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所關注的，是清華國學院這個神話是如何被創(chuàng)立起來的，而且如何在傳播中不斷地流變，以至影響到當代中國的教育和學術的發(fā)展。原講座分為教育體制（國學院）、大師（教授）、弟子三個大部分。這里主要節(jié)選其對教育體制進行討論的部分，講解了清華國學院創(chuàng)建過程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和它值得被紀念的原因。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學術背景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近年來兼治學術史和教育史。

　　陳先生曾經(jīng)說過：“從事學術史、思想史、文學史的朋友都是潛在的教育史研究專家�！边@幾年，他自己也在潛心而且非常有激情地實現(xiàn)這個預言。他有關現(xiàn)當代中國大學的論述，一如他自己所說的，是“別有幽懷的”。他關注的是中國的大學里值得回味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那種精神。先后出版了《北大舊事》、《老北大的故事》、《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國大學十講》、《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等等，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形成了強烈的反響。

　　講座緣起

　　一段時間以來，對于中國大學理念和大學制度的討論引起了社會方方面面的關注。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理想與現(xiàn)實糾纏不清、生活節(jié)奏全面加快的今天，回顧并反思現(xiàn)代大學的理念與精神涵義和高等教育的最高目的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探討人文關懷與科學精神的共贏，對于大學發(fā)展和社會進步，對于當代大學生健康人格的塑造和全面素質(zhì)的提高，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有鑒于此，同時也為紀念清華大學和全國高校正式開展大學生文化素質(zhì)教育十周年， 清華大學文化素質(zhì)教育基地于2005年2月至6月在圖書館報告廳連續(xù)推出《清華大學新人文講座》系列之（一）—— “大學理念與人文精神”共九場講座，演講者為來自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的10位中國學者。本欄目征得《清華大學新人文講座》主持人曹莉教授和各位演講者的同意，從今日起將陸續(xù)刊出各講主要內(nèi)容。講稿由清華大學文化素質(zhì)教育基地提供，經(jīng)由演講者本人審閱。

　　關于清華研究院，今年4月20日的《中華讀書報》上，發(fā)表了歷史系幾位教授寫的文章。其中，我注意到一個細節(jié)，有人說清華學校研究院，有人說清華國學研究院。在第二天的討論會上，很多老先生說的則是清華國學院。三種說法，略有不同。葛兆光說的比較準確，是清華學校研究院。但說國學研究院、國學院，也都可以。問題在于，好些人畫蛇添足，說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或清華大學國學院，那就錯了。因為國學院不可能跟清華大學并立。換句話來說，有清華大學就沒有國學研究院，有國學研究院就沒有清華大學，二者在時間上是一個交替的關系。

　　1911年，利用美國退回的“庚子賠款”，建立了清華學堂，第二年改“清華學�！薄�1925年，這所學校發(fā)生了大變化。這一年，清華學校變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舊制的留美預備學校，第二部分是剛剛設立的大學部，第三部分是研究院。這三部分并存，互相不隸屬。當時開辦清華研究院，是以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為宗旨的。但是，這個研究院只有國學一門。這一點，跟北京大學一樣，也跟此前此后陸續(xù)開辦研究院的東南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一樣。到了1929年6月7日，清華舉行歡送首屆大學部畢業(yè)生典禮，同時也是歡送最后一屆研究院研究生的典禮。換句話說，這個典禮意味著國學院，或者說研究院，到此結束了。從下學期開始，清華學校三個部分合并在一起，留美預備學校取消，國學院取消，大學部扶正，清華學校正式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由外交部移交教育部管轄。

　　因此，我將講述的，是從1925年2月12日清華學校校長曹云祥把聘書交給吳宓，告訴他，請你來籌備研究院國學門，到1929年6月清華研究院國學門正式關閉，這4年多的時間里面，清華學校校園里面的文化、學術生態(tài)發(fā)生的巨大變化。

　　清華研究院為什么被紀念

　　那么，不算首創(chuàng)的清華國學院，有何能耐，使后世的研究者不斷追憶、不斷評說？沒有聽說別的大學，比如北大、廈大、中大等搞類似的活動，惟獨清華大張旗鼓，在1995年和2005年隆重紀念清華國學院創(chuàng)立70周年和80周年。為什么？

　　清華紀念國學院有它的道理。比起北大研究所，清華研究院吸引了更多公眾的目光。原因包括它當年異軍突起成績顯著，也包括它的迅速衰亡。清華研究院是一個完整的故事，特別適合于講述。總共才四年，那么多優(yōu)秀的學生，還有傳說紛紜的四大導師。這是一個頭尾完整、充滿浪漫氣息的、略帶哀怨的學術傳奇。換句話說，清華研究院之所以成為中國學界不斷提及的話題，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本身的素質(zhì)很好。有了這根基，清華同人才可能借國學院的敘述，不斷建構、辨析、闡揚自家的學術傳統(tǒng)。

　　按理說，當年中國學界，要說創(chuàng)立研究所，沒有比北大條件更好的了。除了是最高學府，已經(jīng)有了完整的文史哲三個系，集合了不少著名學者，還有校長蔡元培的全力支持。而吳宓在清華籌辦研究院，其實受到很多限制，沒辦法施展才華，一年后就辭職了。清華一邊辦研究院、一邊辦大學部，兩者之間不說勢不相立，至少也是矛盾重重。而這注定了研究院不能長久發(fā)展。出于對研究院的懷念，大家感嘆其隕落之快。追究起原委，埋怨教務長張彭春的牽制，或是趙元任、李濟的臨陣倒戈，使得研究院辦不下去。其實這不對，當初國學院的設計就只能是過渡性質(zhì)的。1926年1月，清

　　華召開校務會議，吳宓希望擴大研究院的規(guī)模。教務長張彭春站出來反對，要求研究院改變性質(zhì)、明定宗旨，不僅不要擴大，還得盡量縮小，最終完成向大學的過渡。在他看來，國學院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機構，只能是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讓清華從沒有學問的留美預備學校，向有學問的真正的大學過渡。不只張彭春這么看，當年清華的不少教授也都這么認為。吳宓爭吵不過，回到研究院跟大家一起商量。研究院內(nèi)部意見分歧，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傾向于吳宓的建議，堅持擴張計劃；
另外兩人，一個是哈佛博士趙元任，另外一個也是哈佛博士李濟，贊成學校的建議，同意逐漸停辦國學院。此事導致了吳宓和張彭春雙雙辭職。以后研究院的院務會議，就由新任的教務長梅貽琦主持。

　　梅貽琦，1931年起出任清華校長，是清華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評價最高的校長，對清華大學的發(fā)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就任校長演說中的一句話，現(xiàn)在廣為傳播：“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蔽蚁嘈�，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腦海里浮現(xiàn)出來的，很可能是早年主持清華國學院院務會議時，和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交往。正是這一因緣使他深有感受：辦大學，關鍵是要有學術專精且聲名顯赫的教授。

　　清華研究院是怎樣創(chuàng)立的

　　先說開張。1925年的9月9日，開學典禮上，校長曹云祥演講，大意是：現(xiàn)代中國所謂新教育，大都抄襲歐美各國的思路，并沒有對本國文化的悉心研究，本校之所以組織研究院，研究中國高深的經(jīng)史哲學，而且采用科學方法，并摻加中國考據(jù)之法，是希望從中尋出中國之國魂。接下來是梁啟超的演講，題目是《學問獨立與清華第二期事業(yè)》，強調(diào)清華研究院的成立，代表了清華脫離模仿的階段，走入一個獨立創(chuàng)業(yè)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此之后，清華和中國學術開始走向獨立。

　　接下來講話的，是籌備主任吳宓，他是具體辦事的人，講清華開創(chuàng)研究院的志趣和經(jīng)過，包括研究院本來還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但沒錢；
沒錢，那就先辦國學。相對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來說，辦國學最便宜。

　　為什么上世紀20年代所有的中國大學辦研究院時，都從國學開始？兩個原因，一個是民族自信心，一個是錢。一個外在制約，一個內(nèi)在需求，使得所有人辦研究院時，都從國學開始。吳宓再三強調(diào)的一點是，我們研究的是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不是中文、歷史、哲學等專門學問。這話，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著大學部說的。因為，1925年研究院建立，很快地，清華的國文、歷史、哲學、英文等系也都建立了。這樣一來，學校里并存兩個結構，一個是國文、歷史、哲學這種現(xiàn)代學科體制，一個是相對傳統(tǒng)的國學。這兩者在辦學理念上是有區(qū)別的，將來的矛盾，就蘊藏在這個地方。稍做清理，不難發(fā)現(xiàn)，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謀求學術獨立；
第二，鑄造中國的國魂；
第三，使用科學的方法；
第四，研究的是作為中國文化整體的國學，而不是西方學科體系的文學、歷史、哲學；
第五，經(jīng)費所限，只能先辦國學。所有這些策略選擇，不僅僅是清華校長的個人趣味，也是當時整個中國高等教育的現(xiàn)狀所決定的。

　　說到這里，我們必須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大家開始關注國學，希望建立國學研究院？我們知道，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以傳播西學為主要責任的，什么時候轉(zhuǎn)而關注國學？談這個問題，不能不涉及北大。1919年12月，北大教授胡適發(fā)表重要文章《新思潮的意義》。文章將新思潮概括為4個互相關聯(lián)的部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最關鍵的是“輸入學理”和“整理國故”。如果說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動力是輸入學理的話，那么，1919年以后，以胡適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開始轉(zhuǎn)向整理國故�？梢赃@么說，20年代中期，整理國故是各大學文科教授關注的一個重點，也是很重要的學術思潮。這個思潮對現(xiàn)代中國教育及學術的轉(zhuǎn)型，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華校長曹云祥決定開辦研究院的時候，胡適建議他請三個人：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章太炎不愿意到大學教書，他排斥現(xiàn)代教育體制，堅持傳統(tǒng)的大儒講學的姿態(tài)。但梁啟超、王國維都請到了。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方向上，吳宓和胡適爭得你死我活；
但談論整理國故，兩個人沒有異議。吳宓甚至帶著清華研究院的老師到北大去參觀、訪問、對話。

　　清華的創(chuàng)建研究院，一開始是向北大學習的。我關注的是，研究所（院）的創(chuàng)設，使得當時流行的協(xié)調(diào)東西教育理念的思路，得到了真正的落實。請注意，北京大學研究所的章程和清華學校研究院的章程不一樣。北大研究所的章程規(guī)定，主要學習德國、美國的seminar制度，而只字未提傳統(tǒng)的書院教育。清華研究院章程則明確地說，要把中國的書院制度和英國的大學制度結合起來。大家可能會覺得，清華和北大的思路不一樣。不對，思路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原本的學術背景。北大本來就帶有很濃厚的書院色彩，需要學習的是西方的研究院制度；
加上校長蔡元培是從德國留學回來的，更強調(diào)北大如何向德國學習。而清華的美國背景本來就太強了，需要做調(diào)整。在20年代，清華學校受批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色彩太強了。所以，清華必須加強與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聯(lián)系。清華建立研究院，力圖帶進中國傳統(tǒng)書院和英國大學制度的因素，就因為它的整個教學體制是美國的，往這方面靠，很自然。北大的書院色彩本來就太強了，沒必要再說什么我們要把書院傳統(tǒng)帶進來。換句話說，北大惟恐不洋，而清華惟恐不土。所以，別看兩者的章程不一樣，實際上，內(nèi)在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怎樣在接受西方教育體制的同時，把中國的教育精神、把中國傳統(tǒng)的大學理念灌輸進去。

　　不只是精神，還有方法。剛才說了，辦國學所、國學院，一是需要的錢比較少，二是便于發(fā)揚傳統(tǒng)、尋出中國的國魂。具體的途徑呢？比如說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談論如何整理國故，胡適特別標舉“科學方法”。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等文中，胡適偷梁換柱，把他從美國學來的那一套，比如杜威的思維術，和清儒的考據(jù)學接軌。所以，你會發(fā)現(xiàn)，北大清華這兩個學校的研究院，都特別注重方法，還專門強調(diào)，不能只談西洋，要把它同中國傳統(tǒng)的治學方法相結合。換句話說，無論制度上、方法上、理念上、精神上，那時辦研究院的，都力圖把中西方兩者的優(yōu)長結合在一起。這里面，北大研究所對日后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在制度建設方面，起很大的作用；
而清華研究院的四大導師，則更具傳奇色彩，也更容易被后世傳誦。

　　結語

　　當年清華學校辦國學院，也許只是整個學校發(fā)展大局中的一步小棋，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越來越意識到它的價值和意義。對大學來說，學術是第一位的。大學里，會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包括政治、文化、體育、技術轉(zhuǎn)讓等，在短時間內(nèi)，大家關注的，是比較熱鬧的外在活動，包括最早讓清華出名的體育，還有北大的學潮等，這些固然都是現(xiàn)代中國大學的寶貴財產(chǎn)；
但光有這些，還遠遠不夠。對一個大學來說，必須有好的學術制度、學術精神以及學術成果，這樣，它才有可能長久，才有“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根基與機遇。隨著時代風氣的轉(zhuǎn)移，歷史書寫方式也在改變。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們談論清華國學院的故事，其實是在反省我們的教育體制，反省我們的治學方法，還有文化精神等。

(節(ji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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