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而今狼煙四起的學界，似乎已很難在彼此的中間擺下一張書桌：我們?yōu)槭裁床荒埽ɑ蛘邚膩砭筒荒埽浚┬钠綒夂偷赜懻搯栴}？如果真的不能，我們如何可能在討論的過程當中作出必要的妥協(xié)與讓步？如果我們總是充滿怨恨與悲情，妥協(xié)與讓步當然就無從談起，那么民主精神又該如何產生？

　　當下的學術語境越來越險象環(huán)生，究其根本是學術不得以獨立的必然后果：特別是由于學術體制性的腐敗與凝固性板結，使得學術批評與學術批判常常流于“熱鬧一通，監(jiān)督（制衡）落空”，由于學者與官僚形成的利益同盟共構關系，壁壘森嚴，不說匡正之效，就是一點悔過之心都實屬不敢指望。加上知識生產、管理、消費基本處于壟斷狀態(tài)，一旦遇上控制與權力的事情，是非就極為容易混淆，因為我們的語境跟西方的完全不同：擁有了知識卻未必就能擁有權力，而是相反，擁有了權力就可以任意地管理和控制知識。至于消費的管道，更是不言自明。在這么個特殊境遇之中，每個人為自身利益計，上演出的種種丑劇、鬧劇、滑稽劇以及喜劇或悲喜劇，在所難免，而且已經滿目皆是。不是我們缺乏追求真理的人，而是這塊幾千年專制的文化土壤，始終就不能給追求真理以起碼的土壤。更何況，我們不能忘了：在追求著真理的時候，我們決不可以忘記了每個具體的個人身后都潛藏著切身的利益。為了這個切身利益，任何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會在瞬間發(fā)生，而且會發(fā)生的讓我們一個個瞠目結舌。就是因為根本的知識狀況和我們自身的身體情況（身份、身位、身家等等）不能從根本上得以改變，為了利益而不擇手段，昧著良心消滅良知甚至喪失起碼的人的尊嚴的底線，反而變得再正常不過。因此我們的古人才會一而再地提出并反復論證“存天理、滅人欲”，而我們今天如此爭斗，還要一個個假裝冠冕堂皇，似乎真的跟我們的自身利益無關（可見我們古人還是有“先見之明”的）——殊不知，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有時候豁出去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包括榮譽、地位、身份等等哪怕豁出性命，也屬正當正常。我們的知識狀況與身體狀況不能得以改變的現(xiàn)實，產生的另一個惡果便是狼煙四起，滿目所見均是一條戰(zhàn)壕的拉幫結派，各自形成碼頭，打群架、互相謾罵、甚至人身攻擊，更有甚者，還頗使得一些人能夠幸災樂禍，說：我就喜歡看知識分子打架。卻是大家同時就忘記了共同努力的方向：就是如何形成真正的良性互動，然后有效而徹底地改變我們自己當下的現(xiàn)實狀況和現(xiàn)實境遇？即便是民間與官方，只要都明智，也理應朝著共同的現(xiàn)代性目標共同的理性化道路上形成良性互動。否則惡性前景也一樣不言自明。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特別欣賞鄧正來先生的胸懷和雅量：前不久，我寫作的一篇題為《關于當下三個知識分子文本的綜合批評》的文章中，特別對鄧先生的市民社會理論研究進行了不能說是太客氣的批評，文章在多個網(wǎng)站發(fā)表后，鄧先生所供職的吉林大學《中國理論法學研究信息網(wǎng)》不僅收進了他們的《論文集萃》欄，而且還被鄧先生本人收進了《正來學堂》的《正來學報》2004年第一卷第一輯，我知道后，頗為感動；
后來我致函于鄧先生，專門就此表示了我的敬意。鄧先生回復我說：“發(fā)你的文章，判準是學術性的，沒有批判也就沒有了學術�！眽蛄�，我想我們應該可以真心地領會到一些學術精神了的。

　　繞了一圈，才繞到我要正面展開批評的對象楊玉圣身上來：毋庸諱言，因為楊玉圣的似乎“樹大招風”罷，也因為楊玉圣似乎在學術批評活動中頗得罪了一些人的緣故吧？也毋庸諱言，楊玉圣先生確確實實為我們的學術研究、學術批評乃至學術共同體做出了諸多的重要貢獻。如果因為楊玉圣的似乎“敏感”，就不對楊玉圣長期以來認認真真地做出的眾多學術成果給予正反兩方面客觀的批評以及切實的批判，竊以為絕無益于形成我們的種種良性互動的公共空間，更無益于我們夢寐以求的種種良性互動的可能性的形成。盡管我跟楊玉圣并不互相熟識，更談不上有多少交往。準確說，我是從《學術批評網(wǎng)》上認識的楊玉圣，是《學術批評網(wǎng)》一直高揚著的學術程序公正的旗幟和重建知識理性的精神深深地吸引著我，從而也就很自然地我開始關注楊玉圣個人的相關學術研究、學術批評與指向以及相關的一些重大學術活動。似乎需要說明，本文的討論范圍將局限于此，超出該范圍的討論筆者在此表示沒有興趣。

　　一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老是喜歡不服氣，事情無論大小，其中當然也包括做學術，搞研究。按說不服氣是好事，起碼是個絕佳的內發(fā)動力，能夠看出別人的不行，然后做出自己真正像樣的東西來。遺憾的是，我們的不服氣，常常是變成不負責任的橫挑鼻子豎挑眼，僅僅也就是不服氣而已。前不久在網(wǎng)上看到兩個某名高校畢業(yè)生對楊玉圣的《中國人的美國觀》的輕慢與嘲諷，基本便屬于此列。他們的“眼界”似乎挺高，根本不去看人家書中講的是什么研究的又是什么，在書店里面就翻了翻這本書，也不想買，只看著頁頁有注釋，就說這是做資料還是做研究？然后就鄙夷上了。我們頗有一些這樣的年輕人，心比天高，氣壯如牛，動輒原創(chuàng)、體系，新思想、新學術，新發(fā)現(xiàn)、新創(chuàng)造……殊不知，大量低級重復的勞動就是這樣產生的：君不見我們有多少的理論和“體系”，實際上大都為西方理論和體系的翻版，即便不是，也是拾人牙慧，在人家的體系里頭翻跟斗，或者干脆就是橫移挪用改頭換面稍好一點的也不過是換一種話語方式表達而已，然后就變成自己的理論“貢獻”了。如果說追求真理必得研究客觀的話，那些所謂的理論和“體系”從根本上說就是虛假的。

　　我們暫且不說古人所云“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
不明，終是亂讀”，我們的知識和學術如果真的想進步，積累乃為第一要著。眾所周知，我們的啟蒙盡管一度被救亡所代替，但我們身上諸多的破壞性不能不說是我們少有現(xiàn)代性知識的積累的主要原因，這樣，啟蒙又該從哪里開始，又將從哪里進行并深入下去？光是那得坐多長時間的冷板凳才能得到的那么多“注釋”部分，如此艱苦嚴肅的勞動你不敬重也罷，其將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上多少方便？然后你的研究在此基礎上，才可以談發(fā)現(xiàn)才可以談創(chuàng)造。這么簡單的道理，居然也可以被歪曲？更不要說：《中國人的美國觀》實際上涉及了一個對我們來說殊關重要而又十分切身的啟蒙課題：我們?yōu)槭裁匆芯棵绹?/p>

　　美國為什么讓我們如此地又恨又愛？美國對我們中國人來說為什么始終是個謎？

　　是因為美國曾經給我們太多的希望，更因為美國曾經給過我們太多的失望？

　　我們研究美國，歷來的動機都非常單純，便是如何也讓自己強大起來。然而，在無比強大的美國面前，中國人民的善良感情又屢屢受傷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后，泱泱帝國的封建主義小農經濟，終于在咄咄逼人的資本主義的虎視眈眈之下?lián)u搖欲墜，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上的人們，無不曾把熱切而又隱含著期盼的目光投向西半球的那塊新大陸。無論是淘金熱，還是學子潮（洋務熱）以及排華之后的“抵約”潮，無論是巴黎和會之前后還是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后，中國人面對西方列強的憤怒，轉向對美國的悲憤交加，多少年來，我們都是生存在這樣一種雙重的屈辱與無邊的悲情當中。不管怎樣，在中國人處理與美國人的感情、交際和友誼抑或仇恨當中，確確實實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哪怕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這個深層的鴻溝仍然很難甚至不可能被逾越。問題在于，我們不能老是在怨恨和悲情的民族情感的淵藪里無法自拔。你即便是想著跟人家交朋友，也得認清朋友之所以成為朋友的條件（你只要看看我們自己當下的所謂朋友就明白了，有時條件便是第一因素了），否則你就不能馬上反目為仇。更重要的是，我們研究美國，肯定不僅僅是在于學習，而且更應看到我們自身的種種致命之處，而不是一而再地想采用“以夷制夷”來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一個多世紀來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思想與方法基本都遭遇了失敗。

　　《中國人的美國觀》便是在占有大量翔實的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對中國人的美國觀念史的如實研究，然后客觀而全面地揭示出了我們中國人面對他者之時，又是如何不肯加深認識我們本身的。比如對美國的政治制度，國人很早的時候就有著深刻的認識：人人有權，其國必興；
人人無權，其國必廢�！霸嚺e今天下環(huán)球各國而觀，惟問民之無權者，其國能昌盛否？又問民之有權者，其國能衰敗否？”⑴即便是一個多世紀過去至今讀來仍能讓人振聾發(fā)聵，我們看到：中體西用始終便是中國人揮之不去的幻夢和緊箍咒。直至今日，才有李澤厚等人提出“西體中用”的主張，然應者寥寥，不是嗎？實際上，當年自由主義者胡適之先生即已意識到：“要有一個開明強硬的在野黨做這穩(wěn)健黨的監(jiān)督，要使今日的穩(wěn)健不致變成明日的頑固，——如此，然后可望有一個統(tǒng)一共和的中國�！雹票娝苤�，大幾十年的黨爭史實是誰也不允許真正的反對黨存在，一旦存在，必得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無論是哪個政黨都一樣。半個世紀以來的所謂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的歷史，也已經非常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那么，梁啟超公當年的預言就是完全正確的了？他說：“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禱，吾謳吾思，吾惟祝禱謳思我國得如管子、商君、來客瓦士、克林威爾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厲風行，以鐵以火，陶冶鍛煉吾國20年30年乃至50年，夫然后與之讀盧梭之書，夫然后與之談華盛頓之事。”（3）真是不幸而言中，對“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
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的國民性弱點，可謂洞察得透徹！然而，現(xiàn)在過去的時間遠遠不是20年30年乃至50年，而是整整一個百年，我們究竟又進步了多少呢？我們除了互相仇恨，我們還能心平氣和地討論些什么問題呢？如果什么都不能得以公開討論，或者就像上個世紀最后的偉人鄧小平所說的那樣：中國的事情不能討論，一討論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那么，我們又有什么資格享受自由？更早的時候，我們的先人就已認識到了（美國）“其俗不尚虛文，凡人能首創(chuàng)一藝足以利世，特加獎賞”（林箴語）（4）然而，即便如大思想家康有為者，卻堅決以為“歐美的長處在物質精奇，即‘形而下之物質’，中國之國粹乃德教，不可棄廢。中國之巔危誤在盡法歐美而盡棄國粹，猶如盲人瞎騎馬、夜半臨深池，不堪設想”（5）……等等。殊不知歐美的信仰力量和道德力量，遠在古老中國的儒學德教之上，其不可思議的精神力量仍無所不在地貫穿在歐洲精神與美國思維當中，如果沒有看清這一點，怎么理解美國都會出現(xiàn)種種誤差。尤其是用一種勢利的、實用性的態(tài)度去理解，誤差就會特別巨大。且不說，我們自身的“德教”幾千年造就出來的是一個“等級化”的身份社會，對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創(chuàng)造力是個非�？膳露鴼埧岬亩髿�，所謂教化的直接后果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為君隱，子為父隱”，安于本分，各各在螺絲釘?shù)奈恢蒙细骶透魑唬l也最好別想出風頭，否則就要“槍打出頭鳥”，又如何可以“不尚虛文”？文化的事情頭等重要，“首創(chuàng)一藝”乃雕蟲小技乃“奇巧淫技”矣！這才是我們所以能夠“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曠日持久地安居樂業(yè)的奧秘所在。時至今日的人事制度與人才制度以及知識制度，仍然是現(xiàn)代化中國發(fā)展道路的最大障礙。有數(shù)據(jù)顯示：美國直接或間接為軍方服務的科學家就有78萬之多，占全美科學家總數(shù)的82%。又有數(shù)據(jù)表明，美國有龐大的知識人才基數(shù)，美國人口只占世界的1/22，卻擁有世界1/2的碩士。（6）那么，我們呢？

　　《中國人的美國觀》對國人的美國觀念史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不說其是另辟了蹊徑，起碼在美國學研究方面也是開了一扇非常重要的窗口，尤為重要的是：其在認識他者更在認識我們自身方面，有著種種深刻深入的全面揭示，與此同時，其還能慢慢讓我們進入了一種歷史哲學的視野和范疇，尤其是真正理性地認識美國如何可能的問題，更能觸發(fā)我們進入更深一層的相關理論的思考。

　　 細讀過全書，我們很快就會發(fā)現(xiàn)，國人在閱讀解釋和理解美國的過程當中，由于文化的差異，由于一個多世紀以來特殊的民族命運，也由于內憂（生存環(huán)境）外患（國際語境和政治環(huán)境）的嚴峻，難免在不同時期出現(xiàn)不同程度的誤讀。尤其是寄予美國的太多希望，然后帶來太多的失望，深深地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除了弱國無外交，我們自己是否也應該反省一下：當初我們寄希望于美國總統(tǒng)（比如威爾遜）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更多的時候把人家也當成了我們自己的“皇帝”那樣的人物？人家首要的一條是要對美國人民負責，我們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家對中國人民負責？直至后來我們一直說的什么要把人家的人民跟統(tǒng)治者分開對待等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比如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的友誼之類，道理相同：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我們的統(tǒng)治者老是要代表人民，而不管人民愿意不愿意；
人家的統(tǒng)治者可絕不敢輕易代表人民，若硬要代表就必須獲得人民的同意，既然人民是同意的，統(tǒng)治者又如何區(qū)別于人民？我們老是用我們自己的一套去衡量人家的一套，又如何能不在感情上受到傷害？因為在強權面前（無論這強權是來自外部還是出自內部），作為弱者的我們只能增添無盡的悲情與怨恨。更因為我們老是出于一種中華民族傳統(tǒng)上的純樸善良的情感，希望能夠跟人家交朋友，卻老是忘記了人家只有永遠的利益并無永遠的朋友，出于他們的利益更是出于他們全體國民的利益，他又怎么可能一直把你當朋友，而且還得按你中國人的道義與感情來承擔朋友的“義務”？這樣，我們又如何能不在感情上加倍地受到傷害？！我們自己老是關起門來過日子，甚至老是關起門來打狗，我們在一代偉人鄧小平之前，從來就不知道改革開放為何物，西方列強說穿了：便是由于工業(yè)革命、社會革命乃至思想革命之后，資本主義獲得了空前的發(fā)展，他們必須向全世界傾銷商品，那么，發(fā)展軍事就是必然的舉措了，沒有軍事的力量他們又該如何打開市場？更不用說，美國始終就是個改革開放的國家，他們始終便是處在改革開放之中，不斷地調整著國內的經濟政策同時也調整著他們的國際戰(zhàn)略。因此，即便是而今的“和平崛起”也理應是一種國際戰(zhàn)略�？尚Φ氖�，前不久還有某文化學者提出了所謂認識東方還希望能輸出東方文化云云，并希望能以此告知西方世界，中國人喜歡和而不同，“中國威脅”是不存在的，等等。簡直是癡人說夢！說到底，這只是你的國際戰(zhàn)略而已，而并不能代替或者消解一點點人家的國際戰(zhàn)略。

　　也只有我們自己改革開放了，也只有我們自己在發(fā)展經濟了，很多原先根本無法理解和接受的東西，也才開始慢慢理解慢慢接受了，我們的改革開放難道不是也一樣需要不斷地調整我們的國內經濟政策和我們的國際戰(zhàn)略？因為我們缺乏自己真正的信仰，所以從來很少了解美國人的宗教情感，更無法接受他們始終就沒斷過向全球輸出的價值觀，這才有上述已引述過的康有為的關于國粹“德教”不可棄、歐美盡是“形而下的物質”不可取的謬論。更由于多年的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冷戰(zhàn)思維的僵持，再加上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造就的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使得我們理解和解釋他者的時候，不是開放地理解和解釋，而是相反，不是更加深切地認識和矯正自身，一樣是相反。盡管我們經歷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運動，但是很快地就被救亡替代了啟蒙，在反抗西方強權的同時，我們經歷承受了更為可怕的本土強權。也便是由于此，盡管美國人在不同時期都給中國人民的感情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傷害，但是，中國人對美國的政治制度所一直穩(wěn)定保障著的民主與自由，卻又始終保持著向往和內心的渴望。

　　 我們的悠久的史官制度的傳統(tǒng)，使得我們一直是一個特別善于歷史記錄的民族，與此同時，卻又是一個特別拙于反思歷史的民族。因此我們的歷史無非就是帝王將相，改朝換代，循環(huán)往復地一再重復歷史的災難。當然，并不是說，《中國人的美國觀》真的具備有如何高屋建瓴的歷史哲學高度，但它至少為如何理性地認識美國，歷史地看待中國人眼中和觀念中的美國，為我們提供了種種參照的可能性。比如晚清民國時期與五四時期，抗日戰(zhàn)爭時期與國共內戰(zhàn)時期，建國后尼克松訪華前后以及毛澤東逝世前后，然后是改革開放的前后期，等等，隨著不同時期的國際風云變幻國內政局動蕩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無論朝野還是知識界，始終貫穿著一條極其鮮明的民族情感的主線，然后就是怎么處于劣勢（包括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也仍然要堅守的“我族中心論”，或者干脆是在長期的對抗與僵持當中互相妖魔化……假如說一個多世紀以來，由于種種原因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理性地認識美國的可能性，用楊玉圣的話說：美國始終是個謎，那么，在楊玉圣對中國人的美國觀進行了方方面面的有效考察之后，得出結論說：“痛定思痛，教訓是深刻的。如何看美國，其實說到底是與如何看自己密切相關的。”（7）其不但切中要害，而且堪稱精到。

　　尤其是改革開放25年后的今天，救亡圖存的那慘重的一頁那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更可怕的另一頁被重重地翻過去了之后，現(xiàn)代性的問題重新成為我們現(xiàn)代中國的頭等問題——眾所周知，我們的啟蒙才得以重新開始，啟蒙理性話語也就成了我們當下的當務之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首發(fā)在《世紀中國》的易中天的題為《一部憲法與一個國家》的文章和發(fā)在《世界知識》2004年第21期《學術批評網(wǎng)》轉發(fā)的楊玉圣等關于美國大選的三人談（題為《中國人眼中的美國——從大選說起》）文章，也都為我們重新認識美國和更加真切地認識自身，提供了堪稱重要的全新洞見。前者對美國的法治歷史進行了深入淺出的獨到分析，讓我們能夠得以具體區(qū)分何為法治何為法制，何謂民主何為共和，尤其是通過相當細致的層層剝筍似的分析，最后得出結論：“國家必須服從憲法，而憲法之所以高于國家，則因為它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也就是說，作為個人的公民第一位，作為公民集合體的人民第二位，保障公民和人民基本權利的憲法第三位，由憲法派生的法律第四位，由憲法和法律授權的國會、行政機構和法院最后一位。這就是美國人建國的思路和原則，正因為這樣，才能體現(xiàn)和實現(xiàn)《獨立宣言》的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一些不可剝奪（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睉撜f，這是個重要的理論貢獻——盡管，據(jù)我所知易中天并非專業(yè)美國學者，但他確實發(fā)現(xiàn)了最為重要的美國精神，即個人的個體性是第一位的，用他的話說：也許，這就是所謂美國精神。然后再看看我們的大現(xiàn)實，個人是從來不能具備有任何的合法性的，我們的整個秩序剛好是跟美國倒過來，也就可見我們改革的難度以及中國人生存的無比嚴峻。后者通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在越來越立體的信息包圍之中，也越來越平靜地體會到自身的當下生存處境，也就越來越能冷靜客觀地面對美國的大選，其中楊玉圣所說的一段話應該說頗具代表性：“政治民主，制度重要，培育制度環(huán)境也同樣重要。美國在立國前的250年殖民地時期即已培育了民主傳統(tǒng)，進行了民主政治的實踐……所以，民主制度就如同一株幼苗，移植后可能只開花不結果，甚至連花都不開。這也就是為什么當今世界上雖然有160部國家憲法以美國憲法為藍本，但并沒有出現(xiàn)160個和美國一樣民主政治成功的原因�！毕胂肷蟼�世紀初的一大批志士先賢的覺醒和呼吁至今如雷貫耳：“美利堅合眾之制度，當為吾國他日之模范”（宋教仁、于右任等）、“中華共和國為自由獨立之國。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悉照中國性質立定。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國自治法律。凡關全體個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設官分職，國家上之事，悉準美國辦理�！保ㄠu容語）（8）實際情形又如何呢？更多的是出于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最終還是決定了選擇蘇俄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以及文化制度和教育制度，所謂民主的制度環(huán)境，一次又一次地付諸闕如。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卻又以一次次改頭換面的方式，在各個領域里死灰復燃。

　　二

　　楊玉圣是在什么時候開始介入學術批評的，我不是太清楚。但我清楚他的學術批評最早是從他所從事的美國學研究領域展開的，而《美國歷史散論》應該說是他在這方面的主要學術成果，當然其中也收進了一些美國學的重要課題研究文章。因為作者首先是個美國學者，對美國學的有關研究規(guī)范、思考進路、研究方法、學術立場自然爛熟于心，而他的大部分批評文章，也基本是圍繞這四個方面展開的。難能可貴的是，他的批評尤其注意了知識自身的增長。也就難怪他要把一些專題研究的內容也收進該集子里，比如卡來羅納殖民地創(chuàng)建史問題、代役租問題以及關于宅地法實施的時間問題，等等，除了對學術語法問題（如《從〈美國史綱〉談我國的美國史研究》等）的特別關注外，更是特別關注漢語學界的美國學研究狀況（如《中國美國學史：一個新的研究課題》等）以及對相關問題的研究綜述和切入（如《我國對美國史重大問題的討論》等），并力求能夠在更高層次上的對問題的提出、討論以及展望（如《中國美國學的一株奇葩》等），尤為可貴的是：在美國學的基礎研究上，楊玉圣更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付出了諸多的艱苦勞動，《八十年代的中國美國學》幾乎囊括了國內八十年代的美國研究的所有學術成果，并有所鑒別有所演繹，還不僅僅如此，他甚至跟他的同道胡玉坤還合編有《中國美國學論文綜目》（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其時得到了李慎之、汪熙二位美國學前輩的首肯。

　　這樣我們就可以想象，后來楊玉圣主辦的《學術批評網(wǎng)》，為何對不尊重同行的研究成果和學術研究中的大量低級重復勞動特別痛心疾首，更不用說對那些抄襲剽竊的學術腐敗又是如何的切齒痛恨了。盡管《學術批評網(wǎng)》的內容已從史學領域拓展到了整個學術研究領域，但其主要針對對象仍然是大面積學術失范現(xiàn)象，用楊玉圣自己的歸納，可分為六類：1.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學術意識。2.缺乏健全的學術評價機制。3.缺乏學術積累的問題意識。4.自說自話，難以與國際學術接軌。5.低水平重復與學術“泡沫化”。6.學術道德敗壞，其中不斷泛濫的抄襲剽竊浪潮最為令人頭疼。（9）但楊玉圣的目的顯然并非僅僅是學術打假，或者僅僅是為了揭露學術腐敗，而是旨在學術建設，特別是努力參與學術規(guī)范的討論與建設。他多年來不僅奔走呼號，而且身體力行，從不放棄自己的學術批評實踐，除了美國學和美國史的專業(yè)評論，他的批評實踐也隨之拓展，像《九十年代中國的一大學案》《為了中國學術共同體的尊嚴》《學術規(guī)范研究的若干問題》《學術腐敗、學術規(guī)范與學術倫理》《前車之鑒：晚近十大學案及其警示》等，均為學術規(guī)范建設方面的有益探索。而《進一步加大學風建設力度 有效遏制學術界的不正之風》《就學術論文注釋問題及其討論談學術批評與反批評》《學術批評是為了學術建設》等，更是把學術批評與學術規(guī)范緊密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或者干脆就是一個銅板的兩面，相輔相成，互為觀照�！度宋那閼� 君子風范——李慎之先生側記》《一個大寫的人——寫在劉宗緒先生逝世一周年之后》等篇什，字里行間對先進的虔敬之心以及作為后學的若谷虛懷，讀來令人感慨和感動（什么叫“西體中用”？竊以為此便是個非常鮮活的例子了。據(jù)介紹，劉宗緒教授是楊玉圣的前輩師友，準確說是忘年交的當年北師大同事，其生前堪稱代表作的《人的理性與法的精神》一書，便是由楊玉圣不辭辛勞，責無旁貸地一手編輯整理，完成其出版夙愿的）。更為突出的是，2004年3月和10月，河南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分別出版了楊玉圣、張保生主編的《學術規(guī)范讀本》（文集，91萬字）《學術規(guī)范導論》（專著，43萬字），兩書規(guī)模宏大，反響強烈，被稱為近10多年來中國學術規(guī)范討論和建設的集大成者。從而，楊玉圣本人的學術洞見、學術編輯能力與學術策劃能力也得到了全面的展示，楊玉圣隨之也就成了當下中國的學術界的一面旗幟。

　　特別難能可貴的是，種種良性的學術互動已經不再是夢想，在楊玉圣這里而是已經完全變成了現(xiàn)實：先后參與教育部起草、修訂《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guī)范（試行）》，發(fā)起和籌辦“首都中青年學者學術規(guī)范論壇”，參與“全國高校學術規(guī)范與學風建設論壇”……等等，等等。所有這些積極互動與學術規(guī)范的制度和措施，都將在中國當下的學術事業(yè)與學術發(fā)展當中起到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和深遠影響。楊玉圣功不可沒。

　　即便是從現(xiàn)代性中國的意義上說，學術規(guī)范也是我們整個社會全面走向理性化的極其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沒有良好的學術生態(tài)、學術環(huán)境與相關的制度環(huán)境，不僅良性的學術循環(huán)與發(fā)展就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古老的中國向現(xiàn)代的中國全面轉型也將面臨徹底的失敗。

　　一如古人所云：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也如朱蘇力所說：“程序從來不是完美的，不可能運送令每個人都滿意的結果；
但是如果因為這一點，就拒絕已經協(xié)商確定的程序，那么就永遠不可能有程序，沒有制度的累積和完善；
程序可以修改，而且應當修改；
但一般說來，如果沒有重大的必須即刻修改的錯誤，那么我們就必須勇于承擔起經由自己曾認同的程序獲得的自己不喜歡的后果，因為程序是重要的，因為制度是重要的�！保�10）

　　但也恰恰是朱蘇力“招博事件”給我們敲響了長鳴的警鐘：我們似乎更應該看到，包括學術腐敗在內，眼下幾乎所有領域所涉及的腐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均是體制性的。僅僅由官方參與制定學術規(guī)范顯然是不夠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由上而下地貫徹執(zhí)行常常是靠不住的。只要學術一天不自由，只要學術事業(yè)本身一天不能給學者們起碼的尊榮感，學術的腐敗就一天也不可能杜絕。從上而下或者從下而上地互動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學者與學術本身需要互動、需要批判、需要監(jiān)督，也許，只有在學術自身的良性互動中才可能是真正靠得住的。而此前《學術批評網(wǎng)》的許多重大成功，也恰是體現(xiàn)在此。同時，大學體制的改革首當其沖，假如時至今日我們沿襲的仍然是蘇俄的教育管理體制，講的是從上到下的嚴密控制與管理，學術可能是需要的，但更多的時候是要看組織上需要不需要：學術的自由便是從這里失去了，學術的尊榮也就從此付諸闕如，學術的內發(fā)動力也就逐漸萎縮了。沒有了學術競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積累和學術進步，因為學術是為領導或上級部門負責的，競爭自然也就沒有了必要，卻又同時導致了種種不擇手段，比如假冒偽劣屢禁不止，便是為了取得領導歡心以及世俗層面上的支持，然后獲得諸如待遇之類乃至提拔重用等等，最終導致的結果只能是徹底斷送了學術。

　　最為典型的表現(xiàn)，一個世紀以來，我們的知識狀況始終沐浴在歐風美雨之中，我們卻又始終拒絕歐美的知識制度，尤其是全面引進蘇俄的知識管理與知識制度以來，使得我們的精神、知識和身體始終處于高度分裂狀態(tài)：當我們談論知識的時候，自然是歐美的好，談論利益的時候，自然還是以我們自身身體的處置和身體利益為首位，那么，我們的精神就不能不處于高度扭曲與高度分裂的狀態(tài)了。加上傳統(tǒng)中國亙古不變的潛規(guī)則與顯規(guī)則的互補與互相支持，更是讓我們的知識狀況與身體狀況處于慘不忍睹的狀況之中。更為嚴重的是，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之中，知識的積累是非常困難的，知識的傳承也就成了件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因為在知識之外諸多的世俗利益更具吸引力。因此在我們談論知識的時候，盡管可以美侖美奐，而一遇到權力或者“潛規(guī)則”立時就變成了婢女，甚至還能醞釀成所謂“是制度給了我這樣的權力”的朱蘇力的“著名說法”。我們難以想象，通過了種種努力，楊玉圣等終于促成了學術互動意義上的學術規(guī)范的形成，然后哪一天又可以擅自篡改規(guī)范不予遵守，然后又要說是“制度給了我這樣的權力”（11），那當初又何必費盡千辛萬苦千呼萬喚學術規(guī)范的誕生？是的，制度必須改革，而且應該徹底改革，但要改革甚至必須摒棄的恰恰是這種惡劣的知識制度給人以可乘之機的丑陋的權力。

　　我們知道，國內介入學術批評與學術規(guī)范重建的風云人物中，除了楊玉圣，還有鄧正來。在鄧正來早年創(chuàng)辦《中國書評》等刊物時，就曾把“社會科學的規(guī)范化與本土化”作為一個重頭課題來展開，并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較大規(guī)模的討論，也取得過較大的影響以及相應的實績，在此基礎上，鄧正來本人的相關學術思考在當下還有著較大的推進。圍繞“朱蘇力招博”事件，鄧正來在網(wǎng)上發(fā)表了系列文章，對博士生招生制度進行了嚴肅的追問（12），與此同時，更在追問我們的知識制度方面寫出了《我們必須打破“知識規(guī)劃時代”的宰制》《對“考研變高考”的制度性逼問》《逼問學術腐敗的體制性原因》《對〈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guī)范（試行）〉》的疑慮》（13）等系列文章，這些系列文章應該說其均能促及到問題的真正核心。而轉載在《世紀中國》上署名李楊的文章《50年代的院系調整與社會變遷——院系調整研究之一》（14），竊以為是一篇不僅觸及問題的核心而且是做了更為深入研究并考證得頗為細致的好文章。這篇文章之好好在能從正本清源的意義上讓我們明白：而今我們百病叢生頑癥難除的教育體制與知識制度究竟又是怎樣形成的？癥結明擺在那兒：假如不能從根兒上著手對癥下藥，就難以逃脫病急亂求醫(yī)的種種被動局面。我們清楚，包括學術失范在內，隨著經濟社會的形成，整個社會在全面轉型時面臨著的是普遍的失范。因此，關鍵在于話語的轉型，假如政治學、經濟學、哲學、法學、社會學、史學也包括文學，種種話語不能真正完成全面轉型的話，那么，制度的真正創(chuàng)新就可能再次變成一個美麗的肥皂泡。一如章詒和女士在《獲國際筆會獎的答謝辭》中所說：“中國一向有著‘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但文學畢竟是人學，寫作是私人的事，是純個體性的精神勞動。它屬于民間，屬于社會，與‘官學’無涉，與‘官場’無干。官方可以成立宣傳部，大搞宣傳，大搞‘五個一’工程，但從本質上是非文學、非藝術活動。而作家的使命就是關注和思考人類的命運及其生存狀態(tài)，并以此喚起別人的關注和思考。這也是寫作的原動力�！保�15）學術的問題也一樣，真正的學術與‘官學’無涉與“官場”無干。我們自己兩千多年的思想史也已經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無論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還是短暫的五四時期，思想的繁榮都跟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退出有極大關系。從純粹民間意義上說，魏晉時期的思想繁榮也是個特例，從對外來思想的海納百川的角度看，佛學造就了輝煌的唐宋，西學造就了五四先賢。我們的思想學術須臾不能離開了自由的空氣。否則就只能望洋興嘆了。這一點，想必史學專家出身的楊玉圣比我更加清醒，當然也就比我更為了然于心。

　　實際上，我一直對楊玉圣的知識理性的追求持有由衷的贊賞，對其為學術程序的公正與規(guī)范所作出的種種艱辛努力和所投入的全部生命熱情，始終懷有敬意。因為我們顯然應該意識到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即便是學在民間，也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古代中國意義上的“民間”，是對“官場”絕望了之后的“民間”，我們應該發(fā)展的顯然是現(xiàn)代中國意義上的民間，是跟“官辦”對立而又并立、對話而又獨立、互動而又共存的民間的自由空間。我們慘痛的思想史上也早已說明了這一點：真理從來不是出于客觀的研究，大多時候卻是出于統(tǒng)治者的意愿，因此我們從來不需要真理，只需要安定、安分、安居樂業(yè)，只需要各就各位、風調雨順了就萬事大吉了；
而游離于“民間”的“思想者”們在對政治現(xiàn)實徹底絕望了后，歷來均鐘情于內審的“宇宙觀”，求內而不向外——這，可能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筆筆燦爛的思想文化遺產，但可憐的是對社會科學卻從來無所增益，反而貽害無窮；
直到“蠻夷”們“列強”們先后入侵了進來，天朝搖搖欲墜之際，還在那高喊：“我朝以德服人，不在兵威”！好在時代畢竟變了，我們幾千年恐怕是頭一遭處在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之中，盡管仍然還是在一步三回頭。不管如何，我們的種種話語畢竟確實都在緩慢轉型，“學在民間”的真正內涵恐怕也要從根本上發(fā)生轉變，這就是“學在民間”的公共性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格外關注。因此，學術內外、上下、左右各種互動和良性循環(huán)都該是非常必要的，我們難以想象，傳統(tǒng)意義上的“民間”還能在當下的現(xiàn)代性轉型中發(fā)揮出哪怕一點點活力？不淪為拉幫結派、山頭林立、門戶之見等等傳統(tǒng)窠臼里去，已屬不易，又如何可以為我們的現(xiàn)代性轉型打下哪怕一絲一毫的良好的公共性基礎？

　　三

　　頗長一段時間以來，筆者均是《學術批評網(wǎng)》的熱心讀者。前不久因為該網(wǎng)刊發(fā)了賀衛(wèi)方先生就“一塌糊涂”網(wǎng)站被關閉致北大校長信，結果被莫名其妙地停止運營了3周。盡管在這3周里，我多次登陸訪問不能如愿，但我始終相信它會很快得以重新開通。不僅僅是由于它的廣泛影響，更因為它是學術界的一面旗幟：其為學術尊嚴、學術規(guī)范、學術繁榮等等學術建設事業(yè)可謂披肝瀝膽，只問耕耘不問收獲地真誠奉獻。除非我們這個國家重新閉關鎖國重新槍斃學術，否則就沒有理由不重新開通。

　　重新開通的《學術批評網(wǎng)》，除了欄目作出調整外，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右邊豎欄里醒目地新加上了“為了學術共同體的尊嚴”十個大字。這十個大字的忽然出現(xiàn)，讓人頗費斟酌，似乎有些意味深長：既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同時也似乎巧妙地回答了諸多問題，其中顯然也包括對網(wǎng)站的被莫名關閉的回答。

　　眾所周知：學術者，乃天下之公器也。就是因為傳統(tǒng)上的“學在官府”以及上個世紀整整50年的“官辦學術”，且不說“學”與“術”要分開，除了統(tǒng)一思想控制思想，便既無學也無術了。學術的目的自然是為了尋找真理，就得對我們的當下客觀現(xiàn)實進行有效研究，但既然被“包辦了”，讀一讀經典作家的作品便是“學”了，尋章逐句拿來套用現(xiàn)實便是“術”了，還哪里需要什么真理？當然也就無所謂“公器”了，我們的“領導”才是萬能的，今天他可以是計量局長，明天他可以是衛(wèi)生局長，后天他也可以是宣傳部長或者大學校長，什么“公器”？領導說了算！

　　在此我想可以把上面引述過的一段章詒和女士的話做些引申：官方當然也盡可以去擴充官辦大學去擴大官辦學術，盡管其跟真正的學術會有比較大的距離，而且根本不是靠什么校長書記院長之類掛有正高級職稱什么的便能縮短得了的距離。應該沒有什么不妥。竊以為，真正有效積極的做法：應該大幅度地，政府權力必須從學術管理與學術項目中全面退出，賦予知識以全面的權力，有效鼓勵民間學術團體的大量涌現(xiàn)，為真正的學術共同體創(chuàng)造一切有利的條件和制度環(huán)境。就如同經濟領域政府權力必須退出一樣，知識領域的政府權力也必須讓位給各領域的學會、學術委員會乃至行業(yè)協(xié)會，也就如同經濟領域財產權才是權力的基石，文化學術領域唯有知識才是權力的基石，行政管理權力是財產權延伸的結果，同樣也是知識權力延伸的結果，沒有財產權就沒有權力，沒有知識也一樣沒有權力。遺憾的是，當今之世，資本在拼命膨脹，知識卻仍然在不斷萎縮。更為惡劣的是，知識不但不能獲得自身的權力，而且相反，知識不僅完全成了權力的婢女，而且干脆就與權力結成了同盟，成為知識制度與教育制度進行全面改革的最大障礙。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盡管我們的商業(yè)社會與市場經濟，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納入全球化體系之后被動地運轉起來的，也盡管我們的資本經濟實際上仍然剛剛處于原始積累階段，可現(xiàn)在各個領域的改革顯然都已到了瓶頸。對改革者的改革幾乎成了萬眾的共同心愿，與此同時各個利益集團乃至個人卻又紛紛進入了利益大博弈的最后階段。社會矛盾在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上的表現(xiàn)空前尖銳。說到底，適合于農業(yè)文明的上層建筑，在進入工商業(yè)文明的今天，再沿用“中體西用”等等祖宗家法，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個遙遠的例子，晚清變法的失敗教訓可就在眼前。假如政治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等等始終進不入議事日程，“多數(shù)人的意愿”與“多數(shù)人的暴政”又將是中國人永遠也逃不脫的噩夢！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制度與教育制度的改革實際上已經形成了整個社會全面改革的橋頭堡。惟有大學自治，

　　才可能為我們保存最大的一個知識獨立階層，任何一個現(xiàn)代社會的穩(wěn)定都離不開它。如果缺乏了這個基本條件，民主社會的誕生也就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社團的發(fā)達也就緊跟著成了一個先決條件，否則，剛剛過去不久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暴民的民主”，最終只能把我們重新推向一個又一個的更加專制的社會。

　　也便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十分贊賞楊玉圣等的“學術共同體”的主張。但學術共同體的意義必得在一個獨立的知識階層的基礎上才可以產生，否則，如前所述，傳統(tǒng)意義上的“民間”因為缺乏公共性，學術共同體立足的根基就會發(fā)生問題。除了楊玉圣，有此主張的仍然還有鄧正來先生。鄧正來甚至更具體，甚至組成了民間性質的“學術委員會”，而且正在主持曾經影響甚巨的《中國書評》的復刊活動，并稱將努力推動中國社會科學的規(guī)范化和本土化進入（第二）全新階段。也如前所述，我仍然寄希望于知識制度與教育體制的全面改革，否則，無論是來自實用理性還是制度慣性的強力，這個純粹意義上的“民間”，實在要經受諸多的嚴峻考驗的。當然，從《學術批評網(wǎng)》的角度看（鄧正來的某些主張也相同），楊玉圣的用意顯然更在學術共同體的互相制約、制衡、監(jiān)督、仲裁、評價等諸多學術功能方面，其無疑也是知識制度改革殊為重要的一環(huán)。如果離開了同行的制約、批評和評價，學術的尊嚴與學術的繁榮幾乎就無從談起，更不用說如何對學術腐敗進行制衡和監(jiān)督了。

　　尤為重要的是，如果沒有學術共同體的存在，我們就無從檢測學術含量的真假與輕重，更不用說學術評價了。假如我們的學術不是對我們當下客觀的研究，更不是來自對當下社會現(xiàn)實的觀察并作出真正有價值的自我描述，而只會照搬西方的各個學科現(xiàn)成的理論架構，或者改頭換面地組裝成自己的“理論體系”，這樣的學術我們當然有理由認為其從根本上說就是虛假的。假如我們的學術不是在充分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再研究、再觀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再重新作出自己的發(fā)現(xiàn)和自我描述，不僅學術的分量大可質疑，而且知識的積累與知識的傳承都將付諸東流。盡管，思想的語法與學術的語法可能略有不同。思想的語法更多的時候體現(xiàn)在對前人的思想進行思想上，其要求在創(chuàng)制概念的能力以及體系的創(chuàng)新能力，但“學術思想是個人志趣的志業(yè)，它需要無數(shù)個體的問題和個體的歷史性思慮的積累”，（劉小楓語）（16）仍然是個體經驗面臨諸多偉大思想的激活與召喚。學術的語法更多的時候需要論證，需要反反復復的論證，需要無數(shù)個體的反復論證。那么，思想學術的“公器”目標即被彰顯無遺了出來。也就是說，思想學術的最終目的肯定在于改變現(xiàn)實。只有在改變了的現(xiàn)實中進行再研究，現(xiàn)實即將面臨新的改變，然后在同行的研究與觀察之中繼續(xù)被研究，于是研究進步了，學術進步了，我們的社會也就必然大大地進步了。就像楊玉圣參與教育部起草了《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guī)范（試行）》，前些天在網(wǎng)上看到賀衛(wèi)方先生也已被最高法院邀請參與起草了《人民法院組織法》，由此可望法院設置與行政區(qū)劃實現(xiàn)分離，離賀衛(wèi)方先生多年的研究、呼吁、言說的“司法獨立”似乎僅一步之遙（17），這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社會進步畢竟還有希望。因而沒有理由不讓人倍感振奮！

　　由此可見，知識分子言說對意識形態(tài)話語實踐的無比重要性。我們看到，一如在政府權力不那么強勢的地方，資本與經濟的活力必然相對擴張，政府權力不過多干預意識形態(tài)的角落，言說和輿論也必然相應自由，我們根本不用擔心什么“秩序”，自生自發(fā)的秩序比任何的潛規(guī)則與顯規(guī)則的舊秩序都要可靠得多，也科學得多。一段時間以來發(fā)生的諸如“郎顧之爭”、“朱蘇力招博事件”、“南師大女生集體陪舞事件”、“陸德明嫖娼事件”等等，網(wǎng)絡輿論與言說可謂鋪天蓋地，但總體上看，涉及腐敗層面的事情人們就不那么冷靜，而涉及個體利益的事情人們就顯得理性平和得多，尤其是對待最后者：對陸德明的同情遠遠超過譴責。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各種主義的言說，諸如各式左派的、各式新儒家的、各式自由主義的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的、憤青們的乃至民主人士的等等，眾聲喧嘩，不一而足。不管哪一種言說，竊以為都是重要的，你可以不同意其中任何一種觀點，但你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捍衛(wèi)其表達的權利和自由，甚至還要不斷努力地讓其完全合法化。唯其如此，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實踐才是可能的，推動社會不斷向前邁進才是可能的。

　　我們或許可以再簡單觀察一下美國：不管是新保守主義言說占上風還是自由主義言說占上風，甚至在某個時候某種程度上左右了國家意識形態(tài)，也不管是誰任總統(tǒng)，任何時候的對內政策安排和對外戰(zhàn)略方針都不會相差太多，只不過是根據(jù)種種言說和輿論，隨時調整各個階層的不同利益布局以及全球的不同國家利益布局罷了。這樣我們就應該清楚，知識分子固然不能為權貴代言，但也未必就該為貧賤者代言。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直存在著個嚴重誤區(qū)：因為出身貧賤，感受底層，所以就必然要為弱勢群體代言。而這恰恰是我們有史以來種種動亂的根源。知識分子動不動就跟暴民們勾結在一起，我們才這樣永無寧日的。也便是由于此，我們始終不知道尊嚴與自由比任何的所謂公平與公正更重要，因為前者是個理論問題，后者只是個實踐問題。我們總是在實踐的層面上急功近利，卻總是不愿意在理論的層面上為尊嚴與自由作出徹底的論證并付諸實踐，一旦遇到所謂“世間不平事”就要造反、起義，最終我們也就一個個自己把自己的尊嚴和自由都徹底埋葬了，到頭來又何來的丁點的公平與公正保障呢？你說而今的權貴資本主義傾向肯定可能導致壞資本主義發(fā)展，那么當年的權貴社會主義就好嗎？剛剛過去不久的慘痛歷史，我們的傷疤還沒好就一點也不記得疼了嗎？那么我們究竟應該發(fā)展好資本主義還是應該發(fā)展好社會主義，難道首要的問題不是要有效地限制權力限制國家權力限制壞資本主義的蔓延？難道需要的不是我們去做出更多更徹底的社會研究和需要無數(shù)個體的反復論證么？

　　因此，我們顯然需要的是有相當人格力量的言論自由，而絕非是亂喊亂叫甚至煽風點火，一個獨立的知識階層，必當成為我們全社會的一個真正強而有力的公共磁場：它不僅能吸引公眾的關心注意和殷切目光，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夠把公眾引領到一個進步的社會型態(tài)里去，或者至少是讓我們的社會能夠安全地轉型。反過來，曠日持久的集權專制和意識形態(tài)管制，早年的經濟之凋敝并時不時遭遇崩潰的結果眾所周知，更為可怕的后果是：由于缺少了思想學術積累，比如究竟是公正重要還是效率重要？比如，究竟是民主重要還是自由重要？哪個是真問題，哪個又是偽問題？我們始終不得要領、真?zhèn)文�。你說你下崗了，你沒飯吃，你沒錢看病，你想想你前幾十年的你都干了些什么啦？除了打砸搶還是打砸搶，就是這塊根深蒂固的專制土壤特別造就了的我們中華民族的暴民、災民、難民的性格與思維，唯恐天下不亂，即便是“知識群落”，除了互相仇恨并制造著更多的怨恨之外，從來不懂得尊重對方的利益，從來不懂得為了自身的利益必須做出必要的讓步，從來不懂得妥協(xié)為何物，從來不懂得這些“尊重”與“讓步”的過程需要討論，需要妥協(xié)……待到災難哪天鋪天蓋地又降臨到頭上了，普天之下又是悲情滔滔……

　　因此，我們不能不研究他者，唯有在他者面前，我們才可能更加真切地認識自身。鑒于上述種種，現(xiàn)在我們再回頭來看楊玉圣對中國人的美國觀念史的研究究竟是成功是失敗，我想已經不言而喻了。假如我們能夠真正理性地認識美國，我們就能夠更加真切地看清自己。尤其是切入我們的當下語境，我們再好好領會美國人說的“先有哈佛，后有美國”，肯定不僅僅是指哈佛大學存在于美國立國之前，更重要的是，哈佛為美國準備了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培養(yǎng)了自由獨立的精神，最終成為了美國民主憲政的最有力的支持力量。那么我們呢？假如我們真切地感受到而今我們的“農民真累、農村真苦、農業(yè)真危險”的三農問題的嚴峻性，那么，當我們明白“美國農業(yè)資本主義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大土地占有制形式上、依賴得天獨厚的條件而發(fā)展起來的，并非由小農逐步分化而成�！绹r業(yè)資本主義發(fā)展是獨特的，它既沒有經歷封建社會、又有大量待開墾的土地，還有發(fā)達的工業(yè)作后盾……’”等等，（18）我們是不是應該好好重新面臨我們腳下的這塊古老的由小農分化而成的土地？實際上，關于三農問題的研究眼下我們確實出現(xiàn)了一撥出色的學人，如于建嶸、黃宗智等。又假如：當我們明了“在世界現(xiàn)當代資本主義發(fā)展過程中，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執(zhí)改革開放之牛耳，‘從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全球改革史來看，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改革潮流走在世界前列，因而它的全球影響也超越了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的界線’”等，（19）那么，我們也改革開放了25年的今天，顯然就能夠更加真切地了解美國究竟是如何強大起來的，然后我們就不至于像上個世紀30年代評論羅斯福新政那樣，一會兒法西斯主義一會兒社會主義一會兒資本主義地老是隔靴搔癢以至張冠李戴（20），也就比較好理解如何當今小布什的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政策殊關重要，反對同性戀婚姻如何就成了美國不少人的一種重要價值觀，減稅政策又如何成了小布什國內政策中的一項重大舉措等等。因為這些問題對于我們來說似乎從來就都是陌生的。但我們現(xiàn)在也明白了，我們也需要在經濟政策中限制很多很多的東西，有時候也需要宏觀調控等等。當我們讀了郎依山1937年在譯述《美國憲法通論》的“譯者的話”中說：“在我國這次將要走入憲政時期、行將公布憲法伊始，為完成我國憲法未來之偉大使命，供我國憲法將來之修正參考計，感到這本書介紹于國人之必要”，（21）就不僅要悲欣交集：我們的憲政理論研究實際上開始得比此前更早，一直延續(xù)到1950年代的史良、羅隆基等，其憲政理論的水平甚至可以說已達到了相當高的高度，換句話說，我們當下的憲政理論的研究水平究竟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呢？而今的臺灣民主，未必就真的進入了真正的憲政時期，其背后更可能缺乏普世價值的支持，究竟能撐多久我們還得拭目以待。中國大陸現(xiàn)在講的仍然是依法治國而不是以法治國，是人用法律來治人，而不是用法來治一切人。這跟憲政精神基本也是背道而馳的。如前所述，易中天的對美國的憲法與國家的關系的解讀和楊玉圣等關于美國民主“三人談”等等，難道不可以讓我們對我們自己的以前與當下想得更多一些更深一些么？

　　記得李慎之先生講過大意如此的話：研究現(xiàn)代化，實際上就是研究美國的現(xiàn)代化。

　　我想確實如此。而今我們畢竟經過了諸多的“痛定思痛”，終于晃晃悠悠地正確地轉到了現(xiàn)代性中國的理性化道路上來了。不是我們不明白，關鍵是我們明白了之后怎么辦。這就需要我們拿出最大的誠心和毅力，反復地對我們本土的種種大現(xiàn)實做出客觀的研究，然后還需要我們作出無數(shù)個體的反復論證以及自我描述。而楊玉圣的相關學術研究以及論證和批評，絕非無關痛癢，恰恰相反：甚至是漢語學界的最為疼痛處也是最大癢處。

　　——2004年11月30日初稿，12月4日凌晨改畢

　　注釋：

　�。�1）楊玉圣著：《中國人的美國觀》，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頁。

　�。�2）同上，第99頁。

　�。�3）同上，第61頁。

　　（4）同上，第23頁。

　�。�5）同上，第55頁。

　　（6）傅嚴松：《知識軍事決定未來戰(zhàn)爭》，《環(huán)球時報》2003年6月9日軍事版。

　�。�7）《中國人的美國觀》，第255頁。

　�。�8）同上，參見第44——46頁。

　�。�9） 楊玉圣：《90年代中國的一大學案》，《學術規(guī)范讀本》，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頁。

　�。�10）（11）有興趣者可參閱葉勤與我合作的《北大‘德懷門“并非僅僅是事件》文，載香港《二十一世紀》2004年9月號網(wǎng)絡版，2004年12月1日（河北）《讀書時報》。

　�。�12）參見《世紀中國》網(wǎng)站“第一時間”欄

　�。�13）參見《博客中國》網(wǎng)站鄧正來個人專欄

　�。�14）原載《開放時代》2004年第5期

　�。�15）參見《燕南》網(wǎng)站

　�。�16）劉小楓著：《個體信仰與文化理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2頁。

　�。�17）參見拙作《關于當下三個知識分子文本的綜合批評》，可參閱《學術批評網(wǎng)》《燕南》《公法評論》《正來學堂》等網(wǎng)站。

　　（18）楊玉圣著：《美國歷史散論》，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19）同上，第204頁。

　�。�20）參見《中國人的美國觀》第七章：《面對大危機的震撼》。

　　（21）《美國歷史散論》，第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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