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階級并不像太陽那樣在預定的時間升起，它出現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E?湯普森

　　工人階級，亦稱無產階級，歷史可以追溯到14、15世紀歐洲的工場和手工業(yè)的產生，至18世紀的后半期，以蒸汽機和棉花加工機的發(fā)明為標志的產業(yè)革命，以及引發(fā)的市民社會的全面變革，為其發(fā)展壯大、步入政治舞臺提供了契機。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抑或社會主義社會，無論工人階級是作為被統(tǒng)治階級或統(tǒng)治階級，都業(yè)已成為社會的組織結構和分層結構的重要成分，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所以，了解工人階級共通的精神機理、行動邏輯和文化實踐，不止是純粹研究工人階級課題的對象、內容，也是分析、探究階級階層理論的基礎性前提。

　　一、 階級意識

　　工業(yè)社會的前置條件不僅取決于科技的進步、財富的集中，還取決于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給。產業(yè)革命及其后發(fā)展中的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系統(tǒng)中的分層主要是通過分配或分攤的形式誕生的，撇開少量中介性的管理階級的話，工資、利潤、地租的不同占有方式，主要對應著勞動力所有者、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三大集團。工資便是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雇傭工人，所處的獨特社會位置的收入來源，也是唯一來源。但自從生產第一次隨著人口的增長而開始，生產過程及行為本身又是以個人之間的互動交往為前提的，這種交往形式，既是人與人之間建立社會關系的本質，也是通過生產資料與生產者的明顯區(qū)隔，設定個人或集群身份、地位的動力之源。因之，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首先是以一定的生產方式活動的一定的個人面目出現，沒有具體的個人以及由此生發(fā)的各種社會網絡結構，就無法解讀作為不同階段呈現的社會形態(tài)；
但同時，像馬克思所言，“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1]扎根于日常的生活形式之中，才能有效地理解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集團利益的沖突的根源和背后隱匿的意識形態(tài)力量。

　　從社會的發(fā)展看，工人階級的形成并非從自身固有的土壤里發(fā)育、生長出來，相反，倒是工業(yè)化道路的進程為其提供了捷徑。自由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和制約下的人性的殘酷性，恰恰為行將崩潰的等級化、封閉化的封建制度，制造了另一種不平等的形式；
換句話說，作為實存的工人階級群落，不是自發(fā)、自然的狀態(tài)下的衍生物，反而是制度結構和社會重壓有意識地人工合成的結果，這種為了部分人經濟、政治利益的人為事件，不僅促成貧民、基督徒之類農奴身份的下層階級職業(yè)的轉變，而且直接創(chuàng)造并繼續(xù)擴大了資產階級自己的對立面，成為近代資本主義制度運行過程中的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要件�！盁o產階級要否定私有財產，只不過是把社會已經提升為無產階級的原則的東西，把未經無產階級的協(xié)助、作為社會的否定結果而體現在它的身上，即無產階級身上的東西提升為社會的原則”。[2]那么，對私有財產的否定，就不止是對財產本身的分享要求，更是一個集團性的群體對社會不公平的抵制，乃至對少數既得利益者統(tǒng)治地位和意識形態(tài)的否定。當這樣否定積聚可觀的能量，便形成某種階級力量和階級實踐，以強烈的方式顛覆新興的或業(yè)已完成的社會秩序。

　　“工人們最初企圖聯(lián)合時總是采取同盟的形式”。[3]然而，同盟的建立必須是一種較為理性化的有頭腦的組織行為，否則，試圖在巨大懸殊下的對抗，往往會無功而返。馬克思注意到了能形成強大力量的階級意識生成的復雜性，他說：

　　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于小農彼此間只有地域的聯(lián)系，由于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lián)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4]

　　社會階級的出現，不僅有數量眾多的一群人以近乎相同的方式生活著、勞作著，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之間還必須留存一種范圍廣泛的、永久性的聯(lián)系，并結成有效的同盟與利益不同的集團對立，這樣的物質企望和精神訴求一致性的整體，才稱得上階級。無論是農業(yè)工人還是產業(yè)工人，如果沒有意識到自身利益的同一性，還處于分離松散甚至自我分配收入相互競爭狀態(tài)，那么就消弭了階級對抗的力量和可能性。用雷蒙?阿隆的分析話語來概括，即工人階級“只有當它發(fā)現它要對其他階級進行斗爭的時候，它才具有自我意識”。[5]實際的情況是，由于大工業(yè)把大批互不相識的人們集中在一起，同盟的孕育與建立相對而言，不止具有此在行動的可能性，也確實能建立起強大的、目的性的組織；
英國的經濟學家就曾吃驚地發(fā)現，工人階級同盟與集團在面對壓迫性的資本統(tǒng)治的時候，不只是維護了基本工資的必要的經濟權益，還在抗議過程中逐漸凝聚著越來越多的政治因素。

　　馬克思之外，經濟關系對工人階級意識的決定性的制約作用，還得到盧卡奇、霍布斯鮑姆等人的熱烈響應和重新闡述。盧卡奇有關工人階級的思想，與其說是社會學的，毋寧說是社會批判哲學的；
他從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里獲得靈感，將歷史的總體性的問題置于科學本體論的地位。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越來越專門化，但合理化和效率化的后果，卻并不是人性的健康生長與人道主義的張揚，相反，工人一方面憑借個人或集體的能力創(chuàng)造了供資產階級揮霍享樂的財富，另一方面作為勞動主體的工人卻在生產和消費的流通過程中，不知不覺或者身不由己地變成商品，成為廉價拍賣的物件。最終導致的后果是，工人在嚴密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系統(tǒng)中，“機械化也把個人改變成了孤立的抽象的原子，個人的工作不再把個人直接地和有機地聯(lián)系起來；
個人越發(fā)專門受到禁錮他們的抽象的機械規(guī)律的居中調解”。[6]被徹底地原子化的個人，不僅繼續(xù)著前輩們所受的剝削行為和方式，而且主體的獨立性完全淪陷了，人格呈現出分裂、異化的境況。工人自身的階級意識，伴隨商品對整個社會生活、倫理領域的無孔不入，喪失了先前的自然狀態(tài)與積極姿態(tài)，對心靈的腐化和出賣勞力的現實只能在忍氣吞聲中默默承受。物化現象對階級意識的腐蝕、滲融，構成盧卡奇工人理論的核心內容。

　　對技術發(fā)明的重視與采用，構成了產業(yè)革命的社會史，工廠組織亦漸漸地從人性的制度化步入“火和煙”的“機械”的世紀，主導社會變遷的是經濟進步和效率政治，競爭代替了過往刻板的規(guī)章制度，這種轉型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甚至大于多數的政治革命。湯普森通過“動態(tài)過程”的研究，給我們提供了文化主義的思路。他的目標是，把英國社會底層的工人階級歷史，放在18世紀30年代前幾十年工業(yè)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中心位置，試圖勾勒18世紀留傳下來的人民傳統(tǒng)、工業(yè)革命時期不同工人集團的經歷以及人民激進主義的歷史。湯普森指出：“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它把一批各各相異、看來完全不相干的事結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經歷中，又包括在思想覺悟里”。這里對“經歷”、“覺悟”的先在強調，既突出了對“人與人的相互關系”的敘述的歷史方法，又肯定了階級意識中行動主體的自覺因素。“階級覺悟是把階級經歷用文化的方式加以處理，它體現在傳統(tǒng)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組織形式中”。[7]如果說此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過于強調經濟結構的決定性因素，而正統(tǒng)的經濟史學家把工人看成勞動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統(tǒng)計數據的原始資料，那么湯普森則“不惜貶低結構因素的作用，過分強調諸如人的經歷和人的價值這些人的能動因素的重要性”[8]，在漸漸被遺忘的、隱秘的、富有爭議的民間生活的鉤沉中，為一群在創(chuàng)造歷史過程中作出貢獻卻倍受詛咒的“歷史犧牲品”建傳立言。

　　工人階級不是貫穿在歷史中的靜態(tài)的給定，更是從物質實體世界被創(chuàng)生的意識；
于是，經濟決定論必然被揚棄，至少階級意識就不再是靜止的“東西”，而轉變成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交互關系中引發(fā)的獨特的、流動的精神機理。普爾茲渥斯基同意湯普森的一些重要觀點，認為作為自動組織的階級不是一成不變的，但他將一種“選擇的結構”引入自己的理論框架之內。他區(qū)別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不同，聲稱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是一種信仰，它相信聚集而成的統(tǒng)一體優(yōu)先于個體因素，這個信仰犧牲了個體，并擺出了一種邏輯混亂的歷史觀；
相反，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并不假定階級的地位，著重分析的是被給定狀態(tài)的個體的選擇結構。“個體能夠選擇成為一個工人，而且還能同資本家合作反對其他工人。階級結構是建立在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因素有聯(lián)系的生產關系基礎上的”。[9]這樣，歷史社會學家就必須有效地分析作為個體的工人成員的具體的選擇結構，進而揣摩、洞悉背后一整套嚴格制度化的社會關系。

　　二、 權力秩序

　　社會關系的確立，首先需要一種權力秩序，然后才有政治和社會秩序；
任何表面和諧或者潛伏著劇烈沖突的社會，都暗含著權力的試圖平衡化和再分配的爭奪。作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屬性，儒旺納爾概括了一切權力的三種不同特征：廣延性是指遵從掌權者命令的B（權力對象）數量很多；
綜合性是指A（掌權者）能夠調動B所能采取的各種行動種類很多；
最后，強度是指A的命令能夠推行很遠而不影響遵從。對此，丹尼斯?朗從歷史的角度分析說，在君主和專制政體下，一人統(tǒng)治多數人；
在貴族政治和寡頭政治體制下，少數人統(tǒng)治多數人；
在亞里士多德政體和民主政體下，社區(qū)的多數管理自己。[10]對于后者，古希臘的雅典廣場民主便是經典的實驗，多數享有投票權的公民經常通過表決的方式，覆蓋了婦女、奴隸另類弱勢人群的聲音。工人階級運動，目標就是要“消滅一切等級”，建立一個自由的聯(lián)合體來代替壓制性的資本主義社會，爭取統(tǒng)治權便是實踐中的緊迫任務。但同時，在理想社會來臨之前，如何憑借組織結構消除資產階級權力、使用革命勝利后過渡性的工業(yè)管理，不止是理論宣傳策略，還是一個棘手的實際操作問題。

　　資產階級最先利用商品、貨幣等經濟手段，控制了整個的社會關系，所以經濟學家就把資本稱為“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力”。這就是說，有形的資本作為無生命的“物”的存在，蘊涵著支配個人行為、人倫標準的極大的能動意向。所以，馬克思在著作里，從經濟指標與制度運行出發(fā)，闡明了兩種權力類型，即財產權力和政治權力，前者指所有者的權力，后者指國家的權力。本來，權力統(tǒng)治著財產，財產手中并沒有政治權力，政治權力只是經由如任意稅、沒收、特權、官僚制度加于工商業(yè)等等辦法捉弄財產；
但是，在資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治權力的國家里，政治統(tǒng)治成為資產階級對整個社會的統(tǒng)治，而不是個別資產者對自己的工人的統(tǒng)治，政治統(tǒng)治便直接屬于財產；
政治與財產的一體化，同時意味著財產的權力化。那么，無權力的工人階級要想獲得權力，就“必須成為權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權力”[11]。因為無論哪個等級化的時代，單個的、集群的人與人之間社會的、公共的關系，總是可以簡化為寬泛意義上的政治關系的放大和投影，像17、18世紀時要廢除封建財產關系，財產問題就是資產階級的生存利益問題和權力分享問題。

　　如果說馬克思相信以工人為主體的階級斗爭引導下的革命是自動的和不可避免的，它會突然發(fā)生，而且一定發(fā)生，那么湯普森憑著工人階級會不斷地從“自在”轉化為“自為”，又不必然是一定發(fā)生的立場，將物質經濟置換成了道德經濟。列寧則反對革命的自發(fā)性和不可避免，倡導以職業(yè)的革命家作為先鋒部隊來培育軟弱的革命的種子。在《怎么辦？》一文里，列寧承認，19世紀中后期，工人自發(fā)性的罷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證明了重新高漲的人民運動的深度，不過，這種“自發(fā)”正是自覺性的萌芽狀態(tài)：工人已經不象歷來那樣相信壓迫他們的那個制度是不可動搖的，而開始感覺到必須進行集體反抗、拋棄奴隸般的順從長官的態(tài)度；
雖然這種反抗行為還多半是掙扎和報復的表現，很難說是斗爭。從整個工人運動性質來說，罷工本身具有工聯(lián)主義色彩，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斗爭，工人當時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意識到他們的利益同整個現代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如何使工人階級擺脫運動的盲目性和自發(fā)性，獲得真正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列寧認為，“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lián)主義的意識，即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斗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由有產階級的有教養(yǎng)的人即知識分子創(chuàng)造的哲學、歷史和經濟的理論中成長起來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2]那么，俄國當時要想糾正、改變工人運動的現狀，也必須充分利用、發(fā)揮革命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尤其是其組織核心——政黨的功能作用。

　　這種依照歷史法則設計出宏大的政治計劃、政治任務，將職業(yè)組織與政治組織的合一，而且“盡量幫助這種組織并在這種組織內積極工作”[13]，最終把前者置于后者的統(tǒng)率之下，推動進行經濟斗爭的工人“感到”政治問題，亦存在著巨大的權力分配的隱患和危險。隨著階級運動的過程的演進，無產者由革命的主體變成革命的工具的弊端越發(fā)凸顯出來。克羅地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霍爾瓦特對此有著精辟的闡述，他指出如果先鋒隊黨的作用不僅僅是代表工人階級進行統(tǒng)治，還要對工人灌輸一種社會主義意識，教導工人了解自己的實際利益，那么社會主義的承擔者就不是工人階級而是黨和黨的領袖了。既然任何一種社會體制的承擔者都是該體制的領導階級，我們終于得到了一種與事實相符的理論，盡管不是一種社會主義過渡理論。經濟集中加上政治極權，權力大大集中于統(tǒng)治階級手中，這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國家主義。[14]

　　因為，工人階級只有與另一種非勞動階級即統(tǒng)治階級對比才存在，如恩格斯所說的，工人階級要想真正地擁有權力，第一個行動就是否定他自己作為工人階級的行動。否則，“工人階級權力”這一說法，“要么沒有意義，要么被利用來隱蔽一個事實：工人階級仍然存在，但權力卻已經被他人所有”。[15]

　　馬克思之后的西方社會學著作中，從韋伯、列寧、托洛斯基、杰拉斯到貝爾等人那里，工業(yè)社會轉變中孕生的企業(yè)的科層化和技術白領新階級之上升，一直成為關注的焦點�！吧鐣�生產力已成為工業(yè)的，但這是各種政治制度的共同情況；
社會生產關系已成為官僚主義的，所有權在其中的地位縮小了”，乃至“官僚主義已經成為一切社會（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心問題”。[16]當然，馬克思在他的理論體系里，也有警惕性的說明：“‘官僚機構’是市民社會的‘國家形式主義’”。它作為特殊的同業(yè)公會，“是‘國家的意識’、‘國家的意志’、‘國家的威力’。因此官僚在國家中形成特殊的閉關自守的集團�！�…它的等級制是知識的等級制。上層在各種細小問題的知識方面依靠下層，下層則在有關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賴上層，結果彼此都使對方陷入迷途”。[17]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后，一直持樂觀的態(tài)度同官僚主義進行斗爭，他認為舊的國家機器必須被打碎，工人代表要來對行政執(zhí)行監(jiān)督和監(jiān)察的職能，所有人暫時變成“官僚”，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這樣，脫離、壓制工人群眾的實質官僚消解了。但托洛斯基則從人性論的立場出發(fā)，認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即使在像美國那樣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建立起來，鼓勵發(fā)展個人的既得利益也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防止使黨屈從于自己的官僚，完全削弱了普通工人群眾發(fā)言、管理的權力。

　　曼德爾注意到十月革命勝利后在工廠組織中的新危機，專制主義的中央計劃和與價值規(guī)律局部起作用的混合，一度出現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高潮，但是經濟系統(tǒng)的失調卻無法通過這種方式自發(fā)地得到克服。特別是官僚集團專政的鞏固，工會權利喪失殆盡，野蠻的“生產主義”，實際上就是不顧經濟和社會成本盲目追求實物產量，成了工會和工廠中的黨組織必須為之貢獻身心的目標。罷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階級的反抗，都被視為“破壞”而遭到禁止。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相比，它的特殊性在于，由于對工人的剩余勞動的攫取不是與微觀經濟中的利益最大化相聯(lián)系，所以這種攫取在程度上較差，工人也比在資本主義下少受壓迫。雖然蘇聯(lián)工人較之同期的北美和西歐的伙伴不得不在工廠里呆上更長的時間、拿更少的工資，但正如官僚主義的經理不受競爭的威脅一樣，工人頭上也沒有懸著失業(yè)的鞭子，個人的實際勞動時間少得多�！霸谶@種情況下，普遍缺乏責任心和對工廠表現漠不關心就成了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撇開制度的優(yōu)越性的人為劃分的話，“從工人階級的角度看，二者都是壓迫性的。二者在配備物質資源和保護勞動與自然不受損害方面，都是浪費性的制度”，[18]盡管運行時有特殊之處。

　　三、 文化實踐

　　威廉斯從觀察文化的視角出發(fā)，將文化總括為三種定義，即理想的、文獻的和社會的。理想的定義把文化提高到“人類完善的一種狀態(tài)或過程”；
文獻的定義把文化看成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體，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詳細地記錄了人類的思想和經驗”；
社會的定義，則不僅包括分析知性和想像的作品與特定的傳統(tǒng)和社會聯(lián)系起來的歷史批評的努力，還包括對生產組織、家庭結構、表現或制約社會關系的制度結構、成員交往形式等生活方式諸要素的分析。根據這個定義，文化就是“對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這種描述既“表現藝術和學問中的某些價值和意義，而且也表現制度和日常行為中的某些意義和價值”。[19]在人與人之間必然結成一定關系的網絡社會，每個個體的文化實踐是獨一無二的，可是我們一旦透過社會分層視域考察它，“生活方式”的燦爛輝煌的多樣性，就變得“意料之中”了。譬如藝術符號的所指、消費行為的品位、生命質量的尋求、成就感的認定、政治參與的熱情，都或隱或顯地標識著社會權力或統(tǒng)治設施驅動的“文化實體”的系統(tǒng)性變化。雖然從理論的嚴密性來講，“文化的分層和使用文化去確認個體的區(qū)隔，已經遠遠超越了一種階級和文化分析所能了解的一切”，但“階級是文化重要的決定因素”，[20]又是毋庸置疑的。

　　工人階級的文化實踐形態(tài)，是工業(yè)革命以降，社會結構框架進行根本性重組的有力表征，呈現于生活質量、道德狀況、公共領域及其精神生態(tài)里。參照菲力浦?蓋斯凱爾牧師的作品，恩格斯曾寫下著名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將工業(yè)主義引發(fā)的人口遷徙、商業(yè)貪婪以及工人階級的失業(yè)、貧窮和不幸等惡果，歸咎于新技術的發(fā)明和機器設備的改進，他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普遍流行的目光短淺的利己主義，導致了極端可怕的冷淡、不近人情的孤僻，每個人都把別人僅僅看做可以利用的東西，每個人都在剝削別人，結果強者把弱者踏在腳下，因之， “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競爭性的社會戰(zhàn)爭成為整個市民社會舞臺的醒目標志。擁擠的貧民窟和小宅子、骯臟的街道和臭水洼、一想到就令人發(fā)抖的衛(wèi)生狀況和肆意傳播的疾病，不止環(huán)繞著低工資的工人、朝不保夕的婦女兒童，還攙雜著小偷、騙子和娼妓制度的犧牲品，更為觸目驚心的是，下層人群道德水準的普遍淪喪：

　　這個社會使他們的情緒劇烈地波動，使他們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覺得有希望，像追逐野獸一樣地追逐他們，不讓他們安心，不讓他們過平靜的生活。除了縱欲和酗酒，他們的一切享樂都被剝奪了，可是他們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盡，這就經常刺激他們去毫無節(jié)制地沉湎于他們唯一能辦到的這兩種享樂。[21]

　　為了避免時時籠罩在頭頂的失業(yè)的危機，勞動活動成為勞動主體的手段，也成為勞動主體的目的；
“縱欲和酗酒”分裂式享樂的極端追求，便成了對“勤奮”的懷疑。

　　事實上，恩格斯在回顧產業(yè)革命造成家庭作坊工人不得不流入城市、轉換生產方式，激烈地抨擊了革命后工人的機器化，被剝奪了剩下的一點獨立活動的自由的同時，并未一概地否定歷史變遷的意義，相反，他同樣批評了封閉的宗法關系約束下的鄉(xiāng)村工人的智力道德水平的平庸低下，指出這種生活很理想、很舒適，但到底不是人應該過的。盡管如此，后代的歷史學家還是指責工業(yè)主義的激進反對者們，受到文學領域浪漫主義復興的影響，混淆甚至漠視歷史史實與經濟統(tǒng)計的數據，依憑某一先驗價值的思想傾向的指引，夸大了自由放任政策被放棄之前的工廠制度的罪惡。面對見諸于報刊和傳說中的下層民眾文化素質下滑的說辭，有這樣的解釋：

　　對于這些人提出的技工道德敗壞的指責，工廠主最常見的回答是，如果說這種指控有一點合乎實情的地方的話，那么，其原因也是由于那些技工疏離宗教，道德敗壞不過是其結果而已。其實，這是各個陣營一致的看法。蓋斯凱爾就痛惜，經常有人不再相信“來世有一個進行獎懲的天國……他們拋棄了人的精神中最高貴的特征，怎能不給人一種虛度光陰的感覺？”[22]

　　說法雖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我們將工人生活事件置入更大的歷史語境下考察，道德墮落完全推給勞動者的宗教情結的淡薄，進而從荒蕪的精神世界走向市儈的世俗世界，居高臨下地把工人結社也看成是一種道德敗壞，還是有明顯的歪曲歷史、推卸責任之嫌，忽略了資本統(tǒng)治下工廠保護措施的軟弱，以及原始積累時期的殘酷性、欺詐性和人性固有的弱點。

　　生活道德水平的歧義，并不意味著工人階級本身的無所作為，或者是一個應該被否定的群體；
相反，機器大工業(yè)提供了他們進行歷史文化實踐的場景。對兩百多年來工人的激進主義政治，當然可以從角色承擔、行動結果去看待，同時還可以從主觀認知上的變遷過程來追究。在社會生活中，工作場所、居住社區(qū)、工業(yè)組織和政治制度，是制造和繁衍激進意識中心的主要機制，行動者于此的社會化過程形塑了自身社群的過往與現狀。娜詹通過對法夫郡礦工的調查，檢視了時間凝結的集體記憶在當下的萌生以及對階級文化的形塑。1984-1985年費時13個月的罷工，是在礦坑不再成為社區(qū)生活的重心、工會不再成為日常生活的中心的情況下開始的，行動中經歷了任務的困難、物資的艱辛以及失望的時刻，同時又是偉大的一年。不論是激進的還是溫和的工人，當他們在失敗來臨時刻和來臨之后，回顧這一歷史瞬間時，都自覺不自覺地聯(lián)系起先輩們曾經創(chuàng)造的政治激進主義那份歷史遺產。因為激進政治可以說是法夫郡礦工客觀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并通過地方礦業(y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成為法夫郡工人文化的主要成分。后輩工人“借助家庭史和傳記故事，這項遺產融入到個人經驗之中，并塑造了個人的身份認同。地區(qū)歷史與個人歷史的內在聯(lián)系，成為個人認知及行動的主要源泉”。[23]所以，當罷工活動重現時，他們能夠團結一致，體現獻身精神，換句話說，歷史遺產提供給他們文化演出的劇目。

　　不過，李普塞特還看到工人階級的另一面性征，引起政治社會學界廣泛的爭議�！皩捜菪浴彪S社會地位層次的上升而提高，“低階層的社會狀況，特別是在比較窮的低教育水平的國家，使這個階層往往傾向于把政治看作非黑即白、非善即惡”，因之，“在集權主義與下層階級地位之間存在一種對應關系”。來自一些國家民意測驗資料顯示，下層階級對民主作為一種政治的信奉，遠不如城市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社會系統(tǒng)中不時出沒的極端主義宗教，大都是持集權主義政治態(tài)度那部分社會勢力的產物，像開明的新教教派以中產階級成員為主。貧窮階層與富裕階層在經濟和非經濟標準上的明顯悖反，牽涉到許多相關因素，其中重要的是低教育、對政治或民間組織的低參與、絕少閱讀、封閉性職業(yè)、經濟上的不安全感和集權主義的家庭模式，它們助長了工人階級親近極端政治運動。從整體上看，工人階級的生活偏重于具體的和直接的方面，階級成員很可能從童年就面對處罰、缺少愛、環(huán)境充滿緊張和敵視，這一切體驗使其產生根深蒂固的敵意，并借種族偏見、政治狂熱和基督教千年福音說的變價信仰加以宣泄。英國記者霍加特在《讀寫能力的價值》一書中，詳細地闡述道：“由于缺乏智力或文化的內在素質，由于絕少受過用理性和現存判斷來檢驗相反觀點的訓練，他們作出判斷，通常是憑著首先出現在腦子中的那些組織箴言的刺激……這樣一種頭腦特別容易接受永遠保持生活現狀的誘惑”。[24]而與工人階級的認知能力的具體性相區(qū)別的中產階級，更容易接觸抽象的和一般化的問題。

　　工人階級的這些社會性的制約因素，就不止要求未來得繼續(xù)葆有傳統(tǒng)遺存的吃苦耐勞和反抗壓制的獨立自主精神，還要求能自覺地改善、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質尤其是文化技術水平，培養(yǎng)適應歷史發(fā)展必然遭遇的信息革命和政治文化的認知能力。不同國別的工人階級，無論就經濟利益和階級實踐而言，差異和可變因素實在太多；
歷史傳統(tǒng)與當下意識的交匯，既是固有意識形態(tài)的延伸，又在重構著新語境下的日常社會關系。社會學家具海根總結了20世紀60-90年代韓國快速工業(yè)化轉型過程中，工人階級社會文化運動的向度及其承擔的使命，究明了經由階級任務的經濟動力、法律和制度訴求直至成為人口中不同部分的代表者，捍衛(wèi)工作職位應有保障、雇傭關系應保持公平等人們普遍持有的價值觀的歷史演進圖景，這里既蘊涵著社會形態(tài)實際的變遷路線，又意味著作為歷史敘述的文化表象的生成規(guī)律；
特別是在世界范圍內的民主化和全球化力量的塑造下，隨著表面階層界限的模糊，必須重新找到超越固有的、孩提階段的階級“共同體生活和文化模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形成“一個更有內聚力、階級覺悟更高的工人階級”，[25]乃至找到新的社會結構的替代性方案，是面臨的更具挑戰(zhàn)性的任務。

　　【注釋】

　　[1][2][3][4][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30、15、159、693、171頁；

　　[5]雷蒙?阿隆《階級斗爭——工業(yè)社會新講》，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

　　[6]格奧爾格?盧卡奇《歷史和階級意識》，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頁；

　　[7]E?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

　　[8]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頁；

　　[9]李宏圖選編《表象的敘述——新社會文化史》，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第61頁；

　　[10]丹尼斯?朗《權力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頁；

　　[12][13]《列寧斯大林論工會》，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7頁；

　　[14][15] 勃朗科?霍爾瓦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2、481頁；

　　[16]丹尼爾?貝爾《后工業(yè)社會的來臨》，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0-302頁；

　　[18]厄內斯特?曼德爾《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2頁；

　　[19]羅鋼 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頁；

　　[20]約翰?霍爾等《文化：社會學的視野》，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214-215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2頁；

　　[22]F?哈耶克編《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頁；

　　[23]S?肯德里克等編《解釋過去 了解現在——歷史社會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頁；

　　[24]西摩?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100頁；
安德魯?利維森在《工人階級多數》一書中，批評李普塞特研究方法上存在大量的主觀因素，不止主題有偏頗，更多地“暴露了著者們本人的偏見”，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125頁；

　　[25]具海根《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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