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國社會轉軌時期，在利益格局分化條件下，多元利益集團的缺位是不同利益群體利益表達失衡和利益格局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構建多元利益集團，尤其是構建弱勢群體的利益集團是實現(xiàn)利益表達均衡和利益格局均衡的有效社會和政治機制之一。在當代中國，利益集團作為和諧社會的內生變量之一有其存在和發(fā)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關鍵詞] 利益集團 利益表達 利益均衡 政治參與

　　在社會利益格局分化和失衡的條件下，不同利益群體的存在是一個基本事實。所謂利益群體的顯性化，即不同利益取向的公眾構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在社會秩序和制度的約束下，利益集團以政治參與者的身份作為利益表達和利益均衡的有效機制，使社會張力保持在可控制的限度內，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運行和發(fā)展。

　　一、問題的提出

　　政府理所當然地必須代表全體公眾的利益，并且通過各種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使社會的利益格局達于均衡。政府代表全體公眾的利益其前提是全體公眾的利益能夠充分表達，不同群體的利益能夠被充分地反映。如果這一前提不具備的話，即便政府的動機決定了其應該代表全體公眾利益，但在事實上恐怕難于成立。如果說政府必須代表全體公眾利益是一個實證性問題的話，那么政府應該如何代表全體公眾的利益就是一個規(guī)范性的問題了，這其中包含了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應該如何表達，及不同利益群體之間應該如何實現(xiàn)利益均衡的問題。

　　在中國特定的社會利益格局中，對上述較為抽象的表述可以進一步具體表述為：弱勢群體正在或者已經被邊緣化，其利益要么難于得到表達，要么表達得不充分，缺乏影響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通道和手段，政府在信息非完善的條件下給出的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難于矯正社會利益格局的失衡。因此，是否有某種機制可以有助于改變這種弱勢群體被邊緣化的狀況？有助于使不同利益群體（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更為充分，進而在不同利益充分表達的基礎上，政治決策與公共政策能夠在信息完善的前提下矯正社會利益失衡，進而實現(xiàn)社會利益的均衡。這就是本文研究的問題所在。

　　本文總的分析框架為：應該將利益群體顯性化為利益集團，從而使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表達具備確定的形式和通道，為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更為完善的前提。利益集團的功能決定了其一方面可以有助于政府制定矯正社會利益失衡的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
另一方面可以有助于政府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執(zhí)行，由此促進社會和諧有序的發(fā)展。據此，利益集團可以被判斷為和諧社會的內生變量之一。

　　本文的分析基于以下三個假設：其一，人們對“社會公正”具有共識。設立這一假定并非多余，因為以哈耶克為代表的經驗主義的自由意志論者認為“社會公正”對于自由市場既沒有意義，甚至是有害的。這一論斷在“思想實驗”領域或許是可以被證明的，但在實踐領域，社會公正是市場經濟體制中不能被忽視的問題。其二，利益集團是不同利益群體政治參與的形式和通道，而非政治斗爭或政治沖突的工具和手段，即它的功能不是引發(fā)和加劇社會對立。其三，人們對利益集團的機理已知。

　　二、多元利益表達與均衡需要發(fā)展多元利益集團

　　在中國的制度變遷進程中，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與市場機制作用的強化，社會公眾的利益正在分化，有些人成為市場化的正收益者（這些人中其收益程度也表現(xiàn)為差異），有些人則成為市場化的負收益者。因此，在中國目前的社會階層構成中，公眾已經分別被納入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失衡已經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的社會公正。

　　市場機制可以實現(xiàn)資源配置效率最優(yōu)，但無法矯正由自身引起的不同利益群體利益失衡等社會非公正問題。這意味著必須由某些社會和政治機制來矯正社會非公正問題。不同利益群體經常性、以有效通道形式來實現(xiàn)的利益表達即為矯正社會非公正的社會和政治機制之一。在不同利益群體可以進行博弈的現(xiàn)代社會中，利益集團具有利益表達和利益制衡的政治功能，因而利益集團是具體的社會和政治機制之一。

　　在中國制度變遷和市場機制作用強化的同時，社會機制和政治機制的完善和發(fā)展卻明顯滯后，其表現(xiàn)之一為不同利益群體利益表達的失衡。在現(xiàn)實中，強勢利益群體已經構成實質上的利益集團。他們結成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團體，有能力利用各種資源、以各種形式訴求自身利益，影響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其利益也充分被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所反映，因而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利益在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勵下被放大。有些強勢利益集團在某些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中，甚至有能力“俘獲”政府，使政府決策具有明顯的強勢利益集團的利益導向和偏向。[1]

　　但在另一方面，弱勢群體自身既沒有資源，也沒有能力利用各種資源，缺少各種正常有效的途徑和通道來訴求其利益。他們在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往往被邊緣化。弱勢群體本來在市場機制強化的過程中其利益已經受損，而其利益訴求在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中又不能得到反映，則整個社會的利益格局會益發(fā)失衡。因此，在利益表達失衡的條件下，社會的利益訴求機制是嚴重缺損的。如果社會中相當數量的利益群其利益訴求無法通過有效的通道和途徑表達，則政治決策與公共政策由于信息的不完善，使其不能充分反映社會的利益關系，則必然導致社會利益格局的失衡。而且，當弱勢群體不能通過正常有效的通道和途徑進行利益表達，往往甚至只能采取非制度化和非正常的途徑來表達利益訴求，從而激化社會矛盾。

　　在當代中國，當強勢利益群體在實質上已經結成利益集團，已經能夠通過這種正常有效的通道和途徑表達其利益。而構成各種弱勢利益群體的公眾仍處在孤立的個體或少數人聚合的分散狀態(tài)，因此，弱勢群體不能以利益集團的形式來進行利益表達，或者說，其利益要么難于得以表達，要么其極其分散的表達難于影響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為使中國社會的利益表達機制達于均衡，弱勢群體顯性化為利益集團是可選擇的社會和政治機制之一。

　　依據政治學原理，社會的政治關系表現(xiàn)為三個層次，其一，人們的利益關系。政治關系似乎是形而上的，但其基礎是形而下的，即人們的利益關系；
其二，人們結成特定的利益集團。人們的利益表達是利益自我實現(xiàn)的內在要求。而利益集團是人們利益表達和利益實現(xiàn)的有效通道和途徑之一，即具有相同利益取向的人們結成特定的利益集團，以表達其共同的利益。同時，利益集團較之公眾個體或少數人聚合的利益表達更能夠影響政治決策與公共政策，且利益集團對人們的利益表達具有整合和有序化的功能。其實，即便不通過利益集團，不同利益群體也會以其他形式進行利益表達。而利益群體采取溢出正常途徑和制度范圍的利益表達形式可能會引發(fā)種種社會或政治的非正常結局；
其三，利益格局均衡。由于利益集團能夠更有效地影響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使政府決策充分反映不同利益集團的意志，從而使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更易達于均衡（尤其在一方已結成利益集團，而另一方處于分散狀態(tài)的條件下），因此，社會能夠形成較為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

　　合意的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應該是在不同利益的博弈和競爭中形成的。但不同利益能夠得以博弈和競爭，首先依賴于各種不同的利益能否被充分地表達。這一命題決定了多元利益集團對于合意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意義所在。

　　在中國目前正在致力于的消弭社會斷裂、階層斷裂、城鄉(xiāng)斷裂、貧富斷裂的諸種努力中，將不同利益群體顯性化為多元利益集團，尤其促使各種類弱勢群體構成不同的利益集團，使其利益表達具備正常的、制度化的通道，與其他利益集團在對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形成過程中能夠形成博弈和競爭，這對于促進社會利益格局的均衡是不可或缺的。

　　三、利益集團與和諧社會呈正相關

　　在中國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中，由于社會利益格局的簡單化和一致性，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形成是政府單一主體的行為。即便在我國制度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當社會利益已經分化，利益格局日趨復雜，公眾已經明顯區(qū)分為不同利益群體的背景下，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尚未將利益集團作為實現(xiàn)利益表達和利益均衡的社會和政治機制之一。

　　無論典型市場經濟國家抑或我國社會轉型的實證都已證明，當社會運行與經濟運行呈現(xiàn)為主體多元化時，政府單一主體已經無法單獨處理社會和經濟事務，也難于調節(jié)日趨復雜的利益格局。在這種背景下，公眾和各種非政府組織必然會以各種形式和途徑進行政治參與，發(fā)揮政府主體不可替代的作用。公眾和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利益表達即是政治參與的形式之一。在規(guī)范的民主制度中，各種非政府組織即包括利益集團。

　　公眾通過利益集團實現(xiàn)利益表達和利益均衡，具有價值和工具雙重意義。

　　從價值意義的角度觀察，利益集團使公眾在更高的水平上實現(xiàn)政治參與。當公民以個體的形式進行利益表達和影響政治決策與公共政策時，其話語權和行動效應相對于其他利益群體和決策機構是極其不對稱的。這意味著，公眾實現(xiàn)政治參與并非必然以個人面目出現(xiàn)。當公民個體的利益表達和行動被整合為利益集團的利益表達和行動后，就會使公民個體利益和行動聚合成“集體”利益和行動，與其他利益集團的利益形成均衡，并影響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就這一意義而言，利益集團成為公民實現(xiàn)政治參與的媒介，利益得以有效表達的通道，從而促進社會利益格局的均衡�！笆聦嵄砻�，較高水平的政治參與常常導致國民產品更平等的分配”。[2]

　　從工具意義的角度觀察，利益集團使公民的政治參與具有合法性。新公共管理理論表明，利益集團具有大量的“系統(tǒng)化的功能”（普羅斯，1986），這些功能的作用表現(xiàn)為：首先，它們促進了利益集團成員和國家之間的對話。利益集團在參與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形成的過程中，一般有其固有的表達方式。利益集團通過這些表達方式，使成員以對話而非對立的形式與國家進行溝通，進而影響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其次，使利益集團成員向國家和他們支持的政策提出的要求具有合法性。利益集團主要通過合法的手段和制度性的渠道來進行利益表達。因此，利益集團的成員是以合法的通道和途徑來實現(xiàn)政治參與，而非通過利益集團制造政治對立與沖突。再次，管制其成員。在利益集團內部，成員除受法律等一般制度的約束外，還要受利益集團內部各種特定制度的約束，使其在被管制的條件下實現(xiàn)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這較之公民個人在利益集團外缺乏約束的條件下，其成員在給出行為時會更為理性和具有合法性。最后，對國家政策和措施的執(zhí)行提供幫助。由于利益集團參與了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制定，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充分反映了利益集團的利益，因此，利益集團的成員會主動成為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執(zhí)行者，而其行為會有助于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實施。利益集團的工具意義在更深的層次表明，公民是否能夠通過合法手段實現(xiàn)政治參與，是判斷一個社會民主化程度的重要維度。（王浦劬，1995）甚至是判斷一個社會是否為民主制度的重要維度。

　　無論從利益集團的價值意義或者工具意義觀察，利益集團的存在和行為無疑是社會有序運行的內生變量之一。無怪乎一些國家的政府過去將利益集團視為異己，而現(xiàn)在則在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制定過程中，主動將利益集團納入其中。甚至在某些領域沒有利益集團時還要創(chuàng)立出利益集團。如在某些領域沒有不同的利益集團的利益交鋒與碰撞，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就缺少必要的信息。政府在該領域創(chuàng)立不同的利益集團則彌補了政府制定政策信息不充分的缺失。因此，在一些國家，利益集團、政府和立法機構的相互作用被稱為“鐵三角”，確實不無道理。

　　在我國，當階級矛盾退出其政治關系的主導地位后，公眾的利益關系凸現(xiàn)為社會的主導性政治關系。尤其當社會轉型期利益關系出現(xiàn)較為嚴重的失衡狀態(tài)時，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即如何使不同利益集團實現(xiàn)利益表達并力求利益關系均衡。因此，在中國的當代社會運行中，引入利益集團這一社會和政治機制是尤有必要的。

　　當然，在中國經歷了長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各種民間力量和民間資源習慣上被視為政府的異己，包括利益集團在內的民間力量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長期處于被排斥的境地，不可能有存在的空間。至今，這種理念仍阻礙著包括利益集團在內民間資源和民間力量的存在和發(fā)展。但是，在中國已經逐步走入現(xiàn)代民主社會的進程中，整個社會無論從理論抑或實踐上都應徹底摒棄這種不合于時代的舊理念，確立容納利益集團在內的公民社會的新理念。

　　從更為現(xiàn)實的意義出發(fā)，中國目前最缺乏的是由各種弱逝群體構成的各種利益集團。在當代社會，強勢利益集團在實質上已經形成，且利益表達、政治決策與公共政策對其利益的反映已經非常充分，而弱勢利益集團則依然缺位，這不能不說是社會利益結構的又一種失衡。一個社會如果憚于弱勢利益集團的存在和發(fā)展，那么這是值得深思的。

　　四、簡短的結論

　　一、在中國的社會轉型期，利益分化是正常的，但利益關系不能斷裂。利益集團的存在可以使社會利益關系保持在合理的張力狀態(tài)。

　　二、利益集團是不同利益群體實現(xiàn)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的社會和政治機制之一，其功能在于使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在信息完善的條件下，充分反映社會的整體利益，促進社會利益均衡，促進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實現(xiàn)。

　　三、中國社會欲求得和諧有序發(fā)展，多元利益集團作為內生變量其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注釋：

　　[1] 這在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和給出的行為中不難得到證明。

　　[2] 伊爾瑪·阿德爾曼：《總結、結論和建議》。轉引自王浦劬主編：《政治學基礎》第227-22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版。

　　[參考文獻]

　　[1][澳] 歐文·E·休斯.公共管理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M] .2001.9

　　[2]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M] .2003.2

　　[3]姚洋.轉軌中國：審視社會公正和平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M].2004.5

　　[4][英]尼古拉斯·巴爾.福利國家經濟學.中國社會勞動保障出版社[M].2003.1

　　[5]李良棟、侯少文、劉春.新編政治學原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M].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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