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1997年香港主權(quán)回歸中國期間香港人經(jīng)歷的社會認同歷程為例，闡述社會認同的基本社會心理原理。討論范圍包括社會認同研究在歐洲和北美的發(fā)展簡史，社會認同論中重要概念的定義，社會認同背后的心理動機、認知歷程，及其對社群觀感、社群關(guān)系和社會行動的影響。文中特別強調(diào)社會認同的動態(tài)歷程及其與社會中人們普遍接受的社會信念間的相互關(guān)系。

　　關(guān)鍵詞：社會認同；
社會身份；
社會動機；
社會認同；
社群關(guān)系

　　一、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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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認同論（social identification theories ）乃一系列受社會身份論（social identitytheory）（Tajfel，1982）啟發(fā)而建立的理論。這些理論有不同的重點，但卻有一共同的關(guān)注：社會行為不能單從個人心理素質(zhì)來解釋；
要較全面地理解社會行為，必須研究人們?nèi)绾谓��?gòu)自己和他人的身份（identities）（Ng et al .，2004）。社會認同論者認為：人們會用自己或他人在某些社群的成員資格（group membership）來建構(gòu)自己或他人的身份。依據(jù)社群成員資格來建構(gòu)的身份被稱為社會身份（social identity ），而依據(jù)個人的獨特素質(zhì)而建構(gòu)的身份被稱為個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 ）（Hogg，2004：221-243）。

　　在漢語中，身份一詞泛指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和資歷，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xùn)·省事篇》云："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份也。"但在社會身份論中，身份一詞的意義卻與此不同，它是從英文的identity翻譯過來的。Identity的動詞為identify；
identify有兩重意義。其首義為鑒別、辨認，也就是把某人或某物從眾多人或物中辨認出來。社會認同論采納了這個詞義，把identity定義為可以將個人與他人分辨開來的個人和社會特征。

　　在京劇中，一個角色進場時，一般會先作一番自我介紹，說明其身份。例如在關(guān)漢卿的《竇娥冤》中，蔡婆婆進場時唱道：

　　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不須長富貴，安樂是神仙。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親三囗兒家屬。不幸夫主亡逝已過，止有一個孩兒，年長八歲，俺娘兒兩個，過其日月，家中頗有些錢財。（楔子）

　　蔡婆婆的自述道出了她的年齡（老年："少年不再"、"老身"）、價值（重安樂、輕富貴）、籍貫（楚州）、家庭狀況（喪偶、與8歲的兒子一起過活）和經(jīng)濟狀況（"頗有錢財"）。從社會認同論的觀點來看，這些個人和社會特征確定了蔡婆婆的身份，并把她和劇中其他角色區(qū)分開來。組成這身份的元素包括依據(jù)個人價值建立的個人身份和依據(jù)社會特征（年齡類別、籍貫、家庭、經(jīng)濟階層）建立的社會身份。

　　京劇人物的自述，是為了幫助觀眾分辨劇中的角色�？墒�，在社會認同論中，人們建構(gòu)身份，其目的是要把自己和其他人分辨開來。舉例來說，當某人認為自己是一個喜愛閑適的人（個人身份）時，他便把自己和不向往這種生活方式的人區(qū)分開來。同樣，當某人認同自己是共產(chǎn)黨員（社會身份）時，他便把自己與非黨員分辨開來。因此，不論是個人身份還是社會身份，它們都是人們?yōu)榱藦谋娙酥邪炎约罕嬲J出來而建立的身份。個人身份利用個性把自己辨認出來，而社會身份則利用群性把自己和他人分開。簡言之，身份建構(gòu)是一種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為建立自我概念而參與的心理活動，是一種社會心理歷程。

　　Identify的第二義是等同。在邏輯學上，假如A 和B 是相同關(guān)系（identity relation ），則A 就是B ，B 就是A ，兩者沒有任何差異。在社會認同論中，當人們采納了某社群的成員資格來建立自己的社會身份時，自己的屬性與該社群內(nèi)典型成員的屬性或會呈現(xiàn)相同關(guān)系（Hogg，2004）。例如，當某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時，他便覺得自己擁有一個典型中國人的態(tài)度、價值和性格特征。社會身份能夠令人們將社群特性冠于己身，其對社會行為的影響遠比個人身份深遠，故此，社會認同論特別關(guān)注社會身份的建構(gòu)過程及其對社會思維和社會行動造成的影響。

　　Identification在社會科學的中文文獻中多被譯作認同。"認"字有識別、承認和當作的意思，含上述identify在英文中的兩重意義；
"同"字有"相同"的意思，即上述identify的第二義。在本文中，社會認同一詞所指的是個人藉自己（或他人）在某社群的成員資格把自己（或他人）與其他人區(qū)分開來，并將該社群內(nèi)典型成員的特征冠于自己（或他人）身上，讓自己（或他人）的特性等同于社群內(nèi)典型成員的特性。

　　（二）社會認同研究的歷史

　　泰弗爾（Tajfel，1982；
Tajfel &Turner ，1986）于20世紀80年代大力提倡社會身份論，啟發(fā)了很多有關(guān)社會認同歷程的新思維（Robinson，1996）。經(jīng)過20多年的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社會心理學家已漸漸掌握到社會認同歷程的基本原理。相比之下，社會認同研究在中國大陸才剛剛起步。為了加快國內(nèi)的社會認同研究進程，在本文中，我們綜合了較近期的研究成果，系統(tǒng)地介紹一些社會認同的基本原理。

　　在介紹這些原理前，我們會先簡述社會認同研究在歐美社會心理學的發(fā)展歷史，一則藉此闡釋社會認同研究與本土社會問題間的緊密關(guān)系，二則用以說明本文以基本原理為重點的原因。

　　社會身份論源于歐洲，在英國社會心理學中占主導(dǎo)地位。歐洲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地區(qū)。中世紀時，歐洲各地區(qū)的政治和文化都統(tǒng)攝在基督教的宗教權(quán)威下，及后皇權(quán)興起，諸侯王劃地而治，到19世紀，社會政治革命在歐洲蔓延，國民主義興起，歐洲各國人民多以本國的語言傳統(tǒng)和歷史文化為榮。歐洲各語言族群（ethnolinguistic groups）間的紛爭，更成為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導(dǎo)火錢。十字軍東征是歐洲在中世紀最殘酷的戰(zhàn)爭，它是以護教的名義發(fā)起的。相對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戰(zhàn)爭發(fā)起人則是以讓優(yōu)越族群統(tǒng)馭甚至消滅劣等族群為號召。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歐洲，書不同文、語不同音的族群間仍然存在著不少矛盾，社會身份論便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誕生。

　　在加拿大，早期英法殖民者間的矛盾延續(xù)下來，操英語和法語的加拿大人經(jīng)常發(fā)生磨擦，為理解和調(diào)解這兩種語言族群間的緊張關(guān)系，加拿大的社會心理學家也積極發(fā)展社會認同研究。由于這種歷史背景，歐洲（Giles et al .，1991：1-68）和加拿大（Taylor etal .，1973）的社會認同研究特別關(guān)注語言在社會認同中的作用。隨著泰弗爾的部分學生（Hogg、Turner、伍錫雄等）移居澳洲，社會認同研究在澳洲也發(fā)展起來。

　　雖然社會心理學的發(fā)展在富裕國家相對成熟，可是在被奉為社會心理學要塞的美國，直至90年代，對社會認同的研究卻一直塞而不流（Hogg，2004），90年代以前出版的美國社會心理學教科書主要關(guān)注的是社會認知歷程，較少提及社會認同的研究。

　　這種現(xiàn)象可能與美國社會心理學的知識傳統(tǒng)有關(guā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心理學家受到大戰(zhàn)的沖擊，希望透過社會心理學研究，理解和預(yù)防國際戰(zhàn)爭�？赡芤驗槊绹�遠離歐陸戰(zhàn)場，美國境內(nèi)又廣泛使用英語，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對語言族群間的矛盾感受并不深刻。同時，易卜生主義（Isbenism ）在美國社會心理學中十分流行，很多社會心理學家認為：當群眾壓力與個人理智和道德出現(xiàn)矛盾時，最重要的是要讓個人道德和理智克服群體的影響。這種思維在早期的美國社會心理學研究中特別明顯：這些研究的主旨在于說明群眾的影響會干預(yù)個人理智，令人迷失自我，作出從眾、屈從權(quán)勢的行為，甚至作出愚昧和不理智的判斷，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侵略國的國民受群眾影響，喪失理智，聽獨裁者振臂一呼，作出殘暴的行為一樣。

　　60年代的人權(quán)運動把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的注意力轉(zhuǎn)移到美國境內(nèi)族群——特別是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矛盾上�？墒鞘艿矫绹�社會心理學知識傳統(tǒng)的影響，學者們的思維方式?jīng)]有明顯改變，焦點仍放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的對弱勢族群的刻板印象如何遮蔽個人理智、令人產(chǎn)生偏見、歧視弱勢族群上。相形之下，維持和鞏固這些刻板印象背后的社會認同歷程卻被忽視了。

　　在90年代，美國的社會心理學日趨國際化，文化心理學的興起令美國心理學家注意到美國以外的心理學知識傳統(tǒng)；
隨著研究人材的交流（Giles 及Hogg等社會認同論大師先后赴美），社會認同研究在美國本土生根，并迅速發(fā)展。短短十數(shù)年間，美國成為了社會認同研究的重鎮(zhèn)之一，而社會認同論也成為美國社會心理學主流理論之一。2004年，美國的《性格與社會心理學綜論》以特刊形式介紹社會心理學的宏論（grand theories），其中有關(guān)社會認同和社群關(guān)系的論文占全特刊14篇文章之3（Abrams &Hogg ，2004；
Brewer，2004；
Levine ，2004），可見社會認同研究在美國主流社會心理學的地位。

　　社會認同研究能在美國社會心理學中受到認同和迅速發(fā)展，與美國社會心理學的方法論有關(guān)。被譽為美國現(xiàn)代社會心理學鼻祖的樂汶（Lewin ，1975）提出，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必須建立于具體而實在的社會心理現(xiàn)象上，學者在理論建設(shè)過程中，不能紙上談兵，向壁虛構(gòu)�？墒�，他們又不能被具體現(xiàn)象纏索，忽略或放棄找尋具普遍性的社會心理學原理。因此，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沒有因為社會認同論源于歐洲而擇流讓土。反之，他們利用美國的本土社會心理現(xiàn)象驗證和增補社會認同的基本原理。當原來的原理不能完滿解釋美國的本土社會心理現(xiàn)象時，學者們便對其加以修訂，或嘗試在較抽象的層次上找尋更具普遍性的原理。透過這個過程，學者們逐漸掌握到既具普遍性，亦符合本土社會心理現(xiàn)象的社會認同原理。若中國的社會心理學家以相同的態(tài)度、取向和方法，并以中國的本土社會認同現(xiàn)象驗證和增補本文介紹的社會認同原理，以中國獨特的本土知識傳統(tǒng)和社會實況，或能找到知識的鴻溝，引發(fā)理論的突破。

　　因此，我們選擇把本文重點放置在社會認同歷程背后的基本心理原理，而不在個別的社會認同理論上。我們會先介紹社會認同的心理動機，進而探討社會認同背后的認知歷程及其對社群關(guān)系的影響。

　　有關(guān)社會認同的實證研究不可勝數(shù)，無法在本文中盡錄。因此，我們只采用了一些較具代表性的研究來闡述在本文中介紹的原理。中國境內(nèi)進行的社會認同研究并不多，其中較完整的是在香港以中港認同為題的研究。在中國研究類似課題（如海峽兩岸的認同）時，這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和發(fā)現(xiàn)可能會較具參考價值。在本文中，我們盡量采用這些研究的發(fā)現(xiàn)作立論的依據(jù)。

　　二、社會認同的動機

　　每個人都擁有多個社群的成員資格，卻只會使用其中一部分來建立自己和他人的社會身份。以一位中國大學生為例，他是中國人，就讀于某大學，修習某專業(yè)，來自某省市，是某小學和某中學的畢業(yè)生，出生于某一社會階層中的家庭，是校內(nèi)某些學生團體的成員？？在眾多社群成員資格中，他只會選擇其中一些來建立自己的社會身份。那么，人們在選擇以某些社群成員資格建立社會身份時，有什么心理動機呢？

　　這是近代社會認同研究中最受關(guān)注的課題。

　　（一）提高自尊

泰弗爾（Tajfel，(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1982；
Tajfel &Turner ，1986：7-24）在社會身份論中提出了一個對社會認同研究影響深遠的假設(shè)：人們建立社會身份，是為了透過所認同的社群提高自尊。以一位現(xiàn)任職于一家不見經(jīng)傳的企業(yè)的北京大學畢業(yè)生為例，他自認為北大的畢業(yè)生，而不甚認同自己所屬的單位，因為他所屬的工作單位不能讓他感到光榮。反之，北大的社會聲望高，作為北大畢業(yè)生，他感到出類拔萃。

　　從這一假設(shè)可以推斷出社會認同的三條基本原理。首先，社會認同與社會比較有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人們會評價和比較各社群的優(yōu)劣、社會地位和聲譽，爭取把自己編入較優(yōu)越的社群，并覺得自己擁有該社群一般成員具有的良好特征。按社會身份論（Tajfel &Turner，1986），社會認同由三個基本歷程組成：類化（categorization）、認同（identification）和比較（comparison）。類化指人們將自己編入某一社群；
認同是認為自己擁有該社群成員的普遍特征；
比較是評價自己認同的社群相對于其他社群的優(yōu)劣、地位和聲譽。透過這三個歷程，人們抬高自己的身價和自尊。

　　香港回歸中國前夕是研究社會認同的好時機。經(jīng)過百多年的殖民統(tǒng)治，大部分香港青少年，特別是土生土長的一群，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較薄弱，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較深厚，他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或"香港人，其次才是中國人".也有少部分香港青少年較認同中國人的身份，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或"中國人，其次才是香港人".在1995年10月對25所香港中學約10000名學生進行的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前一類青少年約占75%，后一類青少年約占25%（林瑞芳等，1998）。1995年夏天，林瑞芳等邀請19名香港青少年參與聚焦小組，探討這兩類青少年對香港人和大陸人的觀感。結(jié)果完全符合上述原理。問卷答案顯示：較認同香港人身份的青少年，相對于較認同中國人身份的一群，有較強的香港人優(yōu)越感，覺得大陸人比香港人遜色得多。這些青少年用精明、靈活、時尚、勤奮、有效率、富裕、現(xiàn)實、開放等正面形容詞描述香港人；
用貧窮、落后、保守等負面形容詞來描述大陸人。那些較認同中國人身份的青少年，會用刻苦耐勞、勤奮等較正面的形容詞形容中國人，也會用冷漠、壓力大、生活緊張等較負面的形容詞形容香港人（林瑞芳等，1998）。1996年4月，林瑞芳等調(diào)查了約7000名香港中學生，發(fā)現(xiàn)與較認同中國人身份的青少年相比，較認同香港人身份的青少年傾向于同意香港人比中國人優(yōu)勝，為自己是香港人感到自豪。相反地，與較認同香港人身份的青少年比較，認同中國人身份的青少年傾向同意中國人比西方人優(yōu)勝和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優(yōu)勝，并覺得身為中國人是值得自豪的（林瑞芳等，1998）。

　　在另一項對香港青少年的社會認同研究中，被試評定20項特征是否適合描述以下9個國家或地區(qū)的人：香港人、中國大陸人、新加坡人、日本人、臺灣人、印度人、美國人、英國人、加拿大人。20項特征包括重視法律、重視個人自由、重視人際關(guān)系、誠實、保守、先進、落后、富裕、貧窮等。利用被試的評價，可以計算出在他們眼里，每兩個國家或地區(qū)的人有多相近或相異。透過使用多維度量表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分析計算出來的相近或相異程度，研究員找到兩個被試用來將9個國家或地區(qū)分類的維度。第一個維度將富裕的現(xiàn)代國家或地區(qū)的人（如香港人、美國人、英國人）與貧窮的國家或地區(qū)的人（印度人、中國大陸人）區(qū)分開來。第二個維度將重視中國文化價值的國家或地區(qū)的人（如新加坡人、香港人、中國大陸人、臺灣人）與不重視這些價值的國家或地區(qū)的人（如印度人、美國人、加拿大人）區(qū)分開來。此外，結(jié)果也顯示：較認同香港人身份的青少年傾向依賴第一個維度作分類的標準，而較認同中國人身份的青少年則傾向倚重第二個維度（Lam et al .，1999）。

　　以上研究結(jié)果一致顯示：不論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的身份，香港青少年均可以透過不同的社會比較策略，從其所認同的身份取得自豪感。

　　認同香港人身份的青少年，可以透過與大陸人在財富和現(xiàn)代化上的比較，獲得自豪感；
認同中國人身份的青少年，也可以透過與外國人在文化價值上的比較而感到自豪。以上結(jié)果也說明要提高社群成員對社群的認同，可從兩方面著手：其一，強調(diào)社群的成就和杰出之處，令成員能以身為該社群的成員而驕傲；
其二，轉(zhuǎn)移社會比較的對象，令成員覺得自己的社群比其他社群優(yōu)勝。例如要提高香港青少年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一方面可強調(diào)中國人卓越的成就，另一方面可把他們的比較對象轉(zhuǎn)移到外國人身上，讓他們在文化上與其他國家的人作比較。

　　其次，當人們認同的社會身份受到攻擊或威脅時，人們會在思維或行動上捍衛(wèi)該社群的聲譽；
他們或在思想上肯定該社群成員共有的特征和價值，或以具體行動還擊。在一項以荷蘭心理學本科生為被試的研究中，研究員先在實驗兩星期前測量了被試對心理學學生這一身份的認同程度。在實驗中，一半被試從研究員那里知道一般心理學的本科生重視個人目標多于團體目標；
而另一半則知道一般心理學的本科生重視團體目標多于個人目標。此外，研究員也告訴以上兩組中各一半的被試心理學學生的學習能力比其他大學生差，其用意是令這些被試覺得自己社群的聲譽受到威脅。

　　當被試覺得心理學學生的聲譽受到威脅時，本來較認同心理學的被試便提高對心理學學生的特征的評價：事前知道心理學學生較重視團體目標的被試，認為集體主義的價值對自己重要；
而事前知道心理學學生較重視個人目標的被試，便認為個人主義的價值對自己重要。當本來較不認同心理學的學生感到心理學學生的聲譽受到威脅時，便放棄心理學學生重視的價值：事前知道心理學學生較重視團體目標的被試，便認為集體主義的價值對自己不重要；
事前知道心理學學生較重視個人目標的被試，便認為個人主義的價值對自己不重要。如果心理學學生的聲譽沒有受到威脅，以上情況并不明顯（Jetten et al .，2002）。這結(jié)果顯示：當所屬社群的聲譽受損時，認同社群的成員會更加肯定社群重視的價值，而不認同社群的成員，則可能背棄社群的宗旨。

　　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員要求美國大學生作一篇演說。被試分成四組：其中一組需要在演說中說明為什么美國的一些核心價值并不重要。其他三組的演說內(nèi)容分別是：為什么美國的一些核心價值很重要、為什么美國的一些邊緣價值很不重要，以及為什么美國的一些邊緣價值很重要。事后，被試評估在世界上有杰出成就的人（如諾貝爾獎得主）當中，美國人占了百分之幾。之前在演說中陳述為什么美國的一些核心價值并不重要的被試，比其他三組被試作的估計都要高（Wan ，2005）。這說明人們在被引導(dǎo)去抨擊自己所屬的社群的核心價值后，會作出補償行動，抬高社群在自己心目中的卓越性。

　　最后，當弱勢社群成員感覺到所屬社群在聲望和權(quán)勢上都比不上其他社群時，為了維護自尊，會采用多種應(yīng)對方法，其中包括模仿強勢社群以圖自強，辨認一些所屬社群比強勢社群優(yōu)勝的地方，或離棄所屬社群，改為認同強勢社群（Hogg &Abrams，1988）。自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受西方列強欺侮，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愛國志士前赴后繼，或自強，或變法，或倡導(dǎo)全盤西化，或以儒家道統(tǒng)建立民族自信，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提出中學西學各有所長。這些行動，從社會認同觀點來看，均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認同中國的人士提升其社會身份優(yōu)越感的表現(xiàn)。在討論社會認同的影響時，我們會對這一點再作闡釋。

　　（二）減低無常感或提高認知安全感

　　人們除了希望藉社會認同提高自尊外，也希望透過它降低在社會生活中的無常感。社會認同讓人們覺得自己清楚自己是誰、自己和自己認同的社群的成員有哪些特征、其他人或社群又有哪些特征。有了這些知識，人們便感到可以在社會生活中從各人的社會身份預(yù)測各人的行為，并懂得如何與這些人交往（Hogg &Mullin，1999：249-279）。

　　因此，社會認同可以降低在社會生活中的無常感，賦予人們一種在社會認知上的安全感（epistemic security）。

　　由此又可推出兩條有關(guān)社會認同的原理。其一，不是所有的社群成員資格均能降低社會生活中的無常感。有些社群有較清晰的行為規(guī)范，而且社群成員擁有相同的特征，知道某人屬于該社群，便可預(yù)測他的行為和特征。同樣，在認同該社群后，自己也知道要遵守哪些規(guī)范，知道別人對自己有什么期待。這個類型的社群成員資格較能產(chǎn)生降低社會生活中的無常感的作用。反之，一些規(guī)范模糊、成員混雜的社群，其成員資格對提高社會認知的安全感就沒有很大作用了。因此，當人們需要藉社會認同來降低社會生活中的無常感時，傾向認同規(guī)范清晰、成員組成單純的社群。

　　其二，認同規(guī)范清晰、成員組成單純的社群的傾向的強弱會因人因時而異。有些人較能接受或容忍社會生活中的無常感，而有些人只能過著很有秩序和條理的生活。與前者相比，后一類型的人傾向認同規(guī)范清晰、成員組成單純的社群。在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的人在文化價值、生活方式上都有很大差別。在一項以意大利南方人當被試的研究中，研究員先用量表測量了被試忍受無常感的程度。量表中的題目包括"我不喜歡那些變化莫測的情況"和"我喜歡處身于從未經(jīng)歷過、前景不明朗的處境中那種變幻莫測的感覺".然后，被試評估意大利的南方人彼此間多有相似，而北方人彼此間又多有相似。最后，被試分別評定他們喜歡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程度。結(jié)果顯示，那些不能容忍無常感的人，越覺得南方人彼此間相似，便越喜歡南方人；
越覺得北方人彼此間相似，便越不喜歡北方人。相反，那些能接受無常感的人，越覺得南方人彼此間不同，便越喜歡南方人（Kruglanski et al .，2002）。

　　除性格外，處境也可以提高社會認同。當人們有充足的資源處理生活中的無常感時，便用不著藉社會認同來取得社會認知的安全感。

　　反之，當人們因為時間緊，生活忙，或資源有限而不能有效處理生活中的無常感時，便會藉社會認同取得認知安全感。在另一項研究香港青少年社會認同的實驗中，被試閱讀8篇報章新聞，其中第一篇是一少年誤殺另一少年的報道。被試的任務(wù)是在讀完這段新聞后，對被告接受監(jiān)禁的刑期提出建議。被試被分成4組，第1、2組知道被告是從大陸來香港的新移民；
第3、4組看到的報道中則沒有明示被告的背景。在沒有明示背景的情況下，被試應(yīng)推斷被告是香港人。

　　此外，研究員告訴第1和第3組被試：要看完8篇報道并回答所有問題，一般人需要18分鐘，但因為時間緊迫，他們只有15鐘時間完成全份問卷。對第2和第4組卻說：要完成全份問卷約需12分鐘，但給他們15分鐘，讓他們有充裕的時間回答問題。雖然在研究中，每個被試都有15分鐘的時間回答問題，但收到第一種指示的被試會覺得時間緊迫，而收到第二種指示的被試卻覺得時間充裕。研究員想知道的是：被試在讀完第1篇報道后如何判刑。

　　結(jié)果顯示：當被試覺得自己有充裕的時間回答問題時，不論被告是不是大陸移民，判給被告的刑期平均為21至23個月。可是，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被試便把香港人和大陸移民分辨開來，偏袒并輕判香港被告（平均刑期為16.5個月），歧視并重判新移民被告（平均刑期為28.5個月）（Lam et al .，in press ）。

　�。ㄈ�）滿足歸屬感與個性的需要

在社會生活中，人們一方面希望保存?zhèn)�性，一方面想透過依附群體取得歸屬感。在邏輯上，保存?zhèn)�性與取得歸屬感是兩種獨立的心理需要，兩者并不相悖。可是，當它們落實在社會認同上時，彼此間便會呈現(xiàn)出一種緊張關(guān)系。當人們認同一個社群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會覺得自己屬于那個社群。社群的成員越多，便覺得同道的人越多，歸屬感也越強�？墒�，在社會認同歷程中，又會出現(xiàn)非個人化（depersonalization ）的情況，也就是說，個體將群體的典型特征加諸自己身上，結(jié)果再看不出自己與其他社群成員有什么不同之處，有損保存?zhèn)�性的需要，而且所認同的社群成員越多，便覺得與更多人沒有分別。

　　由此可以推斷出另外兩條有關(guān)社會認同的原理。其一，當滿足歸屬感的需要越大，或保存?zhèn)�性的需要越小時，人們傾向認同能容納較多成員的社群。反之，當保存?zhèn)�性的需要越大，或滿足歸屬感的需要越小時，人們傾向認同較排外或成員較少的社群（Brewer，1991）。

　　其二，滿足歸屬感的需要和保存?zhèn)�性的需要會因處境而改變。例如，當人們察覺到自己在性格和態(tài)度上與所認同的社群的其他成員頗為不同時，滿足歸屬感的需要便會被激發(fā)。同樣地，當人們察覺到自己在性格和態(tài)度上與一般人（包括自己不認同的社群的成員）沒有明顯分別時，保存獨立性格的需要便會被激發(fā)。當滿足歸屬感的需要和保存?zhèn)�性的需要被激發(fā)，其相應(yīng)的社會認同行動也會隨著被啟動。例如，當一個以身為北大學生而自豪的人察覺到自己的思想行為與其他北大學生有很大差別時，便可能會因為歸屬感受損而聞過思改，加強對北大的認同。當他察覺到自己的思想行為與一般大學生沒有明顯分別時，也可能會因為保存?zhèn)�性的需要受損而更認同自己是北大學生。一項在一所美國的大學女生宿舍進行的研究對上述推斷提供了支持。當從研究員那里知道自己與其他女宿生很不同時，認同宿舍的宿生便將宿生的刻板特征冠于自己身上，加強對宿舍的認同。當從研究員那里知道自己與其他女宿舍的宿生很相似時，認同宿舍的宿生也會透過將自己宿舍宿生的刻板特征冠于自己身上，加強對自己宿舍的認同。不認同宿舍的宿生卻沒有以上的反應(yīng)（Pickett et al .，2002）。

　　當人們覺得個人力量可以改變社會制度時，便會較重視自己的個人權(quán)利和個性，保存?zhèn)�性需要較強；
反之，當人們覺得個人改變不了社會制度時，便會迎合社會和群體對個人的要求，需要較強的歸屬感（Chiu et al .，1997；
Su et al .，1999：103-222）。因此，相信個人可以改變社會制度的人，傾向認同較排外或成員較少的社群，而相信個人改變不了社會制度的人，則傾向認同能容納較多成員的社群。

　　一組有關(guān)香港回歸中國的研究支持以上的推論。在這組研究中，研究員先測量大學生有關(guān)個人能否改變社會的信念，再從他們的社會認同行為推斷他們認同的社會身份。第一項研究在1994年9月進行，研究員先讓被試看一些與政權(quán)移交有關(guān)的圖片，啟動他們對政權(quán)移交的關(guān)注，然后讓他們閱讀一段工業(yè)意外的新聞。報道中說管工因疏忽工業(yè)安全，令一名工人受傷。被試要判斷如果不懲罰這個管工有多不公平。被試中，一半知道管工是香港人，另一半則知道管工是從大陸請來的。相信個人可以改變社會制度的人，傾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一個排外性較高的身份），他們覺得不懲罰大陸管工比不懲罰香港管工更不公平。相反，相信個人改變不了社會制度的人，傾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一個較包容的身份），他們覺得不懲罰大陸管工和不懲罰香港管工的不公平程度是一樣的。

　　第二項研究在1997年3月進行，離政權(quán)移交只有3個多月，香港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香港回歸中國這件事情上。這時，研究員問被試：香港回歸中國后，香港小孩應(yīng)在幾歲開始學習英語（香港殖民地時期的官方語言）和應(yīng)幾歲開始學習普通話（中國的官方語言）。結(jié)果顯示：相信個人可以改變社會制度的人，認為小孩應(yīng)4.5歲便開始學習英語，晚一點再學習普通話（6歲），這說明對他們來說，較排外的香港人身份比比較包容的中國人身份重要。相反地，相信個人改變不了社會制度的人，認為香港小孩應(yīng)在同一年齡開始學習英語和普通話，這說明他們覺得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份同樣重要（Chiu &Hong ，1999）。

　�。ㄋ模┱覍ご嬖诘囊饬x

　　人和其他生物一樣，難免一死。人與其他生物的不同在于人能意識到死之不可免。因此，每想到自己難免一死，便感到一種存在的恐怖（existential terror）：如果人最終難逃一死，此生兢兢業(yè)業(yè)，所為者何？如果人的一生，不論功過，死后也煙消云散，那么生命還有什么意義？面對存在意義的問題，儒家先哲提出了死而不朽的見解，認為一個人能在生時立德、立言、立行，其死后則身雖滅，名不朽。

　　對一般人來說，當存在的恐懼被啟動后，若能相信死后仍會長久活在自己認同的社群的記憶中，存在的恐懼便會暫時舒解（Solomon et al .，1991）。因此，在想到自己的死亡時，人們便會更認同自己的社會身份，偏袒自己認同的社群，歧視其他社群。研究結(jié)果顯示：在一項以美國基督徒為被試的研究中，當研究員要被試想象自己死時和死后的情況時，他們會比對照組（沒有想及死亡）的被試更喜歡其他基督徒，更不喜歡猶太教徒（Greenberget al .，1990）。在意大利，當人們被引導(dǎo)去想自己死亡時和死亡后的情況時，與對照組相比，他們會更認同自己是意大利人，更不喜歡德國人（Castano et al .，2002）。在澳洲，澳洲土著具雙重身份：既是澳洲人，也是土著。在澳洲人的身份較凸顯的場合，想到死亡會令他們更重視澳洲人的價值；
在土著身份較凸顯的場合，想到死亡會令他們更重視土著的價值（Halloran &Kashima，2004）。在香港，當研究員引導(dǎo)大學生想象彌留之際的情況時，與對照組相比，在分配機會給香港人、日本人和韓國人時，會較偏袒香港人（Tamet al .，2005）。

　　綜合來說，社會認同背后有不同的動機，其中包括提升自己的自尊、降低社會生活中的無常感、平衡滿足歸屬感和保存?zhèn)�性兩種需要間的矛盾，以及找尋生存的意義、舒解對死亡的恐懼。當這些動機被激發(fā)后，相應(yīng)的社會認同歷程也隨著啟動。

　　三、建構(gòu)社會身份的社會認知過程

　　（一）類化、認同和比較

　　如前所述，建構(gòu)社會身份包含了類化、認同和比較三個歷程。類化是一個會隨類化環(huán)境變通的歷程，因此，社會身份不是一種固定的個人特質(zhì)（Turner et al .，1987）。人們在某特定處境中會將自己歸入某個社會類別，主要受三種因素影響。其一是一些被統(tǒng)稱為可及性（accessibility ，又譯易取性）的個人因素。一個社會類別的可及性是指它是否容易在某一處境下從記憶中提取出來使用。可及性較高的社會類別，通常是人們慣用的類別，也是與人們的目標、利益、思考圖式和生活經(jīng)驗有關(guān)的類別。例如對一位大學生來說，修習的專業(yè)有頗高的可及性，因為它與學生的日常學習、事業(yè)目標和前程有密切關(guān)系。

　　影響類化過程的第二種因素是某類別是否能適當?shù)孛枋鲈诋敃r當?shù)爻霈F(xiàn)的人物的客觀群際對比。如果一群中國男子聚在一起，其中一些來自農(nóng)村，一些來自城市，兩類人在衣著、儀表、談吐、喜好上都有明顯差異，用城市人和農(nóng)民這兩個類別來描述在該處境中的客觀群際對比似乎很適當。這種因素一般被稱為對比適用度（comparative fit ）。一個對比適用度高的社會類別，被采用的機率較高。

　　第三種因素是某類別能否適當?shù)孛枋鰠⑴c互動的人在行為期待上的不同。例如大學教授與學生聚會，兩類人在年齡上有明顯分別，符合了對比適用度的要求。在聚會中，教授要表現(xiàn)得有師道尊嚴，而學生則要表現(xiàn)得尊師重道。在這種情境下，師生這一類別能適當?shù)孛枋錾鐣�對這兩類人在互動中不同的行為期待。這一因素被稱為規(guī)范切合度（normative fit ）。一個規(guī)范切合度高的社會類別，被采用的機會也較高。

　�。ǘ�）社會類別間的關(guān)系

　　社會類別間有幾種不同的關(guān)系。有些社會類別完全沒有重疊，例如小孩和老人，一個人不能既是小孩又是老人。有些類別有部分重疊，例如上海市民和共產(chǎn)黨員，有些上海市民是共產(chǎn)黨員，有些不是，也有些共產(chǎn)黨員不是上海市民。有些類別具上下關(guān)系，上層類別涵蓋從屬類別，例如中國公民是上層類別，而上海市民是從屬類別：所有上海市民都是中國公民，反之卻不然。此外，人們也可以主觀地建構(gòu)社會類別間的關(guān)系。1997年以前，有些香港人認為中國人是指中國大陸人，不包括香港人。因此他們覺得認同中國人的身份就等于放棄香港人的身份。有些香港人卻認為中國人涵蓋香港人，因此覺得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不存在任何矛盾（Brewer，1999）。如何建構(gòu)社會類別間的關(guān)系，對社會認同的影響，不亞于選擇用哪個類別來建立自己的社會身份。

　　1996年7月，日本右翼分子在釣魚臺群島筑起燈塔和軍事基地，激起國人公憤。同年9月，以陳毓祥為首的香港愛國人士組織船隊到釣魚臺海域向日本提出抗議，并請求北京政府與日本正面交鋒，捍衛(wèi)中國主權(quán)。北京政府在審察形勢后，決定以較低調(diào)的外交手段處理釣魚臺事件。在這個背景下，陳毓祥在釣魚臺海域游泳以宣示中國對釣魚臺群島的主權(quán)，結(jié)果因不諳水性而溺斃。

　　事發(fā)后不久，符可瑩等以香港大學的大學生為被試，探討社會認同如何影響他們對陳毓祥事件的反應(yīng)。研究員先量度被試的社會認同，發(fā)現(xiàn)他們當中，有些較認同香港人的身份，有些則較認同中國人的身份。然后將被試分成兩組，在閱讀陳毓祥溺水的經(jīng)過后，一組被試評定日本政府對陳氏之死要負多少責任，另一組則評定北京政府為陳氏之死要負的責任。最后，被試回答一些有關(guān)香港回歸中國后香港人身份的問題。這些問題涉及香港人在97后應(yīng)盡量融入中國（例如："97后，我們都是中國公民，再不需要保留香港人的身份了"），還是保留香港人的身份（例如："97后，我希望香港人與中國大陸人間的距離會擴大"）。

　　結(jié)果顯示：被試在評定北京政府對陳毓祥之死的責任后，覺得香港人和中國人是兩種對立的身份，兩者不能兼容。因此，本來較認同香港人身份的被試，便不愿意在回歸后放棄香港人的身份；
而本來較認同中國人身份的被試則希望回歸后香港人會放棄香港人的身份，融入中國社會。相反，被試在評定日本政府對陳毓祥之死的責任后，覺得香港和大陸是站在戰(zhàn)線的同一邊，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并非對立。在這一情況下，不論被試本來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均覺得沒有必要在中國人與香港人身份間只選擇其中一種（Fu et al .，1999）。

　�。ㄈ�）社會共識

　　早期的社會認同研究特別強調(diào)類化對其他社會認同歷程的影響。

　　這些研究采用組成基礎(chǔ)無可再薄弱的社群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觀察人們被以生活和社會基礎(chǔ)極薄弱的準則（例如他們對藝術(shù)品的審美角度）編進兩個團體后的行為。研究發(fā)現(xiàn)：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人們?nèi)詴�比較兩個團體的優(yōu)劣，覺得自己所屬的團體比另一團體優(yōu)勝，并在分配利益時偏袒自己所屬團體的成員，懲罰其他團體的成員（Tajfel，1970）。

這些早期研究說明類化可以影響認同和比較歷程。但由于分組的標準缺乏社會意義，容易令人忽略社會共識（social consensus ）在社會認同歷程中扮演的角色。這一偏差在后來的研究中被矯正。近期研究顯示：每個社群類別均具有豐富的社會內(nèi)涵。在社會生活中，人們藉溝通對不同社群擁有的核心特征建立共識（Lau et al .，2004：77-100）。這些核心特征往往反映在社群的典型成員身上。被社群成員公奉為楷模的領(lǐng)袖是典型成員的例子，他們的言行實現(xiàn)了社群崇尚的核心價值（Hogg，(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2004）。例如，雷鋒是中國共產(chǎn)黨員的楷模，他的言行實現(xiàn)了共產(chǎn)黨崇尚的犧牲精神。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的典型人物的故事，在傳播過程中常被神話化，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實，但卻反映出社群的核心價值。

　　某價值能成為社群的核心價值，可能因為社群中大多數(shù)人也重視該價值，也就是該價值在社群中具有客觀的共識（objective consensus ）。

　　此外，如果大多數(shù)社群成員相信一般成員也重視某價值，也就是該價值在社群中具有交互主觀共識（intersubjective consensus ），它也可能成為社群的核心價值（Ho &Chiu ，1998；
Wan ，Chiu ，Tam et al .，2004）。例如，若廉潔能成為中國官場的核心價值，可能是因為大部分官員重視廉潔，也可能是因為大部分官員相信一般官員也重視廉潔。一般來說，具客觀共識的價值同時也具交互主觀共識。在某些特殊情況中，具交互主觀共識的價值不一定是普遍被重視的價值，反之亦然。

　　當個人重視的價值與社群的核心價值相符時，人們便較認同該社群，并會正面評價和支持社群的領(lǐng)導(dǎo)。在美國，大學生普遍知道校內(nèi)一般大學生重視哪些價值，當他們自己也認同這些價值時，便較認同大學內(nèi)的學生文化（Wan ，Chiu ，Tam et al .，2004）。在香港，大學生知道一般大學生比一般香港人重視哪些價值，當他們自己也重視這些價值時，便覺得自己是大學生，其次才是香港人。在北京，北京大學的學生知道一般北大學生比一般中國人重視哪些價值，當他們自己也重視這些價值時，便覺得自己是北大學生，其次才是中國人。北大商學院的學生知道一般北大學生比一般商學院學生重視哪些價值，當他們自己也重視這些價值時，便覺得自己是北大學生，其次才是商學院學生（Wan ，Chiu，Peng &Tam ，2004）。最后，剛進入大學的新生，經(jīng)過一個學期的學習后，價值或會改變，有些會對學生文化中具交互主觀共識的核心價值更重視，有些卻對這些價值冷淡起來。更重視這些價值的學生會比入學時更認同校內(nèi)的學生文化；
對這些價值冷淡了的學生，對校內(nèi)學生文化的認同也隨之降低（Wan ，Chiu ，Tam et al .，2004）。這些研究結(jié)果說明了具交互主觀共識的價值，是社群內(nèi)的核心價值。重視這些價值的社群成員對社群有較高的認同。

　　2004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前數(shù)天，我們測量了大學生選民對民主與共和兩黨的看法，發(fā)現(xiàn)被試普遍知道一般民主黨員最反對的政綱，也知道一般共和黨員最反對的政綱。如果被試贊同一般民主黨員最反對的政綱，他們便對布什有較正面的評價，對克里有較負面的評價，并打算在數(shù)天后的大選中投票給布什。反之，如果被試贊同一般共和黨員最反對的政綱，他們便對克里有較正面的評價，對布什有較負面的評價，并打算在數(shù)天后的大選中投票給克里。在香港2004年的立法會議員大選中，也出現(xiàn)相同的現(xiàn)象。在選舉前幾天，接受調(diào)查的選民清楚知道一般親政府人士最支持的政綱，贊同這些政綱的被訪者較多傾向投票給親政府候選人。被訪者也知道一般親民主派人士最支持的政綱，贊同這些政綱的被訪者較多傾向投票給民主派的候選人，并較多打算響應(yīng)民主派發(fā)起的游行（Wan et al .，2005）。

　　總括來說，人們認同某一社群的原因之一是社群的核心價值與個人價值相符。這一原理有很大的應(yīng)用價值。以建設(shè)公民意識為例，如果要讓中國公民奉公守法、愛惜公物、注重環(huán)境衛(wèi)生、尊重他人權(quán)益，僅僅提高人們對國家的認同是不夠的。假如人們不普遍認為以上特征是附屬于中國人身份的核心價值，即使國家認同提高了，人們也未必會內(nèi)化這些規(guī)范。反之，如果能透過公議，建立共識，使上述行為態(tài)度成為個人和與中國人身份相符的核心價值，或能更有效促進公民意識的內(nèi)化，并提高人們對國家的認同。

　　四、社會認同的影響

　　人們把自己編進某社會類別后，便會把自己看成該類別的成員，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同樣，人們把他人編進某社會類別后，便會把他看成該類別的成員，而容易忽略他與同一類別成員的不同之處。因此，經(jīng)過類化后，人們?nèi)菀卓浯罅嗣恳活悇e成員的相同處，而忽視了他們之間的不同處（Turner et al .，1987）。以醫(yī)生和病人為例，把醫(yī)院的人歸類為醫(yī)生和病人后，人們看到的每位醫(yī)生都與其他醫(yī)生一樣，從而忽略了這位醫(yī)生與其他醫(yī)生的不同之處。同樣，看到病人時，便把病人看成病人，而忽視了每個病人獨有的背景和個人特征。這樣，醫(yī)生和病人兩類人的差別便容易被夸大了。以上因類化而產(chǎn)生的社會認知現(xiàn)象，包括夸大類別內(nèi)成員的相同性和類別間的差距，在社會認同論中被稱為后設(shè)對比（metacontrast）（Turner et al .，1987）。

　　類化影響人們的社會認知，而認同和比較則直接影響人們的社會行動和社群關(guān)系。在與病者接觸時，醫(yī)生越認同自己的專業(yè)，便越樂意恪守專業(yè)守則和規(guī)范，不讓個人偏好和感情影響與病人間的關(guān)系。從這方面來說，社會認同對加強專業(yè)化和團體紀律能起很大作用�？墒�，社會認同也會損害人際間的和諧。再以醫(yī)生病人關(guān)系為例，研究顯示：假如醫(yī)生只把自己看成醫(yī)生，把病人看成病人，而忽視了自己和病人的個人身份，在與病人交往時，便容易表現(xiàn)出不近人情，較難與病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guān)系（Watson &Gallois，2004：63-84）。因此，社會認同論者認為，要建立和諧良好的專業(yè)關(guān)系（包括醫(yī)生病人關(guān)系、師生關(guān)系、上下級關(guān)系），不能不重視社會認同，也不能只重視社會認同，而是要在認同社會身份和個人身份間取得平衡。

　　因為多種社會因素，社會上對某些社群存在著刻板印象。當人們被編進這些社群時，其附隨的刻板印象亦會被加在那人身上，這種現(xiàn)象被稱為刻板印象化（stereotyping）。當人們自認為某社群的成員時，亦會把伴隨這身份的刻板印象加諸己身，這個過程被稱為自我刻板印象化（self2stereotyping ）（Simon &Hamilton，1994）。例如，在一項研究中，研究員利用時裝和化妝品廣告中的男女模特兒照片啟動香港中學生的性別身份認同。其后，在介紹自己時，男學生特別強調(diào)自己具有刻板的男性特征，而女學生則特別強調(diào)自己擁有刻板的女性特征（Chiu et al .，1998）。假如很多社群成員都認同該社群，將其相附隨的刻板印象加諸自己身上，并在行動中依循與這些刻板印象相符的規(guī)范，那么本來只有薄弱的社會事實基礎(chǔ)的刻板印象，便會逐漸演變成社會實況。這一歷程被稱為自證預(yù)言（self2fulfillingprophecy，又譯自我實現(xiàn)的預(yù)言）（Skrypnek &Snyder，1982）。

　　比較是社會認同的一個重要歷程。因為有比較，有些社群才得到正面評價，有些得到負面評價。人們?nèi)菀讓κ艿截撁嬖u價的社群在態(tài)度上產(chǎn)生偏見，在行為上作出歧視，有些社群（如同性戀者、愛滋病患者）甚至會受到鄙視（stigmatization ，又譯污名化）。當然，被貶低了的社群不一定會接受社會對他們的評價，他們可以為爭取較正面的評價提出抗爭。可是抗爭要成功，除了道理外，還需要政治和社會力量。政治力量是指社群能在政治制度中有代表，社會力量則是指在社會公議中有響亮的聲音。要有響亮的聲音，便要能掌握溝通傳播媒介。長期受歧視、無法掙脫鄙視的社群，一般來說都是缺乏政治和社會力量的弱勢社群（Abrams &Giles，2004）。

　　以上提到：在社會上受壓的社群的成員，為了保護個人尊嚴，會對社會上的不平等作出應(yīng)變行動。社會認同論者認為：這些成員到底會采取哪種類型的應(yīng)變行動，關(guān)鍵在于他們對社會流動所持的信念（mobility belief ）（Hogg &Abrams，1988）。倘若他們覺得社會流動性低，處于弱勢社群的人無法掙脫自己的社群背景加入地位較高的社群，在無路可走時，他們會加強對弱勢社群的認同，找尋弱勢社群的優(yōu)勝之處，借此要求社會對弱勢群體的負面評價進行重新評定，甚至以集體行動（如游行示威、甚至革命）嘗試推翻對弱勢社群不公平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在南非，長期而苛刻的種族隔離政策沒為社會流動留有余地，受壓迫的黑人便只好走上政治革命之路了。

　　反之，像美國政府強調(diào)機會平等，滿清政府設(shè)科舉讓漢族知識分子有平步青云的機會，均能令國內(nèi)的弱勢社群看到社會流動的機會。這樣，弱勢社群的成員便把精力投放在往強勢社群里鉆、力爭上游的目標上。但信念歸信念，事實歸事實，如果人們相信有社會流動的機會，但這些機會在現(xiàn)實社會中并不存在，弱勢社群的成員便會因受挫而感到不滿，形成相對匱乏的狀況，同樣有損社會和諧�？偫▉碚f，儒家認為要建立和諧社會，不患寡而患不均。社會認同論者則認為：在和諧社會中，不患不均，患社會流動渠道塞而不通。

　　1996年1月至1997年9月，周偉立等以香港回歸期間香港人的社會流動信念為題，進行了6次電話調(diào)查，每次訪問約600名香港市民。

　　用來測量社會流動信念的題目有："政權(quán)移交后，無論香港人多么努力，都不能夠改變中國人對香港人的看法""，就算政權(quán)移交后，香港人始終是香港人，中國大陸人是不會將香港人當作自己人的"，"政權(quán)移交后，只要個人有所成就，就會得到中國大陸人的欣賞和尊重".結(jié)果顯示：在調(diào)查期間，香港市民對回歸后的社會流動越來越樂觀，越來越相信香港人的努力會贏得大陸人的欣賞和尊重，大陸人不會把香港人當作外人。同時，在這期間，也越來越感到政權(quán)移交不會威脅他們的生活和人生自由，面對政權(quán)移交，心情越來越平靜、放松（周偉立等，2004）。

　　五、社會認同與社群間的關(guān)系

　　社會認同一方面令個體內(nèi)化社群的規(guī)范，遵守紀律，并在社群的聲譽和安全受損時挺身而出，捍衛(wèi)社群的利益（趙志裕、康螢儀，2003）。

　　在多項有關(guān)香港社會認同的調(diào)查中，一再發(fā)現(xiàn)認同中國人身份的香港人覺得自己對中國的前途有責任（林瑞芳等，1998），并對回歸后香港和中國的前途有信心（Ho et al .，2003）。

　　另一方面，社會認同又會令人們偏袒自己所屬社群的成員，歧視甚至鄙視其他社群，破壞社會公正與和諧。認同香港人身份的香港大學生，比認同中國人身份的香港大學生更不接受香港人在香港用普通話與大陸人交談（Tong et al .，1999）。劉綺文等在1995年11月到1998年1月期間追蹤384名香港青少年，發(fā)現(xiàn)他們當中約30人在這時期漸漸提高了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他們更不想與大陸人聯(lián)系，更想疏遠他們，并更贊成香港小孩較早學英語，較遲學普通話（劉綺文等，2003）。

　　因此，如何處理社群間的矛盾，也是社會認同研究的重要課題。

　　社群間的沖突會增強社會認同，而社會認同又會制造社群沖突，令社群間的緊張關(guān)系逐步升級。社會上的資源和財富有限，各社群在爭奪資源和財富時，容易發(fā)生沖突。1997年2月，周偉立等訪問了約500名香港市民對大陸新移民的觀感。發(fā)現(xiàn)被訪者覺得新移民為香港帶來更多人力資源、廉價勞工、新思維、新事物。可是一般被訪者都覺得新移民對香港人來說是弊多利少。被訪者最常提及的弊端是新移民與本地人爭工作、爭房屋、爭社會福利（Chauet al .，1998：3-12）。

沖突令各社群彼此敵視，覺得自己所屬社群比敵對社群優(yōu)勝。上述調(diào)查中的被訪者也普遍覺得與新移民相比，香港人好的特征多，壞的特征少（Chau et al .，1998）。這種比較加強了對自己所屬社群的認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進而強化對自己所屬社群的優(yōu)越感和對敵對社群的負面態(tài)度，后者又進一步強化對自己所屬社群的認同。就這樣，對自己所屬和敵對社群的態(tài)度與社會認同形成惡性循環(huán)，令社群間的關(guān)系日漸緊張。

　　一項長達3年的縱貫研究為這一觀點提供了支持。1996至1998年，康螢儀等追蹤了166位香港大學生，四度測量了他們在這期間社會身份和對大陸人態(tài)度的變化。在這項研究中，被試在第1次接受測量時的社會認同能預(yù)測他們在第2次接受測量時的社群態(tài)度：在第1次受測時，越認同香港人身份的被試，在第2次受測時對大陸人有更負面的態(tài)度。此外，被試在第2和第3次受測時的社群態(tài)度，能預(yù)測他們在第3和第4次受測時的社會認同。例如，在第2次受測時，對大陸人持較惡劣態(tài)度的被試在第3次受測時更認同香港人的身份（Honget al .，in press）。另一項以香港青少年為被試的追蹤研究，也得到相近的結(jié)果（林瑞芳、劉綺文，2003）。

　　因此，要促進和諧的社群關(guān)系，不能不處理社會認同的問題，但也不能只處理社會認同的問題，而是要雙管齊下：既處理社會認同問題，又利用公平的財富和資源分配政策和制度調(diào)解社群在互相競爭時出現(xiàn)的矛盾。至于何謂公平的財富和資源分配政策和制度，則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另一大課題，超出了本文的討論范圍，不在這里贅述了。

　　在處理社會認同問題時，可從三個方面入手。其一為增加社群接觸的機會，其二為改變?nèi)藗儗θ诵缘目捶�，其三為鼓勵人們認同能包容各社群的社會身份。

　　增加社群間的接觸可以讓人們有更多了解其他社群的機會�？墒牵�接觸也會增加社群間磨擦的機會。使社群關(guān)系改善或惡化的關(guān)鍵在于接觸能否產(chǎn)生個人化（personalization ）的作用，令人們注意到敵對社群成員的個人身份。要做到這點，接觸的情境必須符合以下條件：第一，社群代表在接觸時，要共同參與具合作性而非競爭性的工作。第二，社群代表必須能夠代表其所屬社群。第三，社群代表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必須顯露自己的社會身份。第四，在接觸過程中，必須有較多讓社群代表剖白自己個人身份的機會。符合了這四個條件，在接觸過程中，社群代表認識到敵對社群的代表雖然是敵對社群的典型成員，但仍有自己的個人身份，仍能一起合作。這種接觸，有利降低對敵對社群的偏見，改善社群關(guān)系（Ensari&Miller ，2002）。

　　偏見的形成，是因為人們覺得每個社群及其成員均共有一些不可改變的特征，這些特征構(gòu)成了對該社群的刻板印象（Ip et al .，in press ）。

　　假如可以令人們覺得個人和社群的特征是可以改變的，人們便不會用一些固定特征來塑造一個社群的刻板印象，也不會把這些特征粘在自己的社會身份上，這對改善社群關(guān)系有幫助（Levy et al .，2001）。

　　在一項研究中，研究員請香港的大學生透過繪圖表示香港人身份和中國人身份對他們的價值、生活方式、理想、信念、責任、人生目標的影響。結(jié)果顯示：對相信人們擁有一些不可改變的特征的被試來說，社會認同對他們?nèi)绾谓��?gòu)自我概念影響很大：認同中國人身份的被試覺得中國人身份較能影響他們自我的各方面，而認同香港人身份的被試則覺得香港人身份對其自我各方面有較大影響。對不相信人們擁有不可改變的特征的被試來說，社會身份對自我各方面沒有很大的影響（Hong et al .，2003）。

　　此外，在前述的一項研究中，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香港青少年會以現(xiàn)代化為標準將香港人和其他經(jīng)濟落后國家或地區(qū)的人區(qū)分開，以提高自己的自尊。自認為中國人的香港青少年，為了達到相同的目的，會利用中國傳統(tǒng)價值把中國人和其他不受中國文化熏陶的人區(qū)分開來（Lam et al .，1999）。在另一項以香港大學生為被試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相信人們擁有一些不可改變的特征的被試，也有以上的行為�？墒遣幌嘈湃藗儞碛胁豢筛淖兊奶卣鞯谋辉嚕瑓s完全沒有這種褒揚自己所屬社群，貶低其他社群的現(xiàn)象（Hong et al .，1999）。

　　綜合來說，社會身份對自我概念和社群態(tài)度的影響，對相信人們有固定不變的特征的人來說，影響特別大。能改變這信念，或可舒緩因社會認同而產(chǎn)生的緊張社群關(guān)系。

　　最后，如前所述，有些身份包容性較高，能容納較具體的社會身份。

　　假如人們能認同一些可以包容敵對社群身份的社會身份，便可令本來敵對的社群都成了一伙子（Dovidio et al .，1998）。例如，假如南方人與北方人有沖突，只要雙方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的感覺油然浮現(xiàn)，或可舒緩彼此間的緊張關(guān)系。上述的多項調(diào)查，均發(fā)現(xiàn)當香港人自認為中國人時，對大陸人有較正面的評價。例如在劉綺文等的縱貫研究中，有90多名香港青少年在過渡期間越來越認同中國人的身份，在這期間，他們對大陸人的信任提高了，避開大陸人的傾向減弱了，也認為香港小孩應(yīng)更早學習普通話（劉綺文等，2003）。

　　可是，要讓具包容性的社會身份認同發(fā)揮上述功用，仍需要讓人們覺得個人和社群的特征是可以改變的。假如人們深信每一個社群都有其固定不變的特征，即使人們認同了包容性較大的社群，也不會改變對敵對社群的負面觀感。在以上虛構(gòu)的例子中，雖然南方人和北方人都認同中國人的身份，覺得四海之內(nèi)都是兄弟，但假如雙方都相信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便可能會覺得敵對社群到底還是一群不爭氣的兄弟（Hong et al .，2004）。

　　六、結(jié)論

　　社會認同與締造和諧社會、公民意識、社會秩序、團隊紀律，以致專業(yè)精神等重要社會建設(shè)目標都有著密切關(guān)系。本文中，我們介紹了社會認同的普遍原理。在緒言中，我們指出社會認同的研究在歐洲萌芽茁壯。由于歐洲社會心理學家不認同美洲社會心理學的偏重認知歷程，而美洲社會心理學家對本土的知識傳統(tǒng)又情有獨鐘，直至20世紀90年代，社會認同研究在美國仍是一片荒土。自90年代開始，歐美的社會心理學家之間接觸、合作多了，對對方知識傳統(tǒng)中的細微處認識多了，才共同發(fā)展了社會認同研究，短短10多年間，在理論和研究方法上，產(chǎn)生了不少新的突破。在中國，以香港人身份認同為題的研究，驗證了社會認同論中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增補了原理論的一些不足，并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F(xiàn)在的社會認同論，已脫離了歐洲本土社會心理學的境界，取得了全球社會心理學宏論的地位。

　　社會認同論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它既關(guān)注植于本土的樹木，也關(guān)注廣布全球的森林；
它立足于本土社會現(xiàn)象，卻能從本土現(xiàn)象歸納出具普遍性的社會心理原理。中國正面對急劇的社會變遷，可以為社會認同研究提供豐富的研究題目和題材，是一片廣闊而茂盛的叢林。當這片叢林的面貌清楚地顯露在社會心理學家的廣角鏡下時，全球森林的圖象將會更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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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

　　美國伊利諾州大學心理學系（趙志裕）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心理學系（溫靜）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譚儉邦）

　　來源：原載《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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