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一世紀初開始的這一波“國學熱”中，蔣慶先生無疑是最令人矚目的一位。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那一波“國學熱”中，他便曾用如椽大筆，在死寂的舊書堆中掀起驚濤駭浪，并把杯水的風暴引向水杯之外。而從2004年發(fā)端的“讀經(jīng)”討論開始，到2005年的“重建儒教”問題，蔣慶先生始終站在各種爭論的暴風雨的中心。媒體的有限發(fā)達與互聯(lián)網(wǎng)的興起，又讓人們得以看到蔣慶先生端坐、閉目、焚香、誦經(jīng)的漫畫式形象，和那個讓掙扎在車水馬龍卷起的陣陣塵埃中生活的人們所羨慕的陽明精舍。這一形象是他在公眾眼中成為儒學的重要象征。

　　目下方興未艾的“國學熱”，與上一波國學熱的情況有很大的差異，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上一波國學熱是中國思想從八十年代的“文化熱”，突轉入一種萬馬齊喑的環(huán)境，而做出的被動反應，那場國學熱中的討論，始終在學院的圍墻內(nèi)進行。而時候進入新世紀，“讀經(jīng)”熱潮的興起，便是一種發(fā)端于社會的民間行為，當城市中的人們普遍解決了溫飽問題，又對現(xiàn)行的教育方式產(chǎn)生懷疑，便自然地轉向古典文化尋求資源。并且，生于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代人，既在一個相對平穩(wěn)的環(huán)境中成長，又能明顯感覺到文化的斷層，于是有的人會有一種尋根的心理需要。

　　2004年的“讀經(jīng)”大討論，正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進行的。蔣慶先生發(fā)起“少兒讀經(jīng)”，并編寫經(jīng)書教材，他的讀經(jīng)觀是非常偏頗的，在《讀經(jīng)與中國文化的復興》一文中，他說：“圣人講的話、編的書——經(jīng)典——就具有先在的權威性，凡人必須無條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審查同意不同意的問題，因為凡人的理性沒有資格審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來審查凡人的理性，來要求凡人接受�！边@事實上是把作為古籍的儒家“經(jīng)典”，當作真理來源的“經(jīng)書”，要求人們在對之做出理性衡量之前首先接受它。但是，這種觀點仍然有很大的市場，一批以五四以來的新文化為思想資源的知識分子，紛紛一改五四一脈的先人對儒學的批評，轉而支持少兒讀經(jīng)。而在2005年的“重建儒教”討論中，蔣慶先生以一篇《關于重建儒教的構想》，再一次震動知識界。文中提出儒教復興的兩條路線，第一是“上行路線”，即“‘儒化’當代中國的政治秩序”；
第二是“下行路線”，就是“在民間社會中建立儒教社團法人，成立類似于中國佛教協(xié)會的‘中國儒教協(xié)會’，以儒教協(xié)會的組織形式來從事儒教復興的事業(yè)�！彼�的“上行路線”在《政治儒學》一書中有相對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中，蔣先生又以一個《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么用？》的演講，提出儒學可以安頓中國人的個體生命、重建中國人的社會道德、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重建中國人的信仰與希望、重建中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奠定中國現(xiàn)代化的道德基礎、解決中國的生態(tài)環(huán)保問題。這些功能，未曾不美，但是，古往今來，尚未見有人拿著一本《論語》能讓殺人犯放下屠刀，拿著一本《孟子》能教皇帝放棄霸道實行王道，拿著一本《傳習錄》能使那些伐木者放下大刀。

　　蔣慶先生最具爭議的觀點，是他的“政治儒學”的思想。幾乎可以說，他是儒學現(xiàn)代轉型之后，第一個用儒學來反對民主的學者。自從天朝大國大門洞開，遭遇西方挑戰(zhàn)以來，中國進入一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在西方國家成形的民主制度、科學精神、人權思想，在中國百余年的歷史中，不斷接受挑戰(zhàn)，也不斷接受變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當個體覺醒，現(xiàn)代社會的人群組織方式，由傳統(tǒng)的家國結構轉化為以個體為中心、以民主為制度的民族國家，與傳統(tǒng)宗法社會相結合的儒家倫理，必定有一個轉化和變異的過程，而不可能直接作為指導原則運用于社會現(xiàn)實。蔣慶先生的“政治儒學”之所以讓人無法接受，主要在于，他把儒家經(jīng)典看成一種萬古不變的常經(jīng)大法，所以只能先“信仰”之，才可能實踐之。而為什么要信仰它，則是沒有任何理論說服的。儒學在現(xiàn)在怎么去重建社會道德“怎么去重建中國人的信仰與希望？怎么去解決中國的生態(tài)環(huán)保問題？在蔣慶先生那里都不是問題，仿佛只要從小兒開始讀經(jīng)，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在政治上，中國傳統(tǒng)一人專制的皇權制度中，無論皇帝詔令，百官奏折，還是文人筆下，鄉(xiāng)紳口中，莫不動輒子曰，開口詩云，但是，卻沒有把中國帶入一個大同盛世，甚至連小康之治，也是史所罕見，這與儒家思想在專制政治中變異為“三綱”，永遠無法解決皇權問題，是有密切關系的。中國歷史從未證明，一個用“政治儒學”支撐起來的朝代，會是一個向小康大同進發(fā)的朝代。相反，近現(xiàn)代的歷史不斷證明，如果沒有接受自由、民主、人權等普適性價值，儒學只能不斷成為工具和護符。

　　在這個時代中，儒學越來越成為極端民族主義宣傳的材料。傳統(tǒng)的中國，巍然屹立于東方，周圍邊境，都是小國家，而與西方大國極少交通，所以產(chǎn)生了傳統(tǒng)天朝大國的心態(tài)。今天，這種心態(tài)折射到民族主義思想之中，變成了一種文化自卑心理，由此而反彈為“文化主體性”的宣傳，從《甲申文化宣言》到蔣慶先生的政治儒學制度設計，都可以視為這種心理的反映。儒學與自由主義相結合，以民主制度為基礎，才可能建造一個真正有中國特點，又接納普世性價值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而如果儒學與民族主義結合，參與鼓動狹隘民族主義情緒，激發(fā)民族主義的好斗性格，叫囂窮兵黷武，那只會把中國帶入新的災難。在二千多年前，儒學與法家涉及的皇帝專制結合，最終造成三綱的統(tǒng)治思想，而今天，至少到目前來看，儒學尚沒辦法從一種思想貫通、設計出一套政治制度，所以，儒學要獲得新的生命力，只能與憲政民主的追求相結合，在憲政民主政體中，用儒學自身的道德力量，去構建一個富有道德感的公民社會。

　　發(fā)表于《南方都市報》1月10日，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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