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幾十年中，比較集中讀巴金的書有三次。

　　最早是上世紀50年或51年，那時我十二、三歲，剛上初中。一位要好的同學家里藏有不少開明、良友、文化生活等出版社、圖書公司三、四十年代刊行的新文學書籍。同許多走近巴金的讀者那樣，開始總是會被“激流三部曲”的《家》所吸引。記得讀到鳴鳳投湖的段落，竟無法控制地痛哭起來，只好躲進家里小屋的角落，幸好這個尷尬的場面沒有被發(fā)現(xiàn)。50年代初，是一個對“新世界”有著熱切夢想的年代，而我又是處在基本上由浪漫想象控制的年齡。在那些年里，文學作品被看成生活教科書，文學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之間，也被看成具有絕對關聯(lián)，甚至是可以等同的關系。我們熱衷于以尋找生活箴言的方式進入書本，而且，一旦進入就不愿走出。（不僅對巴金，魯迅也一樣。我讀書的中學開會紀念魯迅，墻上、柱子上貼著許多從魯迅書中摘錄的，如“有一分熱，發(fā)一分光”、“一要生存，二要發(fā)展”之類的格言），巴金作品中對不合理現(xiàn)象、制度的揭露、控訴，對理想未來的熱切、堅定期待，發(fā)自生命深處的真誠告白、傾訴，對善惡、美丑所做的明確分辨，期待讀者情感積極響應的“啟蒙”美學觀念，都特別吻合少年時代我的生活認識和閱讀心理。此后一段時間，我尋找著在那個小城可以得到的巴金的書。當然，并不是他所有的著作都能對我產生同樣的沖擊。比如說，現(xiàn)在普遍認為藝術更為成熟的《寒夜》、《憩園》等，當時也翻過，卻沒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巴金40年代這些作品的細致和陰郁，大概難以從我這樣膚淺的少年那里得到呼應吧。

　　二

　　高中以后，讀書的興趣有了轉移。那時有點無知的狂妄，覺得從他的書已經不能獲得更多的東西，似乎就此告別了巴金的閱讀。但過不了幾年，我又再一次拿起巴金的書，但這次是完全不同的情景。這是58年底到59年初的事情，當時我在北大讀三年級。閱讀的動機直接來自58年的“拔白旗、插紅旗”的文化批判運動�！胺从摇焙汀吧鐣髁x革命”的開展，據說需要重新審查一切文化遺產，包括“新文學”在內；
而作為一種世界觀、生活倫理和精神態(tài)度的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在當時成為最需要清理、批判的思想、精神對象。那些在青年知識學生中曾經和仍在發(fā)生較大影響的文學作品，在這個時間受到特別關注。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各地報刊，如《文匯報》、《文學知識》、《讀書》、《中國青年》等，開設了各種有明確批評指向的討論專欄，涉及的作品有《約翰?克里斯朵夫》、《紅與黑》等，巴金的作品也在其中。

　　為什么在眾多的新文學作家中選擇巴金，當時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F(xiàn)在猜想，可能有下面這樣一些原因。巴金作品（特別是《家》）在當時仍然有不少青年讀者，仍然在“產生影響”，這應該是主要一項[1]。而且，在1950年代開始的新文學作家“經典化”過程中，巴金的地位也得到提升。從58年開始，多卷本的巴金的文集，和茅盾文集等一起開始出版（到1958年底，《巴金文集》已出版六卷），與此相呼應，巴金這個期間也連續(xù)發(fā)表了多篇創(chuàng)作談，一些重要文學刊物也發(fā)表了大型的研究巴金的論文[2]。這與50年代初，巴金一再檢討自己在“舊時代”的創(chuàng)作，以及一些左翼作家認為巴金的作品已經落伍的情形，發(fā)生了明顯變化。[3]另外值得注意的因素，是這次“討論”的始作俑者，應該是上海的姚文元。他不僅寫了引發(fā)“討論”的文章，此后又有多篇文章發(fā)表[4]。這個事實與當時上海的政治－文化激進派別的出現(xiàn)，以及上海文化界內部的權力關系，是否存在某些牽連，也是可以考慮的問題。需要提到的事情還有，當時發(fā)生的美國作家法斯特事件中巴金的表現(xiàn)。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所做的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被披露之后，引發(fā)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強烈震蕩。美國左翼作家法斯特發(fā)表公開聲明，宣布退出美國共產黨。這一事件，遭到當時中國大陸作家的譴責。1958年4月出版的《文藝報》（1958年第8期）刊發(fā)了一組聲討文章，其中也有巴金的《法斯特的悲劇》。巴金雖然也批判了法斯特，不過，他的聲音沒有別人的高亢；
他甚至為這位“杰出的”作家的這一選擇感到惋惜，似乎還有回頭是岸的期盼。對巴金的這種對待“敵人”的溫情主義，《文藝報》很快就刊發(fā)了讀者的批評文章。

　　在巴金作品“討論”開始之后，京、津、山東、武漢等地一些大學的青年學生，成立了多個討論小組。我所在的班級也不肯落后；
我就是一個有七八個人的小組的成員。在此前我們班批判王瑤先生《中國新文學史稿》的活動中，我因為暑假執(zhí)意要回廣東，大部分活動沒有參加。回校后看到同學們已寫出多篇批判文章，并已在《文藝報》、《文學研究》上發(fā)表，有了“臨陣逃脫”的愧悔。這次，便想能表現(xiàn)得積極點，彌補我的“過失”。于是日以繼夜地重讀巴金的小說。除了“激流三部曲”之外，還有他早期的作品，即“愛情三部曲”（《霧》、《雨》、《電》）、《滅亡》、《新生》等，都是寫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革命者的小說。這次閱讀的動機、方式，和中學時大不相同。這是在事先確定的闡釋框架中的閱讀，一種非個人的，“公共性”的閱讀。在小組不斷的討論中，在閱讀其他的“指導性”的文章中，個人可能有的感受、印象，都自覺、緊張地不斷加以修改、提升、涂抹，以便達成統(tǒng)一的“正確”結論。作品的思想傾向，它們可能產生的社會政治功能，“積極作用”還是“消極作用”——這些成為我們思考、爭辯的中心，甚至唯一的問題。就像是通過一具網眼細密的篩子，其他的東西都幾乎被過濾掉。當然，后來我也明白，這個闡釋框架，其實與巴金的文學觀并不矛盾：社會革命的能量問題，如巴金所一再申明的那樣，始終是他文學活動的最高目標。

　　這個期間，我們信服周揚在《文藝戰(zhàn)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中的論斷：個性解放、個人主義在反封建，在民主革命時期有它的歷史意義，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只能產生消極、甚至反動的作用。但也不是沒有一點疑慮，為此小組討論經常發(fā)生爭辯。比如，巴金在處理他的英雄所要逃離、叛逆的家庭、制度時，決絕的同時其實也有保留和溫情，內心有矛盾的一面。這種復雜性是表現(xiàn)了巴金的思想局限，還是因為有了復雜性，作品才得以具有藝術深度？又比如，對于《秋》（1940）和《家》（1932）敘述方式、情緒格調上的某些變化，是巴金思想藝術的后退，還是他取得了重要進展？在這之前，我們曾在東長安街的劇場看過曹禺改編的話劇《家》，記得是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表演。顯然，我和一些同學都更喜歡話劇，但是都不愿過分聲張。我們的不安是，這是否因為曹禺突出、放大了覺新與瑞玨、梅小姐的感情糾葛，而滿足了我們的“小資產階級”的不健康情調？最讓我們關切的問題是，進入“社會主義時代”，一切與“社會主義”觀念不同，或稍有偏離的精神產品便要批判、拋棄，那么，歷史上還有哪些東西能給我們留下？別的同學不知道，以我而言，對那些要被“清算”的古典、現(xiàn)代“遺產”，心中存有許多的依戀。后面這個問題，泄露了我這樣的50年代“造反者”內心隱秘的“恐懼”。

　　因為有了這些疑惑和我們爭論不休的“難題”，便商議造訪一些作家、理論家，尋求“高人”的指點。應該是1958年的歲末。在打聽到他們的住所或辦公地點之后，便貿然前往求見。先后見面的有樓適夷、曹禺、林默涵諸位先生。楊晦、吳組緗先生就是北大的老師，見面當然是比較容易的事。樓適夷先生是太陽社和左聯(lián)的成員，58年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領導工作。我們想了解的是《巴金文集》規(guī)劃、出版情況。不過，當時見面的情形，現(xiàn)在已經毫無印象。曹禺先生住在城里的一所四合院里，他將我們讓進有些狹小的書房。記得有冬日的陽光照進屋子。他溫和親切，但話不多，看得出有可以理解的戒心。他和巴金是好朋友。對于我們的提問只是回答說，我們（指他和巴金）都是從這樣的家庭里出來的，總會有割不斷的千絲萬縷的感情糾葛。對于《家》的改編，他強調的是戲劇和小說在藝術上的不同。到了沙灘中宣部的傳達室，我們提出訪問林默涵先生，他當時任中宣部文藝處長。通過電話之后不久，秘書身份的女士急促來到門口，領我們急促地小跑般穿過紅樓，穿過民主廣場，來到落成不久的中宣部大樓。林默涵先生最關心的，是周揚不久前（也是12月）在北大辦公樓禮堂演講后師生的反應。我們當時并不知道，這是當年周揚提出的建立“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批評”的組成部分；
演講的題目就是“建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演講中對58年大躍進處理文藝與政治的簡單關系，曲折地提出批評。但我們對這一切懵懂無知，不免答非所問。對于我們的巴金評價問題的提問，他沒有正面回答，只是含糊其詞地說，作品都是可以討論、可以批評的吧。他對當時開展的批判“資產階級”作家、學者的運動，也沒有表現(xiàn)出我們意想中的積極支持的態(tài)度。談話間他突然提到鄭振鐸。說對鄭振鐸先生學術的批判，周揚同志心里很不安，本想等他回國后當面向他解釋，讓他不要放在心上；
可是已經不可能了�！安豢赡堋笔且驗猷嵪壬饰幕韴F出國訪問，10月17日因為飛機失事遇難。這番話是否是一種暗示，我們不得而知，但當時大家都沉默無語。

　　對于我們這次的活動，在很長時間里，我都以為文章并沒有寫出，最后是不了了之。直到最近查對資料，才發(fā)覺我的記憶有誤。一個能夠解釋這個錯誤的理由是，在58年12月底，《詩刊》社的徐遲先生到了北大找到謝冕他們，提議在寒假里集體編寫“中國新詩發(fā)展概況”。于是，我便離開了巴金作品討論小組，和高我們一個年級的謝冕、孫紹振、孫玉石、殷晉培，以及我同班的劉登翰，帶著鋪蓋和從圖書館借出的幾百部詩集，住進中國作協(xié)和平里宿舍的兩居室公寓里，開始了另一次無所畏懼的“造反”：用“東風”與“西風”，“主流”與“逆流”的“兩條道路斗爭”線索，來“清理”中國的新詩歷史。

　　三

　　第三次集中讀巴金的書，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段時間；
主要讀的是當時反響很大的《隨想錄》。閱讀雖說也有想從中得到釋疑解惑等動機，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職業(yè)”的需要。我在學校教“當代文學”課，在80年代的思想、文學潮流中，《隨想錄》是重要文本，不能視而不見，必須向學生提出可以供他們參考的分析。當時的情景是，社會轉型的跡象已經出現(xiàn)，政治、意識形態(tài)熱情開始“衰退”。“當代”經歷過許多挫折的知識分子，出現(xiàn)了明顯的分化。一度高漲的啟蒙熱情受到質疑，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和 “代言”姿態(tài)，被認為是一種虛妄的幻覺。從文學界的狀況說，“回到文學自身”代替“干預生活”成為主要口號。分析起來，這時的“純文學”的訴求自然有著“政治”涵義，它隱含了削弱、掙脫當代政治對文學禁錮、困擾的努力。但是從知識分子的現(xiàn)實取向上看，則反映了他們中相當部分人的“后撤”趨勢。這種變化的氣候，這種情勢產生的氛圍，我在當時多少能夠感受到。而且，覺得與這種變化之間，似乎存有一種親近感。雖然自己不愿承認，但這肯定與怯懦的性格有關。這些，當然制約著我對《隨想錄》的閱讀。

從《隨想錄》中，我有許多的感動。首先是巴金對親人、友朋的真摯的情感，和對自己的生命、行為的真誠態(tài)度。這是貫穿巴金作品的動人的元素。這種感情其實并不復雜、深刻，而且可以說是天然而又“簡單”的，但卻持久不變。在籠罩著悲觀主義迷霧的現(xiàn)代，這難能可貴地表現(xiàn)了他對人類基本生活及其前景仍一直抱有信心。有的時候我甚至偏執(zhí)地認為，《隨想錄》中有了這些篇章、這些元素，也就夠了，雖然它們有的寫得過于傷感。不過，巴金不會這樣想，大多數(shù)讀者對巴金也不限于這樣的期待。關切人類未來的胸懷和責任心，促使他反復向我們提醒：歷史中仍有許多“債務”沒有了結，有許多真相還未揭示。毫無疑問，“抵抗遺忘”是他不厭其煩地宣講的中心話題。這也是他作為20世紀中國重要作家的標志。另一點讓人感動的，是關于個人在歷史中的責任的問題。生命與“當代”歷史重合的許多寫作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在80年代紛紛以或虛構，或紀實，或紀實摻合虛構的方式來反思“當代史”。他們或者承擔起揭露、控訴的責任，有或者塑造被迫害的受難者角色。不過，像巴金這樣的嚴格自省的寫作者，確實還不很多見。因此，我通過對若干作家的文本的比較，討論了80年代個體在“歷史反思”中的位置、態(tài)度問題，并杜撰了這樣的“類型分析”：有虛構了空洞化英雄以回避自省者；
有如唐?吉訶德臨終時從“英雄”幻覺中清醒者；
有通過自審以重建啟蒙責任，從公眾和自己內心那里重新獲得“文人英雄”的資格者。巴金正是后面的這一類人。

　　但是我那個時候讀《隨想錄》也有感到困惑，或不滿意的地方。我們應該將《隨想錄》看作是什么性質的文本？聽課的學生也提出相似的問題。如果是“文學”文本，那么，其中不少文字在“文學性”（假如我們還相信有“文學性”這個東西）上有明顯欠缺；
如果當作“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文化批判的記錄，那么，對于現(xiàn)實、歷史問題的討論深入，似乎還有更多的期待。舉例來說，我不認為巴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都是處于失去獨立思考能力，在各種壓力下講違心話，做違心事的情境下。他在“當代”的不少時間里有崇高的地位。他對“新時代”曾經有過的禮贊也應該是經過“獨立思考”、發(fā)自內心的。它們并不完全是外部力量所強加，從一個方面看，他的選擇與他所一直堅持的歷史觀有緊密的邏輯關聯(lián)。是的，對于我們生活的特定語境，“講真話”是藝術和歷史敘述的至關重要的前提，但也肯定不是問題的全部。

　　至于說到“文學性”，記得當時香港的一個讀書雜志《開卷》，曾登載當?shù)卮髮W生的文章談到《隨想錄》藝術的欠缺。這引起了內地一些作家和巴金研究者的不滿，甚至憤怒。我當時的同情是在那些學生方面。我不能理解的是，為什么指出《隨想錄》藝術的不足就是犯了大錯呢？巴金對這個批評的反應，是他的“我不是藝術家，我只是有話要說”的再次重申。我知道，從20年代《電》的前言開始，他就一再表達了他以藝術承擔社會使命，而無暇、沒有心情考慮藝術形式、技巧的觀點。這當然是藝術家的一種選擇和藝術觀的表白。但這不應該成為回應批評的根據。巴金其實并非沒有考慮藝術、形式的問題。而且，在讀者的心目中，能夠想象巴金還有文學家、小說家之外的其他身份嗎？

　　在80年代末的“當代文學”課堂上，和隨后出版的小書《作家姿態(tài)與自我意識》中，我自以為聰明地提出、討論了這些問題。除了藝術和社會關系之外，也談到人道主義的社會理想的力量和限度等。但問題可能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深刻”、冷靜、知道限度的聰明人并不缺乏，而巴金這樣的一如既往的“傻子”，卻實在過于稀少。當時讀《隨想錄》的時候，我也讀著德國作家黑塞、伯爾、格拉斯的一些小說。在看待、處理歷史的“災難性”事件上，他們之間，他們與巴金之間當然存在許多不同。不過，也可以看到那些可以被稱為“重要作家”的相似的基本點。所以，在課堂上，我挪用德國一位批評家談伯爾的話，來談寫《隨想錄》的巴金：……他的作品會有失誤，藝術上也有欠缺，但他的生活和著作決無欺騙。他正直，正直得近乎憨傻。過去常說作家是民族的良心，現(xiàn)在聽起來已經過時。但巴金的為人和寫作，使這句話重新被人我們相信……

　　四

　　不過，巴金的離去，也確實象征一個文學時代的結束。近年來文學界熱衷于“新文學終結”這個話題。雖然對“終結”人們各有自己的理解，但是文學形態(tài)及各種形態(tài)的關系，和五四，和五六十年代，甚至和80年代的不同，卻是不征的事實。巴金的去世也許就是這樣的一個“宣告”？巴金“遺產”在這個變化的文學時代，意義在何方？都是留給我們的問題。前些日子，東京大學的尾崎文昭教授在北大中文系就這個問題做學術講演。提問、討論時，主持人錢理群教授問我有什么話要說。我說想向尾崎先生提一個幼稚的、與學術無關的問題：當你在說“新文學終結”的時候，你是快樂，還是傷感？這個提問引起一片笑聲，以至于我沒能聽清尾崎的回答。在場的青年教師王風的話倒是聽清楚了：“這個問題要反過來問洪子誠老師才對�！�

　　在我這里，一個值得敬重的個體生命的終結，和一個同樣值得敬重的文學時代的終結，都是會讓人長久傷感的事情。

　　2005年10-11月

　　[1] 因為有許多讀者，馮雪峰在1955年第24期《中國青年》雜志的“答讀者問”欄目中，就當代重印巴金的作品有什么意義，現(xiàn)在的青年閱讀時應該采取什么態(tài)度，從他的作品中能學到些什么這類問題，做了解答。

　　[2] 《和讀者談談〈家〉》（《收獲》1957年第1期）、《談〈春〉》（《收獲》1958年第2期）、《談〈滅亡〉》（《文藝月報》1958年第4期）、《談〈秋〉》（《收獲》1958年第3期）、《談我的短篇小說》（《人民文學》1958年第6期）、《談我的散文》（《萌芽》1958年第9期）等。在這期間發(fā)表的重要研究論文，有楊風的《巴金論》（《人民文學》1957年第7期），王瑤的《論巴金的小說》（《文學研究》1957年第4期）等。

　　[3] 50年代初，巴金對自己的“舊時代”的作品，有過不少的自我批判。左翼作家丁玲1950年在《跨到新的時代來——談知識分子的舊興趣和工農兵文藝》中也說到，在“新時代”，不要說馮玉奇、張恨水，就是喜歡冰心、巴金的讀者，也應該向前跨出一步。

　　[4] 《中國青年》1958年第19期（10月1日出版）登載了姚文元的《論巴金小說〈滅亡〉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同月出版的《讀書》、《文學知識》等刊物，和上海的《文匯報》也開始出現(xiàn)巴金作品討論專欄。姚文元后來還寫了《論巴金小說〈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和它的消極作用——兼談怎樣認識覺慧這個人物》、《巴金作品的討論，分歧的實質在哪里》等文章。《中國青年》、《讀書》、《文學知識》的討論，從1958年開始到第二年的4月，共刊發(fā)了近60篇文章。另外，這個時期登載有關巴金作品評價的報刊還有《文匯報》、《文學研究》、《新民晚報》、《光明日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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