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二十世紀以來，知識界對“三農”問題貢獻了相當多的理路，但濃濃的決定論氣味力透紙背。為此，可尋找一條綜合敘事之路。首先，明確自己的身份，力圖在辨識各種命題的基礎上，出入各種事實中，提供關于鄉(xiāng)村社會的較客觀的認識。其次，盡量讓研究對象說話，自己既做局外人也做同情者，保證程序上的客觀性。第三，研究對象的生活，很可能是“熟悉的地方沒有景色”，因此互動的過程不可缺。第四，需要以問題意識為主體，以硬敘事和軟敘事為綜合工具，書寫更生動、鮮活而豐富的“三農”問題。

　　Abstract：Since last century，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has contributed differentmodes of thinking to the agricultural issues，but they smack of a strong senseof determinism.It is important for us now to find a new and comprehensive way ofnarration.First，we should，with a sense of self-identity，immerse ourselvesin the numerous facts.Second ，try to be a sympathetic yet detached outsider andlet 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Third ，enhance interaction with the object ofresearch.Fourth，equip ourselves with an issue-consciousness and imbue our narrationwith critical insights.

　　從1997年至今農民收入連續(xù)下降以來，“三農”問題作為經濟、社會甚至政治現象都得到了有力的書寫，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很多針對性較強的建議。在最要緊之處，到目前為止，好像沒有什么分歧。例如，農民，政治身份甚于職業(yè)身份，所以解決之道莫過于要給他們國民待遇，開通城鄉(xiāng)；
農業(yè)，由于人口與資源稟賦的制約，不可能走規(guī)模經濟的道路，因此需要給農民松綁——卸掉他們身上的稅費負擔，同時要賦權——土地承包權物權化；
農村，為了不至于出現凋敝的景象，不僅要加強鄉(xiāng)村自治組織的建設，還要加大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使農村成為中國穩(wěn)定的大后方。如果說從策論的角度來看待這些理路，應該沒有可值得再商榷的，但策論只是側重于應然，有時候不免說過就算，要形成具體的行動，還需要說的和做的雙方有一個良性的互動才行。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政府部門的誠意和行動都很難跟上這些有理、有據的民意甚至他們所依賴的智囊團的報告。這種僵局的形成可以用官僚政治體系的僵化來解釋，但很難有什么效果。

　　我們是不是可以換個方式來思考目前中國因“三農”而形成的僵滯局面？也許效果會不一樣。由于“三農”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農民、農業(yè)和農村所支撐的干部（公務員）、工業(yè)和其他服務業(yè)、城鎮(zhèn)這個二元對立的體系所促成的，我們可以說農民、農業(yè)以及農村目前的狀況如何如何，也可以說官僚系統(tǒng)太龐大可以搞機構改革，工農業(yè)價格形成過剪刀差可以搞反哺農業(yè)，或者說城市要善待進城的民工等等，這樣的理路實際上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造成已經形成的二元社會的高度緊張。我們一般講事實、擺道理的時候可能習慣于這種兩個人打架，先說甲的事，再說乙的事這樣一種認識方式，最終各打五十大板，不了了之，結果很可能甲也不服，乙也不服。既然是兩個人打架，為什么不是分別／同時站在這兩個人的角度來看問題呢？這里有兩層意思，其一是如何進入研究對象的主體世界，其二是如何整體理解人事。有這一發(fā)問，研究者的敘事就不可能只是以尋求客觀規(guī)律為任務的專門科學方式，是為硬敘事，或者直接展現人的生存狀態(tài)的講故事形式，是為軟敘事，而最有可能是二者的結合。這不是方法論問題，是認識論問題，是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這兩個主體的主觀性決定的。

　　研究往往是替人代言，所以思考自己的局限性和研究對象的主體性問題是份內之事。有關“三農”的敘事，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起一直到現在累積下來的知識儲備，表面上看起來很熱鬧、很豐富，但細究之，發(fā)現還是很蒼白、空泛且單調，其主要敘事特點就是“硬”敘事單打獨斗，先是政治經濟學占主導地位，后來是政策經濟學一統(tǒng)天下，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經濟學追求學科獨立性嘗試經濟解釋一切，結果是獨斷、規(guī)律滿天飛，直到九十年代，“三農”問題成為一個主要的社會問題，經濟學也經過自身的分化發(fā)現自己不過是屠龍之技后，找規(guī)律、找根本原因的經濟敘事才消停下來。當時做社會調查主要是農村經濟調查，現在想想，覺得很遺憾，本來是一個有關中國“三農”敘事的整體的田野工作，整下來卻僅僅是寫策論的注腳。社會學的調查也是如此，即使“鄉(xiāng)土中國”也是以《江村經濟》為主導敘事模式，也許原英文名“中國農民的生活”所指更有意思一些，當然那個時代還有獨立思考的可能性，所以其成就到現在也是豐碑，難以逾越。八十年代開始的社會學調查是摸著石頭過河，沒有理論，只有白描，很粗糙，現在可以批判地作資料來使用，后來有一些外來理論，做下來的，也是報告多于深度敘事，外來理論成為門面招牌，就很難看到研究者個人的頭腦。有的人懸置理論來做社會訪談，但其議論又顯理論貧乏之詬，且有亂彈的嫌疑。社會人類學的調查研究是晚近的事情，可惜因自我設限而文不對題，宗族組織和鄉(xiāng)村信仰這類研究如果是傳統(tǒng)的文化人類學范疇，或許定位更準確些。社會人類學的范疇側重于傳統(tǒng)硬敘事的內容，如社會、經濟的運行，再加人類學，實際上是硬敘事和軟敘事結合得很自然的一個領域，王銘銘對社會人類學的理論作了很多辨析工作，實際上質疑了大部分硬敘事，可惜并沒有走出來，反而因宗族組織和鄉(xiāng)村信仰在社會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之間的游移定位而損害了內容的完整敘述，從而也丟掉了前人研究中的軟敘事內容。

　　硬敘事和軟敘事的結合，這種看問題的方式，在進出問題的時候需要不斷地反思自己的身份和研究對象主體性的可能陷阱，所以思考就不是客觀規(guī)律運行的通暢，而是回環(huán)曲折、若有所思；
因為要除掉自己的先見而專注于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互動、研究對象間的互動，所以敘事就不是單調而蒼白，而是生動而鮮活。對于認識人事來說，這也許是最科學的方式，當然也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方式。

　　一、社會一體化理解的難題

　　首先，要處理因“三農”為標準而形成的社會分層問題，我在處理因公共權利而造成的中國當代社會斷裂格局的時候遭遇到了這一難題。我認為中國目前個人權利難以得到伸張的直接原因是公共權利大于個人權利，個人權利無論是界定還是行使都是由政治機構來實施的。從政治制度的沿革來看，問題也就出在建國后一系列發(fā)動群眾而展開的政治實踐上。這些政治運動不是民眾為了個人權利或者某種實際利益自下而上按照法律程序發(fā)起的，而是政治領導人利用自己的克里斯瑪權威自上而下推行的。在這一過程中，個人的權利和利益都難以得到當時整個意識形態(tài)的認可。當時，對于權利的要求，只有我們的、大家的、集體的甚至國家的（盡管當時對國家的認識還很有限）。對于這種沒有個人自制力和思考力的政治動蕩，這二十年來的反思是有成績的。例如，顧準梳理了從古希臘城邦直接民主到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思想資源，以此來反思中國建國后的政治動亂；
經過眾多有心人的開掘，有關民主的知識得到了較為全面的辨識，雖然其中主要的知識資源是西方的，但歷史發(fā)展的可能性層面增多了，從而對現實有了更為實際的定位，因此對民主政治的討論就延伸到了法治國家的建立和公民權利的實現上，而且對人權的討論也突破了過去不能言說的地步，開始直面中國的人權狀況。這些理路的演進構成我們討論權利斷裂的知識背景。但是也要看到，就在這種努力的同時，有很多論者也在做一種同意識形態(tài)的大調門相合拍的工作。他們站在目前政黨政治的角度，從上而下地討論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這樣就將反思又拉回到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的討論之前的狀態(tài)上去了，甚至有可能涉及中國古代的大同政治理想和政治實踐等知識資源。例如，對“大民主”的討論。大民主有具體的出處也有其具體的演變過程，它同中國的政治生活雖然有聯系但在目前中國的政治互動中的比重并不大。所以我個人認為這種對掌握公共權力的人講民主知識，對一般公民講權利困境的方式是很難有什么實際效果的。正因為如此，我才認為公共權利和個人權利之間的關系才是理解中國當前社會的一把鑰匙。但當初處理這對關系時，我的分析仍然是單線的，認為個人權利被公共權力機構壟占了，解決之道是首先要將這些權利稀釋掉，也就是多的要消腫，不足的要補償，也就是權利的清償問題（“待清償與清償過的權利”，《讀書》，2001年第2期），使公民權利首先是個人權利，這些權利是普遍的、受到憲法和各具體實體法保護的，而不是大家的、公共的、集體的同時又被各公共權力機構（包括國有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具體界定和壟占的，一句話，就是個人權利（及其義務）是第一要義。我分析了個人權利異化為公共權利以及個人權利缺損的社會亂象（“公共權利與當代中國社會”，《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1期），以此說明社會斷裂的嚴重性。這還只是初步嘗試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也嘗試一種綜合的社會分析方法。然而缺陷是明顯的，那就是對公共權力運作與個人權利異化的互動注重不夠，這些互動體現在一個個具體而鮮活的日常行動中。只有在這種互動中，才能讓雙方認識一個完整的社會定位和各自所扮演的角色，而我們對此認識得都不夠。

　　對公共權利的分析使我認識到，對現實社會的分析要充分考慮到行動著的個人和事件，既要認識到自己作為一個研究者的局限性，同時又要進入到那人那事的具體情境中，不斷地進行換位思考，從而將各種可能性揭示出來，才可能有一個供讀者或者大眾進行起碼判斷的完整敘事。這樣看來，公共權利實際上是各種利益，而不是寫在紙上的符號。例如，我雖然提到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個人的權利意識不斷地增強，但并沒有指明這些權利實際上是實實在在的個人利益，因為市場經濟中，個人也好，法人也好，進行交易時其作為權利和義務的主體非常明顯，這樣，他們在同公共權力部門進行權利博弈時，完全是利益驅動。一方面，不能將個人當作封閉體系中的圣人對待，來強調公共權力部門的民意代表基礎；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公共權力在起作用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面前的困窘。這樣來分析，我們就可以知道權力部門在利益要求者和民意代表者之間的行動規(guī)律，也才知道何種情況下以及什么時候，他們的行動與公民權利的吁求可能重合。對于“三農”問題的社會分析而言，我個人以前的強調是個人權利的缺損，如農地承包權、耕作權、剩余產品的處置權，其他產權，自由遷徙權，福利和社會保障權，維護起碼生存的環(huán)境生態(tài)權利等等，所以也就特別借重“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二分分析框架，現在看來，這是不太成功的。原因在于，很有可能，有關權利缺損狀態(tài)下的小農和其他弱勢群體的敘事，對都市人或者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來說，只是看客視野中的遙遠的故事；
或者，有關個人權利異化為公共權利后的腐敗和攫取、甚至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敘事，對公民而言，只是義憤填膺和隨后的一聲嘆息；
這些結果都不是關注公共權利和個人權利關系的人所期待的，因為我們關注的是所有的人，要避免的也是所有的人都過著不是他自己的生活，這種生活狀態(tài)的刻畫無疑是挑戰(zhàn)性的，除了要熟悉現有生存哲學外，還必須了解一些具體的生活狀態(tài)，能夠包涵這些的，只有綜合敘事。

　　二、鄉(xiāng)村硬敘事：一張白紙與層累的漫畫

　　對“三農”困境的敘說向來沒有農民自己的事，所以講述他的人不免都要多問為什么了。認識到這一點，論者也許會心存敬畏，說話也會謹慎些，如果論者掌握了一些權力，那么有些人就會少受些罪。所以于人于己，在硬敘事之外，一定要加上以人為本的軟敘事。

　　對鄉(xiāng)村社會性質的定位，上個世紀影響最大的是階級斗爭理論。上世紀三十年代這一理論在中國鄉(xiāng)村性質的社會大論戰(zhàn)中占了上風，同時更有中國共產黨回應文人論爭的具體革命行動。研究近代社會經濟史的一些成果實際上在說一件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初很多人認為土地分配不公是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根本問題，革命也是按照這個邏輯開展的，分配派戰(zhàn)勝了技術派（后者認為這是個技術問題，即具體的人口、耕地以及農業(yè)技術之間的發(fā)展與演變關系）；
現在看是技術派的價值回潮，因為近代中國的土地分配不公沒有分配派和革命者所講的那么嚴重，而且直到現在，除了農藥、化肥這些現代生產資料已為農村具備外，人口、土地、耕作方式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改觀，純粹種田的農民還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農村也是大都市遺忘的角落，農業(yè)更是價值跌落最快的產業(yè)。從后往前看，容易看出問題，但這只能是個參考，畢竟所有這些都已成為歷史，難以改變。技術派的努力現在也有回報，目前研究近代經濟史有價值的參考文獻以技術派的為主。韓丁的《翻身》，雖然大前提是搞階級斗爭，但那寫實主義的風格還是能讓人看出階級斗爭是強有力的“人為規(guī)劃”出來的，這可以說就是革命動員吧。革命和運動結束后，生活還得繼續(xù)，所以階級斗爭理論是跌落得最重的一種硬敘事。

　　土地占有狀況是整體經濟敘事的一個方面。接下來與階級斗爭理論相關的還有租佃關系和雇傭關系的定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卜凱為首的技術派就認為中國農村是一個自耕農為主的社會。既然土地占有不公的情況沒有過去認為的那么嚴重，那么相形之下，租佃比重也就會回落，這是就總體上而言，而且比較符合長江以北的情況。廣東和福建西部、江浙部分地區(qū)和皖南這些地方的租佃比例較高，但南方公田的比重也較大。租佃關系和雇傭關系的說明，最大的問題在于以前這是說明社會不公、階級剝削嚴重的指標，沒有看出它作為純粹經濟行為的一面的一些特征，同時在鄉(xiāng)村共同體內，租佃關系還是一種基本的社會關系�，F在討論這兩個方面的內容有翻案的意味，不管是以前的認識還是現在的“撥反”，似乎都要去掉階級斗爭的價值判斷。

　　耕地占有狀況和租佃比率以及雇工經營作為經濟分析的內容，還同商品經濟或曰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相關聯。例如，英國的“地主—租地農場主—雇工”這種經營模式就是一種衡量中國鄉(xiāng)村經濟的標準，論者圍繞著這個標準，繼續(xù)討論中國鄉(xiāng)村的小農經濟、農業(yè)生產力和生產率、商品化和產權狀況。其中爭論最激烈的當數農業(yè)生產率。生產力只說明先進還是落后，從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情況就能作出大致判斷，但生產率卻不然，它要度量出勞動力的生產效率，非計量化一些不可，最有影響的是過密化或內卷化，即勞力替代資本的不經濟特征。九十年代后對資源除以人口這個要素制約的強調也是說明這個問題的。人多地少，然后內卷，中國的鄉(xiāng)村經濟與資本主義無緣。也有不同的聲音，認為民國鄉(xiāng)村經濟尤其是三十年代總體上是增長的發(fā)展，這個論調過去技術派就有，認為中國鄉(xiāng)村經濟是商品經濟�？赡艽蠹覜]有意識到，我所說的看似熱鬧實則不然的所在，它并不是具體經濟指標的量化，也不是具體經濟狀況的敘述，而是大前提有問題，論者為何偏要給中國鄉(xiāng)村社會定性呢，定量是為了定性，更有甚之，為何定性的性質非此即彼呢？如果問這些論者對鄉(xiāng)村社會有什么感覺，沒有哪個研究者有這個因素，也沒有這個東西的流露，這就是硬敘事害的，搞完了這些研究，你還得繼續(xù)問中國鄉(xiāng)村的面貌是什么，農民是怎么生活的，這些研究者會說他在找價值中立的客觀規(guī)律，是理性知識，不是感性敘事，回到我開篇提出如何做到客觀的疑問，這種硬敘事是沒法開脫的。反過來說，你做的那些經濟敘事，如果再繼續(xù)問下去并寫下去，不就是很正點的鄉(xiāng)村敘事嗎，干嗎非要說是經濟規(guī)律？最近我看到李伯重的《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一書，就更有這種疑問。如果說有些論著是以中西資本主義有無這個價值判斷為大前提來寫的，非常偏執(zhí)的硬敘事，那么這位反思過大前提后走純粹歷史敘事的作者，在“天”、“地”、“人”的變化與江南的水稻生產、“人耕十畝”，從“夫婦并作”到“男耕女織”再到“半邊天”，節(jié)育與人口、城市與江南地區(qū)等等這樣一些已經相當軟的敘事面前，仍然要用經濟史來套裁，就顯得可惜了，明清江南農民的生活圖景已經相當真切了，居然還是經濟史，這只能說我們的學者之怯，不能拋棄所謂的科學硬敘事，走到廣闊的歷史和社會生活敘事大天地中去。

　　現在由于學科間的交流增多以及“三農”確實是個社會、文化問題，有關土地制度的經濟分析已經是昨日黃花。即使有這么一個轉變，但新近的敘述仍然有硬敘事太過而論說單調、空泛，結論蒼白的眼障。這主要表現在：（1）論農業(yè)，經濟價值取向至上，社會—文化和生態(tài)價值少有涉及；
（2）論鄉(xiāng)村社會，論者較注重內部—家園視角，但往往就制度論制度，沒有注意從整體意義上來理解鄉(xiāng)村社會的行動；
（3）論農民，農民成了沒有血肉的象征符號，農民身份的改變還涉及生活方式、社會—文化生活的改變，整個社會缺少這方面的關懷。

　　三、農業(yè)是一種生業(yè)：綜合敘事的可能性

　　有論者說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鄉(xiāng)村經濟學，這個好理解。但有個技術學派，開端也不孬。這個學派重在敘事，卜凱的助手、后來的鄉(xiāng)村社會系主任喬啟明，于1945年在重慶出版了他的《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其框架明顯是綜合敘事的建構，像人口基礎、文化基礎篇就是鄉(xiāng)村經濟學的應有之義。他的結論就是要“使人口、土地與文化三者得其調劑”。這里有個歷史的斷裂。八十年代以后對中國農村的敘事雖然沒有了資本主義這個歷史大前提，但正如前面所說的，學科專門化也是這段時間內逐步完成的，大家調侃的學科帝國主義將硬敘事發(fā)展到頂點。一些討論看來也沒有脫開過去的窠臼，仍然是經濟敘事模式前導，以前是政治經濟學，現在是宏觀經濟學和政策經濟學，很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都有一個不太高明的經濟學面罩，明明是很有自覺性、自主性的鄉(xiāng)村社會生活調查，最后都變成了某個經濟問題的探討，小農生產是經濟，土地問題也是經濟，整天土里刨食的小農也是經濟主體，農民交公糧是市場行為等等，效果非常不好。

　　這就影響到對中國農業(yè)的評價問題�；�于前面對中國小農經濟非經濟的判斷，如過密化、勞動替代資本的內部硬性約束等，很容易就認為中國還沒有到達經濟運行規(guī)律上的某一階段，那就是工業(yè)或其他產業(yè)反哺農業(yè)的階段，因此就不能搞“價格補貼”（林毅夫）或鄉(xiāng)村社會福利保障（溫鐵軍），這完全是從經濟學認識出發(fā)的硬敘事。這種硬敘事沒有考慮到農業(yè)作為一種生業(yè)的大前提，也不注意梳理這些認識的不同時空條件限制，雖然看似從具體出發(fā)，如小農經濟，但并沒有將這個經濟看成一個能動的主體，中國的農業(yè)是不經濟，也是小農經濟，但它一天24小時在運轉，也有比目前的論者長得多的壽命，從這個意義出發(fā)，關于小農經濟效率判斷的各種規(guī)律又是何等蒼白，因此不應該動輒將教科書意義上的結論作為思考的起點，而應該是基于具體農業(yè)生產條件和歷史條件來討論農村經濟。首先具體看經濟階段論，發(fā)展、增長都是經濟效率優(yōu)先，應用到歷史上，是有限度的，因為任何社會在歷史上沒有那么絕對和直線發(fā)展的階段，不說歷史沒有從一而終的模式，就是經濟也到處是混合經濟的模式，羅斯托的經濟階段論不知道要加多少個假設才能夠成立。我們的論者卻居然創(chuàng)造出反哺說，直線進化是書本上的也是想像出來的，沒有哪一個階段對應哪一種藥方的公式，不能指望到了真有的那個階段，可以搞其他產業(yè)反哺農業(yè)，這個問題的本質是社會綜合協(xié)調發(fā)展，任何時候都可以搞，指望前人或者后人解決這個社會的實際問題，是逃避責任。從目前具體情況看，價格補貼同書本上講的先進發(fā)達國家對農業(yè)的保護根本是兩回事，發(fā)達國家的農場主交不交公糧（農業(yè)稅、費）？這可是純粹的超經濟的剝奪，現在把他交上去的返還那么一小部分，怎么就叫農業(yè)高額保護政策呢，還影響到國際關系和外交困境？這種庸俗直線進化論在中國還反映在對法治、自由、民主、人權等公共問題上，很多論調都強調中國還沒有發(fā)展到某種階段，因此不適宜搞這些沒譜的事情，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模糊地有一部進化歷史只是站在今之視昨的角度上的，每個時代的人們都活在他們認為“先進”的時代，都過著自己時代的生活，哪有規(guī)定好的昨天的人們干什么，今天的人民又干什么，明天的人再干什么的。要有一種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當代事情現在干的認識論，勇于承擔責任，在具體事實的基礎上，解決實際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部分返還糧錢是目前政府幫助農民的唯一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措施，其他的都是伸手索取的，連農業(yè)技術推廣和改良都市場化了，涉農部門都走到了農民的對立面，這種情況下，這種措施簡直就是一息尚存的人間溫情，是變相的農業(yè)稅費減免。

　　農業(yè)除了其經濟價值外，還有其社會和文化價值。也就是說農業(yè)是一種生業(yè)，既然是生業(yè)，那么從業(yè)者和他所生活的場所就應該得到應有的體認和尊重。對農業(yè)的認識，我們討論的時候一直基于經濟困境而開革命與改革的良方，但如果意識到這要改變別人的生活，這么一個更艱巨的任務，顯然需要從政治革命、經濟改革的套路中跳出來。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讀書人對這個問題就有清醒的認識，在為湯爾和翻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農事實驗場編的《東省叢刊》之一所寫的序言中，蔡元培于1929年9月24日就寫到“我們太懶，——我們能把全國農業(yè)上的關系，調查清楚，就得到了救濟中國的鎖鑰”，并認為這就是書名《到田間去》的用意；
1930年5月28日，胡適之也寫了短序，首先他對國人開自己在美國留學不識蘋果的玩笑做了澄清，然后批評國人見了小麥說是韭菜卻要高談“改良農村”、“提高農民生活”的行為，他說他的大兒子在上海郊區(qū)就將小牛說成小象；
湯爾和認為當時雜志少說也有1000多種，但都是扯淡的，因此為了回擊“開口便是主義，閉口便是國家”的虛妄，他的目的是要讓大家“留心萵苣白菜等瑣屑不堪的小事”。這只是當時大家努力認識中國農村的一個插曲。

　　由于中國社會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社會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斷裂”：過去城市和農村是互補的，現在城市消費的產品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來自農村（孫立平語）。所以，市場經濟造就的二元社會同制度造成的二元社會疊加，社會整合的難度加大。再出現上述插曲，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所以現在要少談農業(yè)的經濟價值，那是政府和農民的事情，應該從軟敘事的角度出發(fā)多談農業(yè)的社會和文化價值，因為這是整個社會的事情。而且關于農業(yè)生產的具體情況也談得不夠，靠天吃飯（只能簡單生產）、靠地吃不飽飯（地太少）、靠別人吃不上飯（政府的口號農業(yè)）、靠自己吃不好飯（純種田收益差），尤其是基于天、地、水、熱等自然條件的農業(yè)生產狀況和農民從事農業(yè)的一系列生產活動，包括水稻、小麥、棉花等主要糧食和經濟作物從播種到收獲的整個過程的知識，都是整個社會都必須了解的知識，否則怎么可能對農業(yè)和從事農業(yè)的人有了解之同情？農業(yè)的改進專門注重市場價值，這種經濟取向至上的分析只能得出一種我們都知道的結論：整個社會都不會對農業(yè)抱以了解之同情，農業(yè)成了一種優(yōu)勝劣汰社會觀中的產業(yè)和職業(yè)。這就是專談經濟的弊端。更進一步的分析應該指向兩個路徑，一是考慮具體的現實農業(yè)生產條件，二是考慮這些條件的歷史演變，這兩個路徑是對社會（鄉(xiāng)村）一體化理解的兩個非�？扇∫诧@而易見的方法。但由于論者很難意識到他的經濟學分析主位，生怕丟掉了專業(yè)意識，在現實專門科學共同體中找不到發(fā)言權，因此分析來分析去，最后就只有蒼白而單一的應然說。幾乎很少發(fā)現他在闡釋這些問題上的回環(huán)、曲折和若有所思。關于農業(yè)的敘述中少了社會和文化價值層面，研究者也就很難考慮到自己的局限性和研究主體的能動性，這些更為人本化的反思更應該是常態(tài)。從中國具體的實際情況出發(fā)，我個人認為“三農”論說少了軟敘事，因而主要加強的是上述兩個路徑出發(fā)展開的內容。

　　軟敘事強調農民的存在狀態(tài)，不僅政府官員、研究機構的學者或專家、一般大眾對這個缺乏認識，就是農民自己也不屑一提。這里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們太熟悉這個環(huán)境和生活狀態(tài)，覺得沒什么可說的。其二他們也有相對評價問題，在某種社會價值觀影響下，從事農業(yè)的社會評價低，這導致他們也不看好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和狀態(tài)，尤其是在人員流動情況下。所以，這更應該以研究對象的存在狀態(tài)為敘事主體，而不是以研究者的評價系統(tǒng)。講“三農”問題，我們的論者講來講去，就是干巴巴的幾個必然規(guī)律，完全沒有他與研究對象的互動，而且最可怕的是居然沒有研究對象本身的形象。農業(yè)不談具體一些的生產狀況，農民成了一個符號，農村成了異域。不論你做什么“三農”研究，你總該有個同研究對象互動的過程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你去了解這些情況，結果既沒有這些研究對象的具體情況也沒有互動過程，那叫什么正確認識？所以我看這些年的“三農”敘事，壞就壞在論者缺乏心眼，只認死理，不顧生活。日本學者祖田修在《農學原論》中非常詳細和扼要地列舉了農業(yè)所具有的社會和文化價值。他的“生產的農學”、“生命和環(huán)境的農學”、“生活的農學、社會農學”和“空間的農學”所對應的經濟價值、生態(tài)環(huán)境價值、生活價值和綜合價值，尤其是后三種價值，在中國應該得到更多的強調。如果有論者抬杠，說中國還沒有到關注這些價值的階段，那我們就要好好地看清他的本來面目，他一定是個不擇不扣的庸俗進化論者，其生活狀態(tài)和價值判斷完全二分，我們要使這樣的人充分認識到其生存的狀態(tài)是即時的。

　　四、直接敘述鄉(xiāng)村：田野、日常生活和客觀歷史

　　鄉(xiāng)村社會性質研究，目前只有研究鄉(xiāng)村自治的論者在堅持。賀雪峰將其論鄉(xiāng)村自治的一系列文章以《新鄉(xiāng)土中國》為名結集出版，其研究旨趣一目了然。最能體現村治研究趣味的是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徐勇、吳毅、賀雪峰等聯合其他同道發(fā)表的“村治研究的共識與策略”一文，刊于《浙江學刊》2002年第一期。其共識“田野的靈感”、“野性的思維”、“直白的文風”、“平和的心態(tài)”、“深刻的片面”，直接反映了一種量的積累后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反思，但是他們要面對很多疑問。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認知中國農村社會的解釋體系的復雜性，前面已經提到了政治、經濟和一些社會整合論上的解釋體系，現在的共識是另起爐灶，且是直接敘事，這要擔兩個風險：首先，對于鄉(xiāng)村社會的體認不是完全一窮二白的，雖然硬敘事太滿，但畢竟是一個基礎，你這個創(chuàng)新顯然還只是在認識到過去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直接敘事是不是喪失了針對性？其次，直接敘事本身面臨一個認識論的挑戰(zhàn)，在不是寫小說或講故事的情況下，都要首先討論概念問題，即使是人類學的實地調查，事先也要討論行不行，何況村治研究是問題導向，面臨多學科的知識積累，可問的還要多一些。一旦討論擴大到對整個農村社會的認知上，村治研究者又該如何有效地規(guī)避這些研究有可能置于公共領域或者現實論壇的潛在風險？所以，村治研究的認識論邊界還必須外推到同中國鄉(xiāng)村社會整體認知相銜接的地步。第二，田野何所系？田野不可能只是村民自治實踐的調查，而中國農村實際狀況又太籠統(tǒng)，村治研究只是在努力提高農村實際狀況的知識增量而已，不可能是以偏概全。中國有成千上萬個村莊，風土人情懸殊，如果直接敘事，“中國（鄉(xiāng)村）形象”就太多了，可見研究者必須有足夠的理論準備，尤其是在直接敘事方面。從這一點看，不能一味地排斥西方理論，有些一般概念，只要弄清這個概念的各種假設和演繹過程，針對性地使用還是很有效的，如對權力的爭奪、集體行動的邏輯等，關鍵要有中國鄉(xiāng)村語境，這才是鮮活的，這一點是側重制度研究的村治研究者們難以察覺到的。另外，有些鄉(xiāng)村處于變動的狀態(tài)，如勞動力流失村莊“失守”的“棄村”，如整體并入城市化網絡中的“城中村”，由于市場經濟的驅動，今后這一過程還會加速，所以村治研究又不能沒有變動中的城鄉(xiāng)互動這一框架，在這個框架內敘述鄉(xiāng)村社會的權力運作想必是生動的。

　　村治研究者雖然提出了問題，但受制于過去的硬敘事，尤其是不能跳出政治組織或制度建設的框架，研究者應該同政策部門的運作保持距離，要比他們想得更多一些。由于在現代化的語境下搞村治研究，所以有上面提到的種種疑問。現代化是一個庸俗的概念，它的內涵是強烈的應然說，而且還有普遍標準。研究者只要注意到事物不是直線進化的，而且也不是千人一面的，他們就應該放棄這一概念，或者在使用它時作一個小小的限定。自從西方社會出現經濟、社會危機后，尤其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文化危機，現代化所面對的更多的是社會病相，這個建立在經濟發(fā)展篤定階段上的庸俗進化論就失去了對現實社會的解釋力；
同時，結束殖民統(tǒng)治的發(fā)展中國家所搞的現代化改革，結出的果實是典型的四不像，現代化失去了它最后的對現實社會解釋的陣地。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只是就人均GDP 這一經濟指標來劃分的，并不代表西方世界的昨天就是我們的今天，其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社會都是當代社會，如果研究者有對現實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包括人的現實生活境遇，那么對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研究就不會用強烈應然說的現代化這個大帽子。

　　提出“田野靈感”、“野性思維”、“直白文風”，強調增進對實然的認識，這樣的研究者卻仍然堅持現代化的硬敘事，可見他們真正沉潛到硬敘事和軟敘事結合的自由天地中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人生活在歷史和現實的各種機會之中，一個人的存在就表明一種生活的可能性，立足于斯，才能真正領會硬敘事太滿之弊和軟敘事之必要性。

　　另外一個具有同樣問題的鄉(xiāng)村直接敘事是日常生活的發(fā)現。日常生活的描寫，其困難之處既在方法上也在認識論上。日常生活怎么樣進入文本，表面上它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但實質是一個認識論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處理的是文本而不是“言語”或現象，要讓現象成為言說的對象，必須在認識論上加以解決�！暗揽傻�，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鄙鐣�現象的解釋同歷史的解釋，其分野較明顯。在沒有歷史文本或歷史文本很少的情況下，如何言說現象？所以不能簡單地以日常生活的描寫作為解決宏觀觀照不足的武器，要敲打日常生活這塊活化石，看清楚它的紋理和脈絡，乃至質地，找到真正書寫日常生活的不二法門�！叭粘Ｉ�活世界”作為一個分析概念并不是有效的，它太籠統(tǒng)、模糊，需要將它搬開找它下面的東西。因為除了“遠方之地”或“異域”外的日常生活對此在的人們有意義外，人們并沒有或不去發(fā)現此在生活的意義，這正好是“熟悉的地方沒有景色”之謂，但此在的生活畢竟也是日常的，也有意義，為何棄此在之日常而打造“異域”或彼岸之日常來觀照“我們”的生活（異域生活不在我們的生活之外，而是其中，“他者”只是人為的設定，為了敘事的方便而已）。要從此在出發(fā)觀照日常生活，這樣就沒有他者，也沒有對立的生活意義。一切日常都是此在的日常。不能說以前對鄉(xiāng)村社會的認識是日常生活的缺席或未被發(fā)現，因此要以日常生活替代觀念認知，關鍵在于大家都在過日常生活，異域或他鄉(xiāng)的日常生活不可能作為一個“獨特的認知”概念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外而存在。所以，“日常生活世界”并不是觀照城市之外的鄉(xiāng)村生活的有效分析工具。它還是太普通，其作為假設的邊界也沒法設定。或者從“家園—內部”的視角切入，或者放棄“日常生活世界”在觀念史上的席位，總之，不大可能直接書寫到一個日常生活世界，更不可能得到一個觀念上的日常生活世界。這是必須慎重對待的認識論問題。

　　由此我們還必須反思直接書寫鄉(xiāng)村歷史的敘事。直接書寫歷史和徑直書寫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同一的認識論基礎，都不一定能夠書寫到真實的歷史和現實，必須有作者在各種敘事中的迂回和出入。這里就以一個有爭議的村莊歷史的書寫為討論中心�！蹲x書》2001年第一期刊發(fā)了“書寫歷史：《高家村》”一文，3月29日《南方周末》集中發(fā)表了質疑文章�！皶鴮憵v史：《高家村》”一文的作者將當代鄉(xiāng)村歷史這個“活寶”給糟蹋了，也可說撿起了芝麻，扔掉了西瓜。壞就壞在他搞不清他是誰，是歷史中的一員還是研究者？作者對這個缺乏反思，犯了“自己看到的就是事實”這個他想避免又陷進去的常識性錯誤。其實我想指出這篇文章的作者和它的質疑者們都跑冒滴漏掉了主題。但如果對直接書寫歷史的認識論不加辨析，只說同在現實社會里書寫日常生活世界一樣有共同的“名實難分”問題，可能還稍欠單薄。因此我必須就鄉(xiāng)村史饒舌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問題�？瓢鄽v史說穿了，就是超越歷史常識悖論，在研究客觀歷史的過程中結合認識的主體性問題，求得一個在現有材料和觀念知識水準基礎上的歷史認識。其間充滿著了解之同情，應該說歷史的書寫方式主要是軟敘事，側重對人的生存狀態(tài)的理解和解釋。所以說，歷史敘事處處充滿了設問，以體現人的歷史存在狀態(tài)的多種可能性的開掘。不能因為意識到歷史認識的主觀性，而任意裁減歷史或書寫歷史，如果是大歷史，將會面對千百萬人的質疑，即使是個人歷史，也不會那么輕松面對質疑者，如果想到這些問題，就會對歷史保持敬畏之心，書寫歷史也就會謹慎得多。這就是歷史的客觀性。十九世紀西方歷史理論忌諱議論，以為越直接越如實，越干巴巴越客觀，以為這才算是書寫到了真實的歷史。到現在史學理論已經解構了這種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強調先要做觀念認識的考掘。繞來繞去，只有一個道理，在進行客觀敘述之前要對概念和命題等觀念知識做一番分析，不管是邏輯的還是歷史的�！皶鴮憵v史：《高家村》”一文的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將我們日常的主觀認識看成了不好的東西，而“以惡易惡”；
日常的主觀認識是我們思考的出發(fā)點，要達到認識的彼岸，還需要走過艱難的思想之旅。歷史的主觀性是好東西，不是壞事情，它恰恰反映了我們知性努力的共同方向。這在對硬敘事的檢討中已經說得很清楚，客觀的、唯一的規(guī)律在人的知性努力下是大有問題的，那么科學的認知方式就是在硬敘事太滿的情況下加入軟敘事的內容。從對日常生活世界的反思中我們知道單純講故事的局限性，完全以個人的看法來書寫歷史和現實，也是不可能的。主觀認識只是一個起點而已，要挑戰(zhàn)很多經過論證的主觀認識，才能找到書寫的合法性。歷史和現實的書寫本身是知性努力的最大難題，所以我們總是從一個個小小的方面來討論其可能性。這一點應該是任何軟敘事的應有之義。

　　軟敘事本身的相關問題，并不是我討論的中心。我只是想以綜合敘事的方式指出現有“三農”敘事的可能缺失，強調未來敘事的可能方向。因此，對于具體的鄉(xiāng)村歷史，尤其是八十年代以來的鄉(xiāng)村歷史而言，“書寫歷史：《高家村》”和質疑它的文章都漏掉了主要內容，都跑到歷史的書寫形式上，而對具體的當代鄉(xiāng)村歷史的內容缺乏足夠的省視，丟了本質，揀起了形式，跑題了。他們所反映的鄉(xiāng)村生活，這才是主題，已經有些支離破碎，其對過去的真實感受則快被現在的狀態(tài)榨干了�！皶鴮憵v史：《高家村》”的作者已經寫了一些暫時屬于高家村所特有的當代鄉(xiāng)村生活，如果他堅持軟敘事，只寫農業(yè)的具體生產條件、農村的豐富交往以及農民的生活掙扎、情感沖突等等，那將是功德無量的事。可惜，他要拿他所了解的“破事”（不完全義）做他同各種宏大敘事打仗的道具，委實遺憾。而質疑的作者手里也只有他們所知道的那一點“破事”（不完全義），還引到敲打“文革”上去了。其實，有些村莊的村民哪里知道各種有關鄉(xiāng)村的宏大敘事，他們只有他們自己的生活，他們所接觸的各種力量都卷到其生活中去了。這就回到我一直力圖想說明的一個問題上，必須加強政治、經濟主導的硬敘事之外的、社會—文化范疇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系統(tǒng)中的鄉(xiāng)村歷史和現實的敘事，才能有效扭轉這種一討論鄉(xiāng)村生活就跑到農村、農民、農業(yè)之外去了的“飛遁”現象，而朝向堅實而具體的人類生活敘事邁進。

　　五、斯人在彼處生活

　　我們討論“三農”問題，說實在的，一說就說到幾個有限的命題上，而且還是必然規(guī)律，如勞動替代資本、小農經濟、城鄉(xiāng)二元，中西歷史和現實發(fā)展的差異性等；
一說到鄉(xiāng)村社會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就跑到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社會變遷上去；
一說到辦法，就是革命和改革，具體的路子也就那么幾種，不外是維護權利、增加就業(yè)、減輕負擔、改革政府。從一個方面說，這是大家認識一致，意見統(tǒng)一，說明就是這么回事；
從另一個方面說，這幾個方面哪一點都不可能是天上掉得下來的，試想政府真的有這能耐，那問題不早解決了？要考慮到社會的張力和其中紛紜的互動，否則只有思維硬化，認識單一。

　　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考慮問題。首先，因為我們都不是農民，也沒有生活在農村，更沒有從事農業(yè)，因此，就不那么清楚生活其間的具體情況，就必須明確自己的身份，力圖在辨識各種命題的基礎上，出入各種事實中，提供關于鄉(xiāng)村社會的較客觀的認識。其次，研究對象是能動的，盡量讓研究對象說話，自己既做局外人也做同情者，保證程序上的客觀性。第三，研究對象的生活，很可能是“熟悉的地方沒有景色”，我們自身的狀態(tài)也一樣，因此互動的過程不可缺。第四，硬敘事太滿就很可能只見規(guī)律漫天飛不見人，軟敘事單獨又不具有反思的功能，因此需要以問題意識為主體，以硬敘事和軟敘事為綜合工具，書寫更生動、鮮活而豐富的“三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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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以及一些非政府組織和團體在幫助低度發(fā)展的弱勢群體時，其操作手段已經顯示我們的一些認識方式存在問題，最大的問題是沒法合作，也沒法具體操作。因為我們有關“三農”的論斷都是宏大敘事，并不在意生活氣息。而別人是以人為本，強調現有的地方生活狀況以及參與型發(fā)展。我們被動，人家主動，所以別人可能總有正經事做，我們也在做，但做的事情缺乏互動，都是政策研究，不是互動型的知識增量、實踐增加的工作，一旦最后發(fā)現只不過是給政策做注腳，自上而下根本動不了，接下來就是疲軟、落寞。因此，我們要從這些從事實際扶貧和開發(fā)的國際組織和團體的實踐中吸收經驗，多注重“三農”的生活屬性，在政治、經濟之外，更側重社會—文化生活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把農村看成一個自主性的生活場所，將農業(yè)看成一種生業(yè)，將農民看成我們自己。在這樣的一種綜合敘事的視角中，我們將會發(fā)現農民生活困苦、農業(yè)危險以及農村凋敝的深度，這種深度是人類生存意義上的，是我們自身的狀態(tài)，所有的人都會在它面前面臨靈魂的拷問。這就是綜合敘事要達到的目標。

　　自從中國2003年春爆發(fā)SARS以來，對人類生存狀態(tài)的整體思考開始抬頭，對一般大眾、政府官員和學者、專家都是一個觸動。雖然這種思考持續(xù)的時間不長，但畢竟開始了。我們開始思考人類和自然的協(xié)調，未始不能思考我們、你們、他們的協(xié)調。這就是“三農”問題將來的綜合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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