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近十年來，西方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研究比以往更為廣泛、深入，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對此進行了詳盡的歸納和分析，特別對其中幾種需要注意的學術觀點進行了評介，以期使關注這一領域的國內學者有所參考。

　　「關鍵詞」近十年/西方研究/中國抗日戰(zhàn)爭

　　中國抗日戰(zhàn)爭，一直是國外研究中國歷史問題的學者所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
我國史學界，一直也很注意翻譯介紹國外這方面的研究成果。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外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研究更為深入，研究范圍更為擴大，并取得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鑒于目前還缺乏這方面的系統(tǒng)介紹，本文擬根據所掌握的資料，就近10年來西方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研究作一述評。

　　一、概況

　�。ㄒ唬┲饕�合作研究項目

　　近10年來，西方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研究深入發(fā)展。首先，表現在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據筆者的不完全統(tǒng)計，自1995年以來，西方出版發(fā)表的抗戰(zhàn)史著作和研究論文達220多種。其次，表現在各國開展了廣泛的合作研究。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設立的“對1931—1945年中日戰(zhàn)爭的合作研究”就是其中一個主要合作研究項目。該項目2000年啟動，旨在促進中國、日本、美國和其他國家學者和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鑒于中、日、美各方歷來對抗日戰(zhàn)爭的稱謂不同，為了讓各方都能接受，結合該項目的研究重點是戰(zhàn)爭在中國發(fā)展的特點，故該項目被命名為“對1931—1945年中日戰(zhàn)爭的合作研究”（注："A Joint Study of the Sino-JapaneseWar ，1931-1945".）。

　　該項目確定了幾個研究專題，并決定圍繞這幾個研究專題召開國際學術會議。第一個專題：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后中國地方政府是如何統(tǒng)治的，包括偽滿洲國、汪精衛(wèi)偽政權和其他傀儡政權統(tǒng)治下的淪陷區(qū)，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和游擊區(qū)；
第二個專題：1937—1945年戰(zhàn)爭中的軍事歷史，研究戰(zhàn)爭中軍事上是如何發(fā)展的，包括日本、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事戰(zhàn)略，各方軍事力量的組織結構與本質，軍事組織與地方社會組織的關系等等；
第三個專題：1931—1945年中日戰(zhàn)爭各方的對外關系，即日本、國民黨和共產黨與美國、德國、蘇聯(lián)和其他國家的關系等等；
還有其他的專題，如：1931—1945年中國的宣傳、文化和文學，研究日本為了適合它在中國的宣傳和教育目的，是如何對待文學和其他文學形式的，國民黨、共產黨統(tǒng)治下文學和其他文化形式是如何發(fā)展的。

　　到目前為止，圍繞上述主題，該項目已經組織召開了兩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一是2002年6月在美國哈佛大學召開的“戰(zhàn)時中國：地方政權與狀況”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日本、北美和歐洲的4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對國統(tǒng)區(qū)各省區(qū)、日偽政權、日本侵華機構、日偽擄掠華工和搶奪糧食、日占區(qū)人民反抗日軍統(tǒng)治等進行了研討，體現了國外研究抗戰(zhàn)問題日益深入的趨向；
二是2004年1月在夏威夷毛伊島召開的“1937—1945年中日戰(zhàn)爭的軍事歷史”學術研討會，匯集40余位來自中、日、美、英等國的專家學者，對戰(zhàn)爭的起源、戰(zhàn)斗力量、戰(zhàn)略、決策和主要軍事行動進行了研究和討論。在這些研討會上，大部分學者以客觀的尺度對歷史問題開展研究，但也有學者尤其是日本學者為日軍侵華罪行公開辯護，認為日本的侵略“開發(fā)了東北，繁榮了東北”、盧溝橋事變是偶然事件等。這些觀點顯然是荒謬的、違背歷史事實的，也違背了歷史研究者所應有的公正的歷史道德觀和求實精神。當然，在某種程度上，不同國家學者的不同認識和爭論，有助于深化和端正對一些問題的思考和理解。

　　該項目在抗戰(zhàn)資料征集、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邀請中、日、美等國學者對半個多世紀以來各國對抗日戰(zhàn)爭研究的概況作了綜述；
其次，整理了半個多世紀所出版的中文、日文、英文參考文獻書目，并分專題對這三種文字的主要著作內容作了簡單介紹。此外，還介紹了中、日、英、美、加、澳等國檔案館、大學圖書館所藏有關抗日戰(zhàn)爭、太平洋戰(zhàn)爭的檔案資料，簡明而全面。目前，這些資料情況連同該項目幾次學術會議的綜述，一并公布在哈佛大學的網站上。這些，對西方抗戰(zhàn)研究的入門者來說，有著很重要的參考和指導作用；
對研究抗戰(zhàn)的各國學者來說，有助于互相了解，推進各自的研究。

　　另外，鼓勵各國搞類似專題研究的學者進行合作研究，培養(yǎng)年輕學者，促進檔案資料的解密等，也是該項目所倡導的。應該說，在該項目的組織推動下，西方對抗日戰(zhàn)爭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深入。

　　（二）新開放的檔案資料

　　西方的檔案史料，以美國華盛頓的國家檔案管理局和英國倫敦的公共記錄室特別重要。前者存有戰(zhàn)時美國情報機構的原始檔案，如戰(zhàn)略情報局（OSS）和外國廣播情報室（FBIS ）的報告等等；
后者則存有戰(zhàn)時英國外交和情報機關的報告。1996年，美國海軍學院俞茂春出版了《戰(zhàn)略情報局在中國：冷戰(zhàn)序幕》一書（注：Maochun Yu，OSS in China ：Preludeto Cold War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96.），向學術界介紹了美國國家檔案管理局保存的美國戰(zhàn)時情報機構——戰(zhàn)略情報局的檔案。這些檔案涉及戰(zhàn)略情報局在中國情報站的情況，尤其是戰(zhàn)時昆明、重慶和日本投降后南京、臺北、上海的情況。這些文件包括地圖和照片，還包括研究分析部、秘密情報部和特殊行動部的資料。自從這本書問世后，幾乎所有的戰(zhàn)略情報局檔案都解密，對外公開了。但其中最重要的檔案，即存在爭議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每月報告，仍沒有解密。

　　最近在文件解密方面所作的主要努力，是有關日本戰(zhàn)爭罪行和暴行的文件，尤其是納粹戰(zhàn)爭罪行和日本帝國政府多機構工作組（IWG）的檔案。如戰(zhàn)爭部、國務院和戰(zhàn)略情報局等機構的1.8萬多頁有關日本戰(zhàn)爭罪行的檔案記錄已經解密。另外，還有6萬多頁的資料在整理，以待公開。

　　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收藏的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的檔案文獻，是目前保存最好、最多的國際委員會檔案全宗。除包括該委員會的正式公函外，還有各難民營向該會報告日軍暴行的原件。此外，該館所藏國際委員會成員貝德士等外籍人士的私人日記、信件、備忘錄，同樣是極為重要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鐵證。1997年，由瑪莎·斯茉莉主編的《美國傳教士對南京大屠殺的見證，1937—1938》，以《耶魯神學院圖書館特刊》第9期名義出版問世，詳盡公布了該館收藏的有關南京大屠殺檔案的分布情況，其中就包括貝德士文獻。

　　保存在新澤西德魯大學的美國基督教衛(wèi)理公會教會檔案與歷史資料，記錄了傳教士在世界各地的活動，有關中國的部分，是以地區(qū)、省或市劃分的。這些資料，從不同于外交、軍事檔案的角度，揭示了中日戰(zhàn)爭中的問題。對傳教士而言，戰(zhàn)爭不只是混亂的先兆，而且是在日本殘暴和國民黨統(tǒng)治崩潰的背景下，擴大教會影響的機會。對學者來說，其中最重要的是傳教士檔案資料，包括傳教士之間的信件、簡報和報告，詳細記載了各地的事件。從2000年開始，這些檔案資料已經以縮微膠卷的形式向學者們開放了。

　　這些檔案資料的整理和公開，為抗日戰(zhàn)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促進了西方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研究的開展。

　　二、主要研究成果

　　近10年來，西方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研究，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從這些研究成果的類型看，有研究指南，如基思·斯科帕的《哥倫比亞近代中國歷史指南》（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0年）；
有檔案文獻匯編，如《胡佛研究所所藏中國檔案資料》（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1996年）；
有戰(zhàn)爭親歷者的回憶錄，如埃里克·洛馬克斯的《鐵路工人：一名戰(zhàn)俘對戰(zhàn)爭的描述，殘暴與寬恕》（倫敦，1995年）等；
還有專題研究著作及專題研究論文集。從研究成果的內容看，涉及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各個方面，內容非常廣泛。

　　（一）日本侵華與暴行

　　1.關于日本侵華

　　西方學者對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天皇與軍隊的關系進行了較多的研究。如赫伯特·貝克斯的《天皇與近代日本》（紐約，2000年）、斯蒂芬·拉奇的《天皇與昭和日本：政治傳記》（紐約，1996年）、皮特·韋茨勒的《天皇與戰(zhàn)爭：天皇傳統(tǒng)與戰(zhàn)前日本的軍事決策》（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98年），都探討了天皇與日本侵華決策密不可分的關系。

　　芭芭拉·布魯克斯的《日本的帝國外交：領事、通商口岸和對華戰(zhàn)爭，1895—1938》，考察了日本外務省在1895—1938年間日本擴張過程中的作用。她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在帝國的擴張中，軍隊不是惟一的活躍機構，外務省以和平的方式支持了這種擴張；
而1937年日本決定走向戰(zhàn)爭是“帝國外交”或者說是和平擴張的失敗。她認為，這種失敗的原因之一在于外務省的機構組成。她考察了日本職業(yè)外交官的發(fā)展，指出自20年代以來，以在世界范圍內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合作為核心的傳統(tǒng)職業(yè)外交官訓練，與日本試圖超越西方獲得對中國控制的現實是不匹配的，從而導致了外交精英與駐華較低級別外交官之間的思想分歧。外務省的精英統(tǒng)治使日本的領事官員和其他低級別的“中國通”很難影響外務省的決策。1937年，外務省大臣未能采納駐華領事官員反對軍部決定的建議，支持了軍部的行動。

　　2.關于日本暴行

　　如同奧斯威爾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猶太人大屠殺和納粹大屠殺的標志一樣，南京成為1931—1945年亞太戰(zhàn)爭日本軍隊野蠻罪行的標志。但與猶太人大屠殺相比，對日本軍隊在中國、韓國、菲律賓等地犯下的罪行，記述非常少。在二戰(zhàn)結束后的50多年里，雖然有成千上萬的關于納粹大屠殺的書籍、博物館展覽、檔案文件、電影，但有關日本罪行的著述卻很少。尤金·B.·斯萊奇指出：“有關二戰(zhàn)保持的最大秘密就是日本暴行的真相”（注：EugeneB.Sledge，"The Old Breed and the Costs of War"，In the Costs of War.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P297.）。

　　為什么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一部分，日本暴行卻不被世界所知？為什么日本政府至今不能面對它的軍國主義過去，并逃避公正的評判？《東亞》國際季刊的主編、新澤西州立大學學者皮特·李在《亞太戰(zhàn)爭，1931—1945：日本罪行和戰(zhàn)后和解的要求》一文中，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首先，日本政府利用了它作為戰(zhàn)爭受害者的地位。因為美國對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內疚，覺得有責任對此負責，所以幫助了日本重建，培育了日本的受害者地位。其次，冷戰(zhàn)使美國必須把日本培養(yǎng)成為對抗蘇聯(lián)、中國威脅的盟友，所以，它過去的罪行被忽略了。中國在二戰(zhàn)后陷于內戰(zhàn)，沒有把日本的戰(zhàn)時罪行公之于眾。內戰(zhàn)結束后，中國大陸和臺灣都需要日本來反對對方，都需要日本作為貿易伙伴，因此，沒有要求日本道歉或賠償。第三，日本保持沉默、缺乏悔罪、繼續(xù)否認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所謂昭和時代在日本的持續(xù)。這種持續(xù)在日本最重要的標志就是昭和天皇的統(tǒng)治。通過與麥克阿瑟的一系列秘密協(xié)定，昭和天皇被免于所有戰(zhàn)爭罪行的責任；
所以，他一直在位保持其統(tǒng)治直到1989年去世。與天皇一起，還有許多政治家、官僚和技術人員被略加申斥后，仍繼續(xù)他們在公共部門的位置。正是因為這種持續(xù)，日本從沒有承認南京大屠殺，而把它視為謊言、捏造，或者只是戰(zhàn)爭的一部分。

　　然而，近10年來，在西方的一些學者尤其是華裔學者的努力下，日本侵華暴行逐漸引起了西方社會的注意。學者們對日本在華罪行、暴行的問題逐步展開了研究，也有不少著作問世。

　　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著述較多，主要有：艾里斯·張的《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zhàn)大屠殺》，是關于南京大屠殺的一部重要著作，從三個方面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多角度的闡述：（1）日本侵略的文化、戰(zhàn)略和行為；
（2）南京大屠殺受害者遇難情況；
（3）南京國際安全區(qū)外國友人試圖保護一部分人的努力及其失敗。該書在西方的出版，激發(fā)了世界對南京大屠殺的關注。它在1998年2月《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單上名列第11名，影響很大。（注：Iris Chang，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Ⅱ。NewYork：Basic Books，1997.）

　　尹集鈞、史詠（美國《大中華》雜志主編）著、龍多夫曼編輯的《南京大屠殺：歷史照片中的見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收集了450幅證明日本人在進行南京大屠殺的照片。該書也是南京大屠殺的一個專題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發(fā)現，最重要的有以下兩點：第一，通過仔細的時間計算，該書確定了主持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是日本天皇的叔父朝香宮鳩彥，而不是被判處死刑的松井石根。第二，關于南京大屠殺的人數，一向很有爭議，該書根據新的資料和大屠殺前后南京人口的統(tǒng)計，徹底證實了35萬數字決不夸張。（注：James Yin and Shi Young ，Rape ofNan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Chicago ：Innovative Press ，1997.）1997年，史詠又寫了《南京大屠殺中被殺人數的下限數字》，根據中國的埋尸團體和國際組織的記錄及日軍自己處理尸體的記錄來計算，認為當時至少有359367名百姓和俘虜被殺。（注：陳安吉主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1頁。）

　　2002年，李飛飛（音譯）等人合編的《南京1937：痛苦的記憶與創(chuàng)傷的醫(yī)治》一書，則是一本集中了中日美等國學者探討與反思南京大屠殺的綜合性著作。它回顧了各國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對大屠殺作了評估；
對大屠殺的原因進行考述，并介紹了中國和日本關于南京死難者人數的爭論；
介紹了南京大屠殺的一些新的回憶材料，警示要記住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對東京審判、戰(zhàn)爭責任和戰(zhàn)后責任等問題進行考察，指出南京大屠殺是超越國界的一次歷史事件，人類應認真總結其中的教訓，為創(chuàng)造更加和平與和諧的國際社會而積極努力。（注：Feifei Li ，Robert Sabella and David Liu （ed.），Nanjing 1937：Memoryand Healing ，New York ：M.E.Sharp，2002.）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蒂莫西·布魯克主編的《南京大屠殺文件》（密歇根大學出版社，2000年），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文件集。喬舒亞·福格爾主編的《歷史和歷史編纂中的南京大屠殺》（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2000年），也包括了中國人和日本人回憶南京大屠殺的資料。此外，利物浦的拉塞爾爵士的《武士道與武士：日本戰(zhàn)爭罪行簡史》（倫敦，2002年）、胡華苓（音譯）的《南京大屠殺時的美國修女：明妮·魏特琳的勇氣》（南伊利諾斯大學出版社，2000年）等，也是近年來關于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著述。

　　關于日軍的其他戰(zhàn)爭罪行，主要有謝爾登·哈里斯的《死亡工廠：美國掩蓋的日本細菌戰(zhàn)犯罪，1932—1945年》（倫敦、紐約，1994年），是研究日本細菌戰(zhàn)的一部較早的代表作。喬治·希克斯一直從事慰安婦問題的研究，其主要成果有論文《慰安婦》（載彼得·杜斯、馬克·皮蒂等編《日本戰(zhàn)時帝國，1931—1945》，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6年），專著《慰安婦：二戰(zhàn)期間日本強迫婦女賣淫的獸行》（紐約，1997年）。

　�。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與敵后戰(zhàn)場

　　抗日戰(zhàn)爭，是近代中國政治變遷的分水嶺。戰(zhàn)后四年，中國共產黨便擊潰國民黨，取得統(tǒng)治中國的地位，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中共革命的成功，無疑植根于抗戰(zhàn)時期的斗爭與收獲。因此，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西方學者對中共在抗戰(zhàn)時期的革命經驗和成功原因進行了充分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zhàn)及根據地的研究也不斷向縱深發(fā)展。

　　1.關于抗日民主根據地

　　從20世紀80年代起，許多從事抗日戰(zhàn)爭歷史研究的外國學者，已經強調并提出對不同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及他們的經驗，應該區(qū)別對待。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中國問題的新一代學者，對各根據地進行了更為具體的研究，用微觀研究的方法研究某一地區(qū)，甚至某一縣、某一村莊。通過這些具體的個案研究，他們提出了與以往學者不同的觀點。

　　澳大利亞學者波林·基廷在這方面作出了新的貢獻。她的著作《兩種革命：陜北的鄉(xiāng)村重建和合作化運動》（注：Pauline Keatings，Two Revolutions：Reconstruction and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1934-1945.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對比了陜甘寧邊區(qū)綏德分區(qū)、延屬分區(qū)的生態(tài)、人口、經濟差異，指出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延屬分區(qū)的落后卻沒有成為其發(fā)展的障礙。在那里，地方傳統(tǒng)勢力薄弱或幾乎不存在，共產黨進行的群眾動員、社會改革和經濟試驗遠比在人口密集、土地缺乏、地方勢力強大的綏德分區(qū)容易得多。黨的各項大的政策的貫徹，在綏德分區(qū)遠比在延屬分區(qū)困難得多，效果也不理想。但是與延屬分區(qū)相比來說，綏德的自然、社會、政治環(huán)境與中國其他地區(qū)（包括大部分其他根據地）的情況更為近似。所以作者指出，“延安模式”并不是很容易就推廣到別的地區(qū)的。作者的這一觀點是由個案研究結論推論而來，未必準確，但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黨的政策在某些地區(qū)實施過程中并非一帆風順，尤其在地主勢力強大的地區(qū)，黨的工作付出了很大努力。

　　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約瑟夫·埃謝里克（周錫瑞）近年來一直從事對陜甘寧邊區(qū)的研究，1994年在《中國季刊》發(fā)表《基層黨組織的建立：陜甘寧邊區(qū)的固臨縣》，1998年又在《近代中國》發(fā)表《一個封建堡壘的革命：陜西米脂縣楊家溝（1937—1948）》一文，提出了與基廷類似的觀點。

　　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大衛(wèi)·古德曼，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研究革命中的中國社會變遷，并選擇太行抗日根據地作為研究對象。1999年，他出版了《中國革命中的太行革命根據地社會變遷》一書，研究了抗戰(zhàn)期間太行根據地中心的三個鄰近縣——遼縣、武鄉(xiāng)和黎城的革命變遷過程。作者認為，根據地的社會變遷是革命奮斗的結果。2000年，他還在《中國季刊》發(fā)表《革命婦女與革命中的婦女：抗日戰(zhàn)爭中的中國共產黨和婦女，1937—1945》，考察了遼縣、武鄉(xiāng)和黎城三縣婦女參與政治活動的不同情況。

　　古德曼與馮崇義主編的《華北抗日根據地與社會生態(tài)》，是1996年在悉尼召開的華北抗日根據地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集，1998年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2000年，編者又從會議論文中選取了8位學者的文章，以英文形式在美國出版，書名為《戰(zhàn)爭中的華北：革命中的社會生態(tài)，1937—1945年》。這些文章，都沒有用“創(chuàng)造革命”理論來解釋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革命，都認識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學者受到資料不足的局限和冷戰(zhàn)時期兩極分化的影響，他們反對以前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zhàn)中的成功是必然的樂觀觀點，考察了各根據地政策貫徹中的復雜情況。

　　除此之外，關于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研究，還有圣保羅·卡特的《二次革命：陜北農村改造和合作化運動（1934—1945）》（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7年）；
托尼·塞奇、漢斯·范達文1995年主編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新論》，包括了論述陜甘寧邊區(qū)貿易、中共戰(zhàn)時領導、中共統(tǒng)治下的農民等內容的文章。

　　2.關于中共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

　　這方面的著作，有格雷戈爾·本頓（班國瑞）的《新四軍：1938—1941年共產黨在長江淮河沿岸的抗日行動》，闡述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在華中、華東地區(qū)的壯大和國共“磨擦”的發(fā)展，并考察了新四軍的成分、組建過程及其特點，認為新四軍繼承了南方三年游擊戰(zhàn)爭的優(yōu)點，還混合了一些長江三角洲地區(qū)的文化特色，具有“明顯不同于北方八路軍”的社會特點，“屬于現代世界”。但自1939年，尤其是皖南事變之后，新四軍快速向毛主義的標準轉變。1942年后，新四軍與八路軍這兩支軍隊“看起來越來越像，最后很容易合并在一起”。作者還研究了皖南事變，認為皖南事變是抗日戰(zhàn)爭、國共合作關系以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轉折點。（注：Gregor Benton ，New Fourth Army：Communist Resistance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Huai ，1938-1941.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向蘭新（音譯）的著作《毛的將領：陳毅和新四軍》，運用了大量采訪資料和檔案資料，以及一些內部資料，考察了1940—1949年間新四軍的情況。除了格雷戈爾·本頓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外，這本書可以說是第一本有關1921—1949年間毛澤東領導的江西、延安、滿洲之外區(qū)域的中共軍事活動歷史的英文綜合性著作。（注：Lanxin Xiang，Mao"s Generals：ChenYi and the New Fourth Army.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8.）

　　此外，萊曼·范斯萊克在《近代亞洲研究》1996年10月號發(fā)表的文章《百團大戰(zhàn)：中日戰(zhàn)爭期間的協(xié)調與控制》中強調指出，1940年8—10月的百團大戰(zhàn)不是國民黨中央政府協(xié)調、控制的。奧德里克·沃的《社團防御與共產主義革命：河南的杜八鄰協(xié)定》，考察了中國共產黨利用傳統(tǒng)社會組織力量來組建民兵的做法。

　　3.關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

　　英國學者安東尼·庫根在《中國東北與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起源》（《近代中國》199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宣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戰(zhàn)略。但事實上，統(tǒng)一戰(zhàn)線不是共產國際初創(chuàng)的，而是在中國東北逐漸發(fā)展的。其中的重要成分如抗日聯(lián)軍、與非共產黨力量的聯(lián)合指揮部、國防政府等，都是在東北地方經驗的基礎上首先提出的。共產國際把中國東北作為在全中國倡導統(tǒng)一戰(zhàn)線以及在共產國際七大推廣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典范，就是這樣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傳到了中共中央。該文考察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在中國東北的發(fā)展。1931年至1935年間，日本開始侵略后，一些社會政策如土地革命和蘇維�；�等，雖然還在其他地方實行，但在東北都放棄了。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調整了自己的政策和組織，以支持抗日運動的廣泛發(fā)展。近年來，國內學術界也有相當學者持同樣觀點。

　　（三）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與正面戰(zhàn)場

　　1.關于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

　　近些年來在民國史的研究中，對機構建設的研究不多，朱麗婭·施特勞斯的著作《薄弱政體中的強大機構：中華民國的國家建設，1927—1940》，考察了民國時代四個重要機構——考試院、鹽務稽核總所（后為財政部鹽務總局）、財政部和外交部的歷史，指出盡管南京政府的財政、政治薄弱，它的這幾個機構卻十分有效。（注：Julia C.Strauss ，Strong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 ：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0.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

　　馬喬里·德賴伯格在《1933—1937年華北與日本擴張：地方勢力與國家利益》一書中，集中考察了國民黨軍事將領宋哲元與蔣介石和日本軍官之間的交涉，揭示了國民黨領導與地方的動員問題。作者對以“綏靖”來框定戰(zhàn)前對日關系的說法表示懷疑，指出通過考察“南京國民黨政府與華北地區(qū)的緊張關系”，可以看出南京政府當時所受的限制。她認為1937年初，蔣介石與其說“接受抗日”，不如說“制定了一種適應中日關系和各種勢力參與其中的復雜性來解決中日問題的戰(zhàn)略”。這樣，在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前夕中日關系的復雜格局中，她呈現給我們是三邊關系而不是雙邊關系，這對于理解戰(zhàn)前中日外交及決策提供了不同的看法。（注：Marjorie Dryburgh ，North China and Japanese Expansion 1933-1937：RegionalPower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Richmond：Curzon Press ，2000.）

　　還有學者對抗戰(zhàn)時期的第三條道路進行了研究。有人認為國民黨時代，自由主義者和小黨派團體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埃德蒙·S.K.·馮指出，任何認為“第三種力量不重要或者被忽略的”觀點都是不準確的。他論述了中華民國諸多知名文人關于“中國民主”的豐富思想，也分析了這些自由主義者失敗的原因。他認為中國“勝者為王敗者寇”的傳統(tǒng)政治文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沒有給協(xié)商、第三種力量留下足夠的空間，尤其是在1929—1949年間，根本沒有實現中間道路的機會，因為國共兩黨誰也不愿向對方妥協(xié)。1946年后，“中國政治的第三條道路結束了”。作者還分析了中間力量失敗的內在原因：他們有些人格外地幼稚。例如，胡適的“幼兒園政治”；
張東蓀也“極其幼稚”。他們帶有中國政治的流行病——“地方派系”，而且，他們在1946年的分化破壞了他們長期以來所起的第三種力量的作用。最重要的，他們倡導的是一種“精英民主”，對中國工農大眾利益不關心。這樣，他們就不能發(fā)動基層對其運動的支持。（注：Edmund S.K.Fung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China ，1929-194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國民黨軍事斗爭

　　劍橋大學東方研究學院漢斯·范達文，以研究中國近代軍事歷史而聞名。1997年，他在《中國季刊》6月號上發(fā)表了《共和國的軍事》一文，揭示軍事在中華民國的體制、經濟和政治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國的軍事動員，1840—1949》（載杰里米·布蘭克主編的《1815年以來近代世界中的戰(zhàn)爭》，倫敦，2003年），把國民黨放在安全環(huán)境不斷變幻、財政問題持續(xù)的情況下努力保持主權的大背景下來考察。他還研究了史迪威與蔣介石的關系，認為蔣介石拒絕接受史迪威所提出的起用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等建議，是他不能有效抵抗日本侵略的因素之一。（注：Hans Van de Ven ，"Stilwell in theStocks：The Chinese Nationalist and the Allied Power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Asian Affairs 34，3（February 1998）.）

　　他的著作《戰(zhàn)爭與中國民族主義，1925—1945》，探討了國民黨軍隊的起源和發(fā)展，認為跟日本先進、強大的軍事力量相比，國民黨軍隊力量非常薄弱，所以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之初，國民黨不得不采取了防御戰(zhàn)略。2004年，在哈佛大學“1937—1945年中日戰(zhàn)爭軍事歷史”學術研討會上，他進一步在中國軍事歷史背景下考察了抗日戰(zhàn)爭，尤其指出要充分認識中國邊遠地區(qū)在中國歷史中所起的作用。他認為，這些邊遠地區(qū)提供了鍛造新聯(lián)盟、使日本侵略軍陷于困境的機遇，也提供了發(fā)展新收入來源、創(chuàng)造反抗侵略的緩沖地帶的機遇。（注："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1937-1945"，2004.）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黛安娜·拉里多年從事抗戰(zhàn)軍事歷史研究。她指出，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戰(zhàn)爭，了解究竟發(fā)生了什么。我們需要“從事實中尋找真相”。而現在關于戰(zhàn)時中國的研究還很狹窄，需要對中國的各地區(qū)、各專題進行研究。近些年來，她對徐州戰(zhàn)役進行了較細致的研究，先后發(fā)表有《保衛(wèi)中國：徐州戰(zhàn)役》（載范達文主編的《中國歷史上的戰(zhàn)爭》一書，波士頓，2000年），《浩劫之地：1938年徐州地區(qū)所遭受的蹂躪》（載她和斯蒂芬·麥金農主編的《戰(zhàn)爭創(chuàng)傷：戰(zhàn)爭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一書，溫哥華，2001年）等文章。2002年，她又寫了《戰(zhàn)爭的地域性影響：廣西，1937—1945》一文，對戰(zhàn)時廣西和戰(zhàn)爭對廣西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研究。她指出，對廣西來說，這場戰(zhàn)爭是悲劇：它開始于廣西的部隊北上與徐州戰(zhàn)役中的日軍作戰(zhàn)，然后形勢呈螺旋形下降，一切變得越來越糟。一個在1937年前運行良好的省份，戰(zhàn)爭使它走向了毀滅，它的兩大城市南寧和桂林都遭到了破壞。（注：Diana Lary，"The Regional Impact of War ：Guangxi，1937-45"，Minutesof the June 2002Conference"Wartime China：Regional Regimes and Conditions，1937-1945".）重視戰(zhàn)爭的地域性影響是值得肯定的，但作者的觀點則謬誤明顯，因為，假使廣西的部隊擁兵自守，整個情況肯定會更糟，廣西所受的破壞也會更重。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系斯蒂芬·麥金農的文章《武漢慘案，1938》（《近代亞洲研究》1996年10月）詳細考察了日本在戰(zhàn)爭前期憑借優(yōu)越的技術和嚴明的紀律，逐步取得勝利，對中國人展開殺戮的進程，同時揭示了這種勝利對日本軍事的影響。他提交于2004年哈佛大學“1937—1945年中日戰(zhàn)爭軍事歷史”學術研討會的文章集中研究了武漢的防御，討論了中國軍事和參加防御的政治人物在防御中的作用。

　�。ㄋ模�淪陷區(qū)

　　西方學者對中國抗戰(zhàn)時期淪陷區(qū)的研究，起步較晚。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個領域所受到的關注與日俱增，研究成果頗多。如1995年，在溫哥華召開的“中日戰(zhàn)爭”學術討論會上，多半學者探討了淪陷區(qū)問題。2001年，大衛(wèi)·巴雷特與拉里·舒將其中11篇關于淪陷區(qū)研究的論文集結成《中國人與日本的合作，1932—1945：調和的限度》，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為“與日本的談判”、“傀儡政權”、“精英合作”、“內地”四個部分，探討了汪精衛(wèi)與日本的合作、日據時期上海的情況，“蠶食”的特點、淪陷區(qū)人民的生活等問題。

　　總的來說，西方學者對淪陷區(qū)的研究，可分為如下兩個部分：

　　1.淪陷區(qū)社會情況

　　西方學者對淪陷區(q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市的社會、文化，而又以對“孤島”時期或淪陷時期上海的研究居多，論著非常豐富。如1998年紐約出版了一部以《戰(zhàn)時上�！窞轭}的論文集，由葉文心（Wen-hsin Yeh ）主編，收集了研究這一領域諸多學者的論作，內容涉及戰(zhàn)時上海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研究，頗為全面。2003年，葉文心又與克里斯琴·赫里奧特一起主編出版了《在太陽旗的陰影中：日本占領下的上�！芬粫�。

　　弗雷德里克·魏克曼的《維持上海治安，1927—1937》，對上海的治安和犯罪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1996年，他又出版了《滬上荒地：戰(zhàn)時恐怖活動與城市犯罪，1937—1941》，運用租界巡捕房記錄、美國外交檔案和當時上海的西文報刊資料（如《密勒氏評論報》等），考察了日本占領期間上海的犯罪與政治情況，描述了“孤島”時期日本軍警、國民黨特務和汪偽政權特務等各方勢力在上海租界的角逐。將戰(zhàn)時上海的政治暴力活動放在城市犯罪的架構里來考察，可以說是較為新穎的角度。（注：Frederic Wakeman，Jr ，The Shanghai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002年，魏克曼又寫了《上海淪陷區(qū)的中國醫(yī)生》一文，通過考察1942—1945年日本占領上海時期的中國醫(yī)生，解釋了這一時期的一個中心問題，即通敵與反抗。魏克曼把上海與歐洲的戰(zhàn)時醫(yī)生進行了對比，指出：歐洲的醫(yī)生們以團結一致而聞名，這樣使他們很少對試圖與他們合作的占領政府妥協(xié)；
然而在上海，醫(yī)生們不能保持拒絕與日本合作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日本人利用了西醫(yī)與中醫(yī)之間存在分歧的這一弱點。由于缺乏西藥、日本文化當局控制了中醫(yī)協(xié)會、日本企業(yè)接手了上海的藥廠等原因，中醫(yī)成為了當時上海醫(yī)藥界的主角。盡管接受中醫(yī)協(xié)會等組織提供的機會，醫(yī)生們也是冒著被貼上漢奸標簽的危險的，但一些醫(yī)生仍冒這個險，牟取醫(yī)藥市場的利潤。（注：Frederic Wakeman，Jr ，"Chinese Doctors in OccupiedShanghai"，Minutes of the June 2002Conference"Wartime China ：Regional Regimesand Conditions，1937-1945".）考察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作者描述的這種情況可能是存在的，但不能一概而論，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由于戰(zhàn)時上海是近代許多知名作家的發(fā)跡之地，所以許多學者對當時上海的文化、文人及文學、文藝進行了深入研究。如傅葆石的《消極、抗日與通敵：淪陷時期上海的思想抉擇，1937—1945》（注：Poshiek Fu，Passivity，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Intellectual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1939-1945.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對淪陷時期上海的作家和文人進行了考察，把他們對日軍占領的反應分為三類，即隱匿逃避、勇敢抵抗與妥協(xié)合作。他還對淪陷時期的上海電影進行了詳細研究，從這個頗具趣味性的角度來觀察當時上海民眾的生活。他這方面的主要著述有：《娛樂至上：日本占領下上海電影的政治曖昧性，1941—1945》、《影射歷史：戰(zhàn)時上海的大眾電影文化》等。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中國新城市文化的綻放，1930—1945》一書中，也論述了淪陷時期的作家和文藝作品情況。對“孤島”和淪陷時期上海文學、電影等的研究，既有助于擴大淪陷區(qū)城市研究的視野，也有利于厘清近代中國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

　　上海是近代中國貿易金融中心，上海資本家在抗戰(zhàn)時期的境遇，也受到西方學者的關注。帕克斯·科布爾在這方面發(fā)表了多篇論文，包括《日本新秩序與上海資本家：合作與沖突，1937—1945》、《分裂城市里的生活：上海的中國資本家，1937—1945》和《合作與抵抗：中國資本家和日本人，1937—1945》等。

　　近年來有關淪陷時期北京的西方論著，以索菲婭·李的幾篇論文為代表作，如《日本占領下北京的社會秩序，1937—1945年》、《淪陷時期的北京市政府》等。她承認淪陷區(qū)里存在鎮(zhèn)壓和屠殺，但也指出，當時若干中、日知識分子，確曾在戰(zhàn)火中致力于文化交流與合作，而且日軍統(tǒng)治下的北京民眾生活，尚有一定的安定。作者的這一觀點，實際上背離了淪陷區(qū)人民生活的本質。日軍在淪陷區(qū)包括北平實行的都是血腥的法西斯統(tǒng)治，所謂民眾生活安定，只是日軍刺刀下的表面現象。

　　南京在抗戰(zhàn)初期即陷于敵手，后來又成為“維新政府”和汪偽政權的中樞所在地，它的戰(zhàn)時情況也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如馬克·埃克奧特的文章《日本占領下的南京學生生活》，考察了淪陷時期南京學校的情況，尤其對汪偽政權所設立的“中央大學”進行研究，發(fā)現在這個為汪偽政權培養(yǎng)人才的高級學府里，都有抗日情緒與活動。

　　2.淪陷區(qū)傀儡政權

　　西方對淪陷區(qū)傀儡政權的研究，以汪精衛(wèi)政權為主。大衛(wèi)·巴雷特對汪偽政權有一系列論文，是近年來西方研究傀儡政權的代表作。這些論文主要有：《1940—1945年的汪精衛(wèi)政權：國民黨中國的延續(xù)和斷裂》（1995年）、《在意識形態(tài)真空里建國：南京的汪精衛(wèi)政權，1940—1945》（1996年）等。他的研究，尤其是對汪偽政權與戰(zhàn)前南京政府之間的比較研究，較有特色。他認為二者相似之處在于都積極反共，都以領袖個人（蔣或汪）為權力核心，都有派系斗爭，都缺乏社會基礎，都不推行根本的社會經濟改革等。但二者也有一些差別，如汪偽政權對外國勢力的依賴遠遠超出戰(zhàn)前的南京政府，它所憑借的武力主要是日本占領軍。巴雷特還將汪偽政權與歐洲各國的戰(zhàn)時傀儡政權——主要是法國維希政權進行了比較研究。他指出，歐洲傀儡政權多極力攻擊戰(zhàn)前本國政府腐化或左傾，從而企圖以法西斯主義為號召，爭取人民支持；
而汪偽政權正好相反，它的基本口號是繼承戰(zhàn)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正統(tǒng)”，強調延續(xù)戰(zhàn)前南京政府的聲望，從而沿襲了戰(zhàn)前南京政府在制度、人事等方面的各種弱點。

　　羅格·B.·瓊斯在《戰(zhàn)時中國的第三黨漢奸：以國家社會黨為例》一文中，也比較了汪偽政權與歐洲傀儡政權的不同。他通過分析汪偽政權里國家社會黨人諸青來、陸鼎揆等人的思想和背景，認為他們之所以支持汪精衛(wèi)政權，似乎并不是由于受到其反共意識形態(tài)的吸引，而是出于對抗戰(zhàn)前途的悲觀和對淪陷區(qū)情況的憂慮，希望協(xié)助汪精衛(wèi)組織一個新政府來收拾局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此，瓊斯認為，汪偽政權與歐洲傀儡政權的一大差別，就是前者基本訴求是和平，后者最大的政治號召則是反共。（注：Roger B.Jeans ，"Third-Party Traitors in WartimeChina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of China"，1995.）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蒂莫西·布魯克則比較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與汪偽政權、歐洲傀儡政權的異同。1995年，他在《維新政府的成立》一文中指出，參加維新政府的多半是“北洋遺老”，他們出面與日軍合作，除了有私人的淵源外，更有藉此否定戰(zhàn)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合法性的意味。從這點來看，“維新政府”與汪偽政權那種“繼承國民黨正統(tǒng)”的立場恰好相反，與歐洲各國的傀儡政權有相通之處。（注：Timothy Brook ，"The Creation ofthe Reformed Government"，1995.）

　　R.·基思·肖帕的論文《變換的通敵面孔：杭州，1938—1940》，把對傀儡政權的研究擴展到地方層次。通過對杭州傀儡政權進行考察，發(fā)現戰(zhàn)時杭州的通敵行為隨著時間、地點和人事環(huán)境的變化，有不同的特點。最初的“治安維持會”和“自治會”保境安民的色彩比較濃厚，但隨著日軍的干涉越來越直接，“維新政府”和汪偽政權又相繼成立“杭州市政府”，“傀儡”的性質也就慢慢明顯起來。盡管如此，基層的政權相當程度上延續(xù)了戰(zhàn)前的功能。（注：R.Keith Schoppa ，"The Changing Face of Collaboration ：Hangzhou ，1938-1940"，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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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zhàn)時各國在華的情報工作也是近年來西方學者所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這方面的著述較多，主要有：伯納德·沃瑟斯坦的《上海的秘密戰(zhàn)爭》（波士頓，1999年），集中考察了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在戰(zhàn)時上海安置諜報人員的情況。羅伯特·比克斯的《秘密戰(zhàn)爭事務：行動“同情”與特別行動局在戰(zhàn)時中國的商人身分》（《情報與國家安全》2001年冬季號），描述了英國為重新控制香港所做的努力。丹·平克的《北京之旅：一個秘密間諜在戰(zhàn)時中國》（美國海軍研究所出版社，2003年），用第一人稱對美國戰(zhàn)略情報局在戰(zhàn)時中國的有關活動進行了描述。杰·泰特勒與庫爾特·W ·雷德克主編的《一個荷蘭間諜在中國：關于中日戰(zhàn)爭第一階段的報告（1937—1939）》（萊頓，1999年），敘述了荷蘭的一名情報官員從荷蘭東印度群島被派往中國的情況，對日本侵華早期的戰(zhàn)略和策略作了評論。

　　該研究領域最重要的著作，是俞茂春所著《戰(zhàn)略情報局在中國：冷戰(zhàn)序幕》，引用了大量美國國家檔案管理局和胡佛研究所的檔案資料，是第一本全面研究美國戰(zhàn)時情報行動的學術著作。作者詳細闡述了1941—1946年間美國戰(zhàn)略情報局在中國的復雜行動，尤其是威廉·多諾萬領導的戰(zhàn)略情報局與其他單位如美國海軍米爾頓·梅樂斯領導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中國戰(zhàn)區(qū)參謀長史迪威（后來是魏德邁）、國務院及特使赫爾利等人之間的勾心斗角。作者認為，對情報收集缺乏整體統(tǒng)一的指揮與控制是美國情報部門的主要失誤之一。從整體來說，他注意將戰(zhàn)略情報局行動和策略置于國共兩黨在情報領域激烈斗爭的政治背景下考察，敘述了以戴笠為首的國民黨情報部門與潘漢年和周恩來領導的中共情報組織之間的斗爭。該書的一個明顯弱點，是對美國情報檔案的過于依賴，從而使作者在有些地方作出了不盡準確的結論，如把邁克爾斯·林賽（林邁可）確定為英國情報特務；
把艾黎領導的工業(yè)合作化運動作為中共的態(tài)度等。

　　西方學者還對國共兩黨的戰(zhàn)時情報工作進行了較深入研究，如漢斯·范達文的《國民黨在華南的秘密情報行動：逮捕廖承志行動中的情報和政治工作》（《情報與國家安全》2001年冬季號），揭示了蔣介石的秘密特務與共產黨的諜報人員的交鋒。俞茂春的《1927—1945年間的中國電碼譯員》（載大衛(wèi)·阿爾瓦雷斯主編的《二戰(zhàn)中的軸心國同盟信號情報》，倫敦，1999年），詳細論述了國民黨電碼工作的成功，但指出這對戰(zhàn)爭并沒有產生重要的影響。沈郁的《再評中美情報合作：二戰(zhàn)期間的中美情報合作》（《情報與國家安全》2001年冬季號），概論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在中國抗日戰(zhàn)爭中的作用，并駁斥了那種把中美情報合作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分開的觀點。此外，弗雷德里克·魏克曼的《特務頭子戴笠與中國的秘密情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2003年），則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資料。

　　通過上述考察，我們可以看出，近10年來西方對中國抗戰(zhàn)研究有以下特點：

　　第一，近10年來西方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研究，呈現全面發(fā)展的趨勢。這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抗戰(zhàn)、國民黨抗戰(zhàn)和對淪陷區(qū)的研究齊頭并進，都出現大量研究成果。這與過去的抗戰(zhàn)研究有很大不同。長期以來，西方對中國抗戰(zhàn)的研究，幾乎集中于一個方面，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zhàn)中的發(fā)展與壯大，絕大多數著述都以中國共產黨的抗戰(zhàn)經驗為主題，如中國共產黨在抗戰(zhàn)時期之所以獲得農民的支持，應歸因于“農民民族主義”，這一直是經久不息的研究熱點（注：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這與冷戰(zhàn)時期西方對中國共產黨的興趣有關。20世紀80年代，隨著國民黨史在西方逐漸受到重視，出現了研究國民黨抗戰(zhàn)表現的潮流。對淪陷區(qū)的研究起步較晚，一開始是地方史或區(qū)域史研究的副產品，到90年代，逐步形成獨立的研究領域，研究日益深入。

　　近10年來，這三方面的研究不僅取得前所未有的大發(fā)展，而且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對中國共產黨抗戰(zhàn)的研究，以根據地內不同地區(qū)為個案，研究在不同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推行情況。對國統(tǒng)區(qū)的研究，以地方史研究為主要特色，考察地方抗戰(zhàn)情況，研究國民黨地方動員能力。國民黨抗戰(zhàn)軍事歷史是其研究的主題，同時研究日本侵略對各地方造成的嚴重損失和長期影響。對淪陷區(qū)的研究，在觀察淪陷區(qū)的社會情況時，多強調所謂“灰色地帶”的存在。在主要城市里，日軍的占領比較徹底，控制比較嚴密，當地民眾無論是資本家、知識分子還是小市民，都經常面對非犧牲即妥協(xié)的選擇，而他們之中選擇妥協(xié)以圖自保的不乏其人。而且，西方還嘗試將中國淪陷區(qū)與納粹占領下的歐洲傀儡政權加以比較研究，分析其異同。西方學者對歐洲淪陷區(qū)的研究比較熟悉，他們所進行的比較研究角度，值得國內學術界重視。

　　第二，隨著新的檔案資料的公開和日本侵華暴行的揭露，新的研究領域被逐漸開辟。如前所述，由于一系列原因，西方社會對日本侵華暴行一直缺乏必要的揭示和評價，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學者對日軍侵華暴行以及戰(zhàn)后賠償等戰(zhàn)爭遺留問題給予了充分的重視。例如，2000年底至2001年初，《東亞》國際季刊連續(xù)出版兩期專刊，組織了各國學者寫了16篇文章，對日軍戰(zhàn)時在中國、朝鮮及東南亞各國的暴行進行充分揭露，并結合德國的戰(zhàn)時暴行進行比較研究，還對比了德日兩國戰(zhàn)后在戰(zhàn)爭罪行方面的不同態(tài)度，強烈譴責對日本的戰(zhàn)后處理以及日本在戰(zhàn)后對其罪行的回避和否認，呼吁在這一問題上恢復公正，并對各國受害者進行賠償。

　　雖然西方學者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研究，遠遠沒有國內學術界的抗戰(zhàn)研究深入、全面，但其研究推進了西方社會對中國抗戰(zhàn)的了解，對西方正確評價中國抗戰(zhàn)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作用作出了很大貢獻。他們深入調查、微觀與宏觀研究相結合、注意運用比較研究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我們借鑒。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由于立場、價值取向的不同和史料的不足等缺陷，其論著也難免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提出了一些偏頗甚至錯誤的觀點，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

　　三、幾種需要注意的學術觀點近10年來的學術研究中，西方學者提出了一些較新的或獨特的觀點。這些觀點，有的需要引起我們的警覺并進行批判分析；
有的需要我們進一步反思和討論，以便啟發(fā)、深化我們的研究思路。

　�。ㄒ唬╆P于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地位美國海軍研究生學院道格拉斯·波奇在2004年的“1937—1945年中日戰(zhàn)爭的軍事歷史”學術研討會上，根據他最新出版的著作《勝利之路——二戰(zhàn)中的地中海戰(zhàn)場》提出，正如地中海戰(zhàn)場在歐洲盟軍作戰(zhàn)中的邊緣地位一樣，中國戰(zhàn)場在太平洋戰(zhàn)爭中的地位也是邊緣的。他承認，這并不是說邊緣戰(zhàn)場不重要，尤其是軍事技術的發(fā)展、政治的選擇可以改變戰(zhàn)爭的性質，邊緣戰(zhàn)場就可以變成中心戰(zhàn)場。而且他認為，由于獨特的邊緣性質，它們會成為試驗和新的戰(zhàn)爭發(fā)端地。邊緣戰(zhàn)場還可能成為第三國干涉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是典型的邊緣戰(zhàn)場。他認為，把中國戰(zhàn)場視為邊緣戰(zhàn)場，可以加強它的歷史重要性。

　　這一觀點引起了一些與會學者的反對。他們認為，把中國戰(zhàn)場與地中海戰(zhàn)場一樣看待，比作二戰(zhàn)的邊緣戰(zhàn)場，是有很大損害的。首先，它不可避免地只把中國放在盟國范圍中考察它的地位，而忽略戰(zhàn)爭雙方的行為；
其次，如果要考察“1937—1945年中日戰(zhàn)爭在現代戰(zhàn)爭史上的地位”，把中國戰(zhàn)場比作地中海戰(zhàn)場，大大降低了它的地位。而且，它忽視了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有關的一系列問題，如共產黨發(fā)動農民民族主義、成功開展游擊戰(zhàn)在現代戰(zhàn)爭發(fā)展史上是一個里程碑，需要給予充分評價。

　�。ǘ�）如何評價中國抗戰(zhàn)在研究中國近代軍事歷史的西方學者中，究竟是根據中國自己的歷史經歷，還是用西方的軍事成功或失敗標準來判斷中國在抗戰(zhàn)中的行為，是有爭議的問題。有一種觀點認為，按照19、20世紀西方組織戰(zhàn)爭的衡量標準，要以戰(zhàn)爭物質文化尤其是技術能力的術語討論軍事的威力，照此判斷，中國在20世紀的軍事努力是不夠格的。美國海軍研究生學院道格拉斯·波奇就持這種觀點。

　　漢斯·范達文提出了不同觀點。他認為，要擺脫西方用現代防御戰(zhàn)爭方式考察中日戰(zhàn)爭的思維，從這場戰(zhàn)爭自身的地方特點、歷史背景而不是從西方現代戰(zhàn)爭的觀點出發(fā)來理解抗日戰(zhàn)爭。他認為，面對中國被迫與現代工業(yè)化的日本作戰(zhàn)，而中國沒有任何工業(yè)基礎的事實，蔣介石不得不適應地方現實，采取傳統(tǒng)的軍事動員戰(zhàn)略。用這種觀點來評價，范達文認為中國反抗日本的軍事行動是杰出的。（注："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on the Military History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2004.）

　　（三）關于日本侵華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是日本侵華戰(zhàn)爭全面升級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日本最高統(tǒng)治集團制定的統(tǒng)治華北和征服中國政策的產物。這已經是大多數嚴肅客觀的學者的共識。但是在2004年的“1937—1945年中日戰(zhàn)爭的軍事歷史”學術研討會上，美國國防部的愛德華·德里在他的論文中研究了盧溝橋事變前的日本軍隊，認為：日本軍隊并沒有準備要打這場戰(zhàn)爭，既沒有戰(zhàn)爭計劃，也沒有關于中國部隊的情報，更沒有在大陸部署部隊；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時，大部分日本軍隊都部署在滿洲里與蘇聯(lián)的邊境上，準備與蘇軍一決雌雄。

　　這一觀點，涉及中日戰(zhàn)爭是偶然爆發(fā)的還是陰謀策劃的。雖然日本對蘇聯(lián)的軍事威脅感到擔心，但日本侵略中國的長期歷史表明，日本的戰(zhàn)略目標是占領中國，而不是擊敗蘇聯(lián)。

　�。ㄋ模┰鯓尤�面評價抗戰(zhàn)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延安道路”

　　20世紀七八十年代，研究中國共產黨抗日活動的西方學者，高度評價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的思想與實踐。以馬克·塞爾登在1971年的著作《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中所提出的“延安道路”為代表，指出共產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對因戰(zhàn)爭而惡化的農村問題作出有效的、創(chuàng)造性的解決，是因為共產黨人在抗戰(zhàn)時期獲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而中國共產黨能做到這一點，都歸功于其戰(zhàn)時改革綱領，歸功于中國共產黨利用群眾路線方式開展土地改革和人民戰(zhàn)爭。因此，塞爾登認為“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眾路線，并指出，“中國共產黨運動自延安時期以來的歷史業(yè)績，尤其是在推進中國經濟發(fā)展和社會改造方面的卓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堅持了群眾路線而取得的”。塞爾登的這些觀點曾被西方學者廣泛接受。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新一代學者深入到各根據地調查研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注意到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在根據地推行過程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存在強制實行的情況，甚至有的地方存在民眾與中國共產黨的對抗，尤其是在地主勢力強大、經濟發(fā)展較好的地區(qū)。如前所述，基廷、埃謝里克對陜甘寧邊區(qū)的研究，古德曼對太行根據地的研究中也提出了這種問題。他們在分析這種問題的同時，都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并不像斯諾、塞爾登等所論述的那樣樂觀，至少群眾路線的作用遠不如他們描述的那樣成功。

　　塞爾登也對自己的研究作了反思，于1995年在《近代中國》第1期發(fā)表《再評延安共產主義》一文，同時出版《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的修訂版，即《中國革命——再訪延安》。塞爾登指出，原著的中心論點，即“延安道路”對抗戰(zhàn)時期中共革命實踐所作的總結依然是正確的；
但他承認了早期研究中的不足，如沒有注意到群眾路線操作失當的問題。他指出，總結這些，“可以追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中迄今尚未得到解決的那些矛盾的起源”，也是為了使“‘延安道路’中最富有人道的那些因素得到發(fā)揚光大”。（注：馬克·塞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馮崇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10頁。）

　　應該說，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發(fā)展中，群眾路線貫徹過程中不排除存在西方學者們所列舉的現象，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黨在政策實施過程所付出的努力。從總體上說，黨的群眾路線政策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獲得了巨大成功。

　�。ㄎ澹╆P于淪陷區(qū)偽政權淪陷區(qū)的偽政權或傀儡政權，是指日軍占領一個地區(qū)后，為了肢解中國以維持其統(tǒng)治而建立的“政權”機構。由于它是由日本軍隊設計、控制、監(jiān)督的，不代表中國人民的意愿，所以中國人不承認它的合法性，故以“偽”或“傀儡”稱之。這一概念，是非分明，一直為中外學者所使用。但是在2002年，加拿大學者蒂莫西·布魯克在其論文《1937—1945年間華中占領政權的形成》中，對偽政權這一術語提出了異議。他認為，這一術語，是道德范疇的詞匯，而不是歷史詞匯。當時汪精衛(wèi)南京政權與蔣介石政府之間曾這樣互指，而為了追求歷史公正，學術界應避免使用“偽”或“傀儡”來稱呼這種政權。他指出，應用“占領政權”或“合作政權”來稱呼它們。

　　布魯克的這一觀點，遭到一些西方學者的批評，如馬克·塞爾登指出，那些背叛了自己民族和國家的人，服務于日本的利益，當然是傀儡。研究這些問題，應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聯(lián)系起來，應該有道德觀。（注：Timothy Brook ，"The Formation of an OccupationState in Central China，1937-45"，Minutes of the June 2002Conference"WartimeChina ：Regional Regimes and Conditions，1937-1945".）

　　布魯克主張的將淪陷區(qū)偽政權稱為“合作政權”，實質上是沒有正確認識這些政權的性質。首先，歷史表明，偽政權都是日本軍隊的產物，是由日本人設計、計劃和控制的，日本軍隊撤離后它就不存在了。其次，從參加政權的中國人來看，一是機會主義者，二是北洋遺老，三是失寵于蔣介石政府的人。他們參加政權，多是為了否定蔣介石政府的合法性，不代表中國人民意愿。第三，“合作”一詞指的是兩黨或多黨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而參加維新政府的中國人是沒有自己的獨立愿望的。這樣的政權不能稱之為“合作”政權。

　　中國學者稱之為“偽”政權，并不意味著它不存在，只是意味著它不代表中國人民的意愿。這種政權也沒有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承認。稱之為“偽”政權或傀儡政權，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六）關于抗戰(zhàn)時期的中美關系考察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是中美關系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經過多年的研究，美國學者已經基本形成較客觀的分析，即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在矛盾和缺乏遠見、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墮落和失去民心，導致美國在中國政策上的失敗。而赫爾利在其中應負主要責任，因為赫爾利并沒有執(zhí)行美國政府當時的“有條件地支持蔣介石”的“靈活政策”，而是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從而招致失敗。鄒讜、孔華潤、易勞逸等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基本都持這種觀點。

　　與這些歷史學家相反，俞茂春在他的著作《戰(zhàn)略情報局在中國：冷戰(zhàn)序幕》中提出了不同觀點，對抗戰(zhàn)時期的中美關系作了新的解釋。首先，他把20世紀40年代美國在華政策的失敗歸因于它不能制止共產黨力量的崛起。至于美國在抗戰(zhàn)期間及戰(zhàn)后是為何沒能給予國民黨的反共斗爭以充分的支持，他歸之于“中共的騙人伎倆”，認為共產黨利用了美國國務院（戴維斯、謝偉思，駐華大使等人）、美國軍隊（史迪威、多恩、巴里特等）戰(zhàn)爭信息辦公室、英國情報局和美國戰(zhàn)略情報局官員的輕信。其次，他對特使赫爾利也作了新的分析，認為赫爾利與魏德邁一致，推行冷戰(zhàn)外交、支持蔣介石是適應當時的形勢的。

　　西方學者批評了該書在中美關系問題上的觀點。如麥金農指出，雖然該書在目前所出版的著作中，最詳細地論述了赫爾利的行動，但忽略了當代許多著述中對赫爾利工作中糊涂和老態(tài)的記述。麥金農還批評了作者對中共的偏頗分析，如指出作者“用帶著偏見的眼光評價周恩來，把周描述為一個笨拙的人，而不是跟美國人熟練打交道的人”。麥金農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由作者的“親國民黨立場”所決定的。（注：The China Journal ，January 1999，pp.253～254.）

　　以上觀點，無論是一些學者的個人之見，還是諸多學者的共識，都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對待西方的研究成果，要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方法進行科學分析，既要吸收其積極的研究成果和好的研究方法，也要充分批判其不足和缺陷。這有待于國內學術界的進一步努力，既注意進行深入、客觀、科學的研究，也要重視向國際社會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擴大國內學術界的影響，以推動各國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研究真正走向科學，最終正確總結人類經驗，推動建立和平、公正、和諧的國際社會秩序。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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