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超的學術道路和他的人生道路都是不平坦的。作為中國第一代的社會學家，他有一個非常好的學術開端，在他從事學術研究的時候，時代為他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作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首創(chuàng)者之一，他在自己學術生涯的開始階段，就敏銳地選擇了一種雖然剛剛創(chuàng)立但卻有著廣闊學術前景的學科。對于中國現(xiàn)代學術來說，社會學在中國的發(fā)展，可以說是生逢其時，從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的角度觀察，在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學從出現(xiàn)到發(fā)展，本來是一門最有前途的學科，對于像中國這樣在現(xiàn)代化道路上開始起步的國家來說，社會學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吳景超那一代社會學家，在他們的學術生涯中，以自己的才智和艱苦努力，為中國現(xiàn)代社會學的發(fā)展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但由于時代的突然轉(zhuǎn)換，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最有學術前景的一門學科卻被人為地禁止了。中國現(xiàn)代的社會學研究者，相對說來，是同時代各種學科當中訓練最好的一批學者，第一是他們當年都很年輕，都是科班出身；
第二是他們在接觸社會學研究時，這門學科的歷史還不長。他們在國外讀書時，較多接觸到的差不多都是這門學科的創(chuàng)始人或者影響較大的西方學者，如派克、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布朗、馬林諾夫斯基等等，中國早期的社會學研究者都有和他們學習和合作研究的經(jīng)歷。在中國現(xiàn)代學者當中，在融合中國傳統(tǒng)教育和現(xiàn)代西方學術訓練方面，以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學者的學術工作較為突出，把西學術較多用來研究中國問題的，也是社會學，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較早注意到一門西方學科的本土化問題，也以社會學最有代表性，二十年代中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以吳文藻為代表的社會學家，在社會學的“本土化”問題上，做過很多探索。吳景超的學術道路也開始于這一時期，他是以西方社會學研究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問題并做出了很大貢獻的學者。

　　一、早年經(jīng)歷與學術生涯

　　吳景超是安徽歙縣人，字北海。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生。幼年在家鄉(xiāng)受初級教育。1914年入南京金陵中學就讀。第二年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23年夏天赴美國，入明尼蘇達大學，主修社會學。后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1928年回國。1931年秋，任清華大學教授。1932年任教務長。1935年底離開清華，隨翁文灝等赴南京，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1937年國民政府遷至重慶。任經(jīng)濟部秘書。1945年任戰(zhàn)時物質(zhì)管理局主任秘書。1946年任中國善后救濟總署顧問。1947年重回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授。1952年調(diào)任中央財經(jīng)學院教授。后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并當選為中央常委，全國政協(xié)委員。1953年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芝加哥大學是美國最早設立社會學系的大學之一，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是美國社會學研究的中心。吳景超1928年回國，在南京金陵大學任教，講授社會學原理及都市社會學課程，著有《都市社會學》一書。二十年代中期，有一批社會學者從國外學成歸國。他們認為社會學的理論分析和調(diào)查研究方法對于理解和處理中國的社會問題有很大的幫助，他們鼓吹在中國的大學里設置社會學系，多開社會學課程；
組織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工作人員成立社會學會。吳景超就是當時的倡導者之一。他曾會同孫本文、吳澤霖、潘光旦、楊開道、言心哲、李劍華、柯象峰、許仕廉、陳達、吳文藻等學者先后發(fā)起組織“東南社會學社”和“中國社會學會”，并出版專業(yè)性的社會學雜志。1931年中國社會學社成立時，第一屆理事只有九人（孫本文、許仕廉、吳景超、吳澤霖、陳達、陶孟和、潘光旦、游嘉德、錢振亞）孫本文為理事長，許仕廉為副理事長，吳景超為書記。當時中國社會學社每年開大會一次，分別在南京、上�；虮逼脚e行。第五屆年會時吳景超為理事長。吳景超在第一屆年會上宣讀的論文是《對于研究人類遺傳的批評》1吳景超早年在學術上的貢獻是他關于都市社會學的研究，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唐人街的。在這方面，吳景超可以說是中國現(xiàn)代都市社會學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吳景超所寫的《都市社會學》一書，曾受到孫本文這樣的評價：“我國關于此方面著作，經(jīng)吳景超氏的都市社會學為最早。此書系拙編社會學叢書之一，于民國十八年八月由世界書局出版。全書四章八十四頁，雖篇幅不長，而內(nèi)容極簡明扼要�！睂O本文認為，吳景超的這本書有兩個特長。第一注重社會學的觀點。他開宗名義，就說明都市區(qū)域的概念，以及都市與附庸溝通的現(xiàn)象。使學者了解都市的存在與發(fā)展，不在其本身，而在其本身與其附庸區(qū)域交相作用的結(jié)果。又其討論都市內(nèi)部的生活，時時注意環(huán)境與行為的關系。第二、注意研究方法。他以為研究都市，不是空談，而必須從實際研究下手。所以他舉出地圖記載，與發(fā)展史的調(diào)查，為研究都市必不可少的工具。欲使學者了解都市問題的解決，與理想的都市的實現(xiàn)，須從切實研究下手。孫本文說：“此可以知道吳氏此書的內(nèi)容要點。吳氏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社會學，隨派克（Robert E·Park）等學者從事都市社會學原理的研究，這書多少含有芝加哥學派的意味�！�2

　　吳景超早年的學術生活和胡適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在吳景超的一生當中，胡適是最早發(fā)現(xiàn)吳景超的學術才能并在后來給他以很多幫助的人。吳景超三十年代離開清華隨翁文灝到行政院任職，就有胡適的原因在其中。1955年，在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中，吳景超給《光明日報》寫過一篇文章《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在自我批判時，他說到了自己和胡適的關系。他說：“我在清華讀書的時代，就認得胡適。當時蔡元培、梁啟超等人，都很捧胡適，我們也就深信他是‘學者’，因此就很留心閱讀他的著作。我在解放前思想體系中的改良主義以及親美崇美等思想，在青年時期，就因受胡適的影響而種下了根。一九三三年，我參加了以胡適為首的獨立評論集團。這個集團，每兩星期開會一次，在聚餐之后，就縱談中外大事。我記得經(jīng)常在會中發(fā)言的，只有胡適、丁文江及蔣廷黻等人。其余的人，發(fā)言的機會很少，只是坐在那兒靜聽他們的‘高談闊論’。本來我們這些人的立場當時都是反動的，然而這種反動立場在與別種影響相接觸的時候，有時不免發(fā)生動搖，猶豫。在這種時候，我們就去請教胡適。經(jīng)過他的解釋，我們的反動立場也就鞏固起來了�，F(xiàn)在回顧那些年月，由于獨立評論社的集體影響，特別由于領導人胡適的影響，我的反動思想體系，便由萌芽而發(fā)展以至形成。

　　“應當承認，在那些年代，我是很崇拜胡適的。我提出疑問，他給我答案。這些答案也就逐漸成為我的答案了。我不但對于思想問題去請教他，對于行動問題也去請教他。在一九三五年底，有幾個獨立評論社的社員到了蔣反動政府去做官了，打電報到清華要我去參加工作。從教書改行去做官，這對我當時是一個很費思索的問題。我躊躇莫決，只好又去請教胡適。他毫不遲疑地勸我到南京去。由于我自己的不堅定，但也由于他的慫恿，我開始了十年多與蔣反動政權同流合污的生活。這是我的生命史中最可痛心的事。一九四八年當蔣反動政府的金元券問題鬧得天怒人怨的時候，胡適還在蔣匪面前保薦我同其他兩位搞經(jīng)濟的人到南京去商量善后問題。我已有十余年的慘痛經(jīng)驗，幸而未再失足�！�3

　　吳景超一生的思想和學術，受胡適的影響最大。吳景超比胡適小十歲，胡適辦《獨立評論》的時候，在年輕一輩人當中，最為看重的一個是陳之邁，一個是吳景超。胡適在《獨立評論》關于“民主與獨裁”的爭論中，就非常欣賞陳之邁和吳景超的言論。1935年2月27日，胡適就有這樣的評價：“一大堆舊報里，最使感覺興趣的是一班朋友在三四十天里發(fā)表的討論‘民主與獨裁’的許多文章。------- 這討論了一年多的老題目，這回經(jīng)過了這幾位學者的分析，——尤其是吳景超、陳之邁兩先生的清楚明銳的分析——已可算是得著了一點新的意義了。吳景超先生把這個問題分成三方面：（一）中國現(xiàn)在行的是什么政制？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二）我們愿意要有一種什么政制？這是一個價值問題。（三）怎樣可以做到我們愿望的政制？這是一個技術問題。他的結(jié)論是：在事實上，‘中國現(xiàn)在的政治是一黨獨裁的政治，而在這一黨獨裁的政治中，少數(shù)的領袖占有很大的政治勢力’。在價值問題上，‘中國的知識階級多數(shù)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國民黨在理論上，也是贊成民主政治的’。在技術問題上，他以為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還未完備，但‘大部分是可以教育的方式完成的’。”4 1935年5月17日，胡適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說過這樣的話：“《獨立》三周年紀念號出版。晚上有聚餐會。陳之邁與熙苦在座。之邁今年才二十八歲，他的文筆思想都不壞，是今日學政治的人之中的一個天才。我近來特別注意他，想把他拉進《獨立》社來，將來他和景超廷黻三人在一塊，可以組成一個《獨立》編輯部了�！�5胡適后來確實把他們都拉進了《獨立評論》雜志社，陳之邁和吳景超不僅成了《獨立評論》的主要作者，還成了它的編者。吳景超曾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說：“適之先生：六號快信收到。之邁編完176號，即起程赴青。----于是獨立的編輯又到我的頭上來了�！�6胡適對他們的期望一是想讓他們在學術上做出更大的成就，再就是希望他們從政，讓他們在政府中發(fā)揮學者的作用。胡適的這一想法，在近年的胡適研究當中，也是受到許多大陸學者的批評的。但我們從臺灣后來的經(jīng)濟起飛和它的民主化進程當中，可以看到胡適當年的設想是有深遠意義的。1948年10月下旬，胡適對于金元券失策表示非常的關切，曾向翁文灝、蔣介石推薦過吳景超、蔣碩杰和劉大中。蔣碩杰回憶說：“原來那晚席間，胡先生就直接向總統(tǒng)陳述經(jīng)濟問題對民心向背的重要，即席推薦吳景超（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劉大中和我。”“胡先生要吳景超先生和我們同去南京，想是因為我們兩人都還年輕，閱歷不多，去南京這么復雜的環(huán)境中，恐怕會暈頭轉(zhuǎn)向不知何所適從。所以要一位年事較長、有政治經(jīng)驗的人做向?qū)�，吳先生在抗�?zhàn)時期在翁先生下面做經(jīng)濟部參事多年，現(xiàn)在又和我們同是《新路》的編輯委員，應該是最合適的人了。那知吳先生雖然跟翁先生多年，卻對翁先生非常不滿，當天晚上他就和大中說翁先生這人他無法服侍，此時去南京一定毫無用處。他很容易就說服了大中。第二天一早，大中就打電話來說他們兩人已決定不去南京，如果我愿意去的話，就一人去好了。我和胡先生商量以后，也只好決定不去�！�7蔣碩杰的回憶大體是可信的，錢昌照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說過“吳景超在經(jīng)濟部任參事，與翁相處不好，常挨罵�！彪m然胡適的這次推薦沒有能成為事實，但從中可以看出胡適對年輕一輩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學研究者在政府決策中的重要性。在胡適推薦的這三個人當中，劉大中和蔣碩杰后來都到了臺灣，在臺灣的土地改革和稅制改革中，都發(fā)揮出了相當大的作用。而留下來的吳景超，不但沒有發(fā)揮出他作為一個一流學者的作用，而且他在學術上再也沒有當年的風采了。

　　吳景超在美國留學時和胡適多有往來，他是把胡適作為他在學術的老師來看待的�！逗�適的日記》中常見這樣的記載：“讀吳景超《中國工業(yè)問題的檢討》，好得很�！薄敖裉鞆垥苑澹ㄆ潢溃�從華府回來，他來看我，說：‘他和中吳景超閑談，他主張要把中央研究院脫離政治，恢復學術獨立；
他們主張要我回去做院長�！薄皩懥藥浊ё值拈L信給吳景超兄。他新任戰(zhàn)時生產(chǎn)局秘書長，就要回國了�！�

　　吳景超也給胡適寫過許多信，他在和胡適的通信中就說過，他很留意中國工業(yè)中的許多問題。他說“我現(xiàn)在的工作集中在讀書與訪友，希望一年以后可解決若干問題。（如外資利用、資源控制、工廠位置等實際的問題�！�8三十年代，吳景超在思想上和胡適有許多共同之點，特別是在對國共問題上的解決上，吳景超和胡適的想法大體是相同的。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昨晚對中國學生會演講，有人問我國共問題如何解決，大家均以外患消除后，內(nèi)戰(zhàn)再行發(fā)生為慮。我說，國共問題，應在中日問題解決之前解決。大約在德國解決以后，國內(nèi)應有一種運動，使國共問題明朗化。共黨應取消軍隊，取消邊區(qū)政府，中央則與以集會結(jié)社言論之自由。如共黨不肯接受此項條件，則將來向日本反攻時，一方面趕走日本軍隊，一方面即肅清紅軍。如將山西日軍趕走時，同時即肅清共產(chǎn)黨的游擊隊。（共軍現(xiàn)在都在占領區(qū)內(nèi)）如此則日本問題解決之日，亦即共黨軍隊肅清之時，亦即全國團結(jié)努力建設之時。此種意見不知高明以為如何？”9吳景超給胡適的另一信中說：原來他曾想把前述對國共問題的看法在美國的一個座談會上發(fā)表，但又感到“今細思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自以謹慎為是。惟此種大題目，每一個愛國的人，難免不時時的想到他。以前我常想到共產(chǎn)黨可以發(fā)展成為一合法的反對黨。后來聽到你的議論，覺得這一著對于民治在中國的推進，并無多大貢獻。所以如何處置這一黨派，實是一大難題�！�10吳景超早年在許多問題的看法上，是認同胡適的。但從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吳景超與胡適出現(xiàn)了分岐。他后來沒有和胡適走相同的道路，可能也與對胡適的看法有關。吳景超在當年的社會學學者當中，是比較獨特的，他有多年從政的經(jīng)歷，而在他的從政經(jīng)歷中，他所受到的影響，可能較多來自于翁文灝和當年資源委員會的情況。研究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需要對當年資源委員成員的思想和教育背景給予注意。資源委員會那些成員后來多數(shù)成了四十年代著名的《新路》雜志的參預者。因為這些人不同于一般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多數(shù)人是經(jīng)濟學家和工程師，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的重要性，不體現(xiàn)在政治思想上，而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思想上。資源委員的主要成員是以留英的學生為主的，他們多數(shù)出于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很多人就是四十年代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重大影響的拉斯基的學生。他們經(jīng)濟思想的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對于計劃經(jīng)濟都有好感。在當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中，做為一個團體集中留下來的，就是資源委員會。他的主要成員的政治選擇，也許與他們對計劃經(jīng)濟和對蘇聯(lián)經(jīng)濟的好感有關，這可能就是他們致命的弱點。從教育背景上說，吳景超和資料委員會的許多人是不同的，但他們長年在一起共事，可能也受到了一些影響。

　　1954年3月，胡適在《自由中國》雜志的一次茶會上曾有一個長篇發(fā)言，是專談自由主義的，他對當時《自由中國》介紹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非常贊同。同時，胡適對自己早年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進行了懺悔。他特別提到了他的一個身為公務員的朋友給他的一封長信。胡適是認同他這個朋友的觀點的。胡適引述他這個朋友的話說；
“中國士代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趨勢；
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jīng)營的工業(yè)礦業(yè)以及其它的企業(yè)。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于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yè)礦業(yè)，對于私有企業(yè)（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chuàng)辦的私有企業(yè)）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于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系的�！�11吳景超的學生，社會學家李樹青曾過說：“在清華的任教期間，吳先生感到中國是一個人庶眾多、生產(chǎn)落后的國家，在開發(fā)的途徑上，不易采用英美的資本主義方式，無論如何，他認為蘇聯(lián)的歷史經(jīng)驗，雖無足法式，卻是值得借鏡的。”12吳景超在行政院從政的時候，看到過國民黨腐敗的實際情況，所以他對國民黨是沒有什么好感的。他最后決定留下來，也與他的經(jīng)歷有關。李樹青說，1935年底吳景超“離開清華教職，隨同翁文灝、蔣廷黻諸人到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工作。希望把專門學識，貢獻國家，增強團結(jié)力量，從事抗戰(zhàn)。這次輟學從政，當時胡適之先生曾堅囑要以‘寶師自處’‘遇事敢言’，做到‘教育領袖’的程度。所謂‘出山要比在山清’�！�13“吳先生則經(jīng)常為部長撰述應酬文字，準備講稿，過忙時則由筆者捉刀。為著指導輿論，這時吳先生還以公余之暇，主編一份頗具影響力的周刊《新經(jīng)濟》�！崩顦淝嗾f，在重慶時“吳先生派我撐管由中外各方送來的機秘經(jīng)濟情報。并囑將外文部分譯成中文，加以編整，每月出版一冊《經(jīng)濟匯報》，關交各政府機關參考。在當時英文情報中，常暴露重慶達官貴人的貪污不法行為，特別涉及英美兩國為維護中國法幣價值的巨額借款，如何監(jiān)守自盜，在香港挖取外匯，從中謀利。當我接獲很多此類情報，而請示如何處理時，吳先生說：‘據(jù)實編篡發(fā)表’。”14 吳景超雖然曾是政府中人，但對于政府的問題，他批評起來，則毫不客氣�！妒兰o評論》創(chuàng)刊號就發(fā)表過吳景超的文章《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第三期還發(fā)表了他的《苛政猛于虎也》，吳景超根據(jù)他完成的對國民政府控制地區(qū)稅政調(diào)查的結(jié)果，據(jù)實批評了政府的做法。

　　吳景超早年的學術工作，重點集中在對中國工業(yè)化問題的思考上，由此他也特別注意對中國土地制度的研究，他在美國時曾多次和胡適談到過中國的土地制度和佃農(nóng)等問題，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以前在北平時，我曾寫過好幾篇文章在獨立發(fā)表，提倡耕者有其田。近來思之，此并未抓到癢處。中國農(nóng)民的根本問題，在農(nóng)場太�。ㄆ骄�廿二畝，約英畝三畝半）在此處種小農(nóng)場上，無論自耕或佃耕，對于生活程度均無法有顯著的改良。解決農(nóng)民問題，應從別處著手�！�15在給胡適的另一信中，吳景超為胡適詳細解釋了中國的佃權問題：他的結(jié)論是“以上所舉的例，可以說明中國的社會中，頗有保護佃農(nóng)利益的辦法，惜手邊沒有土地法，不知現(xiàn)在法律，對于永佃權是如何處置了�！�16吳景超早年的學術工作，思考的都是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系的問題，正是因為他學術研究的這個特點，胡適非常看重他。1936年1月26日，胡適在給翁文灝、蔣廷黻和吳景超的信中曾說：“我對于你們幾個朋友，（包括寄梅先生與季高兄等），絕對相信你們‘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總覺得此時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故私意總期望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領袖）的事業(yè)，鍥而不舍，終有效果。行政院的兩處應該變成一個‘幕府’，兄等皆當以賓師自處，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時以去就爭之，莫令楊誠齋笑人也�！�17 三十年代中期，曾出現(xiàn)過短暫的“好人政府”，據(jù)何廉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翁文灝出長行政院長時，“還有兩三位秘書或參事遴選自大學教授中，這主要是在翁文灝出任行政院秘書長期間來的。一位是吳景超，是清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
另一位叫張銳，是畢業(yè)于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研究市政的專家，當時是南開大學教授�！�18

　　1936年5月17日晚，胡適又通過翁文灝轉(zhuǎn)給吳景超一信：19

　　景超兄：

　　你匆匆走了，我不知道走水走陸，故不曾寫信去送行。你們臨行，我想發(fā)電報去送行，又因為同行人太多，怕有人看了介意，所以索性不打電報了。

　　你究竟何時回來？回來作何計劃？我們從前談的到北大教書事，有沒有值你考慮的嗎？你若能來，請你寫航空信給我，或打電報（“Chinafound ”， Peiping，Hushih）[中基會，北平，胡適]給我。

　　《獨立》已出五期，已寄交倫敦大使館轉(zhuǎn)寄了。

　　你們?nèi)裟艹榭諏扅c文字寄來，最歡迎。

　　第231、232、233期轉(zhuǎn)載了你的“工業(yè)化”一文，其窘可想！你們不哀憐我們守老營的人嗎？

　　子纓、受頤都未回國。余剩的“新班子”都沒有“老班子”的文筆光芒，奈何！

　　祝你們都好

　　適之 廿六，五，十七夜

　　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出胡適對吳景超的感情，《獨立評論》時期，他們結(jié)下了很深的友誼。據(jù)說，臨解放前，蔣介石曾讓人捎信給景超先生，希望他能隨國民黨撤到南方，后來胡適還派人送來兩張飛機票，動員他一路同行。但吳景超不但絲毫沒有動搖，而且勸胡適也留下來，可惜胡適沒有聽從他的意見。20吳景超是一個有過從政經(jīng)歷的學者，1949年時，他還不到五十歲，他本來想以自己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和深入研究，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做出自己和思考，但時代卻沒有再給他機會。從學者的學術生活觀察，吳景超的主要學術成就完成在1949年以前，他在以后的歲月里，在學術上沒有什么收獲。

　　二、《獨立評論》時期的學術

　　吳景超的主要學術成就是在三十年代，大體是他參預《獨立評論》那一段時間，也包括他給《新月》和其它雜志寫的少量文章。在這一時期，他思考了中國社會發(fā)展中面臨的許多重要問題。這些問題在今天看來，也還具有深遠意義。因為吳景超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所以他的文章在學理上都有非常扎實的基礎，決不信口開河。在《孫末楠的治學方法》一文中，吳景超就說過：“凡是學科學的人，不問他學的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應當注意的。我們都知道說一句話得有證據(jù)，但是能遵守這條規(guī)律的人，實不多見�！眳蔷俺�在學術上的特點是，他凡論述某一問題，視野都很開闊，他總是要把眼光放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來觀察，他引述的理論和數(shù)據(jù)都是當時最新的，他涉獵之廣泛，學術格局之宏闊，在同時代的學者當中，是不多見的。

　　吳景超獨特的學術貢獻在于他對中國社會性質(zhì)的準確理解和分析，他對中國社會階級的理解、對于中國農(nóng)村土地、租佃及人口問題的判斷與解釋，現(xiàn)在看來是較為準確和深刻的。1935年，吳景超寫過一篇《階級論》。21在這篇文章中，吳景超認為：“我們所謂公平的社會，是不消滅階級制度，也可以達到的。這種看法，在共產(chǎn)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的眼光里，一定以為是錯誤的。他們的目標是廢除階級制度，照他們的見解，理想社會里，是沒有階級的。”吳景超這里主要批判的是馬克思和列寧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他通過對十八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英美德法等國的經(jīng)濟和工業(yè)狀況的統(tǒng)計分析，認為“在平日，無產(chǎn)階級的生活，已經(jīng)夠痛苦了，在不景氣的時期里，痛苦一定要加深，這種時期，便是產(chǎn)生革命的時期。這種說法，從歷史的觀點看去，顯然是不對的�！眳蔷俺�認為“共產(chǎn)主義與社會主義所標榜的理想社會，只有實現(xiàn)的可能，而無實現(xiàn)的必然�！彼麑τ谫Y本主義的評價是：“就是資本主義，并非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東西，也時時在那兒修正，矯正一切大家公認的缺點。資本主義所產(chǎn)生的失業(yè)，災難，國際沖突，分配不均等等毛病，資本主義者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也早在那兒想辦法。有的毛病，已經(jīng)矯正過來了，有的還在矯正的過程中。假如新資本主義真能做到‘改過歸善’這一點，那么社會主義者對于現(xiàn)狀的攻擊，將失所作憑借，而社會主義者的政策，也難吸引大眾的同情了�！眳蔷俺�說：“我們當然知道，共產(chǎn)主義或社會主義者，也把理想的社會，分做兩期實現(xiàn)，第一期內(nèi)，工人的報酬，是看他的成績，第二期內(nèi)，工人的報酬，是看他的需要。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便是共產(chǎn)主義者，也是留在將來實現(xiàn)的。但是如果我們細察人類無窮的欲望，同時再顧到地球上有限的物質(zhì)，就知道‘各取所需’真是一烏托邦的理想，無論如何是達不到的。社會上有組織的生活，以及人類在生物方面的不平等，乃是階級社會的最后堡壘，就是共產(chǎn)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大炮，也是毀滅不了的�！睆膮蔷俺�在他文章中所引述的文獻看，他對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的著作都下過很大的功夫，非常熟悉。在當年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中，像吳景超、吳恩裕等學者，他們對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的了解，從學術的角度觀察，是非常深入的。

　　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是農(nóng)民問題，但我們過去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評價上，卻有許多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地方，比如對于中國農(nóng)村中的地主階級的社會地位的認定，吳景超當時的認識體現(xiàn)在《關于佃戶的負擔答客問》一文中，他認為，對于地主的土地“沒收的方法，有許多人是贊成的，但我覺得中國的所謂地主，與東歐的大地主，性質(zhì)并不相同。中國的地主，有一大部分，其所有的土地并不很多，平日雖靠收租度日，但并沒有多少盈余。而且地主之中，也還有不少的孤兒寡婦。假如一旦把他們的土地都沒收了，這些地主，便要成為社會上一個嚴重的問題�，F(xiàn)在用‘收買’代替‘沒收’，便是要給這些地主一些時間，使他們另謀出路，使他們知道不勞而食的日子，不久便要過完了，應當早點作些別的打算。這不是劇烈的革命，而是和緩的改革，可以避免許多痛苦。”

　　吳景超對中國社會的認識，不是來自于教條，而是他自己根據(jù)大量的歷史事實和統(tǒng)計研究得出的判斷。他曾在《論地主的負擔》一文中和吳世昌爭論，吳世昌認為，“近十年來的地主，實已經(jīng)成為替地方政府掌司賦稅的經(jīng)紀人，而且常常是要賠本的經(jīng)紀人�！眳蔷俺�不同意他的觀點。他說：“中國的田賦應當減輕，我也同意，不過我們?nèi)缱鬟@種提倡，乃是為自耕農(nóng)著想的。至于地主（孤兒寡婦除外）假如政府有什么方法，把他們那些不勞而獲的收入，盡量吸收到國庫中去，不留一個錢給他們，我們也不說半句批評的話�！睘檫@個問題，吳景超還寫了《再論地主的負擔》，與他的朋友汪民楨和吳世昌進行爭論。由于吳景超對當時中國社會問題的認識是建立在對于國際學術做過深入研究基礎上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他的研究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問題，但同時也獲得了很高的學術意義。

　　對于中國農(nóng)村的階級和土地問題，在《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徑》一文中，吳景超認為：“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第一要充分利用國內(nèi)的富源，第二要改良生產(chǎn)的技術，第三要實行公平的分配；
第四要節(jié)制人口的數(shù)量。前兩點已為多數(shù)人所認識，后兩點也是同樣的重要，但還沒有得到社會人士深刻的注意，所以我們愿意大家多來討論一下�！�

　　吳景超是中國社會學家中，較早提醒人們要注意發(fā)展和節(jié)制人口之間關系問題的。他在二十年代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并且在相當?shù)某潭壬弦�起了當時政府的注意，在四十年代，他和社會學家戴世光等學者，對于節(jié)制人口問題，本來已有相當成熟的研究與對策，《新路》1卷5期上曾專門討論過《論我國今后的人口政策》，主講是戴世光。他那時就提出；
“減少人口的原則如能成為國家的基本政策，唯一的方法自然是節(jié)制生育。”參預討論的清華教授有陳達、趙守禺、吳澤霖、劉大中、吳景超。可惜這些學者的建議1949年以后的政府早已聽不進去，五十年代重提這些學術問題的結(jié)果，就是他們的右派命運。

　　吳景超寫過《土地分配與人口安排》，吳景超認為：“原因是我們國內(nèi)有一個大阻礙。這個阻礙，并非時人所說的‘帝國主義’及‘封建殘余’，而是我們自己的人口數(shù)量。”吳景超說：“我們生活的最大敵人，就是我們自己龐大的人口數(shù)量。在這種觀點之下，節(jié)制生育運動，是中國今日最有意義的一種運動。”

　　在《中國的人口問題》中，吳景超認為：“我們看到現(xiàn)在兩種新的勢力，使中國的人口膨脹，超過以前的速度，如不立行節(jié)制政策，將來一定要產(chǎn)生較現(xiàn)在嚴重的局面。”“我們認為節(jié)制生育是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最好方法，是中國目前應當采取的人口政策。實踐這種政策的方法，最好是使各地的衛(wèi)生機關，以供給節(jié)育知識，為其主要事業(yè)之一。凡身體衰弱的，有遺傳病的，生育太密的，經(jīng)濟負擔太重的人，向各衛(wèi)一機關，各醫(yī)院，各醫(yī)生，請求節(jié)育知識時，各衛(wèi)生機關等應當充分供給。我們把這個責任放在醫(yī)生及辦衛(wèi)和事業(yè)的技術人員身上是再好不過的。這是我們建議的第一步。如輿論已經(jīng)成熟，我們愿意作第二步的建議，就是由政府在各地設立婦嬰保健所，義務的供給上述各種人民以節(jié)育的藥品及物件，如現(xiàn)在政府供給義務教育一樣。這是各種救國事業(yè)之中一種最重要的事業(yè)，是建造新中國的各種辦法中一個最有效的辦法，希望海內(nèi)人士同情于這種主張的加以鼓吹及宣傳，使對于中國人口問題的合理輿論早日實現(xiàn)�！�

　　吳景超曾說過：“中國十八省的人口過剩，已為不可掩蔽的事實。歐洲的國家，在同樣環(huán)境之下的，可以把過剩人口，移植到新大陸去。從中國人方面看來，那條路乃是一條死路。但中國的人口過剩問題，并不是沒有解決辦法。我們現(xiàn)在至少還有三條活路可走：一是殖邊，二是移民到熱帶的島國里去，三是發(fā)展實業(yè)，疏導鄉(xiāng)村中的農(nóng)民，到城市中去�！�22、這是吳景超1928年12月12日在金陵大學時說的。吳景超認為，擴大中國農(nóng)場的第一個辦法是開墾荒地，第二個辦法就是發(fā)展農(nóng)業(yè)以外的實業(yè)，吸收農(nóng)場上的過剩人口。他說“以上這兩點，假如都做到了，中國農(nóng)民的生活程度，比現(xiàn)在要提高許多。雖然比美國還比不上，但是比現(xiàn)在的情形，總要高得多了。不過在實現(xiàn)以上兩點的時期中，農(nóng)民需實行生育制裁，否則人口從四萬萬，加至六萬萬，以上所期望的，將來終成泡影。可是生育制裁這個題目，又是復雜的，我們只好等到將來再討論了�！�23

　　在《我們沒有歧路》中，吳景超認為：“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們只有努力走上工業(yè)化的路，才可以圖存。我們只有一條路是活路，雖然這條路上的困難是很多的。大家不要再在歧路上徘徊了�！睂τ谥袊�的發(fā)展道路，吳景超的主張是要走和平的道路，只有這樣，中國的發(fā)展才能較為順利，他是反對革命和暴力的。在《中國的政制問題》一文中，吳景超的判斷是，中國的知識階級，多數(shù)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國民黨在理論上，也是贊成民主政治，不過覺得實行民主政治還沒有到時候就是了。所以我們所希望的民主政治，前途是沒有阻礙的，用不著像法國那樣革命方可達到的。他說：“在最近的將來，中國還擺脫不了一黨專政的局面，但因現(xiàn)在專政的黨以及國內(nèi)的知識階級，在價值上是贊成民主政治的，所以中國將來也許可以和平的走上民主政治的路。不過民主政治的條件，在今日的中國，是并沒有具備的，所以將來民主政治在中國是否能夠成功，便要看最近的十幾年或幾十年內(nèi)，我們對于預備的工作，是否做得完滿而定了�！眳蔷俺瑢τ隈R克思列寧主義是做過深入研究的，他只把那些理論做為一種學術來看待，他在《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一文中就批評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他說：“就是‘經(jīng)濟基礎’與其余的‘上層建筑’，也無不可分離的關系�？蘸敖�(jīng)濟基礎決定一切，是無用的，假如（一）同樣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內(nèi)，與不同的制度及思想并存；
（二）假如文化中別的部分，有變動的情形，而在變動之先，找不到生產(chǎn)方式，有什么樣變動；
（三）假如在不同的生產(chǎn)方式之下，我們找到相同的制度及思想。這三個‘假如’，并不是臆測，每一個都可找到許多事實來證明他。所以‘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一切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在《獨立評論》時期，吳景超還有一個重要的學術貢獻，就是他提出了類似于后來我們常說的“李約琴難題”，并給予了回答。

　　《論積極適應環(huán)境的能力》發(fā)表于《獨立評論》162號，這期雜志是1935年8月4日出版的。

　　在這篇文章中，吳景超引述倭克朋在《社會變遷》一書中的觀點，認為“發(fā)明的能力，既然是根據(jù)于文化基礎，那么中國發(fā)明的成績，所以不如別人，乃是因為文化基礎薄弱，而非由于民族的智慧有什么欠缺，是很顯然了。我們現(xiàn)在正在吸收別國的文化，或者可以說是正在充分的世界化。假如這一點能夠做得園滿，那么我們自然也能夠發(fā)明許多東西，與歐美諸國并駕齊驅(qū)。所以中國過去積極適應環(huán)境的能力太差，這是一個文化的問題，而非生物的問題�！�

　　“也許有人要問，中國為什么缺乏發(fā)明的文化基礎？這個問題如換一個問法，便是中國為什么缺乏自然科學？回答這個問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愿意提出幾個假設來，以供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參考。中國的自然科學不發(fā)達，第一便是因為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沒有用在這個上面。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其用心的對象，并不是私人的意志決定的，而是環(huán)境的學術空氣代為決定的。中國自西漢以后，知識分子的心力，都用在儒家的幾部經(jīng)典上面。在這種工作上面，我們的祖宗，也曾表示了許多難能而并不可貴的本領。譬如背誦十三經(jīng)，首尾不遺一字，有許多儒者便做到了。我還遇到過能背漢書的人。但還沒有聽人說過，西方有什么學者，能背誦柏拉圖的共和國，或盧梭的民約論。這種耐心，這種毅力，假如改變了途徑，用在自然科學上面，不見得就沒有成就罷。一個在自然科學上沒有下過功夫的民族，對于自然科學，自然沒有成績可說。但沒有下過功夫，并非不能下功夫，這一點我們是要認識清楚的。

　　“第二，我們的自然科學所以不發(fā)達的原因，乃是由于我們在建筑文化基礎的過程中，受別個文明國家的益處太少。我們偏在東亞，而世界是的文明國家，大多數(shù)都在西方。我們與他們，因為過去交通不便的緣故，接觸是很少的，所以他們所產(chǎn)生的文明，我們不能借來做我們的文化基礎。換句話說，我們的文化基礎，在十九世紀以前，雖然已經(jīng)含了不少外來的成份，但大體可以說是我們自己建筑起來的。歐洲各國，因彼此距離很近，一國的發(fā)明，不久便成為各國共同的所有品，所以他們文化基礎，可以說是各國共同建筑起來的。研究瑞典文化的人曾估計過，瑞典文化中，外來的成份，比自己創(chuàng)造的成份為多。這是西方各國占便宜的地方，也就是我們吃虧的地方。假如在中世紀時代，歐洲與中國，交通便有今日的方便，那么他們在文藝復興以后的文化，便可一點一點的傳入中國，成為我們的文化基礎。也許中國便有一部分人，受了這種文化的影響，便加入工作，加入自然科學的研究。真能如是，我們今日一定有很光榮的發(fā)明可以自豪了�！�

　　從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吳景超提出的問題和他的表述，實際上就是科學史研究當中常說到的李約瑟難題。

　　吳景超發(fā)表這篇文章的時間是1935年。而李約瑟難題的由來，據(jù)李約瑟自己回憶是在1938年。他說：“大約在1938年，我開始醞釀寫一部系統(tǒng)的、客觀的、權威性的專著，以論述中國文化區(qū)的科學史、科學思想史、技術史及醫(yī)學史。當時我注意到的重要問題是：這什么近代科學只在歐洲文明中發(fā)展，而未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成長？”24根據(jù)吳景超文章發(fā)表在前的事實，我們至少可以說，李約琴在提出他的問題時，很可能受到了吳景超這篇文章的啟發(fā)，李約琴那時是有條件看到像《獨立評論》這樣常見的中文雜志的。

　　吳景超當時是為《獨立評論》寫作最多的一個學者，以下是吳景超在《獨立評論》雜志所發(fā)文章的目錄和期號：25

　　《都市教育與鄉(xiāng)村教育》40號

　　《討論“中國農(nóng)民何以這樣多”》45號

　　《近代工人生活的保障》54號、56號、58號

　　《中國縣志的改造》60號

　　《知識分子下鄉(xiāng)難》62號

　　《農(nóng)政局——一條知識分子下鄉(xiāng)之路》64號

　　《論恢復流刑》66號

　　《美國移民律的將來及其對中國移民的影響》69號

　　《裁兵問題的研究》72號

　　《世界上的四種國家》75號

　　《民族學材料的利用及誤用》78號

　　《革命與建國》84號

　　《輿論在中國何以不發(fā)達》87號

　　《變動中的家庭》92號

　　《剿匪區(qū)中的勞工政策》100號

　　《社會學觀點的運用》111號

　　《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徑》115號

　　《發(fā)展都市以救濟農(nóng)村》118號

　　《孫末楠的治學方法》120號

　　《我們沒有歧路》125號

　　《中國的政制問題》134號

　　《再論發(fā)展都市以救濟農(nóng)村》136號

　　《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139號

　　《答陳序經(jīng)先生的全盤西化論》147號

　　《都市研究與市政》148號

　　《怎樣劃定一個都市的內(nèi)地》151號

　　《土地分配與人口安排》155號

　　《自由的方法》160號

　　《自信心的根據(jù)》161號

　　《耕者何時有其田？》165號

　　《關于佃戶的負擔答客問》168號

　　《閻百川先生的土地政策》174號

　　《論地主的負擔》175號

　　《再論地主的負擔》180號

　　《土地法與土地政策》191號

　　《中國歷史中的經(jīng)濟要區(qū)》197號

　　《地方建設的一線暑光》201號

　　《人事的討論》223號

　　《中國的人口問題》225號：

　　《中國工業(yè)化問題的檢討》231號、232號、233號

　　三、《新路》時期的學術

　　四十年代末期，是吳景超學術生涯的又一個高峰，在這一時期，他又重回清華社會學系執(zhí)教。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時期，他參預了代表四十年代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政治和學術顧向的《新路》雜志的工作。我把這一時期前后，吳景超在《新經(jīng)濟》《世紀評論》《觀察》及他為《大公報》等所寫的文章，都歸入《新路》時期的學術生涯。

　　四十年代末，較能集中反映當時大學教授對中國社會經(jīng)濟問題認識的言論，以《新路》最有代表性。這本雜志和它所屬的“中國社會經(jīng)濟研究會”，在以往中國現(xiàn)代史的研究中，基本是給予了否定性的評價，但從學術的角度觀察，當時這些教授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看法并非沒有道理，作為一種學術來評價，可能他們當年的建議對中國的發(fā)展更有參考作用。

　　吳景超在四十年代末雖然已離開國民政府，但因為他有多年從政的經(jīng)歷，在政府中他有許多朋友，錢昌照就是一個。《新路》能在那樣的時代里很快出版，就與錢昌照有關。

　　錢昌照晚年回憶說：“有一次我到北平，在清華大學住了兩天，一天在吳景超家，一天在劉大中家。朋友們聚在一起，談到想辦一個雜志，批評時政，對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都批評。雜志的名字，就叫《新路》，是我提的。我們還決定在北平找所較大的房子，買些參考書籍，在北平的朋友可以在那里討論問題；
從南方來的朋友可以住在那里。后來我們看中了一所房子，就在東直門大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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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辦《新路》周刊的同時，他們又商定籌設一個機構叫“中國社會經(jīng)濟研究會”，其性質(zhì)類似英國的費邊社。1948年2月1日，中國社會經(jīng)濟研究會（簡稱“社經(jīng)會”）在北平正式成立，會員50多人，絕大部分是文化人，只個別的人是資本家。成立會上選出理事11人：王崇植、吳景超、周炳琳、孫越崎、陶孟和、樓邦彥、劉大中、潘光旦、錢昌照、錢端升和蕭乾。監(jiān)事三人：邵力子、吳蘊初和童冠賢。社經(jīng)會的唯一活動是出版《新路》周刊。社經(jīng)會和辦刊物的經(jīng)費是錢昌照籌的，資委會出了些錢，宋子文也出了些錢，但宋并不知道辦刊物的事。《新路》的班子是：周炳琳總負責，經(jīng)濟編輯是劉大中，政治編輯是錢端升和樓邦彥，文藝編輯是蕭乾�？�物專辟一欄，贊成和反對馬列寧主義的文章同時發(fā)表�！缎侣贰�1948年5月15日在北平開始出版，它一面罵蔣介石和國民黨，一面對共產(chǎn)主義抱懷疑態(tài)度，因此受到左右兩方面的功擊。香港方面的保守和進步輿論都對它不滿。而蔣介石則橫施壓力，先是嚴重警告，12月30日國民黨政府社會部又勒令其�？�。

　　錢昌照曾說“1949年我來到北平，周恩來對我提起這件事。他說：那時《新路》這個刊物的論調(diào)沖淡了共產(chǎn)黨的宣傳，所以要組織力量去批判。如果是早三年辦這個刊物，應該算是進步的，到現(xiàn)在辦也還可以，就是那個時候辦不適宜�！�27

　　《胡適的日記》1948年1月24日記載：“吳景超來談。他說，錢昌照拿出錢來，請他們辦一個刊物。要吳半思主編，景超任社會，劉大中任經(jīng)濟，錢端升任政治，蕭乾任文藝�！�28

　　錢昌照這樣回憶：“我在辭職后出國前的一個階段里，在北平創(chuàng)辦了一份走中間路線的刊物《新路》，由周炳琳、吳景超等執(zhí)筆。因社論中多次抨擊蔣介石獨裁誤國，一度被社會局勒令停刊，復刊后的社論指責蔣介石更為嚴厲。后該刊終于在各方壓力下宣布停刊。辦了這個刊物，進步人士乃至共產(chǎn)黨人指責它阻撓革命，而國民黨方面認為是反‘革命’言論。蔣介石得知是我辦的，更是怒不可遏。他對陳布雷說：‘錢昌照是叛徒！’陳布雷找了我秘談，勸我早點出國�！�29

　　蕭乾回憶說：“朋友姚念慶告訴我，北平幾家大學的教授們計劃出一份刊物，內(nèi)定由清華大學教授吳景超主編，錢端升主持政治欄、劉大中主持經(jīng)濟欄。那里正在特色一個編國際問題及文藝的。他認為我最合適不過了。我思忖，不妨走上一年半載再回滬。于，就同意了�？�物后來定名《新路》。但是沒等到刊物問世，我由于受到復旦同學楊剛的勸告，就堅決辭了。事實是，一、刊物封面上寫明系吳景超主編。二、我最后并沒有去北平，仍留在上�！创蠊珗蟆�，也依然兼著復旦教職。這是當時有目共睹的�！�30

　　《新路》周刊主要由吳景超負責，他在四十年代末對中國社會問題主要分析和批評，都集中在這本雜志上�！缎侣贰访科谠O一個專題討論，由一個人主講，然后大家發(fā)表不同意見，參加者以當時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為主。吳景超是一個主要參加者�！缎侣贰窌r期，吳景超最關心的是中國今后發(fā)展所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應該避免什么問題。為此他貢獻了他作為一個學者所有的才華。

　　吳景超對于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具有世界眼光，他對于利用外資、讓外國人在中國設廠都有非常清晰的認識，他的這些認識，遠比我們今天要深刻。吳景超在《論外人在華設廠》一文中認為：“我們的見解，與此不同。我們以為在不平等條約沒有取消的時候，外人在華設廠，是一件利弊互見的事，而在不平等條約取消之后，外人在華設廠，便是利多害少。我們決不可把外人在華設廠一事，與其它外人在中國享受的不平等特權，等量齊觀�！眳蔷俺�說：“可是還有人說，外人在華設廠，同類的民族工業(yè)，將因競爭而失敗，我們?yōu)楸Ｗo民族工業(yè)起見，所以反對外人在華設廠。這是一和似是而非之論。我們應當認清，現(xiàn)在國家民族所需要的，是趕快的工業(yè)化，趕快的把新式生產(chǎn)事業(yè)，在中國境內(nèi)樹立起來。至于在中國境內(nèi)所樹立的工廠，是中國籍，抑是外籍，乃是不大重要的問題�！�31

　　吳景超在《縮短貧富的距離》中認為，縮短貧富的主在辦法是制定最低工資發(fā)展社會福利，用所得稅和遺產(chǎn)稅的辦法。在《儲蓄、消費與全民就業(yè)》中，吳景超認為：“這種改革，其目的在改變目前生產(chǎn)品工業(yè)與消費品工業(yè)的比例。在英美等國家中，生產(chǎn)品工業(yè)的比重，應當降低；
消費品工業(yè)的比重，應當提高。消費品工業(yè)的生產(chǎn)，自然是為滿足人民的需要而進行的。生產(chǎn)品工業(yè)的生產(chǎn)，只要能維持一切生產(chǎn)事業(yè)的效率，使其不要降低，就算滿意了。這個目標，是可以較少于今日的儲蓄量去達到的。超乎這個數(shù)目的儲蓄，便失去其功能，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所以分配的改革，可以使英美的社會，更為公平，更能提高大眾的生活程度，更易達到全民就業(yè)�！�32

　　在《新路》創(chuàng)刊號上，吳景超曾寫過一篇論文《論耕者有其田之后》。在這篇文章中，吳景超把他當年和胡適談過的對中國土地制度的許多看法加以深化。吳景超先介紹了他自己過去的一個看法，他認為：“一、耕者如何能有其田。二、只變動生產(chǎn)關系，而不變動生產(chǎn)力，不能算是根本的改革。三、如何變動農(nóng)業(yè)中的生產(chǎn)力。四、農(nóng)業(yè)機械化的步驟。五、土地國有與農(nóng)業(yè)機械化。六、農(nóng)業(yè)機械化之后的收獲如何分配�！�33吳景超還根據(jù)卜凱和張心一及當時中央調(diào)查所的統(tǒng)計，認為：“中國佃戶的百分數(shù)，都不算是很高。”他認同的結(jié)論是：“概括的說，在農(nóng)民中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

　　吳景超的文章是做為《新路》周刊專題討論的一篇主要發(fā)言刊出的，參預討論的有清華大學教授徐毓 、戴世光、陳振漢、韓德彰。他們基本上贊同吳景超，可見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的農(nóng)業(yè)問題和土地制度都是有他們自己的認識的。吳景超說：“一個階級假如他在生產(chǎn)過程中，有其貢獻，那么消滅他是不公平的。同時，我們還有看我們所采用的方法，是否合理。地主階級，雖然已失其功能，但他們乃是社會制度的產(chǎn)物，社會對于他們地位的形成，也要負一部分責任。因此，我們不可以為其人是地主，便要驅(qū)逐他，或者殺掉他。我們應當給他一個機會，使他可以從一個不生產(chǎn)者，變?yōu)橐粋�生產(chǎn)者。這就是我們提議以七年的時間，來消滅這個階級的理由�！�34

　　《新路》討論過《中國工業(yè)化的資本問題》，主講是吳景超。參預討論的清華教授有丁忱、谷春帆、汪馥蓀、劉大中、蔣碩杰。吳景超在他的文章中，特別提出了對于人才的重視。他說：“在工業(yè)化的過程中，對于人才的培植，是必須的，因此而增加的投資，也是必須的。生產(chǎn)工具是我們有形的資本，而經(jīng)驗技術則是我們無形的資本，但是這種無形的資本，也須花去有形的金錢，才可以產(chǎn)生出來。”35劉大中認為：“任何一個國有或私有企業(yè)，不得在任何一和企業(yè)內(nèi)，享有絕對的獨占權�！�36對于劉大中的這個觀點，吳景超又進一步做了說明。他認為：“為提防在朝黨控制全國的飯碗起見，我們只要制定一條法律，就是政府不得干涉各企業(yè)的用人權。即使所有的企業(yè)，都由國營，我們也不必仿效蘇聯(lián)，那種大權獨攬的辦法。我們可以規(guī)定，每一個生產(chǎn)單位，由一個董事會之類的機關來控制，生產(chǎn)單位中人員的取舍，最后的決定權為董事會而非政府。這樣在某生產(chǎn)單位工作的人，如感到不滿意，他可設法轉(zhuǎn)到另一單位去，不但政府不能干涉他，就是他所服務機關的董事會，也不能干涉他�？傊�，用人權的分散而不集中，我認為不但是經(jīng)濟民主的生要條件，也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條件。這一點做到了，那么某項企業(yè)，即使由國家單獨經(jīng)營，對于人民就業(yè)的選擇，并無防礙。”劉大中當時就認為認為，“鋼鐵和銀行，也可以留出一小部分讓私人經(jīng)營�！�

　　四十年代末，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今后的中國走什么樣的道路？是他們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雖然那時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蘇聯(lián)的計劃經(jīng)濟和社會公正有好感，但對于蘇聯(lián)的社會制度，他們卻敏銳地保持了自己清醒的認識。這個認識，就是他們雖然對蘇聯(lián)的計劃經(jīng)濟和社會公正有相當程度上的認同，但他們對于蘇聯(lián)缺少個人自由的現(xiàn)實也做了保留。

　　吳景超在《論經(jīng)濟自由》一文中就說過：“經(jīng)濟自由的享受，美國人民大于蘇聯(lián)。這種情形，與財產(chǎn)的私有或公有的關系很少，而與計劃經(jīng)濟的關系卻很大。我很相信，社會主義與經(jīng)濟自由，根本上是不沖突的。假如社會主義放棄了計劃經(jīng)濟，經(jīng)濟自由便可恢復，正如資本主義或任何主義，一旦采用了計劃經(jīng)濟，經(jīng)濟自由必然喪失。漢姆教授（G·Halm）曾說過：‘一方面照著計劃生產(chǎn)，一方面不許消費自由，是不可能的。計劃與自由選擇，不可能并存�！�在戰(zhàn)爭的時候可以犧牲經(jīng)濟自由。但在太平的時候，就不應當了�！�37對于社會主義的看法，吳景超認為：”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很高的理想，經(jīng)濟自由也是人類文化史上一個輝煌的成績。如何兼而有之，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歐洲大陸及英美的社會主義者所常辯論推敲的一個問題�！�35在經(jīng)濟自由和計劃經(jīng)濟之間，吳景超的觀點是非常明確的，他期望經(jīng)濟自由和計劃經(jīng)濟同時兼得，但他把經(jīng)濟自由看得比計劃經(jīng)濟要重。吳景超在《蘇聯(lián)的生活程度》一文中說：“以蘇聯(lián)資源的豐富。及其分配制度的比較公平，所以蘇聯(lián)人民的生活程度，應該有光明的前途。過去所表示的成績。所以沒有如一般人所預料的那樣高，所以沒有如蘇聯(lián)人民所希望的那樣富裕。”主要是因為一、強迫儲蓄來積累資本。二、全力備戰(zhàn)與作戰(zhàn)。所以投資重工業(yè)，而沒有擴大消費品。吳景超說：“戰(zhàn)爭及備戰(zhàn)，是蘇聯(lián)人民生活程度的最大敵人。以后蘇聯(lián)人民如想提高生活程度，使社會主義真能對于人民的享受有所貢獻，則蘇聯(lián)的政府及人民，必須努力與他國合作，創(chuàng)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眳蔷俺�說：“現(xiàn)在推行社會主義的蘇聯(lián)，是采取計劃經(jīng)濟的，但我們不能由此推論，將來所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必須采取計劃經(jīng)濟�！�38

　　在《社會主義與計劃經(jīng)濟是可以分開的》一文中，吳景超說：“我個人假如有一種偏見，那就是在價值系統(tǒng)中，我同樣的重視‘經(jīng)濟平等’與‘經(jīng)濟自由’。我一向的看法，深信社會主義可以使我們經(jīng)濟平等，而計劃經(jīng)濟則剝奪了消費者的自由。只有社會主義與價格機構一同運用，我們才可以兼平等與自由而有之。計劃經(jīng)濟限制人民的自由，并非一種猜想，而是客觀的事實。凡是實行計劃經(jīng)濟的國家，不管他奉行什么主義，都難免侵犯人民的自由，因此損傷了他的福利。實行計劃經(jīng)濟的國家，必須要集中控制，必然要把生產(chǎn)因素的支配權，托付于少數(shù)人之手。這少數(shù)人假如是大公無私的，假如都如藍道爾（G·Landauer）所說：‘在其決定生產(chǎn)品的數(shù)量之先，要先解決幾十萬個方程式，其結(jié)果也不見得勝過價格機構下所表現(xiàn)的成績。萬一少數(shù)人別有用心，濫用其權力，逞其私意來支配生產(chǎn)因素，則其對于人民大眾所產(chǎn)生的禍害，真是不可勝言。人類不要輕易放棄自由，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制度，其保護人民消費自由的能力，勝過價格機構。所以我不愿意看到社會主義與計劃經(jīng)濟聯(lián)姻，而愿意他與價格機構百年偕老�！�39

　　1949年前，對于中國經(jīng)濟和世界經(jīng)濟真正做過深入研究的就是以吳景超為代表的一批社會學家，我們過去總是批評知識分子不了解中國的國情，其實他們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實際上是非常深刻的。1949年以后，中國社會的發(fā)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經(jīng)濟的人來設計的，不僅最初具體掌握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的高層人物如陳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人不了解現(xiàn)代經(jīng)濟，就是當時中共的經(jīng)濟學家如沈志遠、許滌新、孫冶方、薛暮橋等人，對于現(xiàn)代西方經(jīng)濟的了解，也根本無法和清華那一批留學歐美的社會學家相比。而這些社會學家在新政權治下，已經(jīng)毫無用處了。

　　1947年，吳景超在儲安平主辦的《觀察》周刊上發(fā)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工業(yè)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40一篇是《從四種觀點論美蘇兩國的經(jīng)濟平等》41。

　　吳景超在論述了中國工業(yè)化過程中的資本和人口問題后，對于當時中國現(xiàn)狀的判斷是：“在中國工業(yè)化的過程中，人口的龐大，以及資本的缺乏，為我們將要遭遇的巨大困難。這兩種困難，也許是可以克服的，但需要相當?shù)臅r日，而且還需要合適的政策。只要我們開始降低生育率，開始以資歷本來輔助勞工的生產(chǎn)，那么人民的生活程度，總可以往上升的�？墒巧仙�的速度，不能期望其太快，而且在兩三代之內(nèi)，想趕上英美等國家，大約是不可能的。”

　　在《從四種觀點看美蘇兩國的經(jīng)濟平等》一文中，吳景超在文章中引述�？怂迹↗·R·HICKS）的觀點，認為在討論平等問題時，想要鏟除不平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一種烏托邦的思想。他說：“收入的不平等，只是外面的表現(xiàn)。社會上還有更深刻，更基本的一種不平等現(xiàn)象，就是權力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彌漫于各種社會中，我們很難想象一種有組織的社會，權力的分派，是平等的。在人類演化的過程中，這種權力的不平等，曾以各種不同的姿態(tài)出現(xiàn)；
主人控制他的奴隸，貴族控制他的佃奴，地主控制他的佃戶，資本家控制工人，組織者控制被組織的群眾，官吏控制人民。從各種不平等的現(xiàn)象中去觀察，收入的不平等還是比較壞處最少的。這種不平等，可以測量，因而也有方法控制�，F(xiàn)代的社會，必須控制這種不平等。但是為人類的自由著想，我們不要前門拒狼，而讓后門進虎。”

　　吳景超認為：“這個警告，是值得我們仔細思量的。在現(xiàn)代的社會里，為企求某一種的平等，很容易陷入另一種的不平等。我們?yōu)橐�求收入的比較平等，很容易引進經(jīng)濟權力的更不平等�！眳蔷俺�通過詳細的統(tǒng)計和個案分析后，比較了美國和蘇聯(lián)兩國在經(jīng)濟制度方面的差別。他認為：“在蘇聯(lián)，財產(chǎn)使用權的集中程度，超過美國，所以經(jīng)濟權力的不平等，蘇聯(lián)大于美國�！眳蔷俺�比較了美國和蘇聯(lián)的鋼鐵、汽車工業(yè)的情況后說：“蘇聯(lián)的汽車工業(yè)，與鋼鐵工業(yè)一樣，也是歸一個生產(chǎn)部門主管。這些生產(chǎn)部門，都歸行政院指揮，而行政院又聽命于黨的中央政治局。所以蘇聯(lián)經(jīng)濟權力的集中，世界各國，沒有一國能比得上。在蘇聯(lián)工作的人之不敢得罪政府，甚于在美國工作的人之不敢得罪于資本家。在美國，因為經(jīng)濟權還未十分集中，作工的人，得罪了一個資本家，還可在別的資本家手下謀一位置，甚或自立門戶，小本營生。在蘇聯(lián)，得罪了政府，還有什么別的政府可以收容他呢？在八百余萬英方里的蘇聯(lián)領土之內(nèi)，他有何處可以成家立業(yè)呢？蘇聯(lián)國內(nèi)政治權與經(jīng)濟權的集中，是蘇聯(lián)人民的最大不幸�！眳蔷俺�又說：“不過這種不幸，與社會主義無關，因為在理想的社會主義體系之下，經(jīng)濟權力，即財產(chǎn)的控制權與使用權，依舊是可以分散的。”吳景超除了注意到收入的不平等以外，特別強調(diào)說明了機會平等的重要性，特別是教育的平等。他說：“若干社會學者，討論經(jīng)濟平等一個概念時，特別注重機會平等。機會平等的核心，就是教育機會的平等。一個人假如在受教育方面，與別的人得到同樣的機會，因而得到他的天資可以吸收的教育，然后根據(jù)他所受的訓練，在社會中得到一個適合他的才能的位置，他對于這個社會應無怨尤。從這個觀點看去，一個社會，假如在教育上，使所有的公民機會平等，這個社會也就是平等的�！�

　　《新路》時期，吳景超的學術，從整體上評價，他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觀察和分析是準確的，由此所提出的對策，也是有價值的。中國近二十年來在經(jīng)濟上所選擇的道路，基本上沒有超出當年吳景超的認識，他的社會發(fā)展理論和經(jīng)濟觀點，對于當代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仍有重要的作用。

　　四、五十年代的學術

　　吳景超五十年代的學術工作，與他早年的學術研究已不可同日而語。這一時期他最有價值的學術研究是他關于中國人口問題的一些看法，但這樣的學術研究，也沒有超出他早在二三十年代的學術思想。在時代的轉(zhuǎn)換過程中，吳景超選擇了他同時代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道路，留下來期待為新中國服務。吳景超曾對一位從國外回來的清華校友說：“這是一個大時代，我們學社會學的人決不能輕易放過”。42

　　吳景超五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轉(zhuǎn)變是發(fā)生較快的，在他當年的朋友當中，像周炳琳就沒有他那樣迅速，以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材料來判斷，他對于新時代的順應過程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就完成了。

　　1951年，吳景超參加了土地改革，對于這樣的經(jīng)歷，他是這樣認識的：“在土地改革參觀回來以后，我再把解放前我所寫的關于土地問題的文章取出一看，使人感到非常的慚愧與不安。解放前我對于土地問題看法的基本錯誤有兩點：第一、我采取了超階級的觀點，既要照顧農(nóng)民，又要照顧地主。第二、我采取了機會主義的觀點，以為階級利益的問題，可以用和平妥協(xié)的方法來解決，而不必用激烈的、尖銳的階級斗爭的方法來解決�！眳蔷俺�覺得，土地改革的教育，加深了他對抗美援朝的認識。他說：“在解放以前，我對于美國是有過幻想的。我在過去數(shù)十年來，曾寫過一些文章，鼓吹中國需要工業(yè)化；
但我當時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就是對于自力更生的本領，發(fā)生懷疑。我研究各國工業(yè)化的歷史，看見除蘇聯(lián)以外，其余的國家，包括英美在內(nèi)，都曾利用過外資來發(fā)展工業(yè)。我沒有看到在帝國主義時代，十八、十九世紀那種利用外資的辦法，是行不通的；
我沒有重視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從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中，得到自力更生的教訓。我還幻想美帝可以用他們多余的物質(zhì)，來幫助我們進行工業(yè)化。我應當指出，這些幻想，在解放之后，由于學習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民經(jīng)逐漸消滅了，但只是在參加土地改革之后，這個幻想才得到致命的打擊。”43五十年代初期，在發(fā)動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之前，一個重要的歷史現(xiàn)象是新政權讓許多大學教授去參加了土地改革，這可以說是后來發(fā)生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前奏。許多大學教授不是在思想改造運動之后才與新政權妥協(xié)的，而是在土地改革時就開始放棄自己的獨立性。當時參加了土改的知名大學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孫毓棠、李廣田、蕭乾、胡世華、、賀麟、鄭林莊、朱光潛、吳景超等，都寫過文章來檢討自己的過去。44

　　1951年，翁文灝取道法國回到了中國，作為翁文灝當年的部下，吳景超在翁文灝最初回國的日子里，幫助翁文灝做過一些重要的工作，特別是告訴翁文灝如何來適應新的時代。我們從翁文灝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五十年代初，吳景超的一些情況。

　　1951年“五月十九日 下午吳景超來言，清華教授潘光旦等言，聞黨部以余文不夠具體，吳因盼多加事實，如官僚資本、特務押人、美帝行動等，期能有教育意義。------”

　　“六月三日 吳景超閱稿后意仍不滿，謂須另作，勿重自身，應詳述蔣政權之重大缺點。余告以此文用意是在解決余回國事------但余未參與勾美反共機秘。-----”

　　“六月十日 上午吳景超來，閱余文后，持往與孫越崎面談。晚孫持稿來，囑再修正，于下星期交心源持送景超，由景超與潘光旦共為評校，再送余修正，于下星期交彼修正字句。-----”

　　“六月十七日 心源往清華見吳景超，請其修正《反省以往錯誤 向人民請罪》文稿�！�

　　“六月十九日 吳景超已將余文修改（與潘光旦等會商），送到孫越崎處洽商�！�45

　　翁文灝的檢查是吳景超和潘光但幫助完成的，可見那時吳景超已適應了新時代的一些要求。不管是自覺還是無奈，吳景超當時的情況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李樹青說：“在五十年代初期這段時間性里，吳先生除教書外，還努力寫作，期望能把一已的專門學識，幫助建設。這時他出版一本小冊，命名為《有計劃按比例發(fā)展經(jīng)濟》。是一個計劃周詳、條理清楚，精心結(jié)構的杰作。不幸地，這與中共當軸者的輕舉躁進、急功近利的傾向，發(fā)生沖突�！�46

　　1955年吳景超寫了《批判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理論》。這是吳景超在1949年以后所寫的較有份量的一篇文章。文章對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理論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吳景超早年對梁漱溟的中國鄉(xiāng)村建設理論本來就有不同的看法。其主要觀點是吳景超認為中國農(nóng)村的問題主要是耕地面積較少，農(nóng)場不大。他的主要思路是讓農(nóng)村走工業(yè)化的道路，讓農(nóng)村向都市化轉(zhuǎn)變。那時，吳景超對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理論的評價只是學術上的。而現(xiàn)在這篇文章，吳景超對梁漱溟的批判就完全是政治上的了。這樣的文章在吳景超的學術生涯當中，是很大的敗筆。吳景超早年的學術訓練是非常嚴格的，我們看他四九年以前的文章，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他非常注意歐美現(xiàn)代學術研究的動向，他的學術文章很注重統(tǒng)計和史料的運用，他是從不說沒有根據(jù)的話的。在早年的學術生涯中，他也經(jīng)常和他的同行有不同的意見，也不斷地發(fā)生學術爭論，但吳景超那時的爭論文章也是非常有風度的，從來沒有盛氣凌人。他早年在學術文章中特別喜歡運用歐美最新的學術研究資料來說明自己的觀點，這已成為的風格。但到了批判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理論時，吳景超的寫作風格完全變化了。這是一篇完全不講理的文章，斷章取義，缺乏邏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是在這篇文章中，吳景超還順便對胡適進行了批判，他認為梁漱溟的一些看法與“胡適的主張如出一轍”，說梁漱溟引胡適為同調(diào)。其實在二三十年代，胡適和梁漱溟在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當中，從思想觀點來說是相差較大的，真正和胡適思想一致的倒是吳景超。但在那樣的時代氣氛中，吳景超早年的學術氣質(zhì)和風格已蕩然無存了。他在批判胡適的運動中，寫了《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一文，吳景超和他同時代許多知名大學教授一樣，違心地對胡適進行了潑污式的水批判，文章可能都是在政治壓力之下所寫的，吳景超說：“胡適，過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敵人。我要堅決與胡適所代表的一切進行斗爭，不達到最后的勝利，決不罷休。”吳景超在他批判梁漱溟的文章中，一改他早年喜引歐美學者學術觀點的習慣，他批判梁漱溟，從頭到尾引述了如下人物的著作：胡喬木《中國共產(chǎn)黨三十年》、《毛澤東選集》、劉少奇《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和《學習聯(lián)共（布）黨史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參考文件》等等。當時有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是，1949年以后，那些可以和過去簡單告別，完全和新時代妥協(xié)的學者，多數(shù)都是受西方文化影響較重的，倒是那些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影響較深的學者，妥協(xié)起來就比較難，梁漱溟和陳寅恪是比較典型的，這其中有思想的因素，可能也有年齡和人格的因素，當時年齡較輕的學者更容易和新時代達成平衡。

　　這一時期，吳景超的另外一篇文章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工業(yè)發(fā)展速度問題》，文章中全部都是引述的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蘇聯(lián)經(jīng)濟學家古比雪夫和《聯(lián)共（布）關于經(jīng)濟建設問題的決議》及《人民日報》等書中的材料。47

　　1956年2月號《新建設》發(fā)表了吳景超的一篇文章《從深入生活中提高自己》。這是吳景超的一篇學習體會。從中可以看出反右以前吳景超的思想狀態(tài)。從這篇文章說明，1949年以后，對知識分子思想進行改造，憑空構造的知識分子“原罪論”的觀點，此時已在知識分子身上發(fā)生了作用。五十年代，極端夸大工農(nóng)對知識分子改造的作用，其基本的思路就是要打掉知識分子的尊嚴，特別是人格尊嚴，所以要特別貶低他們在思想和理論上的貢獻。

　　吳景超在文章中說：“黨對于改造知識分子，是采取了多種多樣方式的，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種方式，就是給知識分子以各種機會與實際生活接觸，從接觸中使知識分子改造自己。拿我個人來說，1950年我曾參加過湖南錫礦山的勞動保護調(diào)查，1951——1952年，我曾在西安及南寧兩處參觀及參加土地改革運動。1955年我曾花了一個月的工夫，在山西視察工廠生產(chǎn)及農(nóng)村的合作化運動。在每一次的實際工作中，我都解決了若干思想上的問題，在感情上由逐漸與勞動群眾一直到近來便有打成一片之感。這對于我的幫助是很大的�！睂�工農(nóng)群眾的簡單認同，是1949年以后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個基本邏輯，這個邏輯的前提就是工農(nóng)比知識分子強，其實這是非�；奶频�。

　　1956年11月號《新建設》雜志還發(fā)表了吳景超一篇《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積累與消費》，這是純粹的應景文章。

　　1956年7月，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氣勢下，吳景超開始有限度地恢復他當年敢于說真話的習慣。

　　1956年7月號《學習》雜志在“百家爭鳴筆談”的欄目下，發(fā)表了吳景超的文章《“百家爭鳴”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吳景超雖然說話非常謹慎，但他還是委婉地把自己想要說的話表達出來。他說：“在我們的專業(yè)中，把我們對于科學研究的成果，毫無保留地貢獻出來，就是‘百家爭鳴’這一政策所要求于我們的。因此，我們不能再‘噤若寒蟬’，那時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缺乏責任感；
也不要抱‘一鳴驚人’的想法，那是庸俗的名位思想在作祟。我們爭鳴的動力，是出于對祖國的熱愛，出于衷心擁護我國迅速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政策。既然如此，‘爭鳴’的‘百家’，就應當歡迎批評與和我批評。在我們的社會里，批評不應當從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觀點出發(fā)，受批評的人也不應當把批評和個人的面子聯(lián)系在一起來考慮。批評是與人為善；
自我批評就是改正錯誤，提高認識，以便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有了這種認識，就可以在‘爭鳴’的過程中，避免無謂的人事糾紛，而使我們共同的事業(y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能夠迅速地走向勝利。”

　　1957年1期《新建設》雜志在“一得之見”欄目下又發(fā)表了吳景超的《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這是吳景超在1957年受到批判最多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本來也是非常有節(jié)制地對1949年以后取消社會學提出了自己的一點看法。起因是1956年，吳景超在《真理報》上看到了蘇聯(lián)科學院通信院士費多塞也夫的一篇介紹蘇聯(lián)社會學命運的文章。不久吳景超和潘光旦、嚴景耀、雷潔瓊又和參加過當時國際社會學第三次會議的波蘭科學院的奧爾格爾德·魏得志有過一次談話。吳景超說：“這一切，使我想到中國的社會學往何處去的問題。”吳景超那時說話已經(jīng)非常有分寸感，他是在先有了“資產(chǎn)階級的學者，以社會學理論與馬克思主義進行對抗”的前提下，在說完“整個地說來，資產(chǎn)階級的社會學，其立場觀點與方法，基本上是錯誤的�！币院螅�才說了：“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我認為我國的哲學系中，還有設立社會學一門課程的必要。在這一門課程中，可以利用歷史唯物論的原理，對于資產(chǎn)階級社會學進行系統(tǒng)的批判，同時也盡量吸收其中的一些合理部分，來豐富歷史唯物論�！眳蔷俺�說：“舊社會學還有其它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論與統(tǒng)計，社會調(diào)查（都市社會學與鄉(xiāng)村社會學都可并入社會調(diào)查之內(nèi)），婚姻、家庭、婦女、兒童等問題，社會病態(tài)學中的犯罪學部分，都可酌量并入其它學院有關各系之內(nèi)。開設這些課程，當然不能采用舊的課本，講授時也不能采取舊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但是以歷史唯物論的知識為基礎，來研究這些問題，對于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也還是有用的�！眳蔷俺�的這篇文章非�？蜌猓�也非常小心，但就是這樣，他還是讓人抓到了把柄，成了著名的右派。當時在本期《新建設》雜志“一得之見”欄目下共發(fā)表了三篇文章，另外兩篇是張岱年的《道德的階級性和繼承性》，李長之的《文章長短論》，這三個人在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

　　1957年3期《新建設》雜志發(fā)表吳景超《中國人口問題新論》一文。在文章中吳景超再一次得出了：“中國必須實行節(jié)育，降低人口的出生率，因而降低人口的自然加增率”。同時吳景超還對當時把主張節(jié)育認為是新馬爾薩斯主義的觀點進行了答辯。

　　1957年4月10日，《新建設》雜志邀請在北京的部分社會學家，就開展社會學研究的有關問題，進行座談。1957年7月號《新建設》雜志發(fā)表了座談會紀錄摘要。在這次座談會上發(fā)過言的人，后來差不多都成了右派。他們是陳達、費孝通、吳景超、李景漢、雷潔瓊、嚴景耀、吳文藻、林耀華、袁方、張之毅、胡慶鈞、全慰天、王康、王慶成、張緒生、沈家駒等二十余人。吳景超的發(fā)言題目是《一些可以研究的社會現(xiàn)象和問題》，發(fā)言很簡短，基本是重復他在《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一文中的觀點。在這次發(fā)言中，他還特別提出了像“宗教社會學、法律社會學、知識社會學等，過去中國也沒有搞過，我看將來也可以搞搞�！钡慕ㄗh。

　　1949年以后，吳景超本來在學術研究上已消失了以往的銳氣。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下，非常謹慎地說了幾句話，但從此基本上結(jié)束了自己的學術生涯。在隨后到來的反右派運動中，吳景超成了鼓吹資產(chǎn)階級社會學理論的一個重要代表。雖然他不得已做了《痛改前非，努力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的檢討，48但他個人的命運已無法改變。

　　1957年9月號《新建設》雜志發(fā)表孫定國的長文《必須徹底批判資產(chǎn)階級社會學》，吳景超是其中的主要批判對象。

　　1957年10月號《新建設》雜志發(fā)表關鋒的《“不通”和陰謀——斥吳景超的“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關鋒認為吳景超的文章是“章羅反動聯(lián)盟的大將們，公開談‘恢復’資產(chǎn)階級反動社會學的第一篇文章”。

　　1957年11月號的《新建設》雜志又發(fā)表鄧初民的長文《從階級觀點剖析右派分子企圖恢復資產(chǎn)階級‘社會科學’的政治陰謀》，在文章中，吳景超也是重要的批判對象之一。

　　1958年6月號《新建設》雜志發(fā)表劉炯忠的文章《駁斥吳景超關于舊中國貧窮問題的荒謬觀點》。這篇文章集中批判了吳景超早年的社會學觀點，特別是吳景超早年關于中國社會的基本分析。五十年代對吳景超社會學觀點的批判，現(xiàn)在看來都是不值一駁的，因為在那樣的時代里，那些批判文章都是先認定了批判對象在政治上成為敵人，在學術上就更沒有說話的余地的前提下寫出來的，因而那些批判文章都是蠻不講理的。

　　1958年9月號《新建設》雜志，發(fā)表一心《駁斥吳景超關于國家的荒謬觀點》。這篇文章從國家的概念、起源、職能、類型和形式等方面，對吳景超早年的學術研究工作進行了全面的批判。文章是以當時主流意識形態(tài)為主的強調(diào)一切以階級為觀察社會事物的方法，文章認為吳景超早年錯誤的學術觀點，現(xiàn)在看來，正是吳景超在學術上有貢獻的地方。當時批判吳景超的重要文章還有許征帆的《揭露章羅聯(lián)盟的謀士——吳景超》一文。49

　　據(jù)說，劃吳景超為“右派”的理由，包括：（一）民盟盟員；
（二）鼓吹馬爾薩斯人口學說；
（三）企圖“復辟資產(chǎn)階級社會學”；
（四）提倡大學教授聘任制、不受政府委派等言論。從此吳先生便不許再事教書。隨著降級、減薪、思想檢討、自我批評、思想改造、集體學習等種種責罰，紛至沓來。其最富于諷刺意味的，即派遣景超先生再渡到社會主義學院去重新學習。吳先生從德文、俄文所研習到原始的馬列學說，均被棄如敝屣，認為是誤解，卻要再從不通外文的土共去學習‘逾淮之橘’。只有在這種反常的、一片如癡如狂的情形下，才能使人充分理解到當年屈子在行吟澤畔所哀訴的‘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沉重心情�！薄斑@時吳先生因不準教書，仍希望能對文化科學，有所貢獻，遂利用外文知識，從事翻譯工作。幾年間，他翻譯了大量教材論文及講稿，經(jīng)他翻譯出來的作品，當然都達到了極高的信、達、雅水準。一九六零年后，吳先生變成了‘摘帽右派’這個只有在中國大陸才能泡制出來 的怪誕頭銜。這時吳先生雖迭遭迫害，飽受沖擊，仍然堅持作全面調(diào)查，想為中國的富強盡力。就是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下，他仍然寫過《搞活區(qū)域經(jīng)濟》的文章，提交政協(xié)討論�？傊�，由于景超先生高尚的節(jié)操，純潔的情緒，凡是對社會國家有利之事，總是想以全神貫注，不計得失利害。”50

　　吳景超一生的學術道路，以他早年在清華和國民政府時期最為順利。1949年以后，他選擇留在大陸，結(jié)果使他在學術上沒有再出現(xiàn)曾經(jīng)有過的輝煌。在吳景超那一代學者中，存在這樣一種現(xiàn)象，就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很快能與新政權達成平衡并真誠地試圖放棄自己早年思想和學術精神的人，反而受到的傷害最重。像吳景超、費教通、儲安平、羅隆基、潘光旦、曾昭掄、吳晗、錢端升等等，他們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學者，對于新時代的到來充滿幻想，他們在一夜之間似乎就放棄了自己整個人生的信念，最終產(chǎn)生了那么大的悲劇。李樹青曾感慨地說：“這也算是樹大招風，盛名之累罷�！�51與十月革命后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選擇和判斷相比起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支柱和理想信念，在多大程度上已內(nèi)化為他們的人格力量，這還是一個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1968年5月7日，吳景超因肝癌去世，終年67歲。死后火化，骨灰由一位堂弟攜返故鄉(xiāng)歙縣安葬，一代知名學者，在絕望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1980年10月17日才獲平反，他的學術著作至今沒有重新出版。

　　注釋：

　　1、2、孫本文：《當代中國社會學》（南京：勝利出版公司，民國37年5月），頁235、156

　　3、《胡適思想批判》第三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55年4月），頁110、111

　　4、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4冊（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社，民國73年），頁1344

　　5、6、28、《胡適的日記》（臺北：遠流出版公司），第12冊、第16冊

　　7、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6冊（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社，民國73年），頁2052、2054

　　8、9、10、15、16《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8冊（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頁541、 542、544、546、547、549.

　　11、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7冊，頁2374

　　12、13、14、46、50、51李樹青：《紀念杰出的社會學家吳景超先生》（臺北：《傳記文學》46卷1期，頁70、71、72、73、74）

　　17、19、《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香港：中華書局1979年），頁302、361

　　18《何廉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2月），92頁

　　20、《中國經(jīng)濟科學年鑒》（1985年）（北京：經(jīng)濟科學出版社，1985年12月），頁482

　　21、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社會科學》1卷1期，1935年，轉(zhuǎn)引自中國人民大學經(jīng)濟系政治經(jīng)濟學教研室編《中國資產(chǎn)階級右派經(jīng)濟言論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1958年），頁10、15、17

　　22、《新月》1卷第10號

　　23、《新月》3卷第3號

　　24、見李約瑟《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自然雜志》第13卷，1990年第12期。轉(zhuǎn)引自張秉倫 徐飛《李約瑟難題的邏輯矛盾及科學價值》，（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1993年6期），頁36頁

　　25、《獨立評論》影印本（長沙：岳麓出版社，1999年），本文引述該雜志的文章，只注明期號。

　　26、 27、29、《錢昌照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8月），頁101、102、89

　　30、蕭乾《未帶地圖的旅人》（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1年9月），頁19

　　31、《新經(jīng)濟》半月刊第8卷1 期，轉(zhuǎn)引自《中國資產(chǎn)階級右派經(jīng)濟言論批判參考資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頁18、21

　　32、《世紀評論》2卷3期，1947年，轉(zhuǎn)引自《中國資產(chǎn)階級右派經(jīng)濟言論批判參考資料》28頁）

　　33、《新路》1卷2期，頁3、頁9

　　34、35、《新路》1卷7期，頁9、頁8

　　36、37、38、39《新路》1卷15期，頁6、頁11、頁9、頁10

　　40、《觀察》3卷3期，頁12

　　41、《觀察》5卷12期，頁6

　　42、（《清華校友通訊》復15期60頁）

　　43、44、《從土地改革談到抗美》（《我們參觀土地改革以后》，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6月），頁74、78

　　45、（《從翁文灝日記看撰寫坦白書的痛苦過程》，臺灣《傳記文學》36卷4期36頁）

　　47、1955年7月號《新建設》7頁

　　48、《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參考資料選輯》第4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57年9月），頁15

　　49、《首都高等學校反右派斗爭的巨大勝利！——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反右派斗爭材料選輯》，（北京出版，1957年10月），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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