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來，季羨林先生一直鼓吹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而東方文化的主要代表無疑是中國人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因此，東方文化的世紀也就是中國人的世紀。季先生帶頭“暢想”、“議論”之后，和者甚多，且調(diào)門越拔越高。直到此次東亞金融危機爆發(fā)，樂觀乃至狂熱的情緒才稍稍降了些溫。

　　針對這種議論，茅海建在四十余萬字的專著《天朝的崩潰——鴉片戰(zhàn)爭再研究》結尾處寫道：“也有一些黑頭發(fā)黃皮膚的人宣稱，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墒�，真正的要害在于中國人應以什么樣的姿態(tài)進入21世紀？中國人怎樣才能贏得這一稱號——中國人的世紀？不管歷史將作何種選擇，我以為，鴉片戰(zhàn)爭留給我們的首要問題是，中國大陸與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鴉片戰(zhàn)爭時，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茅海建沒有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但是他的懷疑與憂慮，盡在不言之中。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作為一種歷史的可能性，誰也不能否定。作為炎黃子孫，恐怕無人不樂觀其成。但是，一種可能性何時變成現(xiàn)實性，就需要腳踏實地地算算帳，清一清自己的家底，再看看別人的進步程度。150多年來差距到底是大了還是小了，我們在這里從經(jīng)濟、政治、科技幾個方面粗粗地算一筆賬。

　　兩個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組織專家進行了比較精細和全面的定量測算，其研究成果麥迪森著《世界經(jīng)濟二百年回顧》（中文版）已于1997年1月由改革出版社出版。不知何故，其中極為豐富而又寶貴的資料至今鮮為媒體引用。該項測算沒有提供1840年的數(shù)據(jù)，因此我們只能以1820年和1992年的數(shù)據(jù)作為比較的基礎。在GDP 總量（單位百萬1990年國際美元）方面：1820年，中國199212，高居世界首位；
當時西方最發(fā)達的國家英國34829，位居世界第四；
居第二、三位的是印度和法國；
中國GDP 占世界總量的28.7%，比印、法、英三國共占26.6%還要多。1992年，中國3615603，居世界第二位；
美國5675617，躍居世界首位；
居第三、四位的是日本和德國；
中國GDP 占世界總量的12.9%，既少于美國的20.3%，也少于日、德之和的13.5%，比1820年時的比重下降了15.8個百分點。顯然，從經(jīng)濟總量來看，中國的進步比不上別人的進步，在150多年的長時段內(nèi)比不上美國，在最近50年的中時段內(nèi)比不上日本。日本GDP 占世界總量的比重，從1950年的2.9%提高到1992年的8.6%，百分點增加了近兩倍；
同一期間，中國GDP 占世界總量的比重，從1950年的6.25%提高到1992年的12.9%，百分點僅增加了一倍。

　　再看人均GDP 水平（單位1990年國際美元）：1820年，英國1756，是當時的世界最高水平；
中國525，是最高值的29.9%.1992年，美國21558，是當今的世界最高水平；
中國大陸3098，是最高值的14.4%；
臺灣地區(qū)11590，是最高值的53.8%.結論不難得出：經(jīng)過150多年的犧牲、奮斗和努力，臺灣地區(qū)的人民生活水平與西方的差距縮小了近一倍，中國大陸與西方的差距擴大了一倍多。主要原因在于，在1950年至1992年間，臺灣的人均GDP 從922提高到11590，1950—1973和1973—1992兩個階段的每年平均復合增長率均為6.2%，總計增長12.6倍；
大陸的人均GDP 從614提高到3098，兩個階段的每年平均復合增長率分別為2.9%和5.2%，總計增長5.0倍。在此期間，大陸與臺灣人均GDP 水平的差距由1：1.50擴大到1：3.74.拋開枯燥的數(shù)字，我們再來看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歷史事實。在鴉片戰(zhàn)爭時代，中國與美國的城市化水平大致相當。150多年后，美國早已完成了城市化，城市人口長期穩(wěn)定在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而且出現(xiàn)了反城市化，即人口從城市向郊區(qū)的反向流動。而中國的城市化至今還沒有完全破題，城市人口只占百分之二十幾，下個世紀面臨著嚴峻的城市化難題。尤為嚴重的是，無論美國還是中國的臺灣，都不存在所謂農(nóng)村問題或農(nóng)民問題，因為在他們那里農(nóng)民和市民的生活水平大致相當，不存在城鄉(xiāng)之間的幾十種制度壁壘和“九天九地”的身份、待遇、收入差距。這方面的差距究竟擴大了多少，顯然無須再用精確的數(shù)字來衡量。

　　算完經(jīng)濟賬再算政治賬。由于對自由、民主、人權等等中國人之間還存在嚴重分歧，有人認為是普世價值，有人認為是西方價值，盡管已經(jīng)有學者作過世界各國相關情況的計量、比較和排隊，這里暫且不予考慮，我們反思的側重點先放在國家行政方面。在鴉片戰(zhàn)爭時代，英國和美國尚未實行文官考任制度。那里的政治家還在把中國的文官制度和科舉制度作為行政改革的楷模。1853年，英國議會任命馬考萊組織委員會調(diào)查東印度公司的職員任用制度，擬成馬考萊報告書。在此前后，財政大臣格萊斯頓委派專人調(diào)查政府人事行政的狀況，擬成屈維廉—諾斯科特報告書，即《關于建立英國常任文官制度的報告》。依據(jù)這一報告，英國政府于1855年制定《關于錄用王國政府文官的樞密院命令》，揭開了建立英國文官制度的序幕。在美國，直到1883年制定彭德爾頓文官法，才從實行了幾十年的政黨分肥制過渡到常任文官制。由此可見，在150多年前，中國的文官制度還是領先于西方國家的。此后，清廷在本世紀初廢除了傳統(tǒng)的科舉考試制度。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文官考試制度一直停留在紙面上。人民共和國到90年代初才制訂了公務員條例，正式的法律尚未出臺，公務員制度的推行阻力重重，步履蹣跚。1997年香港回歸時國人信心十足，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港英留下了一支精干的公務員隊伍。西方文官系統(tǒng)的效能與廉潔，非眼下中國大陸的文官系統(tǒng)所能企及。進行長時段比較，這方面的形勢顯然發(fā)生了逆轉(zhuǎn)，原來中國的優(yōu)勢反而變成了劣勢。

　　接下來考察地方自治。在鴉片戰(zhàn)爭時代，中國的官署止于縣級，鄉(xiāng)級的糧長書手和村級的牌頭甲長地方等等，都屬于徭役的性質(zhì)；
當時英國的基層地方組織也不是由正式的官員在運行，而是依靠不領薪水的榮譽職鄉(xiāng)紳；
總之，地方自治均未納入國家行政體系，均未實現(xiàn)官僚化、專職化。19世紀末，英國通過一系列地方自治立法，確立了基層地方組織的公法人地位，實現(xiàn)了地方自治與地方行政的一體化。在地方自治被地方政府吸納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以下的關鍵性轉(zhuǎn)變：自治體的管理者由榮譽性的兼職改為職業(yè)性的專職，由無給職改為有給職，由民間精英或者叫鄉(xiāng)紳變成了行政官僚。這同時也是權力從有錢階級向更廣泛的階層和專家轉(zhuǎn)移的過程，即民主化和專業(yè)化的過程。而中國到了20世紀末，仍將農(nóng)村基層組織游離在地方行政之外，搞什么群眾自治、村民自治，把類似150多年前英國初級階段的地方自治視為一種最新的民主創(chuàng)舉，這差距實在落得太大了。

　　在科技差距方面，情況比較令人寬慰。在鴉片戰(zhàn)爭時代，歐洲已經(jīng)歷了科學革命，產(chǎn)業(yè)革命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建立了幾百年，皇家學會也成立了一個多世紀。而在當時的中國，利瑪竇帶來的《幾何原本》及其所代表的古希臘科學成就尚無幾人能夠領會，近代科學革命的最新成果還完全沒有進入中國知識階層的視野。15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已經(jīng)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科技體系，培養(yǎng)了一支龐大的科技隊伍，也取得了一批達到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越來越多的華裔科學家摘取了諾貝爾獎這一科學皇冠上的寶石，他們大多受過中國的科技教育，李政道和楊振寧在獲得諾貝爾物理獎時還沒有加入美籍，護照仍是中華民國的。顯然，中國與西方的科技差距已經(jīng)縮小，這正是所謂發(fā)展中國家的“后發(fā)優(yōu)勢”。但是，如果僅僅憑借科學技術這個“第一生產(chǎn)力”，片面地追求“科技興國”，仍難免走入歷史的歧途。

　　當中國人與現(xiàn)代西方文明剛一接觸，有識之士就已指出，西方科技絕非“奇巧無用之物”，而是“船堅炮利”的本源。林則徐、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的主張，洋務運動則把引進現(xiàn)代科技作為中興、自強的中心環(huán)節(jié)。然而歷史早已證明，科技是現(xiàn)代社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產(chǎn)業(yè)組織不發(fā)達，政府體制不改革，科技一花獨放、一木擎天是不可能的。

　　同時應當指出，科學技術體系本身是一種現(xiàn)代社會組織，必須以一種現(xiàn)代精神原則作為運行動力，僅僅依靠增加資金與人員的投入，并不能獲得所期待的科技產(chǎn)出。有人作過如下的比較：中國科學院有4萬科研人員外加3萬輔助人員，1萬研究生，一年經(jīng)費4億美元，每年被SCI （國際著名的論文檢索機構）引證的論文2000篇；
德國的馬普協(xié)會（相當于德國科學院的角色）有2900固定研究人員外加6500流動研究人員，一年經(jīng)費11億美元，每年被SCI （國際著名的論文檢索機構）引證的論文10000篇。1996年中國從事研究與開發(fā)的總人數(shù)以及企業(yè)研發(fā)人員均列世界第4位，而相應指標的國際競爭力只分別列第32位和第21位。中國科技界的種種“教規(guī)”嚴重束縛和壓抑了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如果沒有學術研究和表達的自由空間，選賢舉能的競爭環(huán)境，尊重和承認個人創(chuàng)造力的保障回饋機制，中國科技趕超世界最高水平就是一句空話。

　　尤其阻礙中國科技進步的是觀念的誤導。許多中國人其實并不重視科學，他們重視的只是技術。季羨林先生就說：東西兩大文化體系最基本的差異的根源，就在于思維方式的不同。東方主綜合，西方主分析。分析出理論，綜合出技術。他還十分興奮地援引波斯人的話說：“希臘人僅懂得理論，唯有中國人才擁有技術�！比绻�季先生所說的“河東”取代“河西”就是綜合技術取代分析理論，這對于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發(fā)展來說，絕對不是一劑補藥，而是致命的砒霜。正是由于受類似觀點的影響，有關當局已經(jīng)下手縮減中國的基礎科學研究。基礎科學是現(xiàn)代應用科學與技術開發(fā)的源頭，源頭被堵塞了，又何來技術革新與技術革命的滔滔洪流，更那里談得上“科技興國”。

　　不論21世紀的中國人多么努力，都難以使中國恢復到18世紀時的世界地位。中國當時正處在“康乾盛世”，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強，GDP 占世界總量的三成；
中國的典章制度受到歐陸的主要思想家萊布尼茨和伏爾泰等人的景仰和贊美；
中國在周邊幾十個中小國家建立了朝貢體系，中國皇帝被奉為“天下共主”。在21世紀，中國的人口和GDP 充其量只能達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也不可能在任何范圍內(nèi)重建天下體系。因此，與其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不如說18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不論是中國人的世紀，英國人的世紀，還是美國人的世紀均已成為過去，21世紀將是多元一體的人類文明的新紀元。如果中國人不能深刻地反思歷史，痛下決心全面改革經(jīng)濟、政治和科技制度，而是陶醉于“半部論語治天下”或熱衷于天馬行空般暢想，即使不被開除“球籍”，也只能繼續(xù)徘徊在人類文明的主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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