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化大革命”諸多歷史真相的“集體失憶”，是年代已久的狀況了。對這一狀況，有人擔憂，有人憤慨，有人失望，有人熟視無睹，而像周倫佐先生這樣持續(xù)地執(zhí)著于校正這種“集體失憶”，不但在日常生活中針對友人、熟人或不熟的人的回憶不厭其煩地認真加以校正，而且發(fā)憤寫作完成這樣一部大著的，實在少見。

　　周倫佐可算是那場“大革命”的過來人，為了那場“大革命”，他坐過兩次監(jiān)牢，武斗中險些死于非命，親眼看到心愛的女友——全城最美麗的女孩中彈倒在自己身邊……中國大陸像他這樣投入過造反運動的人何止千萬，然而，當年叱咤風云豪情萬丈的“紅色造反者”們，如今卻大部分成為“沉默的大多數(shù)”，不愿再去回憶那些對他們的一生來說至關重要的歲月。而且，愿意回憶那些歲月的少數(shù)人中，能進行冷靜反思的又極少。一般來說，文化素質較高的，始終堅持了繼續(xù)學習和不懈思索的，比較能夠反省、反思，而其他人則大多難以跳出歷史的陰影，往往止步于“蒙冤受屈”，“上當受騙”或“青春無悔”的心理層面，有的甚至在面對社會不公、個人權益受損的現(xiàn)實時，還會稀里糊涂地妄想“再來一次文革”。周倫佐這部書，則不但對那十年特別是其中造反運動的三年進行了認真的總結和反思，而且從理論上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可謂站在民間立場上研究文革并對造反派問題作出全方位深刻研究的第一部力作。

　　此書最重要的內容當然是對造反派的研究。作者運用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和親身經歷所積累的感性素材，從理論上剖析了“造反紅衛(wèi)兵與保守紅衛(wèi)兵的分野”、“三年造反與十年‘文革’的區(qū)別”、造反派的構成與演變等等至關重要的問題。力圖“從性質上分清造反與保守的區(qū)別”，“從時間上分清三年造反與十年‘文革’的區(qū)別”，“從動機上分清毛澤東與造反民眾的區(qū)別”。作者的這些論述，澄清了一些長期以來含混不清的概念和似是而非的結論，使曾經被隨意涂抹和故意掩蓋的歷史變得清晰起來。

　　在分析論述中，作者提出了一些頗有新意的觀點，比如，對造反派產生的原因，作者提出了一個社會“圈層”的觀點，作者認為：

　　從最寬泛的角度考察，“文革”中各種主動性人群的激烈行為，都是社會邊緣群體利用毛澤東開展黨內“路線斗爭”提供的機會，對中心秩序的打破和對自身權利的爭取。只不過“中心—邊緣”式結構的社會圈層又是多種多樣的：有以大民族為中心而以小民族為邊緣的族類圈層，有以男性為中心而以女性為邊緣的性別圈層，有以成年人為中心而以準成年人為邊緣的年齡圈層，有以統(tǒng)治階層為中心而以下層群眾為邊緣的等級圈層，在統(tǒng)治階層中又有以掌握權力者為中心而以喪失或者向往權力者為邊緣的權力圈層，在下層群眾中又有以紅色出身者為中心而以黑色出身者為邊緣的成份圈層……。這些社會圈層，大者存現(xiàn)于全國范圍，小者存現(xiàn)于一個個具體的企業(yè)單位、事業(yè)單位、機關單位。如果說２０世紀６０年代西方的學生運動、婦女運動、黑人運動，主要爆發(fā)于年齡圈層、性別圈層、族類圈層，那么中國同時期的民間造反運動便主要爆發(fā)自年齡圈層、成份圈層、等級圈層、權力圈層——并表現(xiàn)為青年學生造反、非“紅五類”子女造反、下層民眾造反、機關干部造反�！拔母铩敝羞@幾個圈層邊緣人群的借機造反，還包含著錯綜復雜的關系。比如學生身上就不只體現(xiàn)著一種邊緣特性，而且學生中“紅五類”子女和“黑五類”子女的邊緣特性及其造反指向，也有完全不同之處。這都需要深入分析和嚴格區(qū)別。

　　這個“圈層”觀點，在書中用得比較多，比起毛澤東的那套人為制造“階級”對立的“階級分析”方法來，顯得更切合社會實際和一般人的感性經驗。不過，在論述文革這樣史無前例錯綜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時，以“圈層”來分析造反派的成因是否十分準確，還可商榷。至少，這里忽略了文革前十七年黨化教育給廣大民眾心理和思維方式造成的重大影響和可能帶來的后果。因此難以說明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并非受過打擊迫害或并非處于某種“圈層”邊緣的人們，僅僅出于“理想主義”的激情或“聽黨的話”的習慣而投身于造反運動。當年聞名全國的３２１１１英雄鉆井隊，響當當?shù)漠a業(yè)工人，又正處于令人目眩的榮譽的頂峰，并未受到任何打擊迫害，只因為看到全國的文革形勢，為了“緊跟毛主席”，就毅然參加造反，可算典型的一例。

　　此外，書中關于“紅色”、“黑色”與“雜色”人群的劃分，也使人感到有變相的“階級劃分”之嫌。當然，這些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本書中可以商榷的地方，細節(jié)上的錯漏處，都時有所見。在論及文革中毛澤東與周恩來關系時，書中認為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成為毛的抗衡力量，而且公布《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周對毛使出的“敲山震虎”手段，“借林之手揭毛之短”。這類論述雖有新意，但尚嫌缺乏實證的依據(jù)。本書的最后兩章，作者試圖從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上來分析造反派，有的段落就顯得偏離主題較遠，似乎是另一部書的內容了。不過，從整體上看，作者的許多論述不落窠臼，獨具一格，而且是很有見地，發(fā)人深省的。

　　周倫佐不是專門的歷史研究學者，他主要從事的是哲學、心理學、文化藝術思想等方面的“體制外”研究。也許正因為如此，在他的書中才會出現(xiàn)許多充滿思辨色彩和哲理深度的精彩論述。

　　比如，在論及早期紅衛(wèi)兵的“造反”時，書中寫道：

　　這是一種什么性質的“造反”？

　　分明是將特權階層對無權階層的隱蔽性剝奪公開化。

　　分明是將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文明式迫害野蠻化。

　　保守紅衛(wèi)兵是在批判“資產階級文藝黑線”和“資產階級教育黑線”時興起的，造反紅衛(wèi)兵卻是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時興起的。雖然批判的對象都是“資”字號，但前者實為社會生活中殘存的現(xiàn)代人文資源，后者實為社會等級中一貫整人壓人的官僚階層。

　　等級地位規(guī)定的具體行為動機，二者的差別非常分明：保守紅衛(wèi)兵是為了清除“階級”異己和“血統(tǒng)”異己，造反紅衛(wèi)兵是為了改變等級地位和政治處境。

　　同是爭取個人權利，保守紅衛(wèi)兵想爭的純粹是特權等級的壟斷權，造反紅衛(wèi)兵想爭的只不過是無權等級的平等權。

　　在論及毛澤東時，書中寫道：

　　對于中國人民和中國歷史來說，毛澤東社會理想的實質，絕非進步而是倒退，絕非先進而是落后，絕非革命而是反動

　　在論及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系時，書中寫道：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主要不是政見分歧而是權力失衡。自1935年遵義會議起開始共事，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fā)，劉對毛始終小心遵命，不敢越雷池半步。1959－1966任國家主席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劉為緩解三年大饑荒造成的經濟頹勢所采取的務實政策，即使與毛的極端傾向有些抵牾，但初衷還是為了維護毛及其政權，根本說不上水火不容式的政見分歧。要害在于劉的務實政策偏偏與毛最為敏感的權力問題糾纏在一起，使問題變得復雜化。毛本來就是個權術大家，在他眼里，權力問題不僅是革命的根本，而且是政治的要害。小心翼翼的劉偏偏在這個問題上犯了禁忌，盡管有可能不是蓄意。

　　書中還隨處可見作者經過深思的獨到見解，比如：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解構主義為核心的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在中國興起，很多第三代詩人把毛澤東和“文革”當作自己的精神太陽和歷史家園。于是有人認為西方造反青年和中國先鋒詩人與毛澤東思想相通。這當然是巨大的誤會�？雌饋恚�“文革”中毛澤東的作法，與德里達消除中心和瓦解等級的解構思想頗為相似，但對于毛澤東，這只是個性行為的特征而非思想觀念的實質。真正對西方造反青年和中國先鋒詩人產生影響的，只是“文革”中毛澤東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至于說到思想觀念，他們與毛澤東簡直是南轅北轍：一方是張揚現(xiàn)代個體主義，另一方則是絞殺現(xiàn)代個體主義。而且毛澤東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最終所要導向的，恰好是建立以自己為絕對權威中心和等級更加森嚴的極權制度。這難道是他們所向往的嗎？

　　毛澤東發(fā)動“文革”鼓勵造反的本意，是為了阻止名為“修正主義上臺”實為體制內民主改革的發(fā)生。在當時，最可能與這種改革產生利益契合的人群，正是對現(xiàn)實心懷不滿并渴望改變現(xiàn)狀隨后成為造反派的黑色子女和雜色人員。可是僅僅因為暫時的利益契合，最可能支持這種民主改革的造反派人群卻追隨了反對這種民主改革的毛澤東。這確實是個根本的誤會。

　　兩種相反的走勢表明，法國大革命和“文革”幾乎是南轅北轍。前者是體制外自發(fā)的人民革命，為了給逐漸趨于疲憊的人們不斷注入新的精神活力，必須不斷淘汰難以勝任的領導者而讓位給更為激進的領導者，直到再無更激進的領袖出現(xiàn)為止。后者只是體制內受控的群眾運動，中央文革、造反派領導層甚至造反組織，一旦干擾了毛澤東開展運動的部署、違背其穩(wěn)定大局的考慮、妨礙其恢復正常秩序的意圖，就會被無情淘汰，保留下來的只能是那些能夠滿足控制需要的人。

　　中國1976年以后指向體制內民主改革的政治轉變，實際上是由高層穿著“守舊派”外衣的人完成的，自命“革新派”的人，卻被歷史逼到了民主的對立面。毛體制高層內部兩種政治力量最終的角色定位，并非來自他們的自覺選擇，而是歷史趨勢和政局演變及其合力不自覺驅使的結果。

　　還有對“有名無實的造反派掌權”的分析，對“極權體制下的三個政治整飭運動”（延安整風、反右、文革）的比較，對“二月鎮(zhèn)反”內幕的探討等等，都有不少值得認真研讀的內容。

　　此書是專門研究和論述造反派問題的，不過，作者的思考并不局限于造反派這一方面，本書的第三篇（七、八、九章），專門對文革的發(fā)動者和領導者毛澤東的“非制度化個性行為”、“反歷史社會理想”，以及毛澤東與造反派的“利益契合”等方面，進行了認真深入的專題研究，而且有不少令人拍案叫絕的獨到見解。關心毛澤東問題，關心當代中國問題的讀者，都有必要讀一讀這些內容。

　　本書中不時出現(xiàn)的一些作者對個人經歷及作者所在的四川省西昌地區(qū)文革情況的回憶，很有不同于其他大城市文革的特點，給人留下較深的印象。若作者能進一步寫成專門的回憶，應該是另有獨特價值的。

　　盼望早日讀到作者的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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