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集中探究國際政治中的“修正主義國家”概念。文章從“修正主義國家”概念入手,澄清“修正主義國家”與“崛起國”、“霸權國”之間的關系,批駁了流行的錯誤觀點。文章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判斷“修正主義國家”的一些具體指標,并以此為參照,對美國在冷戰(zhàn)后、特別是小布什上臺后的對外政策行為進行分析,指出其已日益具有“修正主義”傾向。

　　[關鍵詞] 　修正主義國家;現(xiàn)狀國家;崛起國;霸權國

　　“修正主義國家”概念是國際政治中一個十分常見的政治術語,常常被人們用來指稱那些意欲顛覆或推翻現(xiàn)存秩序的國家。然而,無論在理論建構、還是在實際運用中,人們對這一概念存在著認識上的誤區(qū)。流行的觀點和做法是,將修正主義國家與一個權力正在上升的大國(或稱為“崛起國”) 劃上等號,而將體系內處于支配地位的大國(霸權國) 等同于現(xiàn)狀的維護者(現(xiàn)狀國家) 。本文將從修正主義國家這一概念入手,指出這一流行觀點的錯誤之處,在此基礎上力圖給出判斷修正主義國家的一些具體的指標。在本文的最后,以美國為例,指出當今的美國已日益具備修正主義國家的特征。

　　一、修正主義國家的概念

　　在國際政治中,“修正主義國家”( revisioniststates) 是一個常常被學者、決策者提及的概念,有時人們也用“不滿意的國家”( dissatisfied/ unsatiatedstates) 、“帝國主義國家”(imperialistic states) 或“革命性國家”( revolutionary states) 來指稱。在早期的現(xiàn)實主義理論著作中,這一概念已經(jīng)常出現(xiàn)。如現(xiàn)實主義的重要奠基人愛德華·卡爾( E. H. Carr) 在《二十年危機:1919 - 1939》一書中,將國家分為“滿意的國家”( satisfied Powers ) 和“不滿意的國家”( dissatisfiedPower s) ,指出前者致力于維護現(xiàn)狀,而后者則要建立一個“適者生存”的新秩序。〔1〕漢斯·摩根索在《國際縱橫策略》一書中,則區(qū)分了現(xiàn)狀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執(zhí)行的不同對外政策:“現(xiàn)狀政策”( status quo policy) 和“帝國主義政策”(imperialist policy) ,指出前者旨在“維持一個特定歷史時刻所存在的強權分配”,后者則試圖“推翻現(xiàn)狀,根本顛倒兩個或多個國家之間的強權關系”。〔2〕亨利·基辛格在《重新恢復的世界》中將國家分為現(xiàn)狀國家和革命性國家,指出后者要毫不妥協(xié)地根本顛覆現(xiàn)存國際秩序,給體系內的所有其他國家?guī)�來絕對的不安全�！�3〕

　　新古典現(xiàn)實主義學者蘭德爾·施韋勒(Randall L.Schweller) 則著重從概念上對現(xiàn)狀國家和修正主義國家進行了界定和區(qū)分。他指出,按國家對現(xiàn)存秩序的態(tài)度,可分為兩大類:現(xiàn)狀國家和修正主義國家。現(xiàn)狀國家是指那些致力于維護既得利益、“維護自身在體系中的地位”,對現(xiàn)存秩序心滿意足的國家。而修正主義國家則指那些對現(xiàn)狀極為不滿,致力于打碎現(xiàn)存秩序、改善自身在體系中的權力和尊嚴的國家:它們或許是因為“感到受到現(xiàn)狀的侮辱、阻礙和壓迫”、因而“要求變化,修正邊界、修改條約、重新分配權力和領土”,以加以糾正;或許純粹是為了建立自己的霸權。它們不惜以武力改變現(xiàn)狀、推進自己的價值觀�！�4〕他由此對沃爾茲將國家全都視為“安全最大化的行為體”的觀點進行了批評,指出對于那些修正主義國家而言,它們“寧愿犧牲自身的安全”,也要獲得“陽光下的一席之地”。換言之,它們是權力最大化的行為體�！�5〕

　　在關于修正主義國家的文獻中, 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 ransition theory) 學派中一些學者的觀點頗引人注目。奧根斯基(A. F. K. Organski ) 和庫格勒(J acek Kugler) 從權力變遷以及對“游戲規(guī)則”的態(tài)度兩個方面來界定國家的屬性,指出那些權力急劇崛起的國家往往對自身在體系中的地位表現(xiàn)出不滿,渴望獲得與它們權力相稱的地位,希望重新改寫國家間關系的準則,它們是體系的“挑戰(zhàn)國”(challenger s) 。〔6〕換言之,他們認為,修正主義國家與崛起的國家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關聯(lián)性,后者是前者的“候選國”,它既有動機亦有能力“修正”現(xiàn)存秩序。

　　奧根斯基和庫格勒的觀點部分為進攻性現(xiàn)實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約翰·米爾斯海默所認同。他指出,在國際體系中,幾乎不存在現(xiàn)狀國家,沒有誰會滿足于體系中的權力分布現(xiàn)狀,都具有修正主義動機,并不惜以武力改變現(xiàn)狀,對于那些崛起的大國來說,更是如此。然而他出人意料地指出,一旦一國成為地區(qū)性的霸權國,該國將成為一個現(xiàn)狀國家,致力于維護既得利益。他還特別指出,在現(xiàn)代歷史中,只有美國一國有幸成為一個地區(qū)性霸權國。也就是說,只有美國是現(xiàn)狀國家,其他所有國家、特別是崛起的大國都是修正主義國家�！�7〕這樣,米爾斯海默就不僅將崛起國與修正主義國家掛上鉤,還將當今的美國等同于現(xiàn)狀國家。

　　從上述學者的定義中,我們可以基本看出,所謂修正主義國家,是指那些對現(xiàn)狀或現(xiàn)存秩序極為不滿,謀求部分或全面改變現(xiàn)狀或現(xiàn)存秩序,并為此不惜動用武力的國家。而現(xiàn)狀國家,則指那些對現(xiàn)存秩序感到滿意、極力要維護現(xiàn)存秩序的國家。

　　然而,從一些學者將崛起國描繪為修正主義國家、將霸權國等同于現(xiàn)狀國家可以清晰看出,學者們對于什么是修正主義國家還缺乏一個明確的、可以辨認的指標,在關于修正主義國家與崛起國和霸權國之間的關系上還存在一些需要廓清的認識誤區(qū)。這正是本文接下來要做的事。

　　二、崛起國、霸權國以及修正主義國家

　　誠然,崛起國與修正主義國家、霸權國與現(xiàn)狀國家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關聯(lián),但僅此而已,兩者間并不存在對應關系,更不能劃等號。對于那些從近代歐洲國際關系史得到啟發(fā)并進而將崛起國與修正主義國家劃等號的學者而言,他們雖正確地指出,正是法國(路易十四時代、拿破侖時代) 、德國(一戰(zhàn)時期以及希特勒時期) 以及蘇聯(lián)這些崛起的大國對當時的國際秩序形成挑戰(zhàn),它們不惜以武力改變或推翻現(xiàn)存秩序,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義國家。然而,他們卻忽視了重要的一點:即崛起國以武力對現(xiàn)存秩序進行挑戰(zhàn)并不是歷史的惟一模式,甚至也不是主導模式。歷史上存在著大量的現(xiàn)存霸權國主動挑起戰(zhàn)爭的例子,它們對日益改變的權力分配及江河日下的威望感到不滿而主動發(fā)起了預防性戰(zhàn)爭。如公元前58 年愷撒對赫爾維西亞人發(fā)動的戰(zhàn)爭,1424 年佛羅倫薩—威尼斯對維斯康丁米蘭發(fā)動的戰(zhàn)爭都是現(xiàn)存大國(霸權國) 為阻止崛起國的權力增長而發(fā)動的預防性戰(zhàn)爭�！�8〕換言之,是霸權國而非崛起國主動挑起了戰(zhàn)爭。對此,著名學者羅伯特·吉爾平一針見血地指出,當一個衰落的主宰大國面對一個崛起的大國時, “它常常依靠發(fā)動預防性戰(zhàn)爭來消滅或剝削新興的挑戰(zhàn)者。⋯⋯當面前出現(xiàn)衰落或戰(zhàn)斗選擇時,政治家大多選擇戰(zhàn)斗。”〔9〕查爾斯·庫普乾(CharlesA. Kupchan) 指出, “大國接受它們必死的命運是相當困難的,歷史上很少有大國心甘情愿地為崛起的挑戰(zhàn)者讓位,并相應地調整它們的大戰(zhàn)略。”〔10〕青年學者戴爾·科普蘭(Dale C. Copeland) 在仔細研究自古希臘至冷戰(zhàn)時期總共13 個歷史案例后也指出,發(fā)動大戰(zhàn)的往往不是正在崛起的大國,而是正在衰落的、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國。因為它既有能力、又有意愿發(fā)動一場針對崛起國的“預防性戰(zhàn)爭”�！�11〕

　　此外,那些將崛起國等同于修正主義國家的學者似乎還忽視了像19 世紀的美國以及二戰(zhàn)后的德國及日本和平崛起的例子。英、美在19 世紀的霸權轉移并未爆發(fā)霸權性戰(zhàn)爭,相反是和平交接的。美國在19 世紀這一相對平靜的“長和平”中,并沒有向英國的海上霸權發(fā)起挑戰(zhàn),相反它接受了英國的霸權秩序,并在這一秩序下進行國內開發(fā)和開展獲利豐厚的海外自由貿(mào)易,由此逐漸崛起為一個在國際舞臺上舉足輕重的大國。誠然,在19 世紀末,它與西班牙進行了一場具有象征意義的海上戰(zhàn)爭,但西班牙根本不是當時的海上霸主,而且這場戰(zhàn)爭范圍極其有限,不是一場霸權戰(zhàn)爭。也就是說,美國并不是通過主動挑戰(zhàn)現(xiàn)存霸權而崛起的。德國和日本在二戰(zhàn)后廢墟上的崛起,靠的并非窮兵黷武,也不是以挑戰(zhàn)霸權國的面目出現(xiàn)。相反,它們是在美國的主宰或卵翼下崛起的,且時至今日,至少日本在幾乎所有的重大國際問題上都是緊隨美國。對此,我們可以借用戴爾·科普蘭的解釋:如果只要等待或和平融入現(xiàn)存秩序就可以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利益,那么崛起國怎么還會去以武力挑戰(zhàn)現(xiàn)存秩序呢?〔12〕當前中國提出的“和平發(fā)展(崛起) ”理論以及積極融入國際社會的對外戰(zhàn)略,可以說既是基于中國發(fā)展的現(xiàn)實及趨勢,也是汲取了歷史上霸權興衰的經(jīng)驗教訓,作出的戰(zhàn)略抉擇。

　　正如崛起國并不必然就是修正主義國家,霸權國也不一定就是現(xiàn)狀國家。從理論上說,霸權國具有成為現(xiàn)狀國家的諸多有利條件。它是體系內的最大國家,肩負提供國際“公共物品”的責任。由于它參與塑造了現(xiàn)存秩序,因而維護現(xiàn)狀符合其利益。它還有可能是現(xiàn)狀挑戰(zhàn)者的施害對象。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存在一些阻礙霸權國成為現(xiàn)狀國家的不利條件。首先,霸權國具有改變現(xiàn)狀的能力。由于體系內其他國家與其權力相差懸殊,缺乏有效的制衡手段,因而霸權國可以不大考慮其他國家的意愿,憑一己好惡改變現(xiàn)狀。其次,霸權國的優(yōu)勢權力地位會誘惑其為所欲為。正如在國內政治中,不受制約的權力容易導致對權力的濫用和孳生腐敗一樣,在國際政治中,不受制衡的權力也將導致對權力的濫用,鼓勵其為所欲為。拿破侖在建立了萊茵聯(lián)盟、確立其在歐洲大陸的主宰地位后,并沒有就此收手;相反他欲壑難填,將世界看作一副“可以在上面隨心所欲地彈奏他的幻想曲的鋼琴的鍵盤”,〔13〕左征右伐,并最終將矛頭指向一度是其盟友的俄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利用其相對優(yōu)勢的權力地位對貧弱的東亞、東南亞各國進行武力征討,妄圖以武力建立一個在其主宰下的“大東亞共榮圈”。最后,體系內的“追隨”(bandwagon) 邏輯加劇了霸權國的改變現(xiàn)狀動機和意愿。由于權力對比懸殊,制衡霸權國往往代價高昂,因而體系內的其他國家傾向于追隨霸權國,借以確保自身安全或謀取一些額外的好處。這將大大鼓勵霸權國的放縱和不負責任行為。

　　簡言之,崛起國與修正主義國家、霸權國與現(xiàn)狀國家之間并不存在必然聯(lián)系;從理論上說,修正主義國家既可以是崛起國,也可能是霸權國。

　　三、如何判斷修正主義國家?

　　既然權力并不是判斷國家特性的惟一指標,那么什么才是判斷修正主義國家與現(xiàn)狀國家的指標呢? 怎樣才能更好地確定國家的傾向呢? 在這方面, 羅伯特·吉爾平、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 以及庫格勒等學者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羅伯特·吉爾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一書中含蓄地指出,一個國家是現(xiàn)狀國家還是修正主義國家,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綜合判斷:第一,國家間的權力分布;第二,威望等級;第三,國際規(guī)則。如果一個國家尋求根本改變國際間的權力分布、威望等級以及國際規(guī)則,那么它就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14〕可以看出,在吉爾平的定義里,權力只是判斷修正主義國家的指標之一,只有與對國際威望等級及國際規(guī)則的態(tài)度結合起來考察,才具有意義,才能判斷一國是否是修正主義國家。

　　江憶恩在吉爾平的基礎上提出了判斷修正主義國家與非修正主義國家的五項指標:第一,對國際制度的參與度;第二,對國際制度的認同度;第三,是否謀求改變國際制度;第四,是否具有劇烈改變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明確動機和偏好;第五,是否將武力視為改變權力分配的重要工具。他指出,如果一國對國際制度的參與度低,或者說即便該國有條件參與也不愿參與,那么該國不大可能是現(xiàn)狀國家;如果一國即便參與了國際制度,但卻不接受公認的行為規(guī)范,違反制度規(guī)則,那么該國很有可能是個修正主義國家;如果一國參與這些國際制度,甚至有時也遵守制度規(guī)范,但一有機會就謀求根本改變制度規(guī)則,那么該國將可能是個修正主義國家;如果一國謀求劇烈改變國際體系權力分布,并不惜動用武力,那么該國將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15〕概言之,江憶恩主要從一國對于國家制度及其規(guī)范的態(tài)度以及對國際權力分布的態(tài)度這兩個層面來判斷其修正主義屬性或傾向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庫格勒在最近與羅納德·塔門(Ronald L. Tam2men) 合寫的一篇文章中,則分別從領土爭端、軍備、對國際規(guī)則的態(tài)度、意識形態(tài)以及貿(mào)易等五個方面來判斷一國是否具有修正主義傾向。〔16〕

　　上述學者給出的評判標準表明,判斷一國是否是修正主義或具有修正主義意圖,不能僅僅關注權力,還要關注該國對置身其間的國際體系規(guī)范的態(tài)度。本文在上述兩位學者研究的基礎上,綜合考慮權力以及制度規(guī)范兩個層次,認為修正主義國家有以下一些指向性特征。

　　第一,軍費開支大幅度增加。修正主義國家謀求的是根本上改變或顛覆現(xiàn)存秩序,并不惜為此動用武力,因而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和軍事力量是其政策的基本支柱。而這也是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具有修正主義動機的一個重要指標。其軍費開支可從兩個方面進行量化:一是軍費開支占該國GDP 的比重;二是軍費開支的絕對值。如果一國軍費開支占GDP 比重有較大增加,或軍費開支的絕對值較同期的其他國家有較大增長,那么該國很可能具有修正主義動機。

　　第二,以武力威脅或武力解決問題。由于修正主義國家具備相當?shù)能娛聦嵙?又對現(xiàn)存秩序極為不滿,因而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成為它們改變現(xiàn)狀的主要工具。希特勒德國在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割讓蘇臺德地區(qū)時,就是以赤裸裸的武力威脅為后盾,迫使張伯倫簽訂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協(xié)定》,滿足了希特勒的領土要求。此后,他更是不惜發(fā)動世界大戰(zhàn)來建立一個德意志民族主宰下的“歐洲新秩序”。日本則以武力侵略中國、東南亞地區(qū), 妄圖建立一個日本主宰下的東亞秩序。

　　第三,漠視或違反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雖然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國際關系準則的界定有所不同,但在同一時期內,仍然存在一些為絕大多數(shù)國家公認的準則或行為規(guī)范。這些準則和規(guī)范反映并規(guī)定了一個時期內國際關系的基本現(xiàn)狀或秩序。如果一國無視或公然違反這些準則和規(guī)范,那么很難認為該國是個維護現(xiàn)狀的國家。就當前國際關系而言,主權和領土完整、和平解決國家間爭端、反對侵略、維護基本人權無疑是主要的國際關系準則。至于人權與主權的關系,雖然存在爭論,但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仍認為,一方面各國負有維護國內人權的責任和義務,另一方面,除非一國發(fā)生嚴重或大規(guī)模踐踏人權現(xiàn)象(如種族屠殺或滅絕) ,原則上不應以此干涉他國內部事務,更不能以此推翻他國政權。

　　第四,對主要國際組織的參與度和認同度低。國家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其對現(xiàn)存秩序的態(tài)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它對現(xiàn)存主要國際組織的參與度和認同度上。如果一國根本游離于主要國際組織之外或對其充滿敵意,則很難說該國對現(xiàn)狀感到滿意。概言之,如果一個國家軍費開支大幅度攀升,動輒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漠視或頻繁違反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不愿受國際組織的約束,那么該國即便不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至少也是正在滑向修正主義的國家。

　　四、美國:正在生成的修正主義國家?

　　德國歷史上著名的宰相俾斯麥在德國贏得三場精心策劃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后曾說,德國已經(jīng)是一個“心滿意足的國家”,別無他求,惟一的任務就是消化戰(zhàn)爭的勝利果實,鞏固德意志的統(tǒng)一�！�17〕從某種意義上說,冷戰(zhàn)后的美國也處于類似俾斯麥口中的德國地位,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它拖跨了半個世紀來一直對其安全構成威脅的惟一強大競爭對手蘇聯(lián),贏得了冷戰(zhàn)。它的經(jīng)濟、軍事、科技實力以及文化吸引力無人能望其項背。它還擁有廣泛的軍事聯(lián)盟網(wǎng)絡,世界上主要的工業(yè)化國家是其盟國或朋友。它是惟一在世界范圍內具有龐大軍事基地網(wǎng)絡的國家,在全球主要的戰(zhàn)略要津或“樞紐地帶”擁有“前沿軍事基地”。它也是惟一具備在全球范圍內投送常規(guī)和非常規(guī)力量的國家。它沒有理由不“心滿意足”。實際上,冷戰(zhàn)后美國國內也一度升起要美國壓縮軍費開支,分享冷戰(zhàn)結束的“和平紅利”的呼聲�！�18〕

　　那么冷戰(zhàn)后的美國有沒有“心滿意足”呢? 有沒有順應體系結構變化和國內輿論要求壓縮軍費開支,安享和平的紅利呢? 有沒有如美國一些學者所言,是致力于維護體系穩(wěn)定的現(xiàn)狀國家呢? 我們不妨以上述四項指標為參照,對美國的行為進行判斷。

　　第一,軍費開支。冷戰(zhàn)結束后,由于蘇聯(lián)這一致命威脅不復存在,而且美國經(jīng)濟一度陷入困境,因而國內要求壓縮軍費開支的呼聲甚高。在這一背景下,克林頓上臺后,開始逐年削減美國的軍費開支,軍費開支占GDP 的比重由1992 年的4. 8 %下降到2000 年的3 %。盡管如此,由于美國軍費開支的基數(shù)很大,因而絕對值仍然很高,2000 年時仍高達3223. 09 億美元。而且同一時期,世界上主要大國的軍費開支均呈現(xiàn)下降趨勢。〔19〕克林頓壓縮軍費開支的做法受到民主黨、特別是共和黨內保守派的強烈抨擊。一些里根政府時期的軍界要人以及保守派知識分子甚至成立了一個名為“新美國世紀計劃”的組織,鼓吹重振美國軍備。〔20〕2000年,共和黨保守派小布什入主白宮后,將一大批里根、老布什時期的共和黨保守派分子攬入外交及國防等政府要害部門,重振美國軍備正式提上議事日程。2001年的“9 ·11”恐怖襲擊則加速了這一進程。從2001 年開始,美國的軍費開支每年急劇上升,到2004 年更是高達4620. 99 億美元,短短四年里軍費開支增幅高達14 %�！�21〕無論是增長幅度,還是增長額在世界主要國家中都是絕無僅有的。

　　第二,對使用武力的偏好或使用武力的頻率。冷戰(zhàn)結束以來,在所有的跨國界軍事沖突或戰(zhàn)爭中,除了1990 年伊拉克對科威特發(fā)動的戰(zhàn)爭外,美國幾乎全部參與進去。這在世界主要大國中是絕無僅有的。不僅如此,隨著美國在1991 年的海灣戰(zhàn)爭以及1999 年在科索沃戰(zhàn)爭中的“輕松”勝出,美國已經(jīng)決定性地走出了曾困擾美國多年的“越南戰(zhàn)爭后遺癥”,對在海外使用武力的意愿顯著增強,使用武力的門檻大大降低。〔22〕“9 ·11”恐怖襲擊則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趨勢。在短短兩年的時間里,美國先后以反恐為名對阿富汗、伊拉克動武,并對伊朗、朝鮮、利比亞乃至敘利亞等國發(fā)出戰(zhàn)爭威脅。與此同時,布什政府在2002 年通過新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指出傳統(tǒng)的“威懾戰(zhàn)略”已不適應新形勢,鼓吹對恐怖主義、“失敗國家”以及“無賴國家”進行“先發(fā)制人的打擊”,以確保美國的絕對安全�！�23〕這一新戰(zhàn)略大大降低了發(fā)動戰(zhàn)爭的門檻,認為既便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脅,只要對方具備了對美國造成傷害的能力、并具有使用這種能力的明確意愿,美國就可以發(fā)動先發(fā)制人的打擊或戰(zhàn)爭。美國2003 年對伊拉克發(fā)動的戰(zhàn)爭,正是這一新戰(zhàn)略理念的首次實驗。正如一些學者所言,這一“先發(fā)制人戰(zhàn)略”已經(jīng)大大突破了西方幾個世紀以來的正義戰(zhàn)爭理念,惡化了國際關系,并可能由此引發(fā)其他國家的效尤,加劇國際緊張局勢�！�24〕

　　第三,對國際關系準則的態(tài)度。雖然全球化以及地區(qū)整合使得主權已不具有先前那樣的“不可滲透性”,出現(xiàn)了將部分主權(如經(jīng)濟主權) 部分(而非全部)讓渡的情況,但不可否認的是,主權獨立(及平等) 仍然是當今國際關系中的一個基本準則。而且,既便出現(xiàn)部分讓渡的情形,那也是在一國自愿的基礎之上,如果一國不愿意,它可以選擇不讓渡。不久前,法國及荷蘭國民在全民公決中對歐洲憲法說不,清晰說明既便在一體化程度走在世界前列的歐盟,主權依然是一體化難以逾越的一道檻。美國對自身主權的維護更是極為重視。它拒絕加入國際刑事法庭,理由之一是它可能損害美國的司法審判權。然而,美國對自身主權的重視似乎并沒有妨礙它對別國主權的漠視,也未能阻止它以各種借口干涉他國的內政。小布什的新國家安全戰(zhàn)略公然提出,為確保美國安全,可以更迭他國政權。伊拉克戰(zhàn)爭后,推進民主、更迭政權甚至成了布什每次發(fā)表演說的口頭禪。這一“革命性”的新戰(zhàn)略,無疑對幾個世紀以來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構成了挑戰(zhàn)。此外,鼓吹不必等到威脅“迫在眉睫”、只要發(fā)現(xiàn)他國具有敵意并具有造成危害的能力就可以發(fā)動“先發(fā)制人的”打擊,其實質乃是試圖模糊“自衛(wèi)”與“侵略”的區(qū)別,借自衛(wèi)之名行侵略之實�！�25〕而這無疑違反了聯(lián)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

　　第四,對國際組織的態(tài)度。冷戰(zhàn)結束之初,由于蘇東集團不復存在,老布什政府一度對聯(lián)合國等國際組織寄予厚望,視多邊制度為其設想的“世界新秩序”之基石。〔26〕1991 年的海灣戰(zhàn)爭也是在聯(lián)合國的授權下由美國率領的多國部隊發(fā)動的,并成功恢復了科威特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其繼任者克林頓也是多邊主義的信奉者,認為多邊主義是分擔領導責任、獲得行動合法性以及實現(xiàn)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合適工具。〔27〕克林頓執(zhí)政時期推行的“接觸戰(zhàn)略”也是以多邊主義為外交手段的。然而,即便在大力提倡多邊主義的克林頓時期,對聯(lián)合國等國際組織的不滿甚至敵意也時常顯露,單邊主義幽靈若隱若現(xiàn)。1994 年美國在索馬里維和遭遇挫折后,干脆撤出聯(lián)合國的維和行動,對聯(lián)合國的維和行動采取日益不合作的態(tài)度,并長時間惡意拖欠聯(lián)合國會費。1999 年美國在未獲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率領一些北約成員國悍然發(fā)動對科索沃的戰(zhàn)爭,挑戰(zhàn)聯(lián)合國的權威。美國參議員杰西·赫爾姆斯(J esseHelmes) 曾傲慢地說,聯(lián)合國可以成為美國發(fā)揮世界作用的有用工具,但如果聯(lián)合國“渴望將自己標榜為新的國際秩序的道德權威⋯⋯那么它將招來對抗,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將最終退出”�！�28〕

　　小布什上臺后,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單邊主義傾向驟然增強。持保守主義理念的小布什政府認為,多邊主義不是實現(xiàn)美國國家利益的合適工具,只會束縛美國的手腳,甚至侵害美國的主權。聯(lián)合國等國際組織只是“空談館”,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效率。美國堅強的實力以及運用這種實力的意愿,才是實現(xiàn)美國國家利益的有效手段。〔29〕很快,小布什政府就對多邊主義“操刀一割”:不愿介入由聯(lián)合國主導的國際維和行動;退出克林頓簽署的《京都議定書》;廢除克林頓簽署的任何關于國際法庭的協(xié)議,并拒絕簽署任何有關設立國際刑事法庭的條約;不顧多數(shù)國家的反對,執(zhí)意發(fā)展和部署國家導彈防御體系, 追求一己的絕對安全。

　　“9 ·11”恐怖襲擊后,出于反恐需要,小布什一度收斂了單邊主義作風,但一俟阿富汗的反恐戰(zhàn)爭“輕松”結束,其單邊主義苗頭便“報復性”反彈。他宣布單邊廢止《反導條約》(ABM) ;重申反對強化《生物武器公約》;要繼續(xù)將反恐戰(zhàn)火燒到他國國土,明確表明將不惜單方面對伊拉克動武,推翻薩達姆政權。美國的單邊主義做法,不僅引起中、俄等國家的疑慮和不滿,也導致美國在歐洲的盟友與之離心離德。一位歐洲政治家警告美國應與歐洲“協(xié)商”,而不是將后者視為其“衛(wèi)星國”。〔30〕此后,圍繞伊朗核查問題,歐洲與美國也數(shù)度發(fā)生“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外交解決”與“武力解決”的矛盾。美、歐分歧與矛盾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31〕當前,由于美國在伊拉克陷入的窘境,小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行為開始有所收斂。

　　從上述四項指標來看,很難將美國在冷戰(zhàn)后、特別是小布什上臺以來的對外政策行為理解為“維護現(xiàn)狀的”。其軍費開支、對使用武力的態(tài)度和頻度、對國際關系準則的看法、對國際組織的態(tài)度,都與國際社會的主流觀點有較大出入,某些方面甚至背道而馳,表現(xiàn)出較強的修正主義國家傾向。

　　五、結論

　　在考察修正主義國家時,權力雖然是個重要的概念,但卻不是惟一重要的概念。正如本文及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一國是否是修正主義國家并非取決于該國的權力是否正在急劇上升,而主要取決于該國對現(xiàn)存國際秩序的態(tài)度以及所作所為。換言之,崛起國并不必然就是修正主義國家,而霸權國也并非“天然的”現(xiàn)狀國家。如果一國的軍備相對于他國大幅度上升、動輒威脅或實際使用武力、無視或踐踏國際關系準則以及對國際組織的參與度和認同度低,那么即便該國是個霸權國而非崛起國,也可能是個修正主義國家或至少具有修正傾向的國家,正如本文對美國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樣。

　　當然,任何指標的設定都帶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或不準確性,因而,按這一指標作出的判斷也可能存在不足和需要進一步修正的地方。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如果一國在上述各項指標中都不能“過關”,那么很難說該國是一個堅定的維護現(xiàn)狀的國家。同樣,如果該國在上述所有指標中都顯示出較強的“現(xiàn)狀傾向”,也很難說它是個修正主義國家。

　　[注釋]

　　〔1〕E. H. Carr , The Twenty Yearsp Crisis 191921939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New York :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1964 , pp . 225-226.

　　〔2〕[美]漢斯·摩根索: 《國際縱橫策略:爭強權、求和平》〔M〕,盧明華、時殷弘等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64 —71 頁。

　　〔3〕Henry A. Kissinger , A World Restored : Metternich ,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2 , Boston : HoughtonMif f lin Company , 1957 , pp . 1-2.

　　〔4〕Randall L . Schweller , “Bandwagoning f or Prof it : Bringi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 19 , No. 1 ( Summer 1994 ) , pp . 87-88 , 105 ; Schweller , Deadly Imbalances : Tripolarity and Hitlerp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Chap . 1.

　　〔5〕Schweller , Deadly Imbalances : Tripolarity and Hitlerp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 Chap . 1.

　　〔6〕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 The War Ledger , Chicago :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80 , pp . 19223 ; See also ,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 27 , No. 4 (Spring 2003) , p . 9.

　　〔7〕John J . Mearsheimer ,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 W. W. Norton & Company , 2001 ,pp . 2-42.

　　〔8〕轉引自[美]蘭德爾·施韋勒:《應對大國的崛起:歷史與理論》, [美]江憶恩、羅伯特·羅斯主編:《與中國接觸:應對一個崛起的大國》〔M〕, 黎曉蕾等譯, 新華出版社, 2001 年版,第10 —11 頁。

　　〔9〕[美]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M〕,武軍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年版,第189 頁。

　　〔10〕[美]查爾斯·庫普乾: 《美國時代的終結:美國外交政策與21 世紀的地緣政治》〔M〕, 潘忠歧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307 頁。

　　〔11〕Dale C. Copeland ,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 Ithaca and London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0 , p . 16.

　　〔12〕Dale C. Copeland ,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 p . 16.

　　〔13〕[法]喬治·勒費弗爾:《拿破侖時代》(下卷)〔M〕, 中山大學《拿破侖時代》翻譯組譯, 商務印書館, 1997 年版, 第10 頁。

　　〔14〕[美]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M〕,第27 —38 頁。See also , Alastair Iain J 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 pp . 9-10.

　　〔15〕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 pp . 10-11.

　　〔16〕羅納德·塔門、亞采克·庫格勒:《權力轉移與中美沖突》〔J〕, 《國際政治科學》2005 年第3 期。

　　〔17〕朱贏泉等主編: 《國際關系史:1871 - 1918》(第三卷)〔M〕,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 年版,第3 頁。

　　〔18〕Michele A. Flournoy , QDR 2001 : Strategy2Driven Choices for Americaps Security , Washington DC : NDU , 2000 , pp . 10-12 ,轉引自:周建明、張曙光: 《美國安全解讀》〔M〕,新華出版社,2002 年版,第15 —16 頁。

　　〔19〕各國軍費開支詳情,請參看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最新公布的年度報告, http :/ / www. sip ri . org/ contents/milap/ milex/ mex_database1. html .

　　〔20〕Thomas Donnelly ,“Rebuilding Americaps Def ense : St rategies , Forces , and Resources f or A New Century”, A Report

　　of The Project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 , Sept . 2000.

　　〔21〕斯德哥爾摩2005 年世界各國軍費開支年度報告, http :/ /www. sipri . org/ contents/ milap/ milex/ mex _ database1. html .

　　〔22〕陳東曉: 《保守主義外交理念與里根政府的對外軍事干預政策》〔J〕, 《美國研究》2003 年第2 期。關于冷戰(zhàn)后期以及冷戰(zhàn)后初期美國對在海外使用武力的立場,參見[ 美]理查德·哈斯:《新干涉主義》〔M〕, 殷雄等譯, 新華出版社,2000 年版,第12 —19 頁。

　　〔23〕The White House ,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 . 2002) , p . 1 , pp . 13-15.

　　〔24〕Franklin Eric Wester ,“Preemption and J ust War : Considering the Case of Iraq”, Parameters , Vol . 34 , No. 4 (Winter 2004/ 2005) , pp . 20-39.

　　〔25〕Franklin Eric Wester ,“Preemption and tust War : Considering the Case of Iraq”, pp . 25-39.

　　〔26〕Pragmatic Multilateralism : Strategies of Engagement in an Age of Interdependence , p . 7 , available at : http :/ / www. cf r . org/p df / TM_paper . p df .

　　〔27〕Pragmatic Multilateralism : Strategies of Engagement in an Age of Interdependence , p . 8.

　　〔28〕轉引自[美]小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么美國不能獨斷專行》〔M〕, 鄭志國等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2年版,第167 頁。

　　〔29〕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2eign Affairs , Vol . 79 , No. 1 ( Jan. / Feb. 2000) , p . 49.

　　〔30〕Steven Erlanger ,“German J oins Europeps Cr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npt Consult”, The New York Times , Feb.13 , 2002.

　　〔31〕關于冷戰(zhàn)后美歐分歧的精彩論述, 參見[ 美] 羅伯特·卡根:《天堂與實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與歐洲》〔M〕,肖蓉等譯,新華出版社,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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