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級生活圈是指：在人類最初和最基本的生活中，各種活動之間的關系與作用的總和，主要包括這樣一些活動：性、生殖、供養(yǎng)、愛、處理性關系和社會性別互動。

　　這個概念與傳統(tǒng)的“家庭”概念之間的主要區(qū)別在于三點：首先，它把各種活動視為相對獨立物，然后才能談論它們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圈”。其次，它專注于人的活動，尤其是這些活動所發(fā)生的相互作用。第三，它以兩個人的性存在的互動為源起、核心與紐帶。

　　本文以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所進行的全國隨機抽樣調查的分析結果為依據(jù)，首先論證了一場“性革命”（而不是漸進的變化）確已在當今中國發(fā)生。

　　其次，西方社會思想家往往把“性存在”作為一個實體的和本體的概念來使用，傾向于認為性存在可以獨立地、直接地起作用和被作用。本文則認為，在中國歷史中從來沒有這種情況�！靶源嬖凇逼鋵嵰恢笔亲鳛槌跫壣�活圈的組成因素之一而存在，無法獨立化、本體化和個人化。這是因為，那時的性規(guī)范并不是直接地去控制人的性存在，而是把初級生活圈里幾乎所有其他活動的價值都抬得遠遠高于性存在。由此，筆者假設：當前中國的性革命并不是由于“西方影響”或者性存在本身的巨變，而是在初級生活圈中，性與其他相關物之間的關系和相互作用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

　　通過數(shù)據(jù)分析，本文這樣來總結性革命的由來：以性與生殖的相對分離為基礎，以婚姻承認性的價值為起點，以愛情高于婚姻為旗幟，以性愛掙脫情愛為助力，以女性之性的代際變化為后陣；
中國人的初級生活圈里各活動之間的關系，在一個恰當?shù)恼�治文化歷史時期內，不等量地卻幾乎同時地發(fā)生了變化并且相互作用，從而形成了催生性革命的合力。

　　本文不同意“歷史決定論”或者“社會決定論”。因為數(shù)據(jù)分析表明：初級生活圈之變對于性革命出現(xiàn)的作用，大于社會的作用。

　　但是也必須有三點補充：首先，40歲以下城市男性的性存在，既開始脫離傳統(tǒng)的社會控制，又開始逃避初級生活圈里各活動及其相互作用的制約，表現(xiàn)出很強的自主能動性。其次，在面對不同目標時，愛情在男性身上的著力點和力度都不同。第三，在女性中，不涉及性關系的變化時，社會的作用傾向于更大�？墒侨绻�涉及到了，那么初級生活圈的作用就傾向于超過社會的作用，而且比在男性中更加明顯。

　　大約從1980年以來，中國的“性存在”[2]以及相關的社會生活領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而且有目共睹。我國社會科學對此已經有了一些描述，但是尚缺乏全面的調查和深入的解釋[3].

　　本文以筆者所主持的全國隨機抽樣調查的數(shù)據(jù)分析為例[4]，試圖盡自己微薄之力[5].

　　數(shù)據(jù)的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數(shù)據(jù)，來自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召集的36位調查員，于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進行的全國分層抽樣調查。該調查是中華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筆者為課題負責人。課題組成員還有：史希來、郭大平、王愛麗、蔡鑫、黃琦、黃盈盈、董研。

　　抽樣方法是：按照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以非農業(yè)人口的比例為分層標準，側重東南沿海地帶，總共分為14層；
以縣級地區(qū)為初級抽樣單位，抽取60個；
縣以下使用PPS 抽樣到居委會或者村，然后依據(jù)核實過的居民名單進行等距抽樣。我們的抽樣誤差小于0.04.統(tǒng)計分析時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進行加權。

　　在城市中對流動人口進行抽樣的方法是：

　　如果居委會有完整的暫住人口名單，則將其歸入居民名單，統(tǒng)一進行等距抽樣。這樣的居委會占61.7％。如果居委會沒有流動人口名單，則由調查員按照改居委會的地理范圍進行登記和編號，以個人為單位，以在此居住為標準，只記姓；
然后與居民一起抽樣。這樣的居委會占26.7％。城市中有些居委會是單位家屬院或者封閉小區(qū)，不允許任何流動人口居住。這樣的情況占11.7％。

　　除了嚴守社會調查的通用規(guī)范之外，我們主要采用了3項新方法：

　　第一，我們沒有到別人的家里去調查，因為誰也不會在自己家里，甚至當著家里人的面，談論自己的性生活，更不可能說出任何一種非婚性行為。我們是通過預約，主要在下班后和雙休日，把被調查者請到我們所住的賓館房間里，管起門來，同性別地、一對一地進行調查。

　　第二，事先進行抽樣的人和上門預約的人，與最終進行面談的調查員相互隔絕，因此實現(xiàn)了最大限度的匿名化，而且向被調查者充分地說明與演示了這一點。

　　第三，我們使用了筆記本電腦進行調查。[6]也就是把所有的問題都一個接一個地顯示在筆記本電腦的屏幕上，被調查者通過按鍵來回答。一開始的不敏感的問題，都由調查員一邊問一邊操作電腦，一邊教被調查者使用。等到關于“性”的問題開始出現(xiàn)時，就由被調查者自己獨自操作與回答了。這時，調查員坐到對面較遠的地方，由于筆記本電腦的屏幕（“蓋子”）的遮擋，不可能看到被調查者的任何回答。

　　對于不識字或者不懂普通話的被調查者，我們攜帶耳機，可以從電腦里聽到宣讀提問的聲音（備有4種方言）。如果被調查者無論如何也不懂，就由調查員來一點一點解釋和詢問了，最長的問了接近3個小時。不過，這種情況我們只遇到千分之4.

　　我們的有效應答率是76.3％（3824個樣本）。

　　在我們的調查問卷中，絕大多數(shù)提問采用量表的形式。如果只考察已婚而且各個量表沒有任何缺失值的2619個樣本的44個變量，那么標準信度＝0.7819.如果考察最大樣本的3788人的18個主要量表（對未婚者與無性者的提問很少），則總信度＝0.6061.

　　以上情況表明，我們所使用的上述調查方法獲得了成功。

　　中國的性存在之變：是進化還是革命？

　　按照國際學術界的通常說法，性存在的變化一般表現(xiàn)在5個方面：性的公開程度、女性之性、性行為、性關系、性的主流價值觀。[7]但是，這些變化怎樣才算是已經達到“性革命”的程度，學者們卻眾說紛紜。這也是本文試圖解決的第一個問題。

　　首先請看對于一些最主要的例證的描述（表1）。其中的一些指標為了便于理解，已經轉化為百分制的得分（100分為最高）。

　　這里要強調的是：大多數(shù)性活動都與人的年齡顯著相關，如果我們僅僅考察人們現(xiàn)在正在做什么，那么年輕人的性活動肯定比老年人更多，結果也就無法論證是否發(fā)生了歷史的變化。因此，筆者下面所列出的各種百分比，基本上是“個人生活史中的累計發(fā)生率”。也就是說，在迄今為止的一輩子里，只要有過一次就算“有”。這是因為。按理說人越老，從事某種性活動的機會就會越累計越多；
如果年輕人在短短的生命中也達到或者超過老人，那么變化就肯定存在，而且變化的幅度也就反映出來了。

　　如表1所示，隨著時代的進展，除了女性婚前與別人的性行為這個指標之外，上面所列舉的全部指標都出現(xiàn)了顯著的增加，而且即使在40歲以下的城市男性中，代際增加也很顯著。[12]這，足以稱之為“性革命”。[13]不過，上述各項指標的城鄉(xiāng)差異、性別差異和文化程度的差異也都顯著，說明性革命主要發(fā)生在城市較年輕和較有文化的男性人口中。

　　但是，光有這些單一的發(fā)生百分比還不夠，需要有一些更加全面的綜合指標來說明性革命的狀況。因此筆者按照性革命的主要內容，依次派生出如下指標。它們將作為本文后面分析與論述的“靶”（目標變量）。

　　1.性信息接受程度。它是社會上的性的公開化在個體身上的反映，包括“知曉性高潮與陰蒂位置”這兩個最基本的性知識，通過因子分析生成（圖1）。

　　2.婚內性行為開放度。它是對“愛撫方式、性交方式使用數(shù)”進行因子分析所產生（圖2）。

　　3.婚前性行為的綜合開放度。筆者運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把3個因素加入婚前性行為：發(fā)生在登記前還是婚禮前、與配偶還是與別人發(fā)生、與幾個人發(fā)生過；
形成了這樣一個可以反映更多內容的指標。其代際差異很明顯（圖3）：

　　4.多伴侶性行為開放度。筆者通過因子分析，把“與多少人有過”這個因素加進“是否發(fā)生過”。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男性中的代際差異要比女性更大一些，因為女性即使有多伴侶，人數(shù)上的差別也不大（圖4）。

　　5.性交易綜合程度。由于男人的性交易和嫖娼行為的比例不很高而且有重疊，因此筆者把兩者合并起來考察，[14]加入了“多久以前有過”和“與多少人有過”這樣兩個因素。結果情況就變了：性交易和嫖娼的發(fā)生率都最多的，是25－29歲的男人們；
可是在性交易的綜合開放程度方面，他們反而成為最低的；
而35－44歲之間的男性卻成為綜合開放程度最高的。這是因為前者“嘗鮮”的可能性更大，而后者的性交易則更加傾向于時間長、人數(shù)多（圖5）。

　　問題與立論

　　既然是討論性革命問題，那么性存在當然就是中心與根本。

　　西方的許多著名社會思想家往往把性存在作為一個實體的和本體的概念來使用，傾向于認為性存在可以獨立地、直接地起作用和被作用。因此，從馬爾庫塞的《愛欲與文明》（1972）到�？碌摹缎允贰罚�1981）再到吉登斯的《親密關系的變革》（1997），雖然相互間的區(qū)別與爭論都很大，但是在這一點上最多也只是殊途同歸。

　　這在20世紀的西方情境中，可能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墒窃诋斀竦闹袊�，雖然“性”這個字已經很常見了，但是“性存在”這個概念卻連一個統(tǒng)一的譯名都很難有。尤其在中國古代，別說性存在，就連“性”這樣一個唯生物學意義上的獨立概念也根本沒有。最相近的詞匯是“情”與“色”，或者是動作化的“敦倫”等等。這是不是意味著：在傳統(tǒng)中國，就象“人”從來也不是指個體，而且從來是被包含在“家”里一樣：“性”也一直不是獨立的主體，而是被淹沒在某種更大更綜合的實體之中？

　　例如，我們可以把1919年之前中國的“性規(guī)范”總結為：

　　以生殖為首要目標（性的唯生殖目的論）；

　　以“女為男用”為根本的性別角色規(guī)范；

　　以婚姻為主宰；

　　以“恩愛”貶斥浪漫愛情來調節(jié)性關系；

　　以反對“尋歡作樂”作為性活動的質的標準；

　　以男人的“勞色傷身”為性活動的量的極限；

　　以“許做不許說”為社會傳播的禁忌；

　　以“防患于未然”和“各人自掃門前雪，專管他人床上事”為社會控制手段；

　　以排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任何性表現(xiàn)為年齡界限。

　　可是從這些規(guī)范來看，每一條都是分別針對某一個與“性”有關的方面或者活動，卻沒有一個分明的“性”的實體與概念。所以，我們恐怕無法討論一個說不清是什么的事物為什么會革命。

　　從這樣一種國情出發(fā)，筆者以為，至少在研究性問題和解釋當今中國的性革命時，恐怕很難直接把“性”作為獨立的、本體的實體單位、概念和討論起點，而是應該首先構建和運用“初級生活圈”這個概念――人類最基本生活中的各種活動之間的關系與作用的總和。

性行為與人類其他活動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總是傾向于發(fā)生在兩個異性之間；
又總是傾向于帶來生殖與某種人際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這就構成了一種主流的模式（圖6）：

　　筆者把這個主流模式（并不貶斥任何其他形式）稱為人的“初級生活圈”，因為從個體的產生與成長來看，它就是最初的“社會”；
從社會的構成來看，它又是最初級的“單元”；
從歷史發(fā)展來看，它源遠流長，目前也并沒有崩潰。

　　如果僅僅看靜態(tài)結構，上述示意圖與核心家庭的構成圖很相似。但是兩者在研究視角和理論立場上有三個最主要的區(qū)別：

　　第一，通常所說的家庭，一般都是首先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來使用，然后才談得到其內部結構。初級生活圈概念則是首先把各種活動視為相對獨立物，然后才能談論它們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圈”。通俗地說，家庭概念像是從外面看一個房子及其結構，而初級生活圈則像是在看各種建材如何組合，又形成了什么。

　　第二，家庭的概念主要意味著一些個人的聚居，因此個人是它的最基本構成單位，這些人的人際關系則是它表述的中心。初級生活圈的概念則是專注于人的行為，尤其是這些行為所發(fā)生的相互作用。所以它突出的是最基本生活中的各種“活動”，是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那個“場狀”的范疇。

　　第三，在家庭的概念中，家庭成員之間哪怕沒有性關系也罷（例如“單親家庭”）�？墒浅跫壣�活圈的概念卻是以兩個人的性存在的互動為源起、核心與紐帶。即使是孩子，也仍然是以性存在為源起與核心，例如，各個人類社會都傾向于把性成熟作為孩子成年的主要標志。

　　因為有這三點區(qū)別，所以在家庭的概念體系中，“性”一般被作為可以相對獨立的“構件”；
可是在初級生活圈的概念體系中，性存在只是一種狀況，一種由它與其他所有活動之間的關系和作用所塑造的狀況。

　　也正是因為有這三點不同，筆者無意用初級生活圈的概念來取代或者修改家庭的概念，只是認為至少在研究性問題時，前者的解釋力強于后者。

　　認識這樣一個初級生活圈的實體并且運用它的概念，就比較容易理解中國古代性文化了。那時的性存在之所以無法獨立化、本體化和個人化，就是因為上述的那些性規(guī)范恰恰并不是直接地去控制人的性存在，而是把初級生活圈里幾乎所有其他活動的價值都抬得遠遠高于性存在。于是，在這樣一種厚此薄彼的相互關系與作用之中，性存在并不是被壓抑了，也不是被禁錮了，而是被淹沒了。直到“文革”，性存在之所以會從文化表現(xiàn)中消失，也并不是因為有哪個頭頭下令要專門去壓抑它，而是因為那時初級生活圈里的幾乎所有活動都被偷換成無比偉大的“革命”了。

　　同理，中國歷史上大多數(shù)類似“性壓抑”的現(xiàn)象，其實既不是出于基督教那樣的“視性為罪”，也不是出于民間的“以性為恥、臟、丑”，而是因為“性”哪怕有一點點本體化和自身價值，都會牽動初級生活圈里的所有活動的相互關系，都有可能妨礙甚至破壞“大目標”的實現(xiàn)。因此，“性”才被規(guī)定為本文前面所述的那樣，而且只要它保持那樣，就成為合理的存在，就會受到“食色性也”那樣的肯定和“君子之道，五日一御”（《詩經》）那樣的保護甚至支持。

　　這些規(guī)范之所以能夠維系千年之久，證明它們不但恰如其分而且卓有成效。但是這也反過來預示：當前中國的性革命的原因，恐怕主要地并不是西風東漸或者人心不古或者社會失控，而是在初級生活圈里，性存在與其他活動的相互關系和作用急劇地改變了。

　　這就是本文的立意。作為對照，本文還會比較一下，通常所說的“社會作用”究竟比初級生活圈變化的作用大還是小。

　　撼基之變：性與生殖的相對分離

　　在傳統(tǒng)中國，性的唯一目的被規(guī)定為“傳宗接代”。這是當時的初級生活圈里的根基與支柱，起著綱舉目張的作用。這種“性的唯生殖目的論”來源于祖先崇拜，產生了性關系方面的“忠貞”和性行為方面的“正經”。

　　例如，中國的儒家和佛家的先賢們只字不提具體的性行為方式，道家“房中術”反而贊揚與鼓勵性技巧；
可是為什么在人們的性生活實踐中卻有那么多的清規(guī)戒律，以至成為當今性革命的目標之一？無他，就是因為性應該是“為后，非為色也”。

　　同樣，傳統(tǒng)中國婦女的悲慘命運，也不僅僅在于“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和“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還因為作為一個生兒育女的工具，她們的性存在毫無價值。因此，即使在夫妻性生活里，她們也不是不能而是沒有資格去“浪”去“騷”。

　　最典型的是：在“文革”中，對性價值的貶損意味著生殖的張揚，[15]于是人口劇增。

　　可是從1981年起，中國開始在城市人口中全面推行獨生子女政策，以后又陸續(xù)擴展到很大一部分農村人口。在當時和以后的很長時間里，沒有人覺得這與“性”有什么關系�？墒�，這實際上就是基本摧毀了“性的唯生殖目的論”；
因為在生完一個孩子之后，人們再過性生活的理由就只能是為了維系雙方感情，或者干脆就是為了“尋歡作樂”。這樣，“性的快樂主義”和“個體主義”及其實踐就第一次在中國有了發(fā)展的可能。

　　它的最直接、最主要的產物有下列一些：

　　1.避孕和人工流產都自然而然地合理合法了，而且受到官方的大力推進。結果，在40歲以下的城市女性中，已經有49.1％的人至少做過一次人流，在農村則是29.1%.

　　這首先減少了女性對于懷孕的恐懼，有益于夫妻性生活質量的提高。例如：在45歲以下的妻子中，不再害怕懷孕的人與仍然害怕的人相比，前者對于夫妻性生活感到滿意的可能性是后者的2.05倍。

　　可是，避孕和人流的合理合法，也減少了各種非婚性行為中的懷孕顧慮；
結果在客觀上，也使得靠私生子女來發(fā)現(xiàn)“奸情”的傳統(tǒng)的社會控制手段基本失效了。

　　2.子女的減少使得女性不再僅僅是生育工具。女性的青春期在提前（最近20年來，月經初潮的平均年齡提前2歲，而最近50年來總共才提前3歲）；
城市女性的“孕、產、育周期”減少到基本上只有一次；
因此客觀上她們有可能把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投入性生活。這是部分都市女性在性方面出現(xiàn)許多激進現(xiàn)象的原因之一。

　　3.由于“性不僅僅是為了生殖”，所以一些傳統(tǒng)上被認為的“變態(tài)”或者“反�！钡男袨椋�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合理性。例如，在30歲以上的人里，正處于單身狀態(tài)的人已經占到男性的1.3％和女性的4.2％；
有婚而無子女的人在城市中是1.0％。再如，肯于承認自己有過自慰、各種“反常”體位、口交、肛交、同性性行為的人也有顯著的或者較大的代際增加。

　　4.孩子的減少，使得夫妻之間的“養(yǎng)育合作時期”被極大地縮短了，“空巢期”（子女成年離家而去）卻被加長了，離婚時對于子女的顧慮也劇減。這些都使得婚姻更加難于白頭偕老。結果，在調查總體中，曾經離過婚的人已經達到2.8％。[16]

　　同時，孩子的減少也使得教養(yǎng)孩子這個初級生活圈內最主要的活動，在與性存在的關系中變得日益弱勢，客觀上能夠減輕父母越軌時的心理和道德壓力。[17]

　　5.性－生殖這個昔日主軸的變化，促進了的初級生活圈的整體功能的轉變，從過去那種男耕女織和傳宗接代的模式日益變?yōu)椤伴e暇生活的實體”。因此，核心家庭（只有夫妻與未婚子女）在增加。例如在城市里，盡管人均壽命的延長加重了較年輕人口的養(yǎng)老負擔，盡管較年輕人口的收入低、住房少、需要上輩人協(xié)助帶孩子；
但是，在25歲－29歲的在婚者中，已經有62.2％是核心家庭，到45歲之前已經是85.8％，形成了統(tǒng)計上的顯著差異。

　　此外，在城市中35歲以下的核心家庭里，即使夫妻發(fā)生矛盾，雙方的原家庭成員也不會來撐腰幫忙的占到75.0％。也就是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時代已經基本過去，核心家庭日益獨立于家族和宗族。

　　綜上所述，性與生殖的相對分離，既是中國人初級生活圈變革的基本動因之一，也是其主要表現(xiàn)之一。

　　從表面看來，這似乎是一種歷史的偶然，而且?guī)缀跬耆�是政府行為的產物，可是實際上它的必然性在于：恰恰是由于生殖目標對于性的主宰和淹沒到“文革”時達到了頂點，才會由于人口爆炸而出現(xiàn)后來的轉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文革”是性革命之父，而獨生子女政策則是其母。

　　革命的泡沫：愛情超越婚姻

　　在傳統(tǒng)中國人的初級生活圈里，婚姻與愛情之間的關系，就像生殖與性存在一樣，也是前者淹沒了后者。中國人傳統(tǒng)上的愛情其實是“夫妻恩愛”：恩在前，愛在后；
恩是愛的前提，也是愛的載體與邊界。那么恩為何物？恩從何來？就是民間所信仰的“夫妻雙雙把家還、和和美美過日子”。也就是說：只要雙方結婚而且努力維系初級生活圈，就是相互有恩，就要相互感恩，只有這樣產生的愛才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像“陳世美”那樣拋妻棄子去愛別人，就是忘恩負義，就會遭到千古唾罵。因此，“恩愛”不是以感情交流和精神享受為核心，而是以“一起好好過日子”為基本內容。它是整個初級生活圈運行的必需的潤滑劑，而不是個人可以處理的私事。

　　可是，大約從清代中期起，以“才子佳人”為標志的個體愛情開始出現(xiàn)；
到“五四”以后，西方文化中的“唯情之愛”又開始傳入中國。二者歸一，一種與夫妻恩愛相異甚至相沖突的“浪漫愛情”在中國逐步確立起來。雖然“文革”把它打成了“小資產階級情調”，但是實際效果只不過是使它蓄勢待發(fā)而已。

　　1980年的《婚姻法》把離婚的標準規(guī)定為“感情破裂，經調解無效”。這是浪漫愛情對于夫妻恩愛的首次超越，而且愛情不僅成為評判婚姻質量與價值的第一標準，還成為了唯一標準。于是，愛情的價值也就超越了婚姻。

　　在其后的20年間，中國人由此感受到了種種欣喜與進步。這首先表現(xiàn)為愛情與婚姻更多地融為一體，促進了婚姻生活的美好。例如數(shù)據(jù)表明：越是相愛的夫妻，日常生活中的親昵舉動就越是顯著地多。

　　可是從根本上說，傳統(tǒng)初級生活圈的變化還遠遠跟不上浪漫愛情的發(fā)展，所以在兩者沖突時，人們只能偏向前者。例如，在最近的一起遺產糾紛案件中，兩級法院和“廣大群眾”都禁止“第三者”繼承，就是因為那樁婚外之愛（無論它多么真摯與深厚）侵犯了原來的初級生活圈的根本經濟利益，遠甚于其他類型的婚外性行為。同樣，懲罰“包二奶”的深刻原因（也是最容易被最多的人所接受的理由），其實也是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否則，社會就當然要以重婚罪來懲罰它，而且根本不需要去問其中是否有愛�？墒钦�因如此，嫖娼也就往往被當成男人的一種臨時消費，懲罰的理由則是“有傷風化”而不去比照重婚。

　　由此可見，這方面的革命主要是觀念形態(tài)的，在現(xiàn)實生活中，愛情仍然遠沒有與婚姻平起平坐。最典型的例證是：在1980年之后才結婚的城市人里，自己認識配偶的居然少到只占25.7％，其余幾乎都是經人介紹的。即使在1990年之后才結婚的城市人里，這一比例也只不過上升到30.3％，仍然不足三分之一。這就是說，盡管浪漫愛情的意識早已深入年輕的心，可是一涉及到結婚，就連浪漫愛情的起碼條件――獨立自主地相識，也仍然處于少數(shù)地位。

　　突破與平衡：性與婚姻的關系之變

在傳統(tǒng)中國人的初級生活圈里，性肯定不應該邁出婚姻，但是這并非絕對的“禁錮”。如果事關傳宗接代這個更大的目標，或者“陰陽協(xié)調”這個更基本的哲學，婚姻也不得不網(wǎng)開一面。因此，作為生活實體，傳統(tǒng)中國其實從來沒有實行過“一夫一妻制”，而是“一夫一妻（可）多妾（可）嫖娼”的制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這也是對于初級生活圈概念的有力論證。

　　毫無疑問，當前的性革命極大地沖擊了“性的唯婚內論”�？墒沁@主要地并不是因為性的強大，而是因為婚姻的脆化與沙化削弱了自己的堤防。例如：在40歲以上的城市人里，如果夫妻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相互親昵，可能對誰都無所謂�？墒窃�40歲以下的城市人中，發(fā)生過婚外性行為的可能性就會顯著增加。這就是性與婚姻關系中一種很典型的此消彼漲。

　　但是也不應該夸大其程度。性，既沒有很解放也沒用很自由，反而有回歸婚姻的苗頭。最典型的莫過于“包二奶”的興起。它是在1990年以后甚至更晚才引起社會的注意，晚于婚外性行為和男人性交易的明顯增加。它是一種“仿婚”，因為它所尋求的是唯有婚姻才能提供與保護的各種情景。許多當事人都是從“一夜情”走到“婚外戀”再走到“二奶”再變成不僅“插足”而且非要拆散原婚姻不可的“第三者”，最終鬧出悲劇來。

　　當然，婚強性弱的關系畢竟在變革。不過，這并不首先表現(xiàn)為婚外性行為的增加，而是表現(xiàn)為婚內的未雨綢繆――夫妻協(xié)調雙方性生活的力度在普遍增加；
也就是在性與婚姻的關系中，賦予性更多的價值與意義。例如：在40歲以下的在婚者中，有81.5％的人認為配偶很懂得如何在性生活中體貼和照顧自己，比更老的夫妻顯著地多。

　　總之，在當前的中國還談不到性與婚姻的分離，而是雙方正在試驗新的平衡點。

　　睡火山：性與愛情的關系之變

　　在傳統(tǒng)中國人的初級生活圈里，由于愛情被規(guī)定為夫妻恩愛，所以它雖然也淹沒性，卻一般不會造成嚴重沖突。于是我們在“孔雀東南飛”和“牛郎織女”這樣的民間愛情故事里，很難找到性，也很難找到“性壓抑”。

　　“五四”給中國人引進了西方浪漫愛情觀，但是卻帶著19世紀末虛偽的“純情”色彩。結果在整個20世紀中，唯獨中文里有“情愛”與“性愛”之分，而且直到20世紀末筆者調查時，傾向于信仰“情愛”而貶斥“性愛”的人仍然占到總體的93.2％，是所有13個性觀念問題中回答最一面倒的。

　　但是，性觀念的這種大一統(tǒng)，只能掩蓋卻不能消除性其實比愛更有力這一現(xiàn)實。例如，互愛程度、相互體貼程度和日常親昵程度這3個最能體現(xiàn)夫妻愛情的因素，都沒有對夫妻的性高潮頻率產生顯著作用。相反，性高潮是多還是少，卻顯著地影響了前三個因素。也就是說，在現(xiàn)實生活中，性還是性，還是對愛情發(fā)揮著顯著的作用；
而愛卻對性無能為力。

　　這種真實的性與愛的關系，顯著地表現(xiàn)在40歲以下男女中的一種“奇怪”現(xiàn)象上：自己越不愛配偶，就越可能在婚外有性，這個常識在統(tǒng)計分析中到了證實；
但是自己在婚內的性生活越頻繁、性高潮越多，發(fā)生婚外性行為的可能性反而越大。反過來也一樣：自己越是有過婚外性行為，對配偶的感情就越淡漠；
可是婚內性生活頻率和自己獲得性高潮的頻率卻越高。這種現(xiàn)象在男性中表現(xiàn)得比在女性中更為顯著，可是在更老的夫妻中卻并不顯著。

　　這也許可以說明，在性與愛這個隱藏最深的相互關系中，性也開始獨立地發(fā)揮出與愛情方向相反的作用。這也是性革命的動因和表現(xiàn)之一。

　　女性的性革命

　　在上面的所有描述里，都潛含著這方面的現(xiàn)實。也就是說，雖然女性在性革命幾乎所有方面的指標都顯著地低于男性，但是年輕女性的各項指標卻幾乎都顯著地高于年老女性。這說明，雖然性革命中的性別沖突會日益加劇，但是這就像是男女一同賽跑；
最快的女性固然也總是亞軍，但是在她的背后，還有許多女人剛離開起跑線。因此，盡管目前中國的許多女性正開始討論女人該不該性革命，可實際上的問題卻在于：性革命對哪些女性有利或者不利。

　　由于筆者缺乏社會性別方面的理論素養(yǎng)，所以不展開討論了，僅舉一個例證：

　　一般來說，中國的男女平等還是趨向于進步的，因此具體到夫妻性生活里，認為自己曾經被迫與丈夫性交的妻子，應該逐漸減少才對�？墒墙y(tǒng)計結果卻恰恰相反：不但在越年輕的女性里說自己曾經被迫過的越多，而且夫妻越相愛的女性，說自己曾經被迫的也越顯著地多。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在性生活這個領域里，男女平等還任重道遠。但是如果越年輕反而越不平等，那么哪怕這是發(fā)生在隱秘世界里，也實在不容易說通。筆者以為，這更加可能是女性主體意識和維權意識的日益覺醒，促使年輕女性改變了上輩對于“被迫”的判定標準。這可能就是將來的性別沖突的焦點之一；
或者說，小變的男性將不得不面對大變的女性的挑戰(zhàn)。

　　小結

　　以上分別地描述了性與生殖、愛情與婚姻、性與婚姻、愛情與性、性與社會性別這5種相互關系的變化情況�？墒牵�這5種關系之間也在相互作用著。例如：以前的通奸充其量也只能美稱為偷情，而現(xiàn)在則被稱為婚外“戀”，而且越是投入其中的人越堅持這樣稱呼。這就不僅僅是性與婚姻的關系之變的單獨作用了；
因為愛情與婚姻的關系之變也在發(fā)揮作用（從“先結婚后戀愛”到“愛是婚的前提，婚卻不是愛的藩籬”）；
愛情與性的關系之變也參加了進來（從“純情至上”到“有愛必有性”）；
在它們的背后則是性與生殖的相對分離提供了舞臺；
如果當事人有子女，那么教養(yǎng)與前面所有活動的關系之變（從“親情神圣”到個人性愛的張揚）也就不可避免地發(fā)揮著作用。

　　據(jù)此，筆者這樣來總結性革命的由來：以性與生殖的相對分離為基礎，以婚姻承認性的價值為起點，以愛情高于婚姻為旗幟，以性愛掙脫情愛為助力，以女性之性的代際變化為后陣；
中國人的初級生活圈里各活動之間的關系，在一個恰當?shù)恼�治文化歷史時期內，不等量地卻幾乎同時地發(fā)生了變化并且相互作用，從而形成了催生性革命的合力。

　　社會作用更大還是更小？

　　就中國當前的性革命而言，筆者絲毫不想貶低社會變遷所發(fā)揮的作用，反而可以提供許多實證分析的例證。例如，正如吉登斯（1990）對于現(xiàn)代性的論述那樣，中國城市里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劃分也日益明顯，“陌生人社會”已經形成。因此，過去那種依賴于“革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的道德制約基本上瓦解了；
因此“性革命”才會主要發(fā)生在城市里。筆者的調查數(shù)據(jù)里的例證是：城市人在什么性質的單位里工作，與該人是否發(fā)生過任何一種非婚性行為，都沒有顯著的關系。也就是說，過去的“單位制度”即使不是消失了，也是失效了。甚至就連是不是黨員，也與是否發(fā)生過各種非婚性行為很少有顯著關系了。

　　更能夠說明問題的是：“進城農民”（以住在城里超過一個月為準）這個階層的性關系和性行為，在幾乎所有測量指標上，都處于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之間，而且?guī)缀醵歼_到了統(tǒng)計上的顯著差異。

　　可是筆者關注的是：與初級生活圈內各個活動之間的相互作用相比較，社會作用究竟是更大還是更小。因此筆者設置了這樣一些變量組[18]：階層歸屬[19]、社區(qū)性文化[20]、個人的性腳本[21]；
然后，筆者把它們與本文第二節(jié)所述的4個綜合開放度（性信息、婚內性行為、多伴侶、男人的性交易）進行相關分析，[22]以便發(fā)現(xiàn)它們對于性革命的作用強度[23].

　　對于初級生活圈的作用，筆者設置了另外5個變量組：性能量（性興趣強度與性功能良好程度）、生殖（人流與懷孕恐懼）、婚姻（般配程度、家務分擔與夫妻暴力）、愛情（體貼、親昵與相互感情深度）、性生活滿意度（性高潮頻率與總的滿意度）；
也來考察它們對于性革命4個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強度。

　　筆者分析的是城市40歲以下的人口，因為性革命主要發(fā)生在他們中間。為了便于閱讀，只列出各個變量組的作用強度排列在第幾位。同時，由于男女的情況相去甚遠，所以分別列出（表2和表3）。

　　從表2中可以看出，對于40歲以下的城市男性來說，階層歸屬和所在社區(qū)的性文化這兩個原來很重要的因素，現(xiàn)在所發(fā)揮的作用都很效力，只有社區(qū)性文化對性交易的作用大一些，可能是因為在不同的社區(qū)里，性產業(yè)的發(fā)展情況不同。

　　與此相對照，在初級生活圈的各種活動里，除了愛情以外，其他3種活動的作用普遍大于階層歸屬與社區(qū)性文化的作用。這可以大體上證明，筆者的立論基本上是適合生活現(xiàn)實的：初級生活圈之變對于性革命出現(xiàn)的作用，大于社會的作用。

　　但是表2也提醒筆者補充和發(fā)展自己的立論，主要是在兩個地方：

　　第一，在社會作用里，只有個人性腳本的作用非常強烈，既超過初級生活圈里各活動的作用，也超過階層與社區(qū)的作用。因此，至少對于城市40歲以下的男性來說，把個人的性腳本視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因素，可能會更加切合實際。因此，表2所表明的就是：40歲以下城市男性的性存在，既開始脫離傳統(tǒng)的社會控制，又開始逃避初級生活圈里各活動及其相互作用的制約，表現(xiàn)出很強的自主能動性。這大約就是性革命之所以主要發(fā)生在他們中間的首要原因。

　　第二，對于男性接受性信息與自己的性行為而言，愛情的作用在所有被考察的因素中最小，但是對于他們的多伴侶行為和性交易來說，愛情的作用雖然不大，卻大體上處于所有被考察因素的中間位置，而且分別強于階層歸屬和社區(qū)性文化的作用。這可能說明：在面對不同目標時，愛情在男性身上的著力點和力度都不同。因此，在完善初級生活圈概念時，需要把性與愛、愛與婚的關系更多地放在社會性別的視角下來構建。

　　在表3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對于40歲以下的城市女性來說，接受性信息與自己的性行為是一回事，而多伴侶行為則是另一回事。

　　對于前兩者，階層歸屬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而婚姻和愛情的作用則近乎于最小，從交叉表（省略）中可以看出，低階層的女性幾乎不接受性信息，性行為也很單調，而且無論婚姻與愛情的狀況好壞，區(qū)別都不大。這可能表明：1.在性方面，女性內部的階層差異大于男性，而且大于那些主張把女性作為一個整體的人的想象。2.女性把性與愛情婚姻分得很開。

　　但是就后者（女性的多伴侶行為）而言，性能量和性滿意度這兩個近乎“純粹”性含義的活動，卻超過愛情，排在了頭兩位；
而階層和生殖則排在最后。這可能才是女性的性革命的真諦：在涉及到性關系變化時，女性之性也開始相對獨立，而且其作用能夠獨占鰲頭。

　　總之，在女性中，如果不涉及到性關系變化，那么社會對于她們的作用傾向于更大。可是如果涉及到了，那么在女性中，初級生活圈的作用就傾向于超過社會的作用，而且比在男性中更加明顯。

　　此外，女性的性腳本并沒有明顯地從社會作用之中或者初級生活圈之中相對獨立出來。這也許可以解釋為：性觀念對于女性的作用，其實小于女性受制于其中的那些現(xiàn)實因素的作用。

　　結語

　　在缺點猶存的狀況下，本文描述和解釋了大致從1980年以來發(fā)生在中國的“性革命”。作為性社會學論文，筆者所完成的只不過是兩點：構建和運用了初級生活圈概念；
以全國隨機抽樣調查的數(shù)據(jù)作為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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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參考文獻：

　　李銀河：《性的問題》，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

　　徐安琪：《世紀之交中國人的愛情與婚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7

Edward O.Laumann ，etc：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The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94

　　Ira L.Reiss：An End to Shame ，Prometheus Books ，Buffalo，New York ，1990

　　劉達臨：《中國當代性文化》，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1992

　　江曉原：《性張力下的中國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英]吉登斯：《親密關系的變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01

　　[美]蓋格農：《性社會學》，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94

　　Christina K.Gilmartin，etc：Engendering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94

　　Joseph A.Catania ，etc.：Methodological Research on Sexual Behavior in theAIDS Era，Annual Review of Sex Research，Volume VI，1995，pp77-125

　　Paul Flowers，etc，：“The bars，the bogs ，and the bushes ”：the impactof locale on sexual cultures，Culture，Health &Sexuality ，Vol 2No 1，2000，pp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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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作者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

　　[2]性存在是筆者對英文sexuality 的翻譯，國內也有些學者翻譯為性現(xiàn)象、性狀況、性經驗、性素質等等，尚無統(tǒng)一的譯法。它是對于唯生物學意義的“性”（sex ）的擴展，強調“性”在現(xiàn)實的社會、文化、心理、行為和社會性別關系中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尤其是，性存在也包括性關系的內容在內。例如，從一而終者與拈花惹草者，無論他們的“性”在生物學意義上多么相同，兩者的“性存在”也是大相徑庭。

　　[3]限于篇幅，無法一一詳述，請見參考文獻。

　　[4]筆者所主持的這項社會調查，并沒有（恐怕也不可能）對本文的宏大研究目標進行嚴格意義上的“假設－檢驗”。因此，本文所列出的各項相關統(tǒng)計的結論都是“例證”，就是“舉例說明”。

　　[5]在本文中，繁雜的統(tǒng)計分析過程都省略了。發(fā)生率的比較是使用correlations，以<0.005為顯著差異。在相關分析中，定量的目標變量使用linear regression 分析，定性的則使用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而且都控制了其他相關因素的影響，只是不再列出所控制的因素的名稱。

　　[6]“電腦問卷調查法”是國際上迄今為止調查敏感問題時的最佳方法。1998年，在美國《全國男性青少年調查》中，把這種方法與“自填問卷法”進行對照，發(fā)現(xiàn)各種敏感行為的報告率都比后者有所上升。參見Turner，C.F，etc：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DrugUse and Violence：Increased Reporting with Computer Survey Technology ；
Science ，Volume 280（5365）。May 8，1998.867-873

　　[7]Ira L.Reiss：An End to Shame ，Prometheus Books ，Buffalo，New York ，1990，pp.85-87

　　[8]除去男在上女在下的通常方式。

　　[9]包括調查時未婚、未同居、婚變后處于單身狀態(tài)卻已經有過性生活和與前夫妻有過婚前性行為。

　　[10]其中1.1％的人是再婚者，因為在“艾滋病時代”，再婚也是多伴侶，應該與“專一”區(qū)別開。

　　[11]在婚者是說調查時仍然處于婚姻之中的人，其中有1.8％的人是同居6個月以上。

　　[12]在控制了城鄉(xiāng)差異、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和職業(yè)之后，計算年齡與目標變量之間的相關值，<0.001才算是顯著增加。

　　[13]與美國1992年進行的首次全國隨機抽樣調查的數(shù)據(jù)相比，除了20－30歲城市男性的婚前性行為之外，中國性革命的各項指標都低很多。本文恕不詳述。

　　[14]由于50歲以上男性從事性交易的比例過小，因此不予統(tǒng)計。

　　[15]例如有笑話說：“文革”中反對過性生活的人說：“那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庇谑怯腥朔磽舻溃骸翱墒牵�我們還要培養(yǎng)革命接班人��！”

　　[16]這就是累計離婚率。但是其中71.2％的人又再婚了，所以離婚不應該被視為“社會問題”。

　　[17]民間說法是：婚外戀最怕誰發(fā)現(xiàn)？不是警察和領導，也不是配偶，而是子女。

　　[18]本文的各個變量組并不試圖代表該方面的全貌，只是作為例證。做相關分析時，都控制年齡的影響。

　　[19]包括自己文化程度、職業(yè)、個人收入、14歲時的居住地、父親職業(yè)。

　　[20]包括該社區(qū)中有過以下活動者的比例：離婚、跳舞、看“黃”、異性按摩、婚前性行為、多伴侶性行為、性交易。

　　[21]是指對與以下現(xiàn)象的看法：先性后婚、婚外有性、為快樂而有性、一律懲罰婚外戀。

　　[22]婚前性行為開放度由于過去已久，無法與被調查者目前的狀況進行相關分析。

　　[23]“作用強度”使用標準化系數(shù)來表示。計算公式：y =B *S.D./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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