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于光遠同志九十大壽，明年于光遠同志學術活動七十周年。我們大家聚集一堂，把這兩個日子合并到一起來祝賀，的確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也值得合到一起祝賀，那就是于光遠同志擔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五十周年。

　　前些日子慶祝學部五十年，《科學時報》發(fā)了幾大版特刊，其中一版照片，大字標題為《一同走過50年》。共登了一九五五年成立學部的時候，擔任學部委員而至今在世的自然科學家十六人，最年長的貝時璋，一百零二歲，最年輕的黃昆，八十六歲。社會科學方面，至今在世的四人，最年長的薛暮橋，一百零一歲，最年輕的于光遠，九十歲。

　　“人生七十古來稀。”這句老話，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時�，F(xiàn)在人們高壽，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已經(jīng)超過七十。據(jù)最近來北京演說的一位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金獲得者預測，一百年后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將達到一百二十歲。這個推測靠不靠得住，反正是將來的事，不去管它�！叭松�九十”，則至今仍然是稀有的事情。再加上擔任學部委員（院士）五十年，從事學術活動七十年，所以值得祝賀。

　　于光遠的一個特點，是學識廣博。他的學識淵博，又不是通常人們所稱的學貫中西或學貫古今，而是學貫兩科，學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兩門科學。他擔任學部委員，屬于哲學社會科學。但他的根底，卻是在自然科學。

　　他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的畢業(yè)生，師從周培源，做過研究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畢業(yè)論文。在時代潮流的推動下，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黨員。這樣，研究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又成為他的專業(yè)。在延安，他是邊區(qū)自然科學研究會的駐會干事。是他，同屈伯川一起，去邀請毛澤東到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講話。是他，在新哲學研究會上參加討論抗日戰(zhàn)爭的新階段是否已經(jīng)到來，依據(jù)自然科學上水從液態(tài)轉化為固態(tài)（冰）有一個過渡狀態(tài)的例子來說明自己的觀點，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毛在進餐時把他拉到身邊，說：他的發(fā)言有見解，學哲學還是要懂一點自然科學為好。是他，按照毛澤東的建議，在延安大學開設了自然發(fā)展史這樣一門大課。是他，在延安重新翻譯和發(fā)表了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這篇名文，為他那個在建國后出版和廣泛發(fā)行的《自然辯證法》新譯本開了個頭。所以，他在學術上漸露頭角，首先還是在自然辯證法即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學哲學這個方面。

　　我和于光遠同志認識，是在一九五〇年，我在清華大學念書，擔任理學院支部的宣傳委員，他來清華大學開座談會，了解大學生學理論的情況。那時他在中宣部負責政治教育和理論宣傳。建國初，廣大知識分子熱情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學習，中宣部由于光遠主編的《學習》和《學習（初級版）》，他所寫或與人合寫的《政治常識讀本》、《經(jīng)濟建設常識讀本》、《社會科學基礎知識講座》，是那時真正暢銷的刊物和書籍。他還與王惠德一起在中央廣播電臺開設政治經(jīng)濟學講座。那時還沒有電視，廣播是很有力的傳播工具。由于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的廣泛影響，那時他已經(jīng)是一位著名學者。

　　五十年代初期中宣部新設立了科學衛(wèi)生處，分工聯(lián)系自然科學和醫(yī)藥衛(wèi)生工作。第一任處長是音樂家趙沨，后來到文化部當藝術局長，最后到中央音樂學院當院長去了。第二任處長是秦川，后來調任宣傳處長，最后當人民日報社長去了。他們是我的第一和第二個上級，我對他們都很尊敬，他們各自在合適的崗位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從專業(yè)方面說，他們都不能說是領導科學工作的最合適人選。按理說，于光遠是學自然科學出身的老干部，應該是最合適人選。但是，于光遠說，他搞理論、搞社會科學已經(jīng)這么多年，再回去專管自然科學，這個彎子轉得太大了。那時他大概正在參加《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這類很重要的理論文件的編寫工作，不可能轉到專管自然科學的崗位上來。一九五四年中宣部機構調整，醫(yī)藥衛(wèi)生工作分了出去，科學處明確既管自然科學，也管社會科學，胡繩來兼處長，于光遠為副處長，不久于光遠任處長。所以，他們是我的第三個和第四個上級。

　　國家科委和中央科學小組成立后，中央聯(lián)系自然科學工作主要通過科委黨組和中央科學小組，不再是主要通過中宣部。但中宣部的科學處仍然保留，處長于光遠也是中央科學小組的成員并兼國家科委副主任。從領導職責來說，他仍然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門科學。

　　于光遠在科學處的崗位上一直工作到中宣部“閻王殿”被摧毀的“文化大革命”為止。

　　在這個領導崗位上，他參與和指導了一九五六年《十二年科學規(guī)劃》的編制，還提議并主持和指導了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的編制，根據(jù)后面這個規(guī)劃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組（這是中國第一個這樣的研究機構），創(chuàng)辦了《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雜志（這是中國第一個這樣的專門雜志），并且兼任研究組長和雜志主編。他參與和主持了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在會上做兩次發(fā)言，從闡明在自然科學領域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各種問題而言，他的發(fā)言成了這次會議的靈魂。他在黨的八大上就黨對科學工作的領導作了大會發(fā)言。一九五八年，他提出了研究“歷史唯物主義論科學”，也就是提倡研究自然科學在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和自然科學在社會中發(fā)展的規(guī)律，應該說，這是“科學學”這門新科學在中國的發(fā)端。他和陸平建議楊獻珍、艾思奇在中央高級黨校開辦三年制的自然辯證法研究班，后來他自己在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哲學所招收四年制的研究生，為這個學科領域培養(yǎng)了許多骨干力量。在六十年代初，他參與了調整科學政策的《科學十四條》的制定，又隨聶榮臻同志到毛澤東那里匯報新的十年科學規(guī)劃，聽到了毛澤東對《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上發(fā)表的坂田昌一論基本粒子的文章的稱贊，并同周培源一起被毛澤東請去討論坂田文章。一九六五年他提議在《紅旗》雜志上重新發(fā)表坂田文章，按毛澤東談話精神撰寫了編者按語，在全國自然科學界和哲學界圍繞這篇文章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這里提到的是我所熟悉的自然科學政策和自然辯證法研究方面的大事。于光遠的精力，更多地還是關注在社會科學方面，這方面我就沒有資格多說了。

　　“文革”后期，于光遠回到北京，沒有分配工作，在家里約集一些人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自然辯證法和科學技術》的大型資料書。鄧小平復出，主持國務院工作，聚集一批復出的“大秀才”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于光遠為政研室負責人之一，積極投身到按鄧小平的指示推行全面整頓的緊張斗爭中去。胡耀邦、胡喬木主持起草和修改《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政研室協(xié)助國家計委修改《工業(yè)二十條》，于光遠都是參與其事者，這兩個文件后來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被“四人幫”列入三株大毒草之內。最近，于光遠出版了一本《我憶鄧小平》，詳細地回憶了在政研室那一段的事情和后來鄧小平再一次復出后的一些事情，特別是他受鄧小平委托幫助鄧小平起草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稿的情況。鄧小平這篇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被稱為“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鄧文選題注），“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沖破‘兩個凡是’的禁錮，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chuàng)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十五大報告）。鄧小平為準備這篇講話親筆起草的一份長達三頁的詳細提綱，一直保存在于光遠手中，這件事《百年潮》雜志披露后，引起黨史界很大的興趣。

　　如果把于光遠在建國以后的經(jīng)歷做一個粗略的分期，我想，在中宣部的那段時期，算是一個時期；
到國務院政研室以后，算是又一個時期；
退出第一線以后，直到現(xiàn)在，算是第三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他為黨為人民所做的貢獻，我作為他領導下的一名干事，作了以上的簡單敘述。在第二個時期，他參與的工作，他為黨為人民所做的貢獻，顯然比第一個時期更加重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他同時任職于國務院研究室（這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后身）、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還是學跨兩科。這個時期，從工作崗位來說我已不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別的同志對他的學術活動會比我了解得更多更具體。我只說說與自然辯證法有關的事。

　　一件事是他給方毅和鄧小平寫了一個報告，建議成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創(chuàng)辦《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得到鄧小平批準。原來鄧小平同方毅、李昌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工作的領導時就說過：要注意吸收于光遠，他搞理論有專長。自然辯證法他比較突出。制定科學規(guī)劃請他參加，當你們的顧問。鄧小平批準于光遠這個建議，自然屬于順理成章。于光遠被選為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第一、二兩屆理事長以及以后各屆的名譽理事長，并任《自然辯證法通訊》的主編、名譽主編。他倡議編寫《自然辯證法百科全書》，親自寫了幾個關鍵性的條目。他提倡自然辯證法不但要研究天然的自然，還要研究人工的即社會的自然，為自然辯證法研究密切聯(lián)系人類社會生活的實際打開了廣闊的道路。他按照這個思路，匯集和重編他在自然辯證法方面的著作，出版了一部書，題為《一個哲學學派正在中國興起》。

　　還有一件事是促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兩門科學的聯(lián)盟。在他的建議下，中國科協(xié)成立了“促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聯(lián)盟委員會”，第一屆主任是錢三強，副主任是于光遠，第二屆主任是于光遠。這個委員會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把舉辦“捍衛(wèi)科學尊嚴、反對迷信和偽科學”的連續(xù)論壇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這也是于光遠在國家科委副主任的任上已經(jīng)開始的工作的繼續(xù)。他為反對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的偽科學，專門寫了學術著作。反對偽科學，發(fā)言和著文的人不算很多也不能說很少，但寫出專門的學術著作的，我只知道他一位，我想，這本著作在中國當代思想史上應該占有它自己的地位。

　　退下來以后的第三個時期，我以為，對他來說，是一生經(jīng)歷中更重要、更富于成果的時期。無官一身輕，他有了更多地可以自己支配的自由時間，有了更廣闊的從事學術活動的自由空間，思想境界上也更加揮灑自如，獨立思考了。他這個時期的著作比以前更加豐富，幾乎每年都有幾部著作出版。每年都要游歷許多地方，近年來雖然行走不便，仍然以“坐輪椅，走天下”為樂。又學會了電腦，一個指頭敲鍵，自稱“一指禪”，還開通了自己的網(wǎng)站。我特別看重的，是這些年他又涉足一個對他來說是新的研究領域——黨史研究。如果說，《文革中的我》還應該算是一本涉及黨史的個人自述，那么，《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就是一部黨史方面的史論專著，而《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和《我憶鄧小平》就是帶有個人回憶色彩的黨史方面的史實專著了。聽說，有的經(jīng)濟學家勸他多寫這方面的著作，因為經(jīng)濟學方面的著作別人還可以寫，黨史方面結合個人經(jīng)歷的著作，只有有他那樣的經(jīng)歷的人才能寫。我認為說得很有道理。

　　記得五年前，為于光遠祝壽，我獻上八個字：“不背初衷，與時俱進。”“初衷”就是最初的理想、追求和信念，不管后來經(jīng)歷了多少復雜和曲折，最初追求的革命理想和確立的科學信念，決不背離。于光遠刻了一方印章，曰：“死不改悔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這個意思。但這位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盲目信奉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抱殘守闕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在歷史的實踐中不斷反思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在開拓未來中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者。與時俱進，那時還沒有成為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匯，我拾來這個詞匯，完全是在無意之中，獻給于光遠，我認為很合適。

　　現(xiàn)在，我把這篇致詞，縮成四句話，整齊壓韻，但算不上詩：

　　人生九十古今稀，

　　學貫兩科今更奇。

　　不背初衷堅信念，

　　與時俱進奔期頤。

　　人生百歲，叫做期頤。我們希望：十年之后，再來共同祝賀于光遠同志百年大壽。

　　200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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