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fā)表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必須向西方學習》之后，一些朋友對于我主張向西方的民主制度學習很有看法。一位叫“我是章子怡”的網友說：“中國古代已經有制衡皇權的成體系方法，建議您認真研究”。其實，這個問題早已有許多朋友提出來過，其中有些人是非常有名氣、有地位的。他們并且認為，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說明了我的民族主義理論體系的不完整，或者說是重大缺陷。

　　其實，我過去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一是因為懶惰，二是因為不愿意得罪持有這種觀點的諸多朋友，并不是回答不出來。既然現(xiàn)在我的那篇《中國的民族主義必須向西方學習》已經開了頭，本著“我愛朋友，但我更愛真理”的原則，打起精神，把這個問題回答一下吧。

　　一.中國古代對于皇權沒有制衡只有規(guī)勸

　　中國古代確實有一套相當復雜完整的“制衡”皇權的體系，但與其說是“制衡”，最多不如說是“規(guī)勸”，所以我在這里給“制衡”打上了引號。這個制衡體系的完整的具體內容查教科書就可以，根本沒有必要再由我來重復，這里我只要舉例說明它的性質就夠了。

　　中國古代“制衡”皇權的體系當中有一個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就是史官對于當今皇上的實錄，當今皇上是不能閱讀的，這樣，才能保證史官紀錄的客觀性。更為重要的是，這一環(huán)節(jié)是與對于皇族，乃至貴族從小就進行的儒家經典的灌輸緊密相扣的：這種灌輸使得中國的政治精英，包括皇帝，從總體上說還是相當重視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的，像法王路易十五那樣“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人相對還是少數(shù)；
同時，如果皇上不能影響（因連看都看不著）史官對于自己行為的紀錄，他又擔心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行事就不敢亂來。

　　這種“制衡”的構想夠好了吧？可是我要告訴你，這一套根本不行。中國歷史上的頭號明君唐太宗就破壞了這種所謂的“制衡”。無可否認，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好皇帝，但他有塊心病，就是他殺害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
而且，有很多跡象表明，太子李建成并不像正史和小說上都記載的那樣不堪：他在建立唐朝方面的功業(yè)并不比李世民小，而且他比李世民更重兄弟情誼，否則，被殺的就不會是他，而是李世民了。李世民心中有鬼，故此老是要看史官對于他自己這段歷史的記載，并要史官把記載改得對他有利。大臣們規(guī)勸他：第一，你改了很可能沒有用，因為史官不記，天下人會記；
第二，你是個明君，知道掌握分寸，但如果你開了這個先例，后世子孫或許及不上你這個水平，他們就要亂來了，這會危及你李家皇朝的統(tǒng)治。但李世民堅持要看，要改。改了沒有呢？我們今天一般聽說的李建成如何如何壞，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李世民想把歷史紀錄改得對自己有利，這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但問題是他竟然輕而易舉地把這個所謂的“制衡”皇權的體系中的重要一環(huán)給改了。“輕而易舉”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李世民用不著發(fā)動一場新的政變，就把它給改了，這就說明了所謂的“制衡”皇權的體系是多么的脆弱！當然，大臣們對于李世民有過多次規(guī)勸，就這也還是因為李世民是個素來納諫的明君。如果碰上個昏君，那就只有“文死諫”了，可又沒有這么多人愿意死，于是就只剩下阿諛奉承了，于是昏君愈昏。如果一個“制衡”體系可以由被“制衡”者輕易改掉，那它還是“制衡”體系嗎？當然不是，它最多是一個“規(guī)勸”體系，聽不聽，在于皇帝，所以，皇帝根本不是一個被“制衡”的對象。

　　中國古代“制衡”皇權的體系中的“相權制衡”、監(jiān)察制度等等，和上面所說的“史官制衡”有本質上的區(qū)別嗎？沒有，都是皇帝——有時不是皇帝，而是皇太后或其他什么名目，總之是實際上的最高統(tǒng)治者——自己一句話的事。

　　而在民主制度下，對于最高統(tǒng)治者的制衡卻是硬的。這在古代的希臘、羅馬，當今的西方民主國家，都是如此。即使你是最高統(tǒng)治者，要改變這種對于你的制衡，也只有先推翻民主制度。這才能真正稱得上是“制衡”。

　　平心而論，中國古代“規(guī)勸”皇權的體系也不是完全沒有作用，否則，中國也不可能在古代創(chuàng)造相當燦爛的文明。我認為中國古代由于有一個設計相當周密、從小實施的“規(guī)勸”體系，使得中國的皇權統(tǒng)治在大部分時間比羅馬帝國要好。但它與羅馬共和國相比，就差了一些；
如果是與當今的民主制度相比，那就差得太遠，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們不能苛責祖先為什么沒有給我們留下最好的東西，我們應該責備的是我們自己：為什么已經看到了更好的東西，我們就是不肯用！

　　二.民眾缺乏尚武精神是中國古代沒有對于皇權的制衡的癥結

　　馬克斯•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對于中國與西方的一些根本性差異評論道：“根本沒有武裝起來的城里人的政治盟會，這是問題的癥結”，這話說到了點子上。

　　其實，尚武精神不僅僅是對外強大的需要，而且是對內民主的需要。民主制度與尚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民主制度，甚或還稱不上是民主制度，僅僅是一種對于最高統(tǒng)治者的制衡，都離不開“武裝起來的城里人的政治盟會”或者相類似的東西，因為講到制衡，就必須有大致對等的力量，沒有大致對等的力量，就根本談不上什么“制衡”。

　　當然，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的造反或起義。但這些造反和起義，不是被鎮(zhèn)壓下去了，就是勝利后形成了新的一股力量獨大的局面，而廣大民眾則仍是一種安于被宰割的狀態(tài)，缺乏一種常態(tài)的尚武精神，這樣，也就不可能形成一種常態(tài)的以武力為后盾的力量，這樣，就永遠形不成制衡。

　　中國先秦文化中，并不缺乏尚武精神�！熬印边@個詞，曾有“勇士”的意思，春秋越國的“君子軍”，實際上就是越王身邊最精銳的部隊，到了儒家手里，才把“君子”這個詞徹底文弱化了。中國文化中尚武精神的被閹割，完全是最高統(tǒng)治者的需要。他們覺得天下大一統(tǒng)了，對外的武力已經用不著了，而尚武精神一旦用于對內，則會形成對于皇權的制約，故此他們就“偃武修文”了。這在秦皇漢武的時代基本上還說得過去，因為當時中國相對于外國的武力極為強大，把尚武精神閹割掉一些，對外也問題不大。但在其他時候，特別是近代，就完全是一場災難了：沒了尚武精神，中國所有的財富就都被搶光了，所有的文化就都踐踏了。

　　閹割尚武精神，是皇帝們?yōu)榱艘患核嚼鵂奚褡謇娴募畜w現(xiàn)。所以我就不明白，那些主張民主的“自由派”為什么這么仇視尚武精神。他們就是搞不懂尚武精神與民主制度密不可分的關系。說了半天，他們在精神上也還是幾千年皇權的奴隸：看著中國的統(tǒng)治者不夠強大了，不愿意被他們奴役了，就拼命去找外國人來奴役自己�？傊�，精神上被閹割了的缺乏尚武精神的人，不找個什么人來奴役一下自己，就覺得不舒服，而現(xiàn)在的時尚是找外國人來奴役自己。既然這么愿意當奴隸，不愿當中國皇帝的奴隸了就堅決當外國人的奴隸，那你還談什么“民主”？

　　三.民族主義以民族利益為宗旨，決不能同意回到皇權去

　　數(shù)落完了“自由派”，我又要數(shù)落“新儒家”、“新權威主義者”和某些“新左派”、“新民族主義者”了。我實在不明白有些自稱站在中華民族一邊的，還有些自稱站在弱勢群體一邊的人，如此熱衷于回到皇權去。難道不愿當外國人的奴隸了就非得堅決當中國皇帝的奴隸不可嗎？難道你們也是精神上被閹割了的缺乏尚武精神的人，不找個什么人來奴役一下自己，就覺得不舒服嗎？難道你們就不能想象一下自己可以誰的奴隸都不當，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嗎？

　　特別是民族主義者，難道我們的目標不是中華民族的強盛嗎？為了中華民族的強盛，我們就應該什么有利于這個目標就用什么，何必管它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就算中國古代的那一套體系在當時看也很不錯，現(xiàn)在西方的民主制度更好，我們?yōu)槭裁淳筒豢梢杂梦鞣降哪�？中國的書寫“體系”筆墨紙硯也很不錯（老實說，它們作為一個書寫“體系”，比皇權作為一個體系好得多了），我們現(xiàn)在不是在用電腦打字嗎？這電腦難道不是西方人發(fā)明的嗎？還有洋槍、洋炮、飛機、坦克、潛艇、航母、火箭、核彈，都是西方人發(fā)明的，如果我們都不用，都用中國古代的，我們又怎么能夠富國強兵？

　　如果有些人鼓吹回到中國古代的皇權去、鼓吹反對民主是為了混飯吃，那我也很理解，也不說什么了——人畢竟是要吃飯的。如果不是為了這個。那又是為了什么呢？為了我們民族的自尊心？我們的民族需要這樣的自尊心嗎？我看我們的民族沒有這么脆弱：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就是既要有戰(zhàn)勝西方人的自信，又不憚于學習西方好的東西。為了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博大精深，拋除了它不夠好的東西，如皇權專制，好東西還多著呢，需要你們這樣去弘揚嗎？你們這樣去弘揚，難道不是在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徹底搞臭嗎？

　　民族主義，就其本意而言，其宗旨是為了本民族的每一個個人，而不是皇帝。民族主義以民族利益為宗旨，決不能同意回到皇權去。如果中國的民族主義淪落到反對民主的道路上去，那么，其前途只有兩個：一個是它為公眾所唾棄，最后變的無人理睬；
一個是把中國帶向災難的深淵。我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中國的民族主義如果反對民主，它幾乎肯定會被公眾所唾棄，連同它的其他一切好的東西，如它的維護民族利益、愛國、尚武精神等：一個不民主的國家很難長久的喚起它的國民熱愛它的感情，更不用說為它浴血奮戰(zhàn)了。如果這樣，我們這個曾經偉大過的民族就真要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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