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期以來,我越來越感到一些專家、甚至是相當一部分以專家自命或被稱為專家的人物倚仗話語權力，對社會公眾權益和公眾生活的專橫威脅，自然包括對筆者權益和生活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社會公眾的一分子，筆者不得不有所表示。同時呼吁中國公眾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謹防被形形色色擁有話語權、調查權、論證權、評定權、聽證權、提案權、建議權、投票權的專家、準專家、假專家們所愚弄、利用、侵犯、干預，在不知不覺甚至在充滿對專家的崇敬之情中成為專家的犧牲品。

　　擺在筆者面前的三份報紙刊載的文章都證明了專家威脅的嚴重性：

　　第一份報紙，2004年12月9日《南方周末》頭版刊載的文章：《轉基因稻米：13億人主糧后的利益懸疑》（駐京記者劉鑒強）。據(jù)該文，在安全存在疑問的情況下，中國一些頗具權威的農業(yè)專家大力推動轉基因稻米的商業(yè)化種植，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就有16名。這些權威專家利用發(fā)表文章、上書國務院領導、召開會議等手段，竭盡所能地鼓動批準轉基因水稻的商業(yè)化生產。且這種鼓動已引起官方非同尋常的重視，并進入程序性的動議階段：2004年12月1日，農業(yè)部召開了有50余位科學家和官員參加的專門會議，會上就轉基因水稻的商業(yè)化種植問題進行了討論，并作出初步?jīng)Q定�！斑@項決定如果近期獲得農業(yè)部的批準，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大米生產和消費國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商業(yè)種植轉基因水稻的國家”。這意味著：“很多中國人以后吃的將是轉基因大米，而不是傳統(tǒng)大米”。文章同時披露：全球最大的環(huán)保組織之一“綠色和平”向《南方周末》透露，由于一些轉基因科學家及其支持者和轉基因商業(yè)公司、包括國際轉基因巨頭存在錯綜復雜的關系，導致科學研究和私利攪和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轉基因水稻進行商業(yè)化生產，獲得巨大利益的很可能不是這些科學家所宣稱的“國家”和“農民”，而是科學家本人和國內外轉基因開發(fā)公司，還可能出現(xiàn)由跨國公司和國內科學家聯(lián)手壟斷技術的局面。由此極有可能伴隨出現(xiàn)的是：（1）中國大部分 公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改變了主食；
（2）中國種稻農民和中國稻米消費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須向國際老板和國內合作者年復一年地交納轉基因稻米專利費；
（3）長期食用轉基因水稻對人體的安全隱患；
（4）大面積種植轉基因水稻對植物環(huán)境可能造成的污染。

　　第二份報紙，2005年1月13日的《中國經(jīng)濟時報》6版刊載了兩篇文章，文章針對一批專家倡議春節(jié)改期進行了反駁。這批專家提出應將陰歷正月初一的春節(jié)改在立春，使這個每年游移不定的節(jié)日相對固定在陽歷的2月4日。這樣做的理由竟是為了保證雙節(jié)（新年、春節(jié)）按計劃供應、穩(wěn)定教學計劃、化解春運高峰、使“兩會”精神的貫徹不延誤云云。正如文章所駁斥的那樣，這些理由不但純屬雞毛蒜皮之類，而且沒有一條能夠真正站得住腳。為了諸如此類不成理由的理由竟要人為改動經(jīng)幾千年自然演化、人文沉淀而為海內外炎黃子孫傾心認同的民族傳統(tǒng)節(jié)日，這些專家不止是吃飽了撐的，而且簡直是發(fā)了瘋。但是且慢，可不要低估了這些專家的能量，據(jù)報道他們已成立了歷法改革研究會，并在征集各界簽名，爭取在全國人大會上通過。如果一旦通過，就會獲得法律意義上的權威。那就不管13億人中有多大比例的人持不同意見，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融入全民族骨髓的春節(jié)被改變，被閹割。

　　第三份報紙，2005年1月25日《中國經(jīng)濟時報》刊載了三篇文章，文章針對北京市政協(xié)常委、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惟英在北京市“兩會”期間“建立人口準入制度”的提案進行了反駁。張教授提案的主旨是：大量外來人口的盲目流入使北京的資源承載量受到挑戰(zhàn)、可持續(xù)發(fā)展難以為繼，因此“建議摸清北京實際需要人才類別，用準入制度合理引入，控制人口無序流動，保持人口與城市資源的平衡，保證北京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張教授的這個提案不僅在《中國經(jīng)濟時報》等報刊上遭到駁斥，而且遭到網(wǎng)民潮水般的并幾乎是一邊倒的批評。其代表性的批評觀點是“提案違憲”、“搞群族歧視”、“背離市場經(jīng)濟公平原則”、“褻瀆自由平等的公民權利”、“體現(xiàn)簡單粗暴的計劃經(jīng)濟管理意志”等。在筆者看來，這些批評觀點就其主要精神言無可非議，更反映了社會公眾的良知和對自由平等精神的可貴認同。但面對批評，張惟英教授仍堅持“人口準入制”的正確性，并搬出“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平等和自由”、“不受限制的自由必然會導致整體的不自由”（見2005年2月2日《南方周末》）等諸如此類似是而非的陳詞濫調作為反批評的武器�？膳轮�處也正在于此：因為批評的民眾人數(shù)再多，意見再集中，對張惟英等有顯赫頭銜、有法定提案之權的專家們構不成多少制約，張惟英們可以繼續(xù)我行我素，不但可以一如既往地堅持“人口準入制”的正確性，而且可以再三再四提出“××準行制”、“××準言論制”等諸如此類的提案，而一旦有某個提案被某些部門接受，或轉化為某個法律，那網(wǎng)民可就傻眼了，公眾可就遭秧了。

　　以上只是三個有潛在威脅、但還未轉化為事實的例證。而在實際生活中，五花八門的專家們或以五光十色的專家們的名義侵犯公民權益、混淆公民視聽、誤導公民取向的現(xiàn)象已屢見不鮮，甚至可以說隨處可見。比如，有多少醫(yī)學專家們?yōu)檠赃^其實甚至有害于人體的醫(yī)藥產品、營養(yǎng)保健品進行言之鑿鑿的推薦？有多少經(jīng)濟專家們?yōu)樵斐纱罅抗�共資產流失、千萬計的工人淪落、少數(shù)人暴富的國有企業(yè)改革搖旗吶喊？有多少科技專家們?yōu)閭握n題、偽發(fā)明甚至是禍國殃民的偽項目給予偽論證？又有多少社科專家們?yōu)閭嗡枷�、偽理論進行煞費苦心的拔高和不切實際的宣傳？至今令國人心有余悸的非典肆虐，不就和一些專家包括某些專家性的高級官員隱瞞真相的誤導有直接關系嗎？上世紀五十年代慘痛的大躍進運動不也和一些專家包括某世界級的大科學家為“高產衛(wèi)星”提供“科學論證”有難以洗刷的干系嗎？

　　但筆者提出提防專家，不僅是因為一些專家的活動對公眾權益、公眾生活已構成潛在威脅或現(xiàn)實危害，更是因為專家這個頭銜在時下的中國具有特殊的光環(huán)和價值——被社會認可的中立性和權威性以及相當一部分專家、準專家、冒牌專家們對這種中立性和權威性的濫用。而大部分善良的公眾卻并不知情，仍然執(zhí)著地以為專家說的話就肯定是對的，專家推薦的就肯定是好的，專家提的建議就肯定是合理的，專家論證過的就肯定是科學的，專家投票通過的就肯定是有益于社會大眾的，當今中國專家的危險性和需要特別加以提防的危險性正在于此。

　　提防專家并不是否定專家的作用，而是要對專家持有必要的、適度的、理性的審視態(tài)度，千萬不要輕信任何專家，哪怕他是最權威的專家。須知專家也是社會中的一員，受各種社會關系的制約，受先天的智力和后天的知識、經(jīng)驗的局限，所以任何專家都不具有不容懷疑的中立性和權威性，而任何專家都有可能演變成偽專家和壞專家。處于大調整、大變革、大轉軌、大動蕩時期的中國的專家們尤其如此。提防專家也不是籠統(tǒng)的、隨便的、甚至莫名其妙的懷疑專家，而是要結合中國社會的復雜情況和專家們所處的微妙地位，著眼大端進行提防：第一，要提防專家在公共利益的大旗下謀取個人利益。前面所舉的第一個例證即屬此類：一些著名的轉基因水稻專家宣稱為國家、農民謀利益的同時卻存在著為個人謀取商業(yè)利益的嚴重嫌疑，還可能給公眾帶來重大的安全隱患。第二，要提防專家憑借知識資本進行尋租。這種知識資本可以是專業(yè)性知識體系，可以是專業(yè)界威望，也可以是專利發(fā)明。尋租既包括尋經(jīng)濟利益之租，也包括尋政治利益之租。通俗地說就是以專業(yè)知識作為資本換取金錢和權力。第三，要提防御用幫辦式專家。這類專家在當代中國有一大批，御用可以表現(xiàn)為對某種隔霧看花的理論進行演繹和拔高，也可以表現(xiàn)為為某項并不那么好的決策尋找理論和現(xiàn)實根據(jù)，還可以表現(xiàn)為為部門性規(guī)定、政策出臺進行幫腔式論證。第四，要提防不知自由民主為何物無視社會發(fā)展潮流的專家。一些專家沒有起碼的自由民主理念，不關心或者說根本無視當代社會發(fā)展潮流及民心趨向，相反卻十分迷信行政權力和長官意志，加之在人大、政協(xié)擔當著代表、委員的角色，擁有參政議政的權力，這樣，通過他們的努力，一些和現(xiàn)代政治理念、法治精神相左的提案、建議就容易改頭換面地轉化為政策和法律。第五，要提防在本專業(yè)之外不學無術或沒有起碼常識的專家。一些專家在專業(yè)領域內造詣頗深，但在專業(yè)之外孤陋寡聞，甚至沒有起碼的常識，但由于在業(yè)界內建樹大，社會知名度較高，兼有很多榮譽性的職務，所以在專業(yè)之外發(fā)表的有�？茖W常識的話語也時而被奉為“金玉良言”，造成謬種流傳，誤人不淺。第六，要提防江郎才盡盛名難副的專家。這類專家曾在業(yè)界內做出過突出貢獻，因而聲名雀起，譽滿天下，但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學術功夫日漸式微，研究后勁明顯不足。但他們卻善于利用以前賺下的聲譽，大擺學術權威的架子，在業(yè)界內吆五喝六，指天畫地，盛氣凌人，其實是包裝漂亮，貨色陳舊，言無可采，甚至昏話連篇，結果只能是仗名欺世。第七，要提防沒有參政議政能力偏又擔當參政議政重任的專家。一些專家由于在專業(yè)方面的貢獻，被推薦擔當參政議政的代表、委員，但他們實際上既沒有參政議政能力，也缺乏參政議政的熱情。這種情況下，要么淪為聯(lián)名的專業(yè)戶，投票的機器人，要么成為“垃圾筒能否統(tǒng)一裝踩踏板”之類瑣碎問題的搜羅人，要么干脆就是政府官員的跟屁蟲而又往往是瞎添亂的跟屁蟲（因為只風聞政府重視某事，卻不了解某事的實際內容及進展情況，提的提案建議或者根本不著邊際，或者令人啼笑皆非）。值得警惕的是，此類專家在人大、政協(xié)占有相當比例。第八，要特別提防擁有泰斗頭銜卻缺乏普通專家良知的專家。這類專家一方面擁有耀眼的泰斗級、國寶級的大專家頭銜，參與重大的科技、經(jīng)濟、社會決策，說話有很重的份量，另一方面卻又善玩學界權術，能夠見風使舵，頗會邀寵固位，而給人的印象卻是神色莊嚴，品格高潔，行止岸然，因此頗具危險性。此等專家能以不動聲色的咨詢薦言促使禍遺子孫的失誤決策出臺，需要特別加以提防。

　　以上只是大略地指出一些提防的重點，在于喚醒公眾對專家、準專家、假專家、串味專家、變色龍專家的警惕性。意在既要尊重專家、又要防止專家作惡或以專家的名義作惡。而且主觀上的提高警惕要和公開透明的社會性防范機制相結合方能真正奏效，這又涉及到專家產生體制、生存體制、活動體制及至政治體制的改革問題，限于篇幅就不多說了。

　　2005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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