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言

　　公元1978以前，中國歷史上有過一些成功的革命，但幾乎沒有過成功的改革；
迄今為止，在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史上，除了中國和越南，也沒有任何別的國家成功地完成過漸進性的經(jīng)濟改革。

　　不管人們對中國改革如何評價，但都不能否認，中國改革，特別是經(jīng)濟改革基本上獲得了成功。

　　以上是兩個事實判斷。把這兩個判斷放在一起，就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鄧小平到底用了一種什么樣的“芝麻開門”式的咒語，史無前例地叫開了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寶藏之門，這一“咒語”在其它方面的改革中是否繼續(xù)適用？

　　試圖從哲學上給這個問題一個解釋，是本文的主題。

　　二，鄧小平的“四大法寶”

　　記得有位哲學家說過這樣一句話，他寧可讓他的強大論敵在批判他時準確地歸納他的論點，也不愿意讓他外行的朋友在為他辯護時歪曲地復述他的論點。我想，假如鄧小平還活著，也會有同感。世界上最深刻了解我們的，往往是在思想上與我們裂痕最深的人。

　　有本名叫《中國與世界》的中文網(wǎng)絡(luò)雜志（http://www.zgysj.com），從2004年第4期起開始連載署名為“水陸洲”的批判鄧小平專著：《鄧小平的晚年之路》。這本書雖然談不上什么思想上的原創(chuàng)性和深刻性，但它不失為是一部相當嚴肅的學術(shù)著作。在我看來，在對鄧小平為什么能把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搞成功的分析方面，還沒有任何一本別的書比這本書的分析更到位：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在短短的十三年中，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1]，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鄧小平采取的兩個重要的策略。

　　“一個是‘摸著石頭過河’。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并不是在鄧小平的腦子里，對怎樣改革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沒有一個設(shè)計圖。而是對干部、黨員、群眾不要一下子把這個目標和設(shè)計都拿出來，讓他們慢慢地摸著石頭‘過河’。采取這個策略，就是不搞‘休克療法’，而是搞‘漸進式的演變’。有一個經(jīng)濟學家對這個策略作了非常形象的解釋：目標是從北京到天津，但不說去天津，只說去豐臺；
到了豐臺，只說再去廊坊；
——這樣一步一步的引導，最后就順順當當?shù)氐搅颂旖颉?/p>

　　“另一個是‘不爭論’。所謂‘不爭論’，并不是說社會上、黨內(nèi)沒有不同意見，沒有爭論，對一些重大的理論口號和改革措施，如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包產(chǎn)到戶，企業(yè)承包、市場經(jīng)濟等等在社會上、在黨內(nèi)、在高層領(lǐng)導中都有不同意見。怎么辦？如果允許爭論，就會造成更大的阻力，就會分散領(lǐng)導的精力，就會浪費很多時間。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爭論，只做不說，先做后說，我說你不說。這樣就贏得了時間，減少了阻力�！� [2]

　　對這番高論，我只在三個方面持保留意見，其余完全贊同：第一，我不贊同作者隱含的價值判斷，簡單地說，就是不同意作者在“巨大成就”上加引號，意思是“所謂的”；
第二，不同意作者把“摸著石頭過河”和“不爭論”貶稱為“策略”；
第三，鄧小平取得巨大改革成就，靠的不僅是作者提到的“摸著石頭過河”[3] 和“不爭論”[4] ，還有“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5] 和“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被他遺漏了[6] 。

　　這就是說，鄧小平能夠把中國經(jīng)濟改革引向成功，靠的是“四大法寶”。第一個法寶是“貓論”，即“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第二個法寶是“燈論”，即“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對這個闖勁的最好注腳，就是改革開放初期流傳于廣東的一句闖天下的口頭禪：“遇到紅燈繞道走，遇到綠燈快步走，遇到黃燈跑步走”，故此，我稱之為“燈論”；
第三個法寶是“摸論”，對它的表述就是那句著名的“摸著石頭過河”；
第四個法寶是“刀論”，即“不爭論”。這里的“刀”，指的是“鄧小平剃刀”。歷史上有個“奧卡姆剃刀” [7] ，刀鋒所向，是形而上學的實體概念。對這個原理的最通俗的解釋，來自史蒂芬•• 霍金，即“將理論中不能被觀測到的所有特征都割除掉”，像割掉闌尾一樣。但“鄧小平剃刀”比“奧卡姆剃刀”更鋒利，奧卡姆剃刀要剃掉的是理論中的多余概念和論證，鄧小平剃刀要剃掉的則是改革實踐中所有意識形態(tài)爭論。正因為這個緣故，他本人才自豪地宣布，不搞爭論是他的一個發(fā)明，而把“貓論”和“摸論”的發(fā)明權(quán)都慷慨地送給了劉伯承。

　　早在1989年初，我就在《世界經(jīng)濟導報》上開的一個“十年改革反思”的專欄里提到了上述四大法寶中的三個。在那篇“把務(wù)實主義哲學徹底化”的專欄里，我把中國改革的哲學概括為“三論”：“貓論”、“燈論”和“摸論”。我當時認為這三論就是鄧小平的改革哲學：“務(wù)實主義”哲學。它包括三個部分：“貓論”是它的實用性，“燈論”是它的行動性，“摸論”是它的漸進性。

　　今天，在我看來，這個概括還比較粗淺；
而在某些網(wǎng)友看來，我對鄧小平“四論”，特別是“貓論”和“摸論”的評價肯定是一派胡言�！鞍俣取本W(wǎng)路上有個“鄧小平吧”，2005年6月3日有個網(wǎng)名叫“60.13.218”的作者為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說了幾句好話，結(jié)果遭到圍攻。到當年9月1日，一共有38條回復，說好的只有一條，其余的不是嘲笑就是漫罵，第10條回復說：“不事設(shè)計的‘中國經(jīng)濟改革總設(shè)計師’，做了個目標模糊、方略不明、路徑不清的總設(shè)計�！钡�39條是：“我要把最美麗的鮮花獻給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 我要把最會偷魚的二只貓加摸來的石頭送給那個鄧大人!!!” [8]

　　顯然，與“水陸洲”持同樣觀點的理論家，似乎是因為拒絕改革而拒絕鄧小平，在他們的筆下，鄧小平像是一個掩蓋改革目標的陰謀家；
而與第10條回復的作者有同感的人，則可能因為小看鄧小平而小看改革，在他們眼里，鄧小平像是一只碰到改革死耗子的瞎貓。

　　事實上，有目標的改革未必成功，成功的改革必定有目標。因此，一場成功的改革不僅要有明確的目標，還要有英明的方略。不是鄧小平的改革沒有目標和方略，也不是他掩藏了改革目標，而是那些誤解他的人沒有達到他所達到的精神和哲學層次，沒有悟到，鄧小平不僅領(lǐng)導中國進行了一場成功的經(jīng)濟改革，還領(lǐng)導中國完成了一場哲學變革，我稱之為“功能主義”變革。假如我們在這一點上能達成共識，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成功是可以指望的。

　　三，歐洲一體化和中國改革：20世紀功能主義的兩項偉大成就

　　假如我指著一根竹竿問：“這是一根竹竿什么？”

　　如果你回答說：“是�！蹦敲矗闶且粋�正常的普通人；

　　如果你回答說：“是竹竿，非竹竿，如竹竿�！蹦悄闶且幻鸾掏�。

　　如果你回答說：“它是不是竹竿，我得先看看某某偉人關(guān)于竹竿的定義�！蹦敲�，你是一個教條主義者或本本主義者。

　　如果你回答說：“呵，那不是竹竿，是一條蛇！”你可能是一個瘋子或一個詩人，反正瘋子和詩人是表親。

　　如果你回答說：“它到底是什么，要看它握在誰的手里，派什么用場，比如在洪七公的手里，它就不是竹竿，而是權(quán)杖�！蹦悄憧梢员环Q為一名功能主義者（functionalist）。

　　美國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對“功能主義”是這樣定義的：“哲學上的功能主義主張，讓事物在精神上成為某種特殊類型的，并非它內(nèi)部的特別構(gòu)成方式，而是它作為一個部分在其所在系統(tǒng)內(nèi)發(fā)生作用的方式或扮演的角色。這種學說起源于亞里士多德關(guān)于靈魂的概念，并繼承了霍布斯關(guān)于思維是‘計算的機器’的概念，但此學說真正成型并被大眾所接受是在20世紀最后30年。盡管‘功能主義’一詞在多種學科被賦予多種意義，包括心理學，社會學，經(jīng)濟學和建筑，本定義僅關(guān)注功能主義作為精神本質(zhì)的哲學主題�！� [9]

　　這個定義是千百個關(guān)于功能主義的定義中的一個，但它的好處是：第一，它給功能主義下了一個哲學上外延最寬泛的定義；
其次，它指出了功能主義的起源和最終開花結(jié)果的時間；
第三，它指明了若干領(lǐng)域的功能主義，包括心理學方面的功能主義，社會學方面的功能主義，經(jīng)濟學方面的功能主義，建筑學上的功能主義，據(jù)我所知，還有語言學上的功能主義，以及國際政治學和政治學上的功能主義。

　　對國際政治領(lǐng)域的功能主義人們并不陌生，它是一種關(guān)于國際一體化和合作的理論，其奠基者是長期生活于英國的羅馬尼亞人戴維•米蘭尼（David Mitrany, 1888-1975年），他寫于1943年的《有效的和平體制》（A Working Peace System），被公認為是一體化功能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他認為，20世紀，技術(shù)問題日益增加。解決這些問題無須借助政治化的意識形態(tài)或政治化的民族主義，而需要相關(guān)技術(shù)專家根據(jù)具體的需要或功能實現(xiàn)跨國合作，這樣的合作將促進合作網(wǎng)絡(luò)、國際機制和制度的形成和鞏固。他的核心概念是“擴展（ramification）” ,他確信由于認識到合作的必要，在某一功能領(lǐng)域合作的成功，將會推動相關(guān)國家合作態(tài)度的改變，從而實現(xiàn)合作領(lǐng)域的擴展和合作程度的深化，進而使和平規(guī)范得以創(chuàng)立，從而減少戰(zhàn)爭并最終消滅戰(zhàn)爭[10] 。

　　米蘭尼一體化功能主義最偉大的貢獻，就是為“二戰(zhàn)”后從六國煤鋼共同體開始的歐洲一體化進程提供了思想資源。厄內(nèi)斯特•哈斯（Ernst B. Haas）對歐洲煤鋼共同體進行了研究，細化、修正并驗證了米蘭尼的理論，在“擴展”概念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外溢（spillover）”概念。1958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歐洲的統(tǒng)一》（The Uniting of Europe）。他認為，歐共體是歐洲煤鋼共同體“外溢”的結(jié)果，“這是部門一體化的擴展邏輯”。他預測這種外溢的過程會在共同體內(nèi)繼續(xù)，關(guān)稅同盟內(nèi)部的貿(mào)易自由化將會導致一般經(jīng)濟政策的和諧，并最終外溢到政治領(lǐng)域，導致某種政治共同體的建立[11] 。哈斯的這個以“功能性外溢”為核心概念的理論后來被國際政治學界稱為一體化的“新功能主義”。

　　一體化的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指導歐洲政治家取得了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成就：歐洲一體化從經(jīng)濟向政治的擴展；
20世紀的另一項偉大政治成就則是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的推進和深化，這得益于另一種功能主義，它是被中國改革的總設(shè)計師鄧小平發(fā)展起來的不同于以往任何類型的功能主義的政治功能主義，我們姑且稱之為“溶解性功能主義”。

　　四，功能性溶解

　　中國人民大學的分析哲學家單少杰博士關(guān)于功能主義有一個十分簡潔的定義：功能主義就是通過它能做什么確定它是什么。比如貓，我只能通過它是更多地呆在女主人的膝蓋上，還是到處找洞抓耗子，來定義它到底是一只寵物貓還是一只抓耗子的貓。根據(jù)這個定義，社會主義不是預先設(shè)定的東西，而是通過其實踐的結(jié)果來判斷的東西。既然這樣，做優(yōu)先于說。因為，你做不出來的東西，根本說不出來，說出來也沒有意義。

　　最容易說出來的東西，就是需要；
其次是滿足需要的某種行為模式，也就是功能；
最難說的東西便是能產(chǎn)生這種功能的特定結(jié)構(gòu)。養(yǎng)貓者的需要是抓耗子；
遇到耗子就抓，是貓的功能；
特定的毛色、眼睛和體型顯示的是貓的品種，也就是貓的特定生理結(jié)構(gòu)。貓的功能如何（好或壞）通過它的行為一下就能看出來，但什么生理結(jié)構(gòu)的貓最能抓耗子，則要從不同品種的貓反復抓耗子的成果來判斷。

　　社會制度的安排者也就是養(yǎng)“貓”者，他要養(yǎng)的“貓”，就是能抓“耗子”的制度安排。它要抓的是什么“耗子”呢？根據(jù)鄧小平的介紹，它要抓三只“耗子”：第一只“耗子”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
第二只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的增強；
第三只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12] 。這三只“耗子”，實際上就是國家和人民的需要，也是社會主義要追求的價值目標。有人把社會主義定義為實質(zhì)上的“普遍幸福主義”[13] ，是有道理的。抓住了上述三只“耗子”，有利于整個社會的普遍幸福。因此可以說，鄧小平的“貓論”以最通俗的方式表達了他的價值論功能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這個思想是想說，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是抓“耗子”（普遍幸福）的功能，不是紙面上“貓科”圖譜所定義的色彩。

　　完成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價值論功能主義的革命，對鄧小平要進行的改革來說還只是前提性準備，更為困難的問題是，我們已經(jīng)有了一只自稱是“社會主義”正宗的老貓（舊體制），吃著貓糧，不抓耗子，既不能馬上把它趕走，還要尋找到一只真能抓耗子的貓。怎么辦呢？第一要做，“刀論”，做優(yōu)先于說；
第二要闖，“燈論”，首創(chuàng)精神；
第三要試，“摸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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