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一個在政治上有民主氣質(zhì)，而在為人處事方面也體現(xiàn)出了民主風度的人。如果我們把二三十年代中國的文人和學者分成左和右兩面，這樣分是很簡單的，未必準確，但為了人們能夠直觀地了解，姑且沿用這種簡單的分法。如果我們再從這兩面各找出一個人來做代表的話，最簡單的辦法是把魯迅算一個代表，把胡適也算一個代表。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群體，我們把左聯(lián)算一群，把《新月》文人算一群。這兩個知識分子群體是不同的。

　　我們現(xiàn)在要說的是作為知識分子群體，從整體上來說，他們當中哪些人更具民主風度。一個人的民主風度，最重要的是要體現(xiàn)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們看一個人的民主風度，最重要的不是看他們在大事上的表現(xiàn)，而是要看他們在平常的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我們過去研究歷史人物，是不大重視對歷史細節(jié)的評價的，也就是說，我們評價歷史人物時，總是看他們參與的那些大事，而對于他們的日常生活卻忽略了。我們說一個人好，或說一個人不好，總是先有了政治上的判斷，然后就以這樣的判斷去裁量歷史人物。就以魯迅和胡適這兩個人來說。我們先不說他們在思想和政治上的不同。就從做人這一點上來說，我以為我們在評價歷史人物時，還是要顧及一個人和他周圍同事朋友以及親人之間的關系。

　　我們評價歷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為尺度，但也不能不注意一個人的道德。就魯迅和胡適兩個人來說，我要先問一下，假如他們還是兩個生活在我們中間的人的話，我們更愿意和哪一個人成為朋友？哪一個人更容易成為我們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個人共事？我想多數(shù)人是會選擇胡適的。我們可以說，道不同不相與謀。但就以在同道當中作一個測量的話，我們還是得承認，胡適的朋友要多過魯迅。這只是一個事實的評價，而不是一個價值的判斷，一個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并沒有直接關系，但一個人一生總和他的朋友發(fā)生沖突，我們也不能就因為一個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認同了他那樣的做人方式。對于魯迅和他弟弟周作人的分手，我們現(xiàn)在多是指責周作人，而且還有人將兄弟之間的沖突上升到其它方面去，這都不是知人之論。他們兄弟的失和，我以為我們還是要持清官難斷家務事的的態(tài)度，那樣的事，是很難說清誰是誰非的，也沒有必要說清。

　　左聯(lián)和《新月》文人群體，在做人這一點上，我們還是要說《新月》文人更好一些。就以婚姻來說，我們也可以說左聯(lián)不如《新月》，左聯(lián)文人的婚姻，不客氣地說，好的并不多。還有最簡單的例子是《新月》文人能說左聯(lián)文人的好處，而我們過去很少聽見左聯(lián)文人也能對《新月》文人說句公道話的。就同道來說，左聯(lián)最后的分裂，我們不能說就完全是政治和思想的不同而沒有個人道德的問題。賈植芳先生就說過，左聯(lián)同人從來就沒有真正團結過，他們一直在斗，最后就是胡風和周揚那樣的結局。而《新月》文人也不是鐵板一塊，但他們一生都是好朋友。《新月》文人能對左聯(lián)文人有持平之論，而后者就沒有做到這一點。馮雪峰的命運那樣悲慘，而夏衍晚年寫回憶錄《懶尋舊夢錄》，還不放過他，說了那么多貶斥馮雪峰的話。

　　魯迅罵過的胡適、林語堂、梁實秋，還有《新月》的葉公超，他們對魯迅都有過很高的評價。蘇雪林罵了魯迅，胡適就批評她。那時魯迅對胡適早已沒有一點好感，但胡適還能說，魯迅早年的文學作品和小說史研究都是上等的工作。有人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抄了日本的鹽谷溫，胡適還能說：“真是萬分的冤枉”。梁實秋晚年就不贊成把魯迅的書列為禁書，他對魯迅的態(tài)度是“我不贊成你的話，但我拼死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魯迅去世后，林語堂在《人間世》上還寫了悼魯迅的文章，里面有許多持平之論。葉公超晚年對魯迅的文章也有極高的評價。做了就是真的。我們不能說這些《新月》文人對魯迅的持平之論，不是發(fā)自內(nèi)心，而是虛偽的。我們?yōu)槭裁淳蜎]有見過左聯(lián)文人也對《新月》文人虛偽一回？當年徐志摩遇難后，我們就沒有見過和他政見不同的人出來表示過一點悲傷。

　　左翼文人或?qū)W者不要說對外人了，就是對自己當年的朋友也多數(shù)表現(xiàn)得很不近人情。最近我在《百年潮》雜志（2000年3期）上看到一篇徐慶全說胡風和喬冠華的文章，讀后讓人感到胡風一生的悲劇不能說與他早年的朋友沒有關系。

　　1966年2月，胡風將要被趕出北京時，感到極大的沮喪和屈辱。在無奈之下，給他當年在重慶時的好友喬冠華、徐冰、陳家康、徐平羽和老舍寫信求救，以胡風的性格，他如不是在萬般無奈之下，是不會向他的這些當時身居要職的朋友求救的，可以想象當時他的心情是多么悲涼。但他重慶的朋友們沒有一個對他表示同情的。他在給喬冠華的信中說：“明日受命即日遠戍（雖要求略緩時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會無期，前塵種種，對你應感謝的，對你應請責的，不斷地襲上了心頭。語言有時是無能為力的，何況又在神情無緒之中，那么就請以言不盡意、語無倫次見諒罷�！碑敃r喬冠華是外交部部長助理，徐冰是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胡風向他們求救，可以說已是絕望中的悲鳴了。胡風給喬冠華的信由喬冠華轉(zhuǎn)給了章漢夫、姬鵬飛和周揚。喬冠華的信是這樣寫的：

　　漢夫、鵬飛同志并轉(zhuǎn)周揚同志：

　　忽接胡風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據(jù)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勸過他一次，講過些什么具體內(nèi)容，已經(jīng)記得不清楚了。來信這樣寫的用意很明顯是希望對他的處理有所緩和。此人已不可救藥，我的意見是，不便再理會他了。

　　章漢夫和周揚都在喬冠華的信上畫了圈，同意了他的看法。章漢夫還特意寫道：“我意不理�！边@些歷史的細節(jié)讓我們感到特別的悲傷，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如果是以不近人情為基本特點的，那么這樣的文化精神就是可恥的。當年如此對待胡風的這些朋友，過不了多久，他們也都遇到了和胡風同樣的命運。也許胡風當年的朋友那樣對待他是有他們的難言之隱的，他們也身不由已。這里面有時代的原因，但也有個人的品質(zhì)，也有一個時代整個的文化精神。如果一個政治團體在他的成員身上清一色地體現(xiàn)出了不近人情的普遍特征，那么這樣的團體就是最殘酷的，最沒有人性的。

　　由胡風我又想到了胡適。六十年代初，雷震下獄后，胡適和他周圍的朋友們至少在道義上是絕對支持雷震的，胡適不僅自己當面向蔣介石提過抗議，還在請求總統(tǒng)特赦雷震書上簽過名。雖然胡適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救雷震，但在道義上我們不能說胡適沒有盡了他的努力。雷震六十五歲生日的時候，胡適還親自抄了楊萬里的詩《桂源鋪》送給獄中的雷震表示對他的敬意。這些幾乎是發(fā)生在同一歷史時期的事件，卻表現(xiàn)出不同的文化精神。歷史不是抽象的，雷震的下獄和胡風的下獄相比起來，我們難道能不產(chǎn)生一點對歷史的反�。�

　　胡適在學術上也是很有民主風度的。最近我從網(wǎng)上看到了史學家陶元珍先生寫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胡適之先生的民主風度》。文章中說了這樣一件事：當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常舉行研究報告會，由研究生提出研究報告，所主任及導師加以批評。有次一位姓韓的研究生，提出一篇有關隋唐之際佛學的研究報告，宣讀完畢之后，他以所主任資格首作批評，滔滔不絕，剛說到中途，韓君突然打斷他的話頭說：“胡先生，你別再說下去了，你越說越外行了。”隨即把他批評錯了的地方指出來，他毫不動氣，立刻停止批評，請韓君導師佛學權威湯錫予先生（用彤）對韓君報告繼續(xù)加以檢討，報告會剛結束時，胡適說：“以后舉行報告，最好事先讓我們知道題目，以便略作準備，免得象我這次對韓君的報告作錯誤批評��！”陶元珍先生對胡適的民主風度非常感慨，他在文章中說：“他并未因此懷恨韓君，對韓君反而特別重視。他的民主風度，應用到學術上，實足獎掖后進的學者，促成學術的進步，與藉口維持師道遵嚴，壓抑后進，僵化學術者，真不可同日而語了。”這樣

　　的事在胡適一生中并不是個別的。陳橋驛先生最近也有一篇文章《我說胡適》，他在文章中對胡的一個評價是：“他是個正派人物，是個很有學問的人物”。他認為胡適聽得進不同意見，包括針鋒相對的尖銳意見。他舉了胡適的好友洪業(yè)（煨蓮）勸胡適不要對全祖望責備過甚，還有楊聯(lián)陞對胡適的一次考證失誤的批評。陳橋驛先生說：“對于這類尖銳的批評者，胡適當然不會一棍子打死他們，因為他沒有這種權力；
但在胡適思想上，也并無一棍子打死他們之意，因為他絕不具有這種‘品質(zhì)’。后者是有證據(jù)的，他和洪業(yè)始終朋友如故，二人間通信有長逾萬言者。他和楊聯(lián)升也始終師生如故，他身后的《手稿》還是楊寫的序”。（《新知》第4期第93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12月）像胡適這樣的風度，我們在左翼學者身上就很難看到，比如郭沫若，他在學術上的風度是不可以和胡適相比的。

　　我們說一個人也好，說一個文人群體也好，他們身上體現(xiàn)出的風度和氣質(zhì)，實際上都映現(xiàn)著他們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精神�！缎略隆肺娜俗詈蟮倪x擇雖然是我們過去很不認同的，但我們現(xiàn)在回想起來，不能不說他們的那些氣質(zhì)和風度成全了他們在學術上的貢獻。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我們可以說，凡是早年聽了胡適的話或者誠心要像胡適那樣研究學術的人，多數(shù)都在學術上做出了較大的成就。而早年沒有聽胡的話的那些有才華的學者，像吳晗、王瑤、趙儷生等人，到了晚年結帳，他們對學術的貢獻大體上趕不上那些走了胡適的路的那些學者，比如楊聯(lián)陞、何柄棣和殷海光。

　　2000年第8期《山西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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