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香港的電視文化由于其在建構社會文化方面的特殊作用：新聞節(jié)目報導每天發(fā)生在大陸、香港的各種各樣的新聞事件，展示著大陸或香港社會每天的活動，或者說是大陸、香港主流生活氣息。從這些活動中我們看到大陸、香港的社會結構，人們對事件的關心的原因，價值取向，即為什么是這樣說而不是那樣說？為什么說這些事情而不說那些事情。這些問題的意義，漫游在兩地整個的文化環(huán)境中。對這種意義產生原因的探究，尋找大陸與香港兩地的文化差異，也有助于我們認識政治、經濟、傳統(tǒng)習慣相互作用于文化循環(huán)過程的現(xiàn)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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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電視這種具有現(xiàn)代性標志的媒介深入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人們獲知各種信息，享受多樣娛樂，接受教育的主要傳播工具后，看電視的行為實踐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內容。電視圖像符號像一日三餐一樣成為家庭生活的一個重要角色，把人們從現(xiàn)實生活中帶出來，帶入到一個圖像的世界，又將圖像的世界帶入生活。電視多樣、日常與隨意的性質，使它在圖解我們的文化生活的過程中，也將其自身所形成的意義作為一種文化符號，與其它元符號一起建構起現(xiàn)代文化的含義和解釋的系統(tǒng)。

　　香港和大陸有著共同的文化歷史淵源，但是，由于香港與大陸一直實行的是兩種制度，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社會管理系統(tǒng)和維護系統(tǒng)正常運作的意識形態(tài)。作為生活在不同體制下的人們，在適應體制的前提下，在接受正統(tǒng)的思想教育為必須的同時，發(fā)展每個人所認可的傳統(tǒng)、民間傳奇和道德故事。正是這種政治體制、生活歷史、社會結構、個性發(fā)展的不同，構成了大陸和香港不同的文化景觀。

　　電視文化由于其在建構社會文化方面的特殊作用：新聞節(jié)目報導每天發(fā)生在香港的各種各樣的新聞事件，展示著大陸或香港社會每天的活動，或者說是大陸、香港主流生活氣息。透過屏幕展現(xiàn)，喚起大陸、香港人對生活的共識和影響著集體的智慧。從這些活動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陸、香港的社會結構，人們對事件的關心的原因，價值取向，即為什么是這樣說而不是那樣說？為什么說這些事情而不說那些事情。這些問題的意義，漫游在兩地電視文化環(huán)境中。

　　二、理論觀點

　　本文主要的理論依據(jù)是霍爾的文化循環(huán)論。霍爾在其著作《表征》[①]中對文化循環(huán)理論作了如下論述：1、意義事實上產生于幾個不同的情景，并通過幾個不同的過程或實踐進行循環(huán)（文化循環(huán)）。意義給我們自己的身份、我們是誰以及我們歸入哪類人以一個概念。（1）意義持續(xù)不斷地在我們參與的每一次個人及社會的活動中產生出來，并得以交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文化與意義的最具特權的場所。（2）意義通過各種不同的媒介產生出來，尤其是目前，通過復雜的技術，通過現(xiàn)代大眾媒介這種全球通訊手段產生出來，這使得意義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規(guī)模和速度在不同的文化之間循環(huán)起來。（3）意義還產生于我們用文化"物"表現(xiàn)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費和占有文化物時，也就是說產生于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把它們結合進每天的日常定規(guī)儀式和實踐活動中，以及這種方式給它們以價值和意義之時。意義還規(guī)范和組織我們的行為和實踐——意義有助于建立起使社會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種規(guī)則、標準和慣例。因此意義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規(guī)范他人行為和觀念的人試圖建立和形成的東西。

　　2、文化已經從原來要根據(jù)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實體性解釋的東西，現(xiàn)在變成了與社會文化基礎或社會"深層"文化符碼相關的原文化問題。[②]

　　三、研究方法

　　在上述理論的指導下，主要采用電視文本分析方法。從具體文本——圖像符號的研究入手，進入電視新聞圖像的產生過程，給這些圖像一種理解，這個理解不是對作品要表達的意義的重復性的表達，而是對圖像作為一個事物本身已經具有的意味和它在進入到文本中的故事、意義和價值的理解。

　�。ǘ�）

　　電視圖像符號的構成行為作為意義也是"文化循環(huán)"（霍爾）的一種結果，是在一種文化實踐中形成的。新聞節(jié)目以自己的方式敘述故事，成為每天的日常定規(guī)儀式和實踐活動。敘述的內容是對日常生活的一種反映，敘述儀式也受到各種規(guī)范、標準和慣例的控制，成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包括敘述者的形象、敘述者的地位和畫面的構成等。

　　一、新聞播報員形象意義之不同

　　新聞播報員的形象以及這種形象的地位是根據(jù)媒體的社會角色確定的。大陸、香港兩地新聞播報員形象差異的比較，恰恰反映出兩地政治意識對媒體的控制程度的不同。

　　1、大陸

　　大陸的新聞播報員，尤其是中央電視臺的新聞播報員被稱為"國臉"（各省市臺新聞播報員可以據(jù)此意義類推），顧名思義，其面部形象就是國家的形象。這是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形象。大陸1949年解放，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一直是執(zhí)政黨。"國臉"既代表了國家形象，也代表了共產黨的形象。久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種選擇"國臉"的標準，即從政治需要出發(fā)，這已經成為不成文的成規(guī)。其長相、聲音、儀態(tài)諸方面考慮也基于這樣的前提。作為新聞主播面部形象大都較豐腴，有典型東方人臉型，胖瘦適宜。一經選中，其每次出境的化妝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國臉"的化妝要符合長期一來人們已經習慣的在各種政治宣傳畫上出現(xiàn)過的健康、端莊、大氣等標準。這一切說明播音員在大陸的特殊地位和這個地位所包含的意義。與此相適應，大陸設有播音員、主持人大學本科專業(yè)（獨一無二），播音員專業(yè)招生與藝術類（舞蹈、歌唱、樂器）招生一樣，早于其它大學本科專業(yè)，他們可以先進行面試，即形象、聲音的考試，然后參加全國統(tǒng)一的文化考試。錄取的分數(shù)線也給予特殊照顧。

　　播音員的這種特殊待遇（同行的記者、編輯不同）與大陸電臺、電視臺的政治地位有關。大陸在政治掛帥的年代，播音員首先要政治上可靠，包括家庭出生清白，即家中沒有人有政治上的錯誤。新時期[③]以來，隨著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方面，在許多領域政治掛帥的口號逐漸讓位于職業(yè)性工作，政治的優(yōu)先地位不被強調和特別重視了。但是，對于新聞播音員（指各地人民臺新聞聯(lián)播節(jié)目）的要求并沒有大的變化，其仍然被視為一個具有政治意義的形象。對此，還可以從下面的幾個方面論證：一是大陸對于播音員的聲音訓練有一套模式，被人們稱為播音腔。播音訓練的這一套模式是從中國京劇的念白中演化出來的，它的要點是"字正腔圓"、"一板一眼".這是因為新中國的廣播一開始就是由齊越等一批前輩用這種語調播送新聞的，這種播音的效果得到革命前輩的肯定。他們的播音作品也是作為一種典范被后來者效法。雖然以后有些變化，如現(xiàn)在非新聞聯(lián)播節(jié)目的播出聲音已經多元化，遠離北京的經濟發(fā)達地區(qū)變化更大；
二是被委以重任的播報員享受到相當?shù)燃壍恼�治待遇，如當選政協(xié)委員等；
三是凡是遇到重大政治事件，政治消息需要播出的話，要由標準的播音腔播出。如中央電視臺新聞播音組主要的一對男女組合要承擔這類節(jié)目的播出。經年如此，觀眾看到這種播音組合出現(xiàn)時，自然會產生有重大事件要播出的預感[④].對于長期形成觀看習慣的觀眾來講，這個組合的政治意義遠遠大于職業(yè)意義。

　　2、香港

　　生活在大陸的人初到香港觀看電視新聞節(jié)目會得出這樣的印象，香港的新聞播音員不漂亮，穿衣服較大陸隨便。聲音語調也不統(tǒng)一。這種反映恰恰說明了生活在大陸的人，對新聞播音員的認可已經有了模式，這種模式的確立和對這種模式的認可同樣都是在大陸政治實踐過程中形成的。香港電視臺在選擇新聞播報員方面與大陸不同，這些播報員只要形象端正，口齒清晰、流利就可以了。香港電視臺對新聞播報員的這種選擇標準是與新聞機構在香港社會中的地位有關。香港回歸后在政治上依然遵循著"一國兩制"的原則，即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香港的新聞媒介和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媒介一樣，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受制于國家的權力機構，即使公營機構也如此。媒體的行動受制于法律的條文外，享受新聞的自由，政治權力機構無權干涉。這種獨立性，使其在播音員的選擇方面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不同的媒介之間也不求大同化。

　　香港電視臺的新聞播報員形象并不注入政治意義——權力的象征性，新聞播報員自然不享受特殊的待遇。這并不是說在香港的電視節(jié)目中，播報員是完全沒有個性顯露的播報機器。在許多新聞專題或社會問題的談話類節(jié)目中，我們看到做節(jié)目主持人的男士或女士他們所作的訪談節(jié)目結束時，都有明確的文字說明：以上談話內容均屬個人意見，與本臺立場無關。這段文字說明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香港媒介沒有明顯的政治背景，允許個人發(fā)表見解。大陸雖然也設主持人主持的訪談節(jié)目，這些主持人所表達的內容，并不是個人能負起責任的。如果言詞與當時政治的需求相左，承當責任的不僅僅有本人，還包括直接的上司，還要視政治影響的大小進行責任追究；
二是香港標榜言論自由，媒介與政府的政治活動是相對獨立的，在媒介的新聞實踐活動中享受報導的自由，不必承擔任何政治責任。涉及到特區(qū)政府行為的報導，特區(qū)政府從法律上講是不能干涉的。媒介有自己的職業(yè)守則約束自身的行為。這樣就給參加媒介節(jié)目播出的人以較大的發(fā)言空間。播音員是一個言論的傳遞者或個人言論的表達者，不代表政治說話。

　　從政治的本質來分析，任何政治體系必須制定其認為正義的準則，強化公理和權利，以應付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問題。政治要規(guī)定交換的法則，并為它的公民提供日常的活動場所。由此，不可避免的是，它既是黨派之爭的活動場所，又是自成一體的力量：左右它的外交政策，穩(wěn)定它的金融體系，并且對它的整個經濟體系起著越來越大的指導作用[⑤].當政治"作為一種必須約定的集體目標時"[⑥]，形成一體的力量顯得十分重要，控制性也是必須的。

　　凡政治實踐活動對參加者的政治形象有特殊的要求，例如美國總統(tǒng)選舉，對其外表形象有專門的設計，因為外部形象給選民的首輪印象會影響到選民投不投票。古巴總統(tǒng)卡斯特羅出現(xiàn)在公眾面前時或穿軍裝，或穿西裝都有其政治意義。對于媒介來說，如果它的活動屬于政治范疇，有政治目的，其活動的執(zhí)行者（播報員）就應該有政治屬性，這種政治屬性通過他或她的面部表情、衣著、形象、聲音以及播報內容表達出來。有利于在世俗文化中確立政治概念，形成一體的力量。如果媒體實踐與政治實踐保持平等地位，那么作為新聞播報員沒有政治屬性是自然的。

　　二、新聞版面設計之差異

　　電視新聞圖像除了提供（報導）有關事件的畫面外，電視新聞還有適用于所有新聞報導的版面設計，大陸香港兩地版面設計以不同的政治文化為背景，因此差異也是較明顯的。

　　1、大陸

　　大陸電視新聞版面主要模式：[⑦]畫面分有兩塊，四分之三是圖像，四分之一是文字。文字部分時有出現(xiàn)，或作標題，或翻譯事件中人物的談話內容。右下腳時有臺標顯示。這種版面設計以及片頭曲的選擇一直是有政治含義的。從文革到現(xiàn)在片頭曲的變化可以說明問題。大家知道中央電視臺（后面簡稱央視）的新聞聯(lián)播節(jié)目"文化大革命"期間用頌揚毛澤東的歌曲《東方紅》做片頭曲，文革結束后一段時間以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作為片頭曲的。片頭曲的變化，與大陸政治語境的改變相得益彰，說明這一檔節(jié)目在大陸是有政治地位的�，F(xiàn)在的開始曲雖然改變了，政治意識有所減弱，但氣勢依舊宏大、嚴肅。這樣一種畫面和聲音的安排，體現(xiàn)出國家級政府電視臺的權威性和莊嚴性。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與之相適應的是新聞聯(lián)播節(jié)目的內容安排：國內新聞——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各種政務活動的消息，黨和政府重要的決定和公告。大陸各個領域與改革開放內容有關的信息等。電視新聞幾乎每天都有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級官員）公開的政務活動（省級臺報導本省領導人的政務活動，依此類推到市級甚至縣級）：出席會議、發(fā)表講話、接見、出訪、視察和參觀。領導人的出鏡率居于榜首。長期如此，觀眾已經形成對黨和國家領導人形象的習慣性接觸和對其出鏡率變化的敏感（通過畫面）。因此，觀眾能夠通過領導人出鏡率的變化了解領導人位置的調整。觀眾日常的觀看經驗就會自動發(fā)出信息：某某人一段時間沒有出現(xiàn)了。觀眾對這種缺席的理解是：某某的政治地位有變動或身體不適？對前者的猜測是主要的。因此，在大陸經�？措娨曅侣劰�(jié)目的兒童也能夠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名字背誦如流，而且不會忘了排序。

　　大陸電視圖像中還有一些富有政治含義的標志物，如天安門、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新華門都是一種政治的象征，與這些地方相關的總是嚴肅、喜慶、歌頌的畫面。以天安門為主的這些建筑物總是保持朝氣蓬勃，祥合壯麗，民眾景仰的意義。因此，在天安門發(fā)生的有背于上述基調的事件，在電視屏幕中出現(xiàn)是慎而又慎的。在大陸像天安門這類畫面的意義已經不是一個只載負一個建筑物概念的物體，更重要的意義是它代表著政治權力的穩(wěn)定，后者的意義已經大于前者。

　　不論是播音員的形象還是版面設計和其它主要畫面，原本的意義（如單純的天安門：沒有紅旗，紅燈籠，標語畫像），在進入這樣一個固定的政治空間后，政治意義的強大力量會將其逮住使其增生出新的意義。我們可以從香港人對大陸媒體常見的圖像符號的反映中，證實這個觀點。香港人認同與中國民族歷史有關的圖像標記，如長城、黃河、長江，并對這些標記有親切感和自豪感。但是對有關內地政治與軍事的標記，產生抗拒心理。香港人生活的環(huán)境中，政治意識色彩較淡化，對涉及政治的圖像符號中政治意義的抗拒使人們不再理解圖像符號的原本意義了。[⑧]

　　2、香港

　　在香港，特區(qū)政府并沒有專門的電視頻道，如大陸各地政府都設立電視臺，甚至曾經發(fā)展到縣級。[⑨]本港臺制作的節(jié)目在亞視和其它商業(yè)電臺定時播出，這種節(jié)目獨立于所在頻道，對其他節(jié)目的播出沒有影響。即便是本港臺，新聞節(jié)目也不是以特區(qū)政府的政務活動為主的，只是從新聞的角度報導，沒有固定的與政治有關的報導模式。高級官員的出鏡率與大陸相比較，非常低。一周內看不到高官在屏幕中出鏡是正常的。有關政務活動的報導，不是根據(jù)事件中人物官職大小決定其播出次序，以新聞價值為唯一標準。香港電視臺的在其版面設計中，突出了它的非政治色彩和市民化特點。

　　以天氣情況的報告為例。早間新聞的版面內容極其多，天氣預報內容包括了：氣溫、濕度、紫外線指數(shù)，時間，世界天氣報告等。除了專門時段的詳細情況介紹外，其中天氣報告主要內容始終處在所有早間新聞畫面的上方，溫度指數(shù)會隨著時間的進行發(fā)生變化，形成滾動播出狀態(tài)。天氣報告在整個節(jié)目的播出過程受到的重視程度，說明電視臺為市民服務的意識很強。大多數(shù)市民在早上首先要要了解的是今天的氣溫，根據(jù)氣溫決定今日的穿著。除了提供數(shù)據(jù)外，還有專門的圖形符號表示晴天、雨天、雨、臺風。

　　大陸的天氣情況是放在新聞節(jié)目播完之后再報告的，對于早上出門的人必須等新聞內容結束后才能獲知，極不方便。但是從政治的嚴肅性考慮似乎是自然的。因為你不能想象有這樣的圖像：國家的高級官員正在發(fā)表演說，在其頭部的上方有天氣報告出現(xiàn)，再加上烏云、風球、雨線等符號（香港任何一家電視臺在早上播報新聞時，不論畫面上何人出鏡，畫面上方有關天氣的情況用字母滾動播報不會改變）。大陸的新聞以政治新聞為主要，政治宣傳口徑的一直性使其始終保持著政治的優(yōu)先地位，天氣預報放在新聞之后播出有它的理由。

　　多元文化的匯映是香港電視圖像的又一特點。香港的文化是由多元文化構成。香港的電視新聞片頭是幾幅市民日�；顒拥漠嬅妫�平常，輕松。在電視屏幕上出現(xiàn)特區(qū)政府所在地，經常是記者等候高官進出時前去采訪，這些官員被記者圍堵在走道或者汽車旁，他們不時左右相顧，響應記者的問題。這樣的畫面在大陸的電視屏幕上是極少看到的。在大陸，國家領導人一般在記者招待會上與記者見面，記者采訪高層領導必須事先安排，不可能出現(xiàn)圍堵的事情。

　　在電視屏幕上直接寫出黃道日有關今日"宜"事或"忌"事，大陸的電視屏幕是絕對禁止的。雖然大陸的政策允許宗教自由，大陸也有去廟宇抽簽拜佛的人，但是，在電視等媒體上將其作為正式的內容介紹給觀眾被視為宣傳封建迷信。這種差異的原因可以從幾個方面來分析：（1）大陸電視媒體雖然已經基本上自己解決維持運營的經費，主要經費來源于廣告收入，但是其最高行政負責任人的任命，是由上一級行政機構確認的。也就是說所有媒體從性質上講歸國家所有。因此，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電視媒體不能有背于黨的領導和黨的基本的原則。中國共產黨是無神論者，抽簽算卦等類似民間的活動與無神論相矛盾，不做正面的展示理所當然。

　�。�2）香港的電視媒體即使是公營的，但是，它所保證的是一種官方認可的高品質，并不是代表官方的利益和立場。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宗教活動較為普遍。以佛教為例，在香港市民中信奉佛教的人和敬神拜佛活動隨處可見。如在街道的一角會開出一個場所，做拜神的場地。本文作者在港島北角的一角看到市民設計的神案，神案上有信奉者自己擺放的各類神像，神案上香火（主要是蠟燭）不斷。公共汽車站也有同樣的神案被供奉。在穗禾苑80M汽車站調度室有一個兩用柜，上面用來放供司機飲水的水瓶、水壺，下面供奉一尊神像，還有水果、鮮花等供品。由此，電視上出現(xiàn)與市民日常生活有關的黃道日內容也就不足為奇了。檢查大陸市民的日常生活，求神拜佛之事也有，主要見于廟堂的活動，與香港黃大仙廟無大的區(qū)別。在大陸的許多餐館，多有財神被供奉，香港也如此。但是電視畫面不會介紹。這就見出大陸與香港的區(qū)別。

　�。�3）大陸允許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媒介作為黨的喉舌其無神論的主張對于風水命相等是否定的。尤其是經過文化革命徹底的破四舊運動，像這樣一些活動在許多人的意識中屬于四舊（舊風俗、舊習慣、舊文化、舊觀念），即便是沒有檔正式表示禁止對這些畫面的展示，人們也會自覺地視其為不可為之事。香港沒有無神論的教育和運動，對上述敬神拜佛活動的解釋為：一家人可以崇尚現(xiàn)代家居理想，以洋化的裝置、窗明幾凈為居住的銘鑒，但是他們也可以同時相信風水命相是"寧可信其有"的中華民族傳統(tǒng)智慧[⑩].香港人之所以能夠將風水相命視為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的觀念，是因為這些觀念沒有經歷過政治方面的洗禮、如批判、揭露等，得以延續(xù)至今。

　�。ㄈ�）

　　從文化學的角度看，電視不僅僅是一個傳播信息的場所，每天承載著大量的信息并將其發(fā)布到每個家庭只是電視的一項公式。電視更是一個生產意義的文化場所，即電視本身就是文化現(xiàn)象。因為電視在傳播每一條信息的時候，都有一種行為發(fā)生，而這個行為本身是制造意義的。每一個有意義的行為又是在一定的文化前提下發(fā)生的。在這樣的實踐循環(huán)活動中，文化被電視圖像符號表征（representation），表征過程本身亦是一項文化實踐過程。通過大陸、香港兩地新聞圖像符號的差異之比較，本文總結的問題是：1、大陸和香港意識形態(tài)不同，因此大陸和香港的電視身份有別。這種電視身份的差異是意識形態(tài)差異的一種表達，同時也是強化這種差異的行為。二者互為前提。

　　2、電視的身份是在它每一次的傳播行為中強調的，這種強調不是直接的，它總是透過傳播方式——畫面的象征性符號，播報員的態(tài)度、形象，編排設計等來實施。有一定隱蔽性。因此，觀眾對此很少察覺，也將此視為自然。觀眾從中獲得自己歸入哪類人的一個概念后，更不會有理性地意識這些。

　　3、意義持續(xù)不斷地在我們參與的每一次個人及社會的活動中產生出來，并得以交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文化與意義的最具特權的場所。由于電視的普及性和隨意性，其持續(xù)參與我們日常生活的行為和我們本來的生活行為的界限很難分辨清楚。

　　4、這就使得意義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規(guī)模和速度在不同的文化之間循環(huán)起來。電視傳播的信息中即已包含著我們以不同的方式結合進每天的日常定規(guī)儀式和實踐活動中的價值和意義，同時這些意義又規(guī)范和組織我們的行為和實踐——建立使社會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種規(guī)則、標準和慣例。因此，意識形態(tài)總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規(guī)范他人行為和觀念的人試圖建立和形成的東西。

　　5、文化生產就是符號生產，換言之，也就是再現(xiàn)、影像，甚至"生活風格".電視所傳播的不僅是發(fā)生在不同地區(qū)的作為新聞事件的可以核實的事實，它給予觀眾的是由這些連續(xù)的事實所生產出來的一種文化，這些似乎具有更大的誘因。[11]

　　（鳴謝：本文是作者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作訪問學者時的研究成果之一。借此機會向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同人致意�。�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mage Symbols of TV News in China Mainlandand Hong Kong

　　Li Yan

　�。–ommuni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TV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ructuring social culture.The newsprograms report all kinds of events happened both i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ndlay out daily life，which is the main life breath in these two districts.Fromall these reports ，we know social structures in mainland and Hong Kong，and knowthe reason for people"s concerning about one event and their value tendency ，whichshows why they say this way but not that way，and why they talk about these butnot those.The significances of these problems lie in the whole cultural circumstancesin these two districts.With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ce"s occurring and seeking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ultures of mainland and Hong Kong，we can knowbetter how politics ，economy and traditional customs mutually affect the processof cultural circle.

Key words ：TV News；
Image Symbols；
Hong Kong；
Mainland ；
Cultural Differences(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原載香港《中國傳媒報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03年第3期

　　[作者簡介]李巖，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系教授、副主任，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副所長，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訪問學人。

　　[①]Stuart hall ，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practices ，SAGE Publications ，1997

　　[②]麥克·費瑟斯通著，劉精明譯，《消費文化與后現(xiàn)代主義》，藝林出版社2000年，頁16-17

　　[②]麥克·費瑟斯通著，劉精明譯，《消費文化與后現(xiàn)代主義》，藝林出版社2000年，頁16-17

　　[②]麥克·費瑟斯通著，劉精明譯，《消費文化與后現(xiàn)代主義》，藝林出版社2000年，頁16-17

　　[③]新時期指大陸"四人幫倒臺"，文化革命結束，政治上開始改革開放的時期。

　　[④]雖然他們并不是每次出現(xiàn)都在播報重大政治新聞，但重大的政治新聞總是由他們承擔播出的。因此這樣一對播音組合就和政治聯(lián)系在一起了。

　　[⑤]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lián)書店，1992年，頁227-228

　　[⑥]馬杰偉，"從傳媒審視社會文化身份的轉變"，《中文大學》2000年秋、冬，頁20

　　[⑦]以中央電視臺為基本樣式，其余的電視臺大同小異。

　　[⑧]馬杰偉，《從傳媒審視社會文化身份的轉變》，《中文大學》2000年秋、冬，頁20

　　[⑨]大陸凡是以本省、市之名命名的電視臺都具有政府電視臺的身份。因為這些的臺長是由政府任命的。這些臺承擔播報政令和政府高級官員活動的任務。其新聞節(jié)目安排中必須對此給予保證。

　　[⑩]吳俊雄等，《閱讀香港文化》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87-90

　　[11]康納著，唐維敏譯，《后現(xiàn)代文化導論》，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頁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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