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 “特殊利益集團”打開了世人的眼界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那時的“中蘇論戰(zhàn)”令這一概念灼熱起來。在著名的“九評”中，揭露了當時的蘇共高層，事實上形成了一個特權官僚階層，集團成員實際操控與享受的財富量其數(shù)字大得驚人，完全背離了名義工資。他們猶如一個“王朝”對待國家財富，無疑是把公共權力變成了特權階層的資本。毛澤東從他的憂心出發(fā)在晚年振耳發(fā)饋地發(fā)問道：“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劍指他稱之為的黨內新生的資產階級。事實上，許多同仁都在思考中國的特權階層問題。我與我的同事(劉佑成，原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現(xiàn)為南京一大型房地產公司董事長；
朱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鄭世明，原西北政法學院經濟學副教授)，在1970年代在渭北一個煤礦，曾經寫有在私下流傳的手抄本《論權力資本的規(guī)定》，在那篇文章中，我們曾對權力資本階層進行過最初的探討。后者，我將自己進一步的研究成果以《權力資本四分析》為題公開發(fā)表(1992，當代經濟研究)。

　　“特殊利益集團”打開了世人的眼界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那時的“中蘇論戰(zhàn)”令這一概念灼熱起來。在著名的“九評”中，揭露了當時的蘇共高層，事實上形成了一個特權官僚階層，集團成員實際操控與享受的財富量其數(shù)字大得驚人，完全背離了名義工資。他們猶如一個“王朝”對待國家財富，無疑是把公共權力變成了特權階層的資本。毛澤東從他的憂心出發(fā)在晚年振耳發(fā)饋地發(fā)問道：“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劍指他稱之為的黨內新生的資產階級。事實上，許多同仁都在思考中國的特權階層問題。我與我的同事(劉佑成，原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現(xiàn)為南京一大型房地產公司董事長；
朱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鄭世明，原西北政法學院經濟學副教授)，在1970年代在渭北一個煤礦，曾經寫有在私下流傳的手抄本《論權力資本的規(guī)定》，在那篇文章中，我們曾對權力資本階層進行過最初的探討。后者，我將自己進一步的研究成果以《權力資本四分析》為題公開發(fā)表(1992，當代經濟研究)。

　　所以此番我想說，其實特殊利益集團是一個傳統(tǒng)的老概念，它通常用以表達倚仗特權謀取利益的社會群體。學者們的表達雖然不大相同，有人稱之為特權(利益)集團，有人稱之為特權階層，有人稱之為官僚特權階層，如此等等。但是，人們可以通過他們的通體行文與全局表達，抽象出他們的共同理論認識。

　　當然，任何概念、范疇都會與時俱進地豐富內涵。現(xiàn)今官方給出的解讀是，所謂“特殊利益集團”，即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經濟利益、社會背景的團體，采用不正當?shù)氖侄尉鹑〈罅可鐣�財富的利益集團。這既有傳承性，也有創(chuàng)新性。本文權且以此為基準進行討論。

　　瀏覽各種媒體可以發(fā)現(xiàn)，許多人都在議論這個該咒罵的特殊利益集團。然而許多說法，卻是感性義憤多于理性分析。

　　社會生活中存在著種種不同的利益集團(階層)，這沒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然而特殊利益集團卻令人驚怪。特殊利益集團之所以與眾不同，之所以有它的過人之處，之所以特殊，并不在于它是一個“集團”。集團抑或階層，只是個別與群體層次上的抽象，只表明這不是一個個體、個別概念，而是一個群體、聚眾概念。進一步解析，也不在于一個集團(階層)的“利益”。任何集團都有利益取向，都有利益訴求，都有利益追逐。那末，特殊利益集團究竟與其它利益集團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令人驚怪之處？

　　問題就出在這個“特殊”之上。它不是一般的利益集團，它是特殊利益集團。特殊，不是凌駕于法律法規(guī)之上，就是置身于法律法規(guī)約束之外；
特殊，就是謀取利益不是利用正常資源、通過正常渠道、遵循正常規(guī)則獲��；
特殊，就是這群人并非草民凡人，并非普通群眾。特殊利益集團的特殊之處不在別處，就在特殊的權力之中，就在于公共權力成為其謀取利益的資本。換句話說，權力資本，是特殊利益集團的本質，是其跳躍的靈魂，是其手中可以通殺通吃的王牌。公共權力轉化為商品再轉化為資本從而“羽化”權力資本，與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相媾合，最終衍生出五花八門的特殊利益集團。反過來講也一樣，任何利益集團，如果沒有權力資本介入，其中沒有權錢交易，決不會演變成為特殊利益集團。

　　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愿意將所謂特殊利益集團稱之為“權力資本利益集團”或曰特權利益集團(階層)。

　　作為利益集團，不可能僅僅限于經濟利益，還可能包括政治利益，甚至教育利益，文化利益等各種有形與無形的、短期與長遠的社會利益。其實，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解讀，任何形式的恩惠、好處如果以其利益形式表達，一定可能通約為經濟利益。如果說政治(利益)是經濟(利益)的集中表現(xiàn)，那末教育利益、文化利益等各種社會利益也一定會正相關地通過經濟利益得以表現(xiàn)。難怪古諺云：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大白話道出大道理。

　　“特殊利益集團”的表現(xiàn)可真是觸目驚心，它從各個角度向世人一再證明：特殊利益集團之所以特殊，就在于權力資本。

　　單位所有制，是當代中國最大也是最富于欺騙性的特殊利益集團，這就是此前我說的公權“公賣私益”現(xiàn)象。單位所有制，是權力資本的一個新變種，它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種特有現(xiàn)象。它是指以單位小集團利益為基礎的財產所有權體制。這里所說的“單位”包括：國有企業(yè)、地方企業(yè)、集體所有制企業(yè)、合作經濟組織之類的“經濟單位”；
科研、教育、文化藝術、體育、群團組織、行業(yè)協(xié)會、民主黨派之類的“事業(yè)單位”；
國家各級政府“部門單位”；
以及各類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利益單位”。這些單位，還可以從經濟性質上抽象為三類：公有單位，私有單位，混合所有單位。單位所有制在中國，是一個事實所有制，即現(xiàn)實存在的財產所有權。一個公有制單位的全部財產，名義上是國有即全民所有的，但在現(xiàn)實中卻是單位所有。李金華在審計中遭遇的對象是公有單位的那種單位所有制。單位所有制是萬惡之源。國家審計署上半年對32個部門單位審計中發(fā)現(xiàn)的諸如轉移挪用或擠占財政資金、虛報多領預算資金、私設賬外賬和“小金庫”、亂收費等問題，作為年復一年的老問題不斷花樣翻新地再現(xiàn)江湖，從經濟關系、經濟機制的角度透視，都是單位所有制惹的禍。這些花樣，都是對法律法規(guī)的違反違犯，都是對作為政府管理部門職責的背離背叛，都是對作為公有財產的侵蝕侵吞。必須揭露，單位所有制就是最為虛偽的徹底的私利制。單位所有制無論它以什么樣的面目出現(xiàn)，無論它怎樣標榜自己，它的底線就是為單位成員謀私利。什么單位所有，就是單位中一個個的私人所有。說穿了，就是對外由公有單位的“公”頂著，利益落實時則是不折不扣的“私”。

　　暴利高人、完稅侏儒的房地產業(yè)，一直以來都被揭與權力資本關系曖昧。圈地，開發(fā)商遭遇第一次與權力資本的溫情交際；
報建，是開發(fā)商與政府的房地產開發(fā)管理部門公權“感情走私”的盛行場所；
施工監(jiān)理、預售，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從來都沒有客氣過；
工程驗收，更是房地產開發(fā)生命周期的“黃昏戀”；
而且自始至終，銀行更像是“雙性戀”的扮演者，它一手托兩家：一手把錢給開發(fā)商去蓋樓，一手把錢給消費者做買房按揭，人們會發(fā)問，這僅僅有政策允許夠嗎？說這其間沒有權力資本“插足”給鬼去說都不信。可見，以建房為基礎，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特殊利益集團。正是他們，必須為遠遠背離了價值的高房價負上責任。

　　中國壟斷行業(yè)，作為全民所有制企業(yè)，從來都沒有給出資者有過相應的回報，“全民”從中究竟獲得過多少紅利？實在令人心存大疑。壟斷行業(yè)憑什么在產品的價格上消費者說了不算，憑什么在這個領域“霸王條款”頻頻顯眼，又憑什么該行業(yè)的職工待遇往往高于其它行業(yè)數(shù)倍乃至十數(shù)倍？憑什么壟斷行業(yè)的企業(yè)能夠長期享受國家優(yōu)惠經濟政策，就是公共權力在幫局部利益的忙，在幫眼前利益的忙。表面上看，這似乎不是一種權錢交易，因為這里看上去并不是公權與私利的交換。本質上分析，這是一種典型的公權公賣，直接令局部受益，最終為每位行業(yè)員工私人受益。權力資本在這里給社會帶來的危害，在某種意義上講，與公權與私利的交換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這是一種政策違規(guī)，公權犯罪。

　　買官賣官，是當今中國權錢交易最典型的也最普遍的形式。在這個交易鏈條上，有公共權力的掌控者，這是一個多級別的賣官小集團；
再就是買官群體，一支不擇手段往上爬的大小官僚，他們同樣具有多級別；
再就是為提高買賣成交率、成功率、互信度的中間服務群體，他們通常以“說客”、掮客、擔保者面目出現(xiàn)；
最后還有一個特別群體，即“埋單”者，因為通常買官者不會自己出錢，而是由他們代理的經濟團體出面行賄。很少有人注意買官賣官是一個利益集團，以為只是一小撮互不聯(lián)系的人從事的陰暗勾當。其實不然，這是一個特殊的產業(yè)鏈，在這個鏈條上涌濟著利益熏心、志得意滿的人。這種“特殊利益集團”通常就是這樣進行赤裸裸地錢權交易，催生著集體腐敗或組織性腐敗，甚至通過控制某些地方官員，謀取著本集團的非法利益。

　　教育產業(yè)化，各種公共教育資源進入市場，教育愈益成為特殊利益集團聚財謀利的“掠奪之手”。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當權力資本參預教育產業(yè)化運作時，便出現(xiàn)教育腐敗，教育腐敗將教育收費質變?yōu)樗椒市〖瘓F利益對受教育者的“掠奪之手”。大學收費，沒有異議。但是收費之高，卻令人不解。(《中國高教何以成為“掠奪之手”》，《新華每日電訊》2005年6月29日)從根本上來說，公民納稅形成的國家財政，國家財政養(yǎng)育并支撐著教育，那末教育本應為公共產品。而將公共產品商品化甚至資本化，這無異于將公共權力商品化、資本化，因而，在本質上說，這是一種腐敗，即教育腐敗。在教育腐敗的氛圍中，教育不再是對每個受教育者的“扶持之手”，而變成對受教育者的“掠奪之手”。于是，追求單位(實為特殊利益集團)經濟效益，成為辦大學的一個心照不宣的潛規(guī)則。任何一位熟悉高校的人士都知道，長期以來大學中的院系大都利用自己手上的公共教育資源開辟聚財門路，為小集團即特殊利益集團謀利益。用公共教育資源為小圈子謀私利，就是公權小集團化、私利化。

　　醫(yī)療改革，最終沒有能夠實現(xiàn)高管部門當年的莊嚴承諾，而將公共醫(yī)療衛(wèi)生變?yōu)獒t(yī)療醫(yī)藥單位向傷殘病老者的掙錢機器，榨取來的大量錢財，大都流入圍繞醫(yī)療而結成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小金庫中。為什么醫(yī)療改革令人失望的變?yōu)樾〖瘓F利益的斂財途徑？這皆因權力資本的介入，換句話說，公共權力被利用成為幫兇。諸如藥品的定價，醫(yī)藥保健品的管制，定點醫(yī)保，藥費報銷比例規(guī)定、項目規(guī)定、藥品規(guī)定等，藥品采購導向，無不成為不同特殊利益小集團的尋利場。醫(yī)改被指失敗并被社會公眾憤怒批判后，利益相關的管理部門曾有一度沉默，但不久便反攻倒算地重為醫(yī)改歌功頌德，此間疑似利益相關的國外機構居然也寫文章出面為之擦脂抹粉。然而它太聲名狼藉了，醫(yī)改上的出格事件、醫(yī)療惡例被一再揭發(fā)出來，并不斷有新案例涌現(xiàn)，醫(yī)改失敗漸成共識。在權力資本參預特殊利益集團的斂財活動中，醫(yī)改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幾乎可以這樣說，權力資本在這里為一個個特殊利益集團鳴鑼開道，為一個個特殊利益集團保駕護航。

　　特殊利益集團而今在中國，真可謂臭名昭著。它引發(fā)的社會災難，足以敗壞執(zhí)政信任，激化社會尖銳矛盾，造成社會的震蕩，帶來改革與發(fā)展危機。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是研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它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和水平。和諧社會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社會的各階層都應獲得公平公正的利益，體現(xiàn)公平合理的競爭；
政府將主要靠制度和民主程序來協(xié)調利益關系、調控利益矛盾，讓各利益主體在同一平臺博弈的基礎上達成共識。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推行政府職能的轉變，讓政府擔當“仲裁者”“服務者”“監(jiān)管者”角色，防止其成為任何局部狹隘利益的代言人。這為我們打擊、防范、治理特殊利益集團提出了明晰的要求。

　　既然權力資本是特殊利益集團的經濟基礎，是罪惡的淵藪，一切違法違規(guī)利益的孳生源，那末防范、治理特殊利益集團衍生，就是防范、治理權力資本進入市場，防范、治理權錢交易，就是防范、治理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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