。（注1）在國內學界,社會分層研究也是方興未艾,其態(tài)勢正如邊燕杰(1999) 所言,“制度轉型時期的社會分層研究成為近年來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熱點,也是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研究領域中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

　　與社會分層一樣,社會和諧（注2）也引起了各個時期有責任感的社會學家們的關注,探討大致在以下三個層面展開:一是各個獨立行動的個人是如何結合成社會的,這是社會學的基本問題之一,有野心的理論家總是試圖架通微觀與宏觀之間的橋梁,近年影響較大的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便是這樣的一種學術努力;二是有矛盾的社會沖突是如何整合的,這是社會學的重大理論問題,功能主義與沖突論便是對此問題截然相反的理論回應;三是社會分層之后如何實現(xiàn)社會整合,中間(階級) 階層（注3）研究或許能夠回答這一問題。

　　作為一個本土化概念,“社會和諧”的提出實質上是一種發(fā)展觀的轉變。在世界范圍內,發(fā)展觀最初的形態(tài)是經濟發(fā)展觀,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作為社會發(fā)展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標;到20 世紀70年代,經濟社會協(xié)調發(fā)展觀取代了片面的經濟發(fā)展觀;80 年代以后出現(xiàn)了以人為中心的發(fā)展觀,把人看作是最高的發(fā)展目標;幾乎與此同時,可持續(xù)發(fā)展觀問世,它強調人類應該在發(fā)展的同時與自然保持和諧統(tǒng)一,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發(fā)展機會與后代人的發(fā)展機會平等(童星,2005 :179 - 205) 。在國內,2002 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2003 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的科學發(fā)展觀;2004 年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有這些都是對“以人為中心”的發(fā)展觀和可持續(xù)發(fā)展觀的延續(xù)與深入,都體現(xiàn)了對社會發(fā)展的日益重視。鄭杭生(2003) 認為社會和諧是一種新型現(xiàn)代性,符合當代社會進展的趨勢,其關鍵在于要在政策上為弱勢群體提供制度性保障。社會分層在每一個歷史時期和每一種社會形態(tài)當中都無法避免,且會導致不平等。（注4）因此,就有必要消減由社會分層帶來的不平等,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和諧社會一般具有以下幾個特征:社會各階層和各群體之間應該保持互惠互利的關系;各階層和各群體應該得到有所差別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報;社會各階層和各群體之間的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梁麗萍,2004) 。

　　我國社會正進入一個高風險時期,整個社會的安全、和諧運行面臨著極大的挑戰(zhàn)。對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的分析表明,我國的社會分層呈倒“丁”字型,社會關系處于一種很強的張力中,在這樣一種狀態(tài)下,社會矛盾比較容易激化,社會問題和社會危機比較容易發(fā)生,并將導致整個社會的結構緊張(李強,2005 ;孫立平,2003 :1 —19) 。近年來所講的社會結構的“斷裂”,基本上也是同一涵義。由中國人民大學編撰出版的《中國社會發(fā)展研究報告》2003、2004 和2005 年的年度主題詞分別是“走向更加公正的社會”、“走向更加安全的社會”和“走向更加和諧的社會”。社會分層與社會和諧已經成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和現(xiàn)實問題。

　　下文將在第三個層面上討論社會分層與社會和諧之間的關系,即社會分層之后如何實現(xiàn)社會和諧?

　　二、一元和多元與類和實體:社會分層的方法論探討

　　如何進行社會分層,在方法論上一直有一元標準和多元標準之爭。馬克思提出了“一元”階級分層理論,根據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即所有制將整個社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后來韋伯提出了“多元”社會分層理論,根據財富、聲望和權力三種資源將整個社會分為不同的地位等級群體。沿著這兩種方法論傳統(tǒng),社會學家們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和理論探索。前者如賴特( Erick Wright ) ,將階級結構的概念操作化,對美國的階級結構進行了系統(tǒng)的調查,認為無論是根據勞動力中工人的比例,還是根據在各種中間性階級地位中工人階級的比重,在美國的階級關系結構中,工人階級都是最大的一個階級(賴特,2002) 。后者的分層依據是市場權力(market power) ,其基本架構是職業(yè)。吉登斯(A. Giddens) 認為市場權力包括三種:即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教育和技能資歷、體力勞動情況。帕金( F. Parkin) 反對將性別、種族等都作為社會分層的尺度,認為強調這些個人屬性的差異會導致社會分層標準的混淆。他提出了一個依據職業(yè)標準劃分的階層結構:專業(yè)人員、經理人員與管理人員(professional , managerial , and administrative) ,半專業(yè)人員與低級管理人員( semi-professional and lower administ rative) ,普通白領( routine white collar ) 、技術工人( skilled manual) 、半技術工人( semi-skilled manual ) 、無技術工人( unskilled manual) ( 轉引自鄭杭生等, 2004a : 19 - 21 ) 。戈德索普( J .Goldthrope) 將工業(yè)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分為三個部分:即公務人員階級( service class) 、工人階級及由底層非體力雇員和小業(yè)主組成的中間階級(intermediated class) (鄭杭生等, 2004b) 。勞埃德·沃納(Lloyd Warner ,1949) 根據財富、權力、聲望等方面的差異,將美國社會分成上上、下上、上中層、下中層、工人和下層等六個階級。此外,還有依據職業(yè)地位或資源占有量將社會分為上層、中層、下層乃至更細致的劃分。特雷曼(D. Treiman) 進行了職業(yè)聲望的社會分層研究,布勞和鄧肯(Blau &Duncan ,1967) 則選擇5 個與個人地位實現(xiàn)有關的變量——父親的教育、父親的職業(yè)、本人的教育、本人的最初職業(yè)、本人的目前職業(yè),建立地位獲得模型,此模型后來得到廣泛的應用。

　　當代社會分層標準已經多元化,通常采用多指標,結果也是多層次,其中以職業(yè)為標準進行分層最為常見�！艾F(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職業(yè)結構不僅構成社會分層維度的主要基礎,而且還將不同的社會制度與社會生活領域聯(lián)系起來。聲望等級與經濟階級的等級都根植于職業(yè)結構之中;由于現(xiàn)代社會中的政治權威大部分都是作為一種全日制職業(yè)那樣運作,因此政治權力與權威的等級也同樣根植于職業(yè)之中。由于職業(yè)通過經濟維度影響家庭的地位,并為經濟提供勞動力,因此,職業(yè)也與家庭聯(lián)系在一起”(Blau & Duncan ,1967) 。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層也并非完全排斥多元。例如毛澤東在20 世紀30 年代對于農村階級的劃分,他首先根據是否占有并出租土地來判斷是否有剝削,將地主與富農共同定為農村的剝削階級,然后再根據是否參加勞動,將富農與地主區(qū)分開來,并分別采取“打倒地主”和“限制富農”的政策(毛澤東,1966a :121 - 122) 。也有學者認為馬克思和韋伯在分層的方法論上并無實質的對立,馬克思從原因變量上尋找社會分層的依據,韋伯從結果變量上尋找社會分層的依據,而生產資料占有數量的大小通常與其財富、聲望和權力擁有數量的大小成正比,即經濟、社會和政治地位的高低是成正比的,且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原因(劉祖云,2002) 。

　　在社會分層的方法論上,還存在著“類”與“實體”的關系問題,這又涉及到社會學研究對象之爭:究竟持社會唯名論還是社會唯實論的立場? 社會唯名論認為,“社會”不過是一個名稱,“階級”也只是一個名稱,并非實質的存在;社會唯實論則堅持社會是客觀的存在,階級或階層也是客觀的存在。迪爾凱姆( E. Durkheim) 有句名言:“社會先于個人”( society is prior to individual) ,馬克思也認為社會結構是一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他曾寫道:“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fā)生多種多樣的關系……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于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lián)系,由于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lián)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馬克思,1972 :693) �？梢�,在馬克思看來,法國農民只是形成了“類”意義上的階級,還沒有成為“實體”意義上的階級。同樣,他也一直期待法國工人階級由“自在階級”(類) 上升為“自為階級”(實體) 。沖突主義社會學家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 則將哲學味比較濃的“類”與“實體”概念轉化成純粹的社會學概念“準群體”和“利益群體”。

　　在社會分層結構中,如果階層(階級) 只是“類”或“準群體”,那么社會分層對社會和諧就不會有實質性的威脅;但如果階層(階級) 已經發(fā)展成為“實體”或“利益群體”,那就得另當別論了。因為階級分析的實質也就是喚醒本階級的階級意識,使本階級由“類”團結為“實體”,而使對手由“實體”分化瓦解成“類”。

　　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現(xiàn)實問題。我國歷史上的主導分層法大致可分為縱向分層與橫向分類兩種形式。革命戰(zhàn)爭年代堅持縱向分層,以下層為榮。毛澤東曾將中國社會自上而下地分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等五層,他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yè)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毛澤東,1966b : 3 - 9) 。在建國后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仍然堅持縱向分層,但以上層為榮。按照當時的政治標準,整個社會被分為三層:階級成分好的,如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干部、革命軍人和革命烈士家屬;階級成分一般的,如知識分子、自由職業(yè)者和小商小販等;階級成分不好的,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是將一部分人“打下去”,方式有“戴帽子”、“批判或批斗”、“被打倒”等(李強,1997) 。這種縱向分層及其副產品階級斗爭,帶來人們等級地位的迅速變化,造成急劇的社會沖突與動蕩,有悖于社會和諧。（注5）

　　橫向分類則回避了各層級之間地位等級的高低,只反映職業(yè)或行業(yè)的差異,因此往往成為和平時期人們廣為接受的一種社會分層思維。我國國旗圖案中四顆小五角星圍繞著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大五角星,蘊意為其所代表的各個階級同樣重要,都是國家政權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整個社會被分為干部(含解放軍指戰(zhàn)員) 、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等幾大階層或群體,彼此之間并無高低貴賤之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社會結構的變化,2001 年江澤民對我國的社會分層進行了新的概括:在原有五類人即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zhàn)員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新六類人,即民營科技企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yè)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yè)主、中介組織的從業(yè)人員、自由職業(yè)人員。老五類內部和新六類內部都仍然是橫向分類,只不過老五類作為黨的“階級基礎”,其政治地位似乎要高于作為黨的“群眾基礎”的新六類(江澤民,2001) 。

　　與此同時,陸學藝領銜的課題組根據職業(yè)的分化和三種資源(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 的占有,抽取了深圳、合肥、福清、漢川、鎮(zhèn)寧等地的幾千個樣本,對我國的社會分層進行系統(tǒng)的描述和研究,將整個社會分為十大社會階層和五大社會等級。十大社會階層由高到低分別是:1) 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2) 經理人員階層;3) 私營企業(yè)主階層;4) 專業(yè)技術人員階層;5) 辦事人員階層;6) 個體工商戶階層;7) 商業(yè)服務業(yè)員工階層;8) 產業(yè)工人階層;9) 農業(yè)勞動者階層;10) 城鄉(xiāng)無業(yè)、失業(yè)、半失業(yè)者階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五大社會等級分別是社會上層、社會中上層、社會中中層、社會中下層、社會底層。并且在十大社會階層和五大社會等級之間建立了交叉對應關系(陸學藝,2001 :9 - 26) 。這一研究成果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筆者以為陸學藝等人的研究成果符合社會現(xiàn)實,而爭議源于兩個方面:一是采用了縱向分層,這在和平時期顯得不合時宜;二是作為國家政權基礎的工農階級被排到了社會最底層,讓不少人在感情上無法接受。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橫向分類并不意味著社會一定和諧,而縱向分層也并非就是破壞社會和諧,社會的層級分化具有客觀必然性。

　　三、現(xiàn)實與理想:我國社會的層級結構及對社會和諧的影響

　　基于我國社會層化的現(xiàn)實,社會結構已經呈現(xiàn)出如下的特點。

　　一是上層階級化和下層碎片化。上層階級逐漸成為“實體”,權力、財富、知識精英結盟的現(xiàn)象有增無減。李強曾將我國社會劃分為四大群體,即特殊獲益者群體、普通獲益者群體、利益相對受損群體和底層群體。特殊獲益者群體中20 世紀90 年代以后發(fā)展起來的、素質較高的集團稱之為“經濟精英集團”。但精英集團絕非僅指經濟精英,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逐漸與經濟精英結成聯(lián)盟。從社會資本的觀點來看,即物質資本、文化資本和政治資本之間可以相互轉換,經濟上成功的人很容易進入政治領域獲取政治權力,不少大權在握者也試圖攫取物質財富,知識精英也不甘寂寞,不惜為經濟精英搖旗吶喊。他們的利益已經糾集在一起,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精英集團已經形成。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源都在向上集中,僅以物質財富為例,最上層的20 %的人占據了超過50 %的財富。當然,精英集團的形成也未必全是壞事,他們的壯大對中國經濟的騰飛至關重要。與此同時,一個龐大的底層社會也已形成。據統(tǒng)計,2003 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為2900 萬,比2002 年增加200 萬,在經歷了多年的扶貧攻堅之后,第一次出現(xiàn)增加之勢。在城市,低保人員、流入城市的無業(yè)人員以及一部分非法(非正規(guī)) 就業(yè)人員也落入底層社會。這個底層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處于底層,他們只占有少量的社會資源,最下層的20 %的人口所占據的財富只有3 %(李強,2003 、2000 :101 - 122) 。與上層社會實體化不同,底層社會正在碎片化,他們不會形成統(tǒng)一的行動。碎片化的底層社會不至于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聚眾鬧事,這也使得上層階級實體化的同時,整個社會仍能保持穩(wěn)定狀態(tài)。

　　二是中間階層(階級) 的形成。中間階層(階級) 指一個社會中介于上層與下層之間的群體,是上層階級(階層) 和底層階級(階層) 間的緩沖區(qū)。對于這個群體的界定,一直存在兩條研究路徑。繼承馬克思傳統(tǒng)的分層理論包括尼科斯·普蘭查斯(Nico s Poulantzas) 為代表的“新小資產階級論”、古格利爾莫·卡切迪( G . Carchedi) 為代表的“新中產階級論”和賴特為代表的“矛盾階級地位論”,都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上世紀40 年代以來形成了一個靠工資謀生的“新小資產階級”,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所講的舊小資產階級。繼承韋伯傳統(tǒng)者主要以職業(yè)來界定中間階層,即所謂的白領,此外還有基于主觀評價的中產階級(張宛麗,2002) 。目前國內主要按照職業(yè)、收入和教育標準來界定中間階層(階級) 。一般而言,采用的標準不一樣,計算出來的規(guī)模也不一樣。以陸學藝(2001 :73) 為首的課題組認為目前能夠歸入中間階級的就業(yè)人口所占的比例僅為15 %左右;鄭杭生(2004a :164 - 168) 帶領的課題組發(fā)現(xiàn),在城市里從職業(yè)身份來看,將近一半的人已經跨入中間階層,從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來看,這一比例僅有25. 7 %和22. 5 %(甚至16. 2 %) ;李強估計中間階級約占總人口的17. 94 % ,包括傳統(tǒng)的中間階級(主要指各類管理者,約占1. 3 %) 、知識分子階層(約占5. 7 %) 、新生的年輕人階層(約占2 %) 、效益好的企業(yè)職工(約占3 %) 和個體、私營的經營者(約占5. 94 %) 。（注6）

　　三是階層(階級) 結構定型化。我國新的階級結構已經成型,各階層之間的界限開始清晰,具體表現(xiàn)為:第一,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減少。職業(yè)等級之間的流動性減小,代際繼承性增強,社會開放度降低,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等體制性障礙仍然阻礙著各階層之間的流動(王春光,2004) 。第二,產權、資格證書等的排他性增加。白領職業(yè)一般只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資格從事,以公務員為主體的社會管理者階層進入的門檻不斷增高。第三,住宅地和子女入學的區(qū)隔制開始出現(xiàn)。各階層之間居住分化,高檔社區(qū)、普通住宅、經濟適用房等已形成區(qū)隔,富人社區(qū)、中間階級社區(qū)和貧民窟開始成片集中出現(xiàn)。學區(qū)和居所緊密相連,因而形成子女入學的區(qū)隔,學校的不同意味著對教育資源的占有各異,教育再生產著階層差異。第四,各階層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形成�！靶≠Y情調”、“布波一族(BoBo) ”等詞語經常被用來形容中間階級的生活方式,消費分層日益明顯。第五,各階層內的聯(lián)系網絡形成。精英聯(lián)盟內“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中間階層和底層社會基本上都只和本階層內的人交往。

　　上述層級結構所呈現(xiàn)的趨勢可謂喜憂參半,喜的是中間階層開始成型,憂的是社會的縱向分層無可回避。其實,社會的縱向分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縱向分層變成了唯一的分層,各層之間缺乏流動的可能,所有的分層日趨兩極化,這樣的結構將會給社會和諧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一般而言,從平面來看,如果社會結構是“龜板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整個社會被分成若干相互聯(lián)系、利益相通的集團,這是最穩(wěn)定的,整個社會不會出現(xiàn)大的動亂;但如果是“對折的硬紙板型”,社會結構就比較容易斷裂。從立體來看,如果社會結構呈“橄欖型”,中間階級數量龐大,成為社會的緩沖區(qū),這樣的社會比較穩(wěn)定;但如果呈“啞鈴型”,社會結構也比較容易斷裂。從社會和諧的角度來看,社會分層在城鄉(xiāng)關系上呈平面的“龜板型”,在收入差距上呈立體的“橄欖型”,將是最理想的和諧狀態(tài)。

　　四、社會流動與中間階級:由社會分層到社會和諧的宏觀路徑

　　社會流動是指就一個人或一個群體而言,從一種社會地位或社會階級向另一種社會地位或社會階級的變化,這種變化并不是完全由個人或群體所能決定的。在相對開放的分層體系中,社會流動相對容易和頻繁,分層體系中的位置更多地由教育或技術這些后天的自致性特征所決定,這就是通常所講的階級體系(class system) 。而在相對封閉的分層體系中,社會流動相當困難,分層體系中的位置更多地由先賦性特征而非自致性特征所決定, 這就是通常所講的等級體系( caste system) 。一般而言,階級體系比等級體系穩(wěn)定,相對容易與頻繁的社會流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下層社會的愿望,消除部分的社會摩擦和矛盾。但也并非絕對,在等級體系中,由于人們的參照系僅限于本等級,相對缺乏“妄想”,有時也能保持穩(wěn)定。

　　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是一套相互對應的機制。前者保證了社會的有效運轉,后者又在一定程度上消減了由此帶來的不平等。這也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維系穩(wěn)定的機制:君權神授、家國同構的等級制確保了整體性社會的生存,同時“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的觀念保住了變革的種子。封建等級制確保了各階級階層安分守己,同時科舉制又提供了知識精英向上流動的渠道;人治與禮制確保了上層統(tǒng)治者的特權,同時守孝制又保證了上層官員了解下層民眾的可能。自古至今,必要的社會分層和相應的社會流動都是保證社會穩(wěn)定與和諧的不二法門。

　　恩格斯曾經說過:“無產階級的形成和穩(wěn)定依賴于最低投資額的提高;由于窮人無法籌措到進行投資所需要的最低款額,所以他們才永遠不能改變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局面,從而形成一個穩(wěn)定的無產階級隊伍�！�(恩格斯,1957 :297) 由此可見,一個社會如果相當多的成員的收入處于中等水平,則比較可能避免兩極分化,比較有可能為低收入者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要想由社會分層達成社會和諧,社會流動和中間階級是兩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從靜態(tài)的角度來講,龐大的中間階級對于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與和諧至關重要,這一點前面已有論述;從動態(tài)的角度來看,較高的社會流動率也依賴于有一個龐大的中間階級,因為下層階級不可能一步上升到上層階級,必須先經過中間階級的過渡。目前我國的中間階層可以分為中上層、中層和中下層,還不穩(wěn)定,中上層與“高收入”纏繞,很快上升到社會的上層,而中下層很容易被擠到下層,其資源與占有能力幾乎與下層接近(張宛麗,2002) 。

　　中間階級的培育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其本質還是一個社會流動問題,即需要一種流動機制能夠讓龐大的底層社會中的一部分流動到中間階層。因此,增強社會流動,壯大中間階層,是實現(xiàn)由社會分層到社會和諧的宏觀路徑�；谖覈鴩�,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增強社會流動,建設和諧社會。

　　一是要減少社會成員不公平的感受。社會分層總是與社會不公平聯(lián)系在一起。關于社會分配,人們總有兩種心理傾向:績效主義和平均主義。前者注重投入與收益的關系,追求有差別的境界;后者注重自己與他人的關系,追求無差別的境界。一般而言,起點的公平重于過程、結果的公平,機會的均等強于收入的均等。因此要在競爭的起點和規(guī)則上講求平均主義,在競爭的結果上講求績效主義,再輔以低水平的平均主義(即人道主義) 。

　　二是要防范社會動亂。穩(wěn)定高于自由,分化過大的社會很容易出現(xiàn)動亂,最終受損的仍然是老百姓。亨廷頓(S. P. Huntington ,1989 :41) 曾提出三個著名的公式:

　　社會不滿= 社會動員/ 經濟發(fā)展

　　政治參與度= 社會不滿/ 流動機會

　　政治動亂= 政治參與度/ 政治制度化

　　社會不滿與社會動員成正比,與經濟發(fā)展成反比;政治參與度與社會不滿成正比,與流動機會成反比;政治動亂與政治參與度成正比,與政治制度化成反比。因此,只有適度社會動員,推動經濟發(fā)展,增加流動機會,控制政治參與,加快政治制度化進程,才能保持社會的穩(wěn)定與和諧。

　　三是社會流動要實現(xiàn)由“身份取向”到“成就取向”的轉變。帕森斯( T. Parsons) 曾提出過區(qū)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五對“模式變量”,其中之一便是“先賦性”與“自致性”。對此,各種現(xiàn)代化定義幾乎都有所提及,如英克爾斯(A. Inkeles) 關于現(xiàn)代人的四條準則之一就是“個人功效意識明顯”;金耀基(1999 :98 - 103) 關于現(xiàn)代性的六條標準之一為“普遍的成就取向”;錢乘旦(1987 :46 - 47) 等人概括的現(xiàn)代化九項內容中就有“個人行為方面的普遍成就取向”、“社會成員關系方面的自由流動性”、“社會等級層次方面的人身自由與機會均等”這樣三條。只有實現(xiàn)了“身份取向”向“成就取向”的轉變,開放的社會才能建立,大規(guī)模的個人性流動才能發(fā)生,和諧社會才有可能出現(xiàn)。

　　四是要重視教育公平。教育提供前程,知識改變人生。當然,教育并不總能減少社會不平等,終結階級分裂。布迪厄(2004 :587) 就認為文化資本的傳承與積累是階級再生產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教育可能再造或復制階級不平等。長期以來,我國教育投入不足,資源配置不合理。以農村義務教育為例,原來中央財政負擔2 %、省級財政負擔9 %、市級財政負擔11 %,其余78 %都要由縣鄉(xiāng)兩級自籌�？上驳氖�,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進行了政策調整,自2002 年起中央財政負擔了西部省區(qū)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三分之二。

　　五是拆除阻止流動的藩籬。承認國民的自由選擇權,消除各種人為的隔離,如城鄉(xiāng)分治,招工招考中的身份限制,福利保障待遇中的身份差別等等,并要堅決遏制既得利益集團。

　　注釋：

　　注1：基于地位結構觀的社會分層理論研究在西方社會學界沿著馬克思和韋伯的傳統(tǒng),形成了兩大流派:一是新馬克思主義學派,重要代表人物有賴特( Erick Wright) ;二是新韋伯學派,重要代表人物有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帕金( Frank Parkin) 和戈德索普(John Goldthrope) 。上世紀70 年代以后, 基于網絡結構觀的分層研究影響漸大, 如林南、格蘭諾維特( Granovetter) 和邊燕杰等人關于關系網絡和地位獲得的探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近些年來,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等后現(xiàn)代和文化主義取向的理論家提出將偏好等等文化消費特征和主觀認同作為社會分層的標準,也引起了西方乃至國內學界的興趣。關于社會分層與結構變遷、制度轉型的關系研究也吸引了相當的目光,如功能主義學派的戴維斯( Kinsley Davis) 、摩爾(Wilbert Moor) 對工業(yè)化過程中社會分層機制的探討以及由此招致的批評,派瑞士(William Parish) 的“反分層化”觀點以及茲利尼( Ivan Szelenyi) 、倪志偉(Victor Nee) 和羅納塔斯(Akos Rona Tas) 等對庫茲涅茨(S. Kuznets) 倒“U”型曲線的理論挑戰(zhàn)等,都是對制度轉型過程中社會分層與不平等現(xiàn)象的探討。因此可以說,社會分層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從參與人數、理論成果和學術影響等諸多方面來看,都是西方社會學界當之無愧的主流。

　　注2：在西方社會學的話語中,社會和諧并非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其涵義近似于“社會整合”,然而“和”、“諧”皆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要義,其文化內涵更為豐富,意境更為深遠。

　　注3：階級在英文中為“class”,階層在英文中為“stratum”,一般不能互換,本文中所討論的階級或階層都是指分層之后的社會群體,其涵義基本相同。

　　注4：本文的“不平等”僅指客觀的社會分層狀態(tài),并無其他涵義。

　　注5：當然,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縱向分層與階級斗爭,乃是基于當時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和革命的需要,是應當予以肯定的。

　　注6：這一數據為李強在會議上所講。近年李強教授認為中產階級的規(guī)模不到就業(yè)人口的15 % ,他在發(fā)表于《江蘇社會科學》2004 年第6 期《當前我國社會分層結構變化的新趨勢》一文中認為,以管理者為主體的傳統(tǒng)中產階級約占就業(yè)人口的1. 67 %、知識分子約占5. 7 %、新生的年輕人階層占1 - 2 %、效益好的企業(yè)職工占3 - 4 %、個體私營者占5 - 6 %,由于各階層之間的交叉,實際之和更小,不超過15 %;他在發(fā)表于《社會》2005 年第1 期《關于中產階級的理論和現(xiàn)狀》一文中也認為,我國中產階級的規(guī)模不到就業(yè)人口的15 %。

　　Abstract：China , in the transformational period of her societal structure , has become more visibly stratified , with the wealthy and the poor being further polarized and social conflicts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It is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vital to study how to sustain social stability , promote social harmony and ensure people’s equal share of the achievement s of economic refor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Upon the review of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e area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us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from past to present , t he author proposes that an upgraded transformation from a stratified society to a harmonious one will be possible only via building a healthy social mobility mechanism and creating a substantial middle class. Furthermore , eliminating inequality , preventing disturbances ,valuing education and tearing down barriers to social mobility should be put into action.

　　Keywords：social stratification , social harmony , social mobility , middle class ,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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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童　星　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張海波　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師

　　《社會》總第244期（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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