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唯物－唯心論與知識增長：上帝活著

　　何為上帝？人們常說“上帝在我心中”，分析哲學可以追問，這“在我心中”的“上帝”究竟是指的什么，是否真的有叫做上帝的東西在“我”“心”里居住，上帝觀念在我們居住的世界有沒有“客觀對應者”？對于一般人來說，他們并不需要像分析哲學那樣刨根問底。即使維特根斯坦也不否認，日常語言之為日常語言，本身即包含著能夠被公共領悟的含義。當然這并不妨礙追問“上帝”的意義，例如我們可以回答上帝的“客觀對應者”就是整個世界存在的原因。那么整個世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回答：只有上帝知道。因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能知道全部原因，我們只能假設上帝對他自己全知（因為他就是原因本身）。正如英國現(xiàn)代理論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教授所言：上帝存在于人類未知的領域。

　　對于科學家來說，對上帝創(chuàng)造世界時遵循著統(tǒng)一的、和諧的思路的堅信不疑是他們取得成功的一個原因。起碼在量子力學之前，對于科學家如開普勒、牛頓，甚至愛因斯坦就是如此。愛因斯坦說，“上帝不會擲骰子”，此處的“上帝”是指世界的“必然性”的因果聯(lián)系。但愛因斯坦也許沒有意識到，他的兩個相對論已經(jīng)超越了牛頓的完全決定論，例如時間和空間都不再是絕對的量。然而，完全決定論的破滅并不是說上帝已經(jīng)無法理解。對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有著深入理解的霍金教授說：上帝有時候真是賭徒。即使全世界基督徒都說霍金褻瀆神圣，但也不能剔除他如此判斷所包含的真理——一句有關量子力學中微觀量子運動“測不準”的形象描述。對于量子世界的上帝來說，他對于自己擲出的骰子的情形也是不能預先知道的。所以如果上帝聽到霍金說他是賭徒時或許會會心地微笑，因為上帝知道，在當今時代，霍金是他的一個不可多得的知音�？梢哉f，物理學不斷深化的過程也是人類對上帝理解的深化過程。

　　信仰上帝存在和不存在（以及與之相聯(lián)系的中國人非常熟悉的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表面看是兩種完全對立的世界觀，但絕對不會導致兩派對世界諸現(xiàn)象的感知產(chǎn)生出不同乃至對立的結果，如對色彩、聲音的感覺都是同樣的。因為“人類”同屬于高級動物，因此不同信仰的人群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對于人生境遇的喜怒哀樂，都差不多相仿，只有風俗的差別而已（例如失去親人后的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都表現(xiàn)出悲傷，只是葬禮的形式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信仰人群中有些不同）。所以，有神論科學家和無神論科學家發(fā)現(xiàn)世界奧秘的機會均等，彼此不會因為信仰的不同而使得上帝對雙方的研究成果的獲得有所偏袒，因而雙方也沒有必要強迫對方改變信仰。宣稱自己是所謂徹底唯物主義無神論的人可能很迷信，例如夜晚走在墳墓邊很恐懼，大概是害怕某個亡魂會伸手把他拽進墳墓；
宣稱相信上帝的人也可能是盜賊或通奸者，全然忘記在西奈山的摩西從上帝那里得來的誡命。并且可以肯定，牛頓、愛因斯坦以及霍金教授所說的上帝肯定和那些虔誠的教士、劃十字的老婦人所理解的上帝有很大的不同。當然這種不同是因知識結構決定的價值觀所造成的，在我們承認人類知識增長帶來的進步的同時，應該對各種不同的價值觀采取平等的態(tài)度。

　　科學并不與上帝觀念相矛盾，否定上帝存在的唯物主義也并不一定導致科學發(fā)展。英國科學史家W.C.丹皮爾認為，“唯物主義”之所以被無知無識的人視為堅定不移的信仰，只是因為它太簡單的緣故。農(nóng)夫說只要踢一腳石頭就能駁倒貝克萊主教的唯心主義，但要和農(nóng)夫講述清楚“現(xiàn)象”和“實體”則必須從讀書認字開始；
如果向他進一步解釋原子內部大部分是空虛，只是電子波動的云霧，則必須向他傳授物理學；
如果說服他我們世界的諸多存在者的存在形式并非是單純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則需要讓他理解電磁場論和質能互換的愛因斯坦方程。

　　現(xiàn)代天體物理學中的已經(jīng)成熟的學說——宇宙大爆炸理論認為，我們的宇宙是由大約一百五十億年前的一個無限稠密的質點（宇宙奇點）爆炸而來，現(xiàn)在的宇宙還處在大爆炸延續(xù)的膨脹階段中。哈伯定律告訴我們，距我們越遠的星系離開我們的速度越快，離開的速度與離開的距離成正比。當然，離我們無限遙遠的星系就可能有無限的速度——這個推論又不成立，因為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要求光速是極限速度，任何物質運動不能超越光速，就是說，不可能存在離開我們無限遙遠的星系。因此可說我們的宇宙并非是沒有邊界的，康德關于世界有限與無限的二律背反看來只是思維的背反而不是世界本身的背反�？茖W家還不能設想宇宙膨脹率是否有一天會變成零或者膨脹率為負，如果宇宙膨脹率為負，我們所處的這個正在膨脹的宇宙就會變成崩塌的宇宙，甚至有可能收縮到它當初大爆炸的起點——無限稠密的質點。無限稠密是“物”，是“有”，但同時此“物”、“有”的稠密是虛假的稠密，因為宇宙中盡管大約有億個（億后面八十個零）粒子，但還有同樣多數(shù)目的反粒子。在宇宙奇點，粒子/反粒子是相互抵消的，所以宇宙中的物質—能量剛好是零，因此宇宙奇點可以被理解成是絕對的“無”�！坝小迸c“無”看似對立，實則統(tǒng)一，《莊子·齊物論》把二者“齊一”了，黑格爾《小邏輯》也認為“純有即是無”。無論把宇宙奇點看成是“有”還是“無”，既然其中包含著發(fā)展成宇宙的種子，那么它也可被理解成是“理”，是“心”（天心、道心的存在是因“吾心”的觀照——沒有人類的思辨怎么會有天心、道心的命名呢）。從這一意義上說，世界起源于“無”并沒有錯，就看我們如何理解“心”、“物”、“無”。因此，《老子》的“天下萬物歸于有，有歸于無”以及宋明理學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萬法歸心”與現(xiàn)代宇宙學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對于認識外在于我們的世界和內在于我們肉體的心靈來說，純粹的思辨和科學實踐的探索都是重要和必需的。

　　一般說來，不以知識作基礎的唯物主義與不以知識作基礎的唯心主義同樣有害。因此，信仰上帝存在并通過對上帝的造物——宇宙與人的理性沉思，進而作為對上帝進行理解和探索的思維方式（所謂唯心主義）與另一種思維方式——把世界作為不受任何非物力量統(tǒng)攝支配而進行認知的思維方式（所謂唯物主義），是可以一致起來的，前提是如果二者都努力尋求知識增長。歐洲基本采取了第一種方式，而且從實際效果來看，起碼對于認識心靈之外的世界來說，歐洲人努力理解上帝的方式比其他方式更有效，因為嚴格意義的自然科學誕生在歐洲并得到高度發(fā)展。

　　世界盡管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人類對世界的理解永遠是不可能完善的。托馬斯·阿奎那的理性上帝是一個人類理性可以理解的上帝，而我們人類發(fā)現(xiàn)自身有限性的理由，是假設有一個無限全知的上帝的存在。其實中國人理解上帝的“方便法門”可以從中國哲學的“天”開始�？鬃诱f“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意思是說天沒有什么好說的。但當他的弟子顏回死了之后，孔子悲傷至極地說“天喪予”。此“天”是什么呢？是人類無法更改的命運。人在天面前是渺小的，因為天長久而人短暫，天無窮而人有限，天是人的造者，人是被造者。天固然有自然之天的意思，但中國人理解天更多的時候是形而上之天，而形而上之天除了命數(shù)之天的意義之外，還有理法之天、天道之天的含義。中國道家學說的“天道”也并非是指人發(fā)現(xiàn)的自然邏輯，任何人發(fā)現(xiàn)的自然邏輯僅僅是“道”給這個具體人的一個側面，“道”是不可能被任何人全知的。此種形而上之“天道”已經(jīng)接近歐洲文藝復興以來自然哲學家所理解的上帝了。

　　自然科學家試圖理解上帝的構思和試圖理解自然的奧秘只是同一意思的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而把宗教和科學嚴格對立起來的思維方式未免太簡單化了。就像古希臘的自然科學脫胎于希臘人的形而上學一樣，文藝復興后的信仰上帝的科學家也從對上帝的追索中發(fā)展了自然科學。形而上學和科學不是一開始就涇渭分明的。牛頓的力學方程式中盡管沒有上帝的概念，但牛頓認為空間和時間是上帝預設的。牛頓、開普勒把自己觀察的自然現(xiàn)象用數(shù)學模型表達出來，至于宇宙為什么會遵循這樣嚴格且完美的數(shù)學模型的表達，并且可以被“人”這種動物發(fā)現(xiàn)，則不是牛頓、開普勒所能回答的。在任何一本物理書籍中都不會有關于這樣問題的答案：自然界為什么存在萬有引力？自然界為什么會有進化？——達爾文的進化論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所以古往今來的形而上學家乃至現(xiàn)代自然科學家都不得不承認，關于世界的本原問題永遠是一個未完成的問題。當然屬于分析哲學的語言學家傾向于宣稱本原問題是一個“無意義”的偽問題，但這種宣稱似乎不能剝奪一個降生世界的少年人對世界存在的驚訝以及提出那個古老問題的欲望——世界存在的原因，盡管這個問題永遠不能獲得終極圓滿的回答。凡是對現(xiàn)代科學有起碼常識的人都不會認為，人類的知識有一天能窮盡宇宙人生的全部奧秘。所以人類認識的相對性使得人類永遠不會有取消上帝存在的理由。

　　當尼采的“上帝死了”的箴言被一些學者重復的時候多半是不理解上帝觀念的意義，上帝是人類“發(fā)現(xiàn)”的，但上帝的思想——外在于我們人類的世界之內部邏輯，是有限的人類永遠也不能完全讀懂的。我們對于世界的知識好比我們圍繞自身畫的圓圈，所畫的圓圈越大就會發(fā)現(xiàn)圓圈外面的區(qū)域越大，圓圈內部永遠是有限，而圓圈外面永遠是無限。人類的知識增長越多就發(fā)現(xiàn)自己未知的領域越廣泛。人和上帝的關系是有限和無限之間的關系，具體的人會死亡，但我們沒有能力判斷無限的上帝會不會死亡，因為我們并不理解上帝“活著”的狀態(tài)和“死亡”狀態(tài)的差別。以功利主義態(tài)度來判斷，只要太陽不熄滅，地球不崩塌，說明上帝對人類沒有失望，因為陽光雨露是上帝“活著”的證據(jù)。其實宣揚太陽中心說的布魯諾并不諱言上帝，只是他理解的上帝比當時教會理解的上帝更具有進步意義。再說太陽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究竟有沒有中心以及如果有究竟在哪里，人類至今并不知道。哥白尼和布魯諾所理解的上帝顯然比當時教會人士的理解前進了一步，但宣稱代表上帝的教會并不代表上帝，因為上帝永遠不會選定愚蠢的人作自己的代表。人類的每一次科學發(fā)現(xiàn)都朝上帝的思路接近了一步，但我們永遠不能窮盡上帝的思路。上帝是什么？上帝就是包含人類在內的整個宇宙的創(chuàng)造者，只要你認為我們這個世界的產(chǎn)生是有原因的，你就是相信上帝的存在，因為最終原因=上帝�！吧系鄣乃悸贰苯坪诟駹査^的“絕對精神”，或我們中國人所謂的“天道”�！敖^對精神”、“天道”、“上帝的思路”可以被語言學家說成是沒有意義的概念，但人類的日常語言離開這些概念似乎就無法準確、清晰地表達思想。語言學家無法實現(xiàn)使人類用“科學語言”表達思想，因為直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種為躲避形而上學語句而人工發(fā)明的“科學語言”是成功的�！吧系邸钡刃味蠈W詞句不僅不是冗余，而且是科學家思考世界的不可少的工具。不僅“上帝”，就是像“原子”、“生命”、“物質”等語詞也不是可以完全明確定義的“嚴格科學”概念，其中的“形而上學性”是無法剔除的。一般說來，一個總體論的名詞總是包含著人類并沒有完全理解的東西在內，我們更不能因為人類為概括對自身和世界的領悟而歷史形成的名詞概念包含著未知的東西而不使用它，而如此總體論的名詞概念是不可能不包含形而上學性的，對諸如此類“形而上學性”語詞理解的不斷完善的過程正是人類知識增長的過程�；蛘呖梢哉f，起碼在歐洲，現(xiàn)代科學的發(fā)展歷程就是對上帝概念觀念理解的完善過程。

　　正像耶穌理解的上帝和他同時代的文士理解的上帝有差別一樣，人與人之間、時代與時代之間，對上帝的理解都是有差別的。我們必須認識到，上帝是一個不斷演化和發(fā)展中的概念，上帝觀念的發(fā)展過程正是人類心智乃至人類文明的完善過程。

　　二、上帝“殺人”還是“道法自然”

　　《圣經(jīng)》記錄的是人類（當然只是人類中的一部分）關于上帝觀念的早期演化歷程。當然《圣經(jīng)》也可以作歷史文本閱讀，因為它所記錄的許多事件已經(jīng)被考古挖掘的材料所證明，例如希伯來人從埃及的統(tǒng)治下逃離的經(jīng)歷。但《圣經(jīng)》記錄的歷史畢竟不同于中國兩司馬的信史，具體的細節(jié)也不能作教條主義的理解。例如，紅海海水出現(xiàn)一個走廊，讓希伯來人經(jīng)過，等到埃及士兵過來時海水合攏，埃及人卻被淹死了。這些故事或者是無中生有的捏造，或者是某種比喻的巧合，也可能是希伯來人過海時風平浪靜，而埃及士兵過海時忽起風暴，于是《圣經(jīng)》早期編纂者就“創(chuàng)作”了這樣的奇跡。但海底出現(xiàn)走廊的奇跡是不可能發(fā)生的，因為物理學定律在幾千年前和今天并沒有任何的不同。又如說亞當、挪亞活了九百多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亞伯拉罕九十多歲還能使妻子受孕等，這些都是不可信的。這說明人類早期上帝觀念的幼稚，以為上帝為了一個民族的生存可以如此偏袒他們，隨意改變作為液體水的性質和人的壽數(shù)。當然我們不能以今天的標準怪罪他們無知，因為人類的“成熟”正是從早期的幼稚發(fā)展而來的。耶和華在當時也只不過是偏僻地域的一個弱小民族的小神，后來經(jīng)過奧古斯丁和托馬斯·阿奎那從人類的理性精神出發(fā)才逐漸地使其上帝的觀念完滿起來，而現(xiàn)代自然科學則又在揚棄有關上帝的諸多怪力亂神的粗糙觀念之后才使之擴展成與宇宙法理同一的境界。

　　在上帝觀念完滿的過程中，上帝永遠是人類理解的上帝，人類借助上帝的觀念也理解自身和自身的行為原則。上帝是無為的——在創(chuàng)造了天地人之后就放手不管了，還是無所不為的——在每一件人事和物事中上帝始終是否為參與者都依然取決于人類的理解。除自然界的風雨雷電、四季變化等外，社會歷史都是人自身的行動，上帝的在場和不在場完全是人類理解的所以然問題。你可以讓上帝名義上“負責”，也可以不讓上帝“負責”。上帝的名義可以是正義，也可以是貌似的正義而實質是非正義，利用上帝名義對邪惡的懲罰本身也可能因為行為方式的過激或激端而表現(xiàn)為邪惡。因為對上帝理解的歧義，使不同人群對上帝正義性與非正義性的理解也必然有所不同。例如作為戰(zhàn)爭的雙方都可能祈求上帝或其他神明保佑，但誰是勝利者則似乎與雙方理解的上帝或神明并沒有必然性的因果關系，主要的還是取決于民心士氣、力量對比、用兵的智謀乃至運氣等諸多因素。所以有學者統(tǒng)計上帝究竟“殺”死了多少人，以此指責上帝的殘暴或信仰上帝的有害實在是對上帝觀念的誤解。何止是《圣經(jīng)》記錄的殺人數(shù)目呢，你可以說上帝“殺”死了所有的人，因為古往今來的所有人都已死和必死，如果你理解的上帝司管人類生死，難道所有的人不都是上帝所“殺”嗎？如果他使人長生不死難道不是更好嗎？問題是你這樣理解上帝時你還得感謝上帝，因為人是上帝所造的——哪怕是達爾文意義的“造”——千百萬年的進化。沒有生又如何談得上死呢？

　　如果拘泥《圣經(jīng)》記錄的上帝“殺”人數(shù)目作為指責上帝殘暴的理由，以此邏輯，那么在非耶和華信仰的民族，不信上帝的野蠻人應該是沒有任何野蠻殺戮才對，而實際上許多沒有開化的野蠻人中有食同類的習慣，這種食人習慣甚至在十九世紀初期美洲的一些島嶼上依然存在。

　　而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秦國坑殺趙國四十萬降卒又指責誰呢？只能是中華民族崇拜的——天了？這個轉換看似肯定卻成就了否定。因為“天”的自然意義是超越正義和非正義的，太極圖標示的陰陽互補的“自然”是“天”無為而無不為的外化，即不是善也不是惡，而是二者對立的統(tǒng)一，因此也是對二者的超越。怨天，依然發(fā)生，但不會像約伯那樣具體。即使趙國的婦孺?zhèn)兒魡尽袄咸鞝敗�，“天”也總是無動于衷。因為坑殺四十萬降卒的悲劇并不能說明“天”和秦國人站在一起，正像荊軻刺秦、張良博浪沙擊始皇車、楚霸王火燒阿房宮之發(fā)生并不說明“天”把原六國遺民當作自己庇護的子民一樣。善惡因果關系的完成只不過是“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之“天”的一個“無為而為”，而不是人力強為的歷史自然環(huán)節(jié)。因此，“天”不是一個可以被指責的對象。而中國的“天”道觀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已經(jīng)超越了任何站在具體的民族與國家立場上的善惡價值觀，地域的遼闊博大和文明的一脈相沿正與這種天道觀念相聯(lián)系。中國的“天”更具現(xiàn)代意義的是，遠離人格神而與自然本身的進化同一（“道法自然”），已經(jīng)接近現(xiàn)代人對上帝的理解。這是中華民族另一個“早熟”的例子。

　　與這種自然主義的世界觀相一致的歷史觀認為，人類的歷史是一個從野蠻到逐漸文明的“自然”過程，所以我們似乎不能埋怨祖先作為野蠻人的殘忍，正像我們不能埋怨某些食肉動物的殘忍一樣。但我們時常檢討人類野蠻歷史的意義盡管對歷史已經(jīng)無補但卻對現(xiàn)實有益，因為我們——地球上惟一知善惡的生物，不能放棄對于野蠻歷史的沉思乃至譴責。而檢討與譴責必須明確，人類野蠻歷史的最直接責任者只能是歷史中的人類本身而不是神，即使“自然”也只不過是我們今天總結歷史的一個方便使用的概念，抽象地說“自然”命定了野蠻到文明的歷史過程，有上帝觀念產(chǎn)生的地方和沒有上帝觀念的地方都不能逃避這個歷史過程。在此過程中，戰(zhàn)爭的意義曾等同于野蠻征服和無節(jié)制的殺戮。而在戰(zhàn)爭中盡力避免對平民的殺戮和傷害是歷史晚近時期才逐漸形成的觀念（又是一個經(jīng)常被無意或故意違反的觀念）。也就是說即使上帝不在場，《圣經(jīng)》記錄的上帝名義下的罪惡依然要發(fā)生，可能換了別的名義。因此，超越形而上學的歷史觀而以人類法律約定的文本來觀照具體的事件，結論必然是——殺人的過程和結果只與殺人者有關而必須由殺人者負責，任何罪惡與上帝和神明肯定無關，盡管殺人者總是借助上帝和神明的名義，但根據(jù)“名義”不能判定殺人者是正義還是非正義。何況正義和非正義是一個歷史的概念，而善與惡的歷史作用自從黑格爾辯證法肯定惡的歷史作用以來一直為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爭論不休。當然，即使惡真的有“進步”的歷史作用，但以此為借口鼓動新的惡則是更大的罪惡，例如上世紀德國希特勒、日本軍國主義者以及東方集權主義和專制極權者的滅絕人性的罪惡則是必須打入地獄底層的萬劫不復的“根本惡”（“根本惡”是康德使用的詞匯）�！妒ソ�(jīng)》記錄的歷史是人的歷史而不是神的歷史，而人的歷史總是和關于神的觀念相聯(lián)系的，所以人的歷史中包含著人的關于神的觀念的歷史。而人性之惡染在神性上是不能使人逃避其歷史存在的責任的。按照海德格爾的思路，此在的人在天地人神中居于優(yōu)先地位，人在四者中是被造者，但同時又是創(chuàng)造者，是人的目光照亮了世界和人類自身的歷史，自覺其存在的歷史中的人是惟一可以反省自身和世界存在意義的存在者。人作為世界上惟一自覺其歷史性存在的存在者使其精神的發(fā)展不再完全受純粹自然法則的支配，人對歷史的反思使“根本惡”的發(fā)生并一定成為“必然”，這是自由的人類對未來（將發(fā)生的歷史）應抱有的信念。

　　正因為如此，從《舊約》的“以命償命，以眼還眼”到《新約》耶穌的打右臉給左臉的教訓是上帝觀念演變的證明，神性從暴戾變得寬容正折射了人性的同一過程。這個過程不僅并不難于理解，而且正好符合人類理性精神對自身成長歷程的期待。

　　三、中世紀——人類精神成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歷史是不可重復的一次性過程，因此我們無法設想，如果希臘不被征服，人類的知識是否能沿著亞里士多德開創(chuàng)的思想方法長足地進步；
我們也無法假設，羅馬帝國如果不滅亡或者基督教不在歐洲傳播該是如何的情景，是否人類文明能平坦地發(fā)展而沒有中世紀的長達四百年的黑暗時期？在人類文明史中，古希臘的思想家與中國的先秦思想家基本處于同一歷史時期，似乎呈現(xiàn)出相似的情況，即在生機勃勃的思想發(fā)展和百家爭鳴之后忽然被道德律令束縛了創(chuàng)造能力，在中國是漢代以后的儒家思想，在歐洲是基督教思想�；浇烫峁┝巳祟惓了忌系鄣钠鯔C，也限制了對上帝沉思的廣闊空間。無神論并不一定能導致科學，例如中國的玄學基本是無神論的，但沒有產(chǎn)生現(xiàn)代意義的自然科學。產(chǎn)生于印度的佛教一般也被認為是無神論的宗教，但其中注重思辨的唯識論也沒有演繹出任何嚴格意義的科學思想。我們不能武斷地說，是基督教催生了歐洲科學的誕生，但在有神論基督教的歐洲大陸產(chǎn)生了演繹邏輯和歸納邏輯的自然科學是毫無疑問的。馮友蘭先生認為：“按照大部分的經(jīng)院哲學家來看（羅吉爾·培根包括在內），哲學與科學的作用是解釋《圣經(jīng)》的內容�，F(xiàn)代歐洲繼承了這種對外界知識的檢驗精神，在中世紀的歐洲與現(xiàn)代的歐洲之間沒有清楚的分界限……現(xiàn)代科學的基本精神與西歐中世紀對外在世界的興趣和中世紀的學術方法是一貫的�！边@種轉換正像但丁《神曲》的上帝觀念對教會上帝觀念的轉換一樣，不僅沒有否定上帝的存在而且歌頌了上帝的光輝，且對用上帝的名義愚弄民眾的狹隘宗教勢力進行了懲罰——把教會中罪惡的神職人員如教皇放在了地獄的地層。

　　一般說來，各種宗教的共同特征是禁欲主義（中國的道教非禁欲的自然主義或者是少數(shù)的例外之一），即使不是宗教但有宗教作用的儒家思想也主張克制欲望�；蛘呖梢哉f，人類在其文明發(fā)展史中，總要經(jīng)歷一段宗教禁欲時期，用以內省人類自身人之為人的根據(jù)，然后才有可能對外在世界作進一步的深入沉思。作為地球上的高級動物，人類保留著一般動物的屬性，滿足自身欲望是自然賦予其本性，但人類的可貴之處是，認識到一般動物意義的滿足欲望對整個的人類發(fā)展是有害的，所以宗教禁欲并不像后來其被日益異化的情形那樣顯得無益乃至有害。我們今天以審美的眼光來看荷馬史詩描述的英雄行為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英雄行為尤其閃爍著詩性的光輝，例如為爭奪美麗的女子海倫而發(fā)動長達十年的戰(zhàn)爭可以說是阿凱亞人創(chuàng)作的一首偉大的浪漫主義史詩。然而，人類的這個時期是人和神都處在無法無天的時期，作為審美者的我們也許總是發(fā)自內心地贊美荷馬描述的英雄主義，因為那是人的神性與神的人性同時張揚的時代，但那樣的時代無論如何已經(jīng)不適合于“我們”——現(xiàn)代人生存，原因很簡單，我們已經(jīng)“成熟”了，比起張揚個性的英雄時代我們更崇尚法律、遵守道德、克制憤怒。因此，人類的成熟是不斷地矯正自己的任性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宗教是不可避免的。崇尚法律，遵守道德，克制憤怒，忍讓，不放縱欲望不是我們人類“天生”的品格，而是人類經(jīng)過一代復一代的先覺者思考后教導的結果，或者說是人類自己不斷學習傳統(tǒng)并豐富傳統(tǒng)的結果。這個不斷學習和豐富的傳統(tǒng)就包括宗教和一般道德內容。雖然禁欲、道德比起英雄行為和浪漫的詩情顯得枯燥乏味，但人類的理性精神正是從顯得枯燥乏味的宗教和一般道德傳統(tǒng)中成長起來的。維吉爾的《埃涅阿斯記》的羅馬英雄埃涅阿斯比起荷馬的《伊利亞特》、《奧德賽》的希臘英雄阿伽門農(nóng)、阿基琉斯、奧德修斯更加具有克制憤怒、遵守命運、忍辱負重的品格。由此我們看出，人類文明的歷程到羅馬時代已經(jīng)期待著某種新東西的產(chǎn)生。如果把現(xiàn)代科學理性精神作為人類精神發(fā)展的高峰，那么這種新東西從對人類自我生物性欲望的克制發(fā)展到對精神自由的壓抑似乎是使人厭倦的反動力量，然而我們又不能否定，正是這種新東西銜接了宙斯與上帝，使基督教的來臨成為某種必然，而且上帝觀念一旦與希臘精神相融合，就使歐洲人迸發(fā)出了對世界理解的巨大潛能。我們不能異想天開地假設歷史的章節(jié)本可以刪改，而必須認識到歷史是一部寫滿了人類成功與失敗、文明與野蠻、理想與教訓等的教科書，并且對其功過是非的評價必須十分小心，不能孩子氣地進行簡單的善惡劃分。

　　四、人格神上帝的三個時期

　　《圣經(jīng)》記錄的上帝觀念演變的歷史其實是一個民族成長的精神史�！妒ソ�(jīng)》之所以被廣泛傳播，除了一些歷史的偶然因素外，主要的恐怕還是其本身具有人類精神成長的普遍性，因為《圣經(jīng)》中上帝觀念演變史可以在諸多民族的精神成長史中找到相似的對應者。為說明上帝演化的歷程，可將上帝觀念的演化概括為四個時期：上帝的“女媧時期”；
上帝的“宙斯時期”；
上帝的“耶穌時期”；
上帝的“理性時期”。其中“理性時期”又包括三階段：托馬斯·阿奎那的第一推動時期；
拉普拉斯—牛頓的完全因果決定論時期；
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非完全決定論時期。

　　我們的認識總是在比較中完善起來的，例如能從女媧、宙斯之于耶和華上帝的“相似”中更能區(qū)分其差別。但這差別卻不能簡單否定最高神明在各民族發(fā)展中的普遍性，即耶和華上帝“征服”各民族“異教神”的過程也可看作是“異教神”與耶和華上帝融為一體的過程。

　　關于天地、人類的由來，是人類“覺醒”之后最初發(fā)出的疑問，正像兒童的某個時期喜歡向父母問自己如何由來的一樣。由于人類不能回答天地與人類的由來的問題，于是幾乎在每一個民族的神話中都有神明開天辟地、造人的“創(chuàng)世神話”，這種把不能理解的東西歸予神是一種既方便又圓滿的方法，符合人性發(fā)展初期的一般邏輯規(guī)律�！杜f約·創(chuàng)世記》里的上帝也是如此，例如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在這里，我們不能埋怨《圣經(jīng)》早期作者的想象力的缺乏，因為一句話式的創(chuàng)造本領包含在神明的神秘中，這種神明萬能的觀念一直延續(xù)著，到了耶穌也認為——人不能的神都能。后來，牛頓正是從《圣經(jīng)》中獲得啟示，認為光是上帝最初的創(chuàng)造，因而最具有神性，并用三棱鏡分解出日光中三種單純的光波（更完善的波譜——不同頻率的光波呈現(xiàn)逐漸變化的連續(xù)的譜系以及把可見光和不可見光統(tǒng)一起來是晚近時期的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與宙斯神的“功能”是完全一致的。但耶穌誕生后，人類歷史的發(fā)展最終使這個過程成為現(xiàn)實：人格神的耶和華作為精神上帝誕生的必不可少的條件，通過耶穌的《新約》使自身演化為理性上帝成為可能。之后，人類又花了兩千年的時間才逐漸剔除上帝身上的諸多物性，而使其成為純粹的精神性。這種精神性體現(xiàn)在我們對自身和世界的理解中，如哲學和自然科學。當初，耶和華上帝作為精神領袖時以色列人賦予了他諸多世俗王者的物性，而歐洲人從物理世界推導上帝存在的時候才真正賦予上帝純粹的精神性。

　　五、理性上帝

　　歐洲特有的理性精神孕育出的杰出大腦在基督宗教傳至歐洲后對《圣經(jīng)》進行了理性思考，一方面是大眾接受的基督教思想的日益廣泛傳播，一方面是經(jīng)院哲學家對于上帝觀念理解的日益深化。上帝創(chuàng)造世界之前不可能有時間——這樣的語句是明顯不同于希伯來人的思維方式，不可能在耶穌的話語記錄和圣保羅的書信中找到。作為古希臘最早的哲學家，泰勒斯認為水是萬物的始基，即世界的一切存在物本原于水；
而赫拉克利特認為，世界是一團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程度燃燒又在一定程度熄滅。在紛繁復雜的世界現(xiàn)象中尋找統(tǒng)一性的原因和秩序，這是古希臘人自然哲學中最可貴的精神，甚至不在于他們把原因和秩序所歸結的究竟是什么（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留基伯和德謨克利特以及伊壁鳩魯?shù)脑�、柏拉圖的理念等等），他們的思維方式啟發(fā)后來的哲學家——世界發(fā)展和流變是有其統(tǒng)一性的原因和秩序的。這個古老的信念一直延續(xù)到愛因斯坦，他的成功（狹義和廣義相對論）和失�。ńy(tǒng)一場論）都與這個信念有關。當然，“統(tǒng)一性”并不等同于完全決定論，這是量子力學對愛因斯坦的超越。時間和空間問題是作為一切自然科學基礎的數(shù)學和物理學的最為基礎性的問題，而古典物理學（牛頓力學）和現(xiàn)代物理學（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無不以對此問題的思考為基點。奧古斯丁的“上帝創(chuàng)造世界之前不可能有時間”，即使到了現(xiàn)代宇宙學不僅并不過時，而且是宇宙大爆炸理論最“本質”的描述。所以霍金教授認為，追問“宇宙大爆炸”之前如何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那時上帝的手表還沒有上發(fā)條。一旦上帝和時間與空間聯(lián)系起來，也就和古希臘人的思維方式聯(lián)系起來了，而“世界本原”與“上帝”的統(tǒng)一將由另一位偉大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來完成。他通過對上帝的創(chuàng)造物——現(xiàn)象世界的邏輯推導，進一步闡釋了上帝的可理解性。他認為客觀世界是我們接近上帝的惟一道路，咒語、占星術、夢幻、靈魂附體、異像都不是認識上帝的道路，“神跡”就是我們面前的自然世界，此外沒有神跡可看�？梢哉f，托馬斯的“五種證明”反映了歐洲人的科學理性認知精神（古希臘人開啟的）的回歸，在人類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下面結合現(xiàn)代科學的發(fā)現(xiàn)簡單扼要地對應說明托馬斯·阿奎那關于上帝存在五種證明的含義。

　　第一種證明，上帝是第一推動者。在上個世紀，因為哈伯的觀測和宇宙微波背景輻射證據(jù)使得宇宙大爆炸理論成為成熟的理論。但宇宙為何在奇點發(fā)生爆炸，或者說什么機緣或原因點燃了宇宙大爆炸的導火索呢？這個問題超越了目前的數(shù)學和物理學，因為我們數(shù)學、物理學的一切理論都是建立在宇宙“成熟”（大爆炸后一百五十億年后的現(xiàn)在）時期的時間－空間基礎上的，在宇宙奇點和爆炸的臨界點到爆炸以后很短的區(qū)間，時空彎曲到在質點內完全閉和的程度，我們的數(shù)學和物理學所有定律在此區(qū)間內是完全失效的�；艚鸾淌谠凇豆麣ぶ械挠钪妗分姓J為，在我們目前的宇宙，上帝玩骰子的頻率和數(shù)量都非常大，所以宇宙呈現(xiàn)出規(guī)律性；
而在越接近大爆炸的區(qū)域，上帝擲骰子的頻率越小，不確定性也就越明顯，以致在爆炸開始的時刻是完全不確定的。完全不確定性意味著偶然性。偶然性，比如問某人路過湖邊時為什么向水里投擲了一枚石子，他投擲石子的確切動機是什么，他可以回答：沒有動機，僅僅是興之所至。我們也可以回答：宇宙大爆炸的契機是上帝的興之所至。目前的宇宙的任何事件都可以追溯原因，無窮盡地追溯下去，直至宇宙大爆炸的起點，而這個起點爆炸開來的起因可能是無因的，沒有任何原因，或者說上帝的興之所至就是原因。

　　第二種證明，上帝是最初動力。我們宇宙中任何一個星系都是一個開放的系統(tǒng)，因而可以和外界交換能量，但整個宇宙可以被看成是一個超大規(guī)模的封閉系統(tǒng)，在此系統(tǒng)中能量是守恒的，這是熱力學第一定律的要求；
而整個宇宙系統(tǒng)又呈現(xiàn)熵值持續(xù)增大的趨勢，這個趨勢沒有逆轉的可能，這是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要求。但在宇宙中遠離平衡態(tài)的一個開放系統(tǒng)中的子系統(tǒng)如地球上的生命系統(tǒng)是一個有序度增大而熵值減小的過程，這并不違反兩個熱力學定律，因為生命個體的有序是以犧牲外界的無序為代價的，地球生物圈的近乎完美的循環(huán)而且循環(huán)中呈進化的趨勢是因為太陽持續(xù)地提供了能量的緣故。當然我們整個太陽系還是呈現(xiàn)熵值增大的趨勢。在地球形成以后，出現(xiàn)了從簡單的化合物到復雜高分子化合物到自組織系統(tǒng)到具有遺傳基因的簡單生命到具有智能的高級生命的過程，這是自然界物質形態(tài)逐漸有序化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動力是什么呢？太陽給太陽系中其他行星也提供能量為什么沒有生命的進化呢？存在即合理是一種解釋，但這種解釋導致循環(huán)的解釋，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就都是合理的——存在與合理彼此循環(huán)地解釋和被解釋，也許在哲學的認知論上還不失一定的啟發(fā)意義，但以科學的嚴格性要求，循環(huán)論證是違反邏輯律的。而進化論本身也不能解釋何以地球生命系統(tǒng)存在進化，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zhàn)，其中之一是存在——存在即合理——那樣的循環(huán)定義，什么物種能生存下來呢？凡是適應環(huán)境的能生存下來；
什么是適應環(huán)境的？凡是生存下來的都是適應環(huán)境的。邏輯律的起碼要求是，在一個定義概念的語句中不能包含被定義的概念，但循環(huán)定義必然導致同意反復，而同意反復是沒有意義的。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偉大意義首先是他對自然物種的科學細致的觀察，其次是通過觀察描述了進化的事實，而不完全在于他對于進化的解釋——自然選擇的解釋。例如，你可以解釋雌孔雀的長尾巴盡管不適合飛行但能吸引配偶所以經(jīng)受住了自然選擇，但你以此則不能解釋鴿子的尾巴為什么沒有雌雄的如孔雀那樣大的差別；
你也不能嚴格解釋最能適應各種環(huán)境的動物（如老鼠）為什么沒有淘汰其他較脆弱的動物；
既然爬行類低于哺乳類動物為什么沒有被選擇掉等等——自然選擇論對此類問題的解釋多半是想當然的、眾說紛紜的、不嚴格的，自然選擇論顯得過于寬泛和粗糙。況且由達爾文進化論衍生的達爾文主義在人類種族間的運用必然導致強權崇拜和武力崇拜，而強權崇拜和武力崇拜是把精神性的人類倒退到生物性的人類。人類悲憫、憐愛的品格使其產(chǎn)生扶危濟弱的行動顯然是比生物自然選擇的進化論更高級的形態(tài)。生物（包括人）的進化仿佛是一個目的性的過程，就人類本身的行為來看，他的個體和群體的很多行為是具有很強的目的性的，如果認為自然物質形態(tài)不包含任何目的性，那么人類的目的性則似乎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而承認宇宙本身歷史性中包含的合目的性那就必然導致這樣的信念——先于宇宙存在的意志的存在，這個意志顯然是托馬斯·阿奎那所理解的動力的上帝。

　　第三種證明，上帝是使一切獲得必然性者。我們目前的宇宙為什么是如此的形態(tài)而不是另外的形態(tài)，如時間的單向性、空間的廣延性，以及宇宙學定律（必然性和幾率性的）為什么是可理解的？而事實告訴我們（這個事實歸結在霍金教授著作中的“人擇原理”）：正是目前這種宇宙才會使“我們”能夠追問宇宙為什么是目前這種形態(tài)的宇宙，如果宇宙太年輕，處于如自由電子還沒有來得及和質子與中子結合成原子的階段，或者即使形成了元素周期表中的所有元素的原子，但還沒有形成有機高分子階段，當然就不會有智慧生命的“人”向宇宙發(fā)問了；
如果宇宙太年老，宇宙處在塌崩或“熱寂”狀態(tài)，所有有序的開放系統(tǒng)（生命當然包括在內）都已經(jīng)像高塔一樣倒塌了，連廢墟的痕跡都沒有，更何談有向宇宙追問原因的存在者了。只有宇宙大爆炸后的一百五十億年的現(xiàn)在，宇宙即不太年輕也不太年老才會有我們人類對宇宙為何如此形態(tài)的追問。如果上帝同時創(chuàng)造另一個宇宙，如非相對論、非量子論的宇宙向我們顯現(xiàn)，我們或許能在比較中接近我們的問題，遺憾的是上帝只給我們創(chuàng)造了惟一的宇宙（盡管宇宙在理論上可能存在其他形態(tài)的宇宙，參見霍金的《時間簡史》）。因此，宇宙形態(tài)如此而非彼的問題除了上帝知道，我們對此無知。

　　第四、第五種證明，上帝是最本真存在者、世界秩序的統(tǒng)領者。什么是最終的存在者？按照宇宙大爆炸理論，紛繁復雜、廣袤無垠的宇宙原來曾經(jīng)被濃縮在不占任何體積的奇點中，或者反過來說，這個沒有體積的奇點是未來宇宙一切存在者和存在者秩序的種子：上帝的力量的確超越了人類一切可能的想象力！黑洞的存在已經(jīng)被間接地觀測到了，黑洞內部丟失了形成黑洞星體的所有歷史信息。由于太陽的質量不是特別大，五十億年后它將不會形成黑洞而是形成一顆白矮星，地球在巨大引力作用下將被吸入這白矮星的臟腑中并被壓縮為密度很大但體積很小而與白矮星“熔”為一體（其實四十億年后地球在太陽變成白矮星之前的紅巨星時其一切生命已經(jīng)徹底結束了）。我們地球的所有歷史也將終結在這顆白矮星中，那時，我們的文化、科學、藝術都徹底消失了，就像根本沒有存在過一樣�！澳切┟黜X，那些涌淚的眼窩，那些撩人的尖叫……而今安在？一切復歸為一場春夢”，瓦雷里詩吟詠的海濱墓園還不是最后的終結，最后的終結是墓園和關于墓園的詩也都終結在白矮星的電子氣和原子核堆中了。當然，如果地球突然發(fā)生使恐龍滅絕那樣大的環(huán)境災難（小行星撞擊地球），或者民族－國家間的沖突導致世界大規(guī)模核戰(zhàn)爭爆發(fā)，那么人類文明的終結將不需要四十億年那樣久。無論如何，如果你不想變成徹底虛無主義者的話，就只有相信托馬斯的證明：上帝是最本真的存在者和統(tǒng)領世界秩序的存在者，這是我們投向四十億年以后宇宙的惟一的一縷信念和希望，也是對那個所有心靈徹底寂滅必然來臨時刻的惟一可能的自我安慰。

　　當托馬斯·阿奎那賦予上帝是第一推動者、最初動力、使一切獲得必然性者、最本真存在者、世界秩序的統(tǒng)領者的屬性時，上帝也就因這些屬性揚棄了舊時代的人們賦予上帝的諸多觀念。上帝存在的五種證明把《舊約》那個用聲音吩咐摩西撿香爐和動不動就大發(fā)脾氣的耶和華上帝涅槃了。托馬斯·阿奎那通過證明上帝的存在深化了奧古斯丁所理解的上帝，是繼奧古斯丁之后人格神上帝向理性上帝轉換的又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盡管當時和以后直至現(xiàn)代的一般大眾并沒有完全實現(xiàn)這種轉換）。這是人類精神發(fā)展的關鍵性步驟，上帝觀念的歷史遺存——圖騰性、偶像性以及人性化的感情、欲望在杰出的大腦那里通過對物理世界的邏輯思維而被蕩滌殆盡。因此托馬斯·阿奎那的理性上帝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希臘精神復臨歐洲大陸的曙光，盡管文藝復興的燦爛黎明的到來還需要耐心等待。

　　上帝的可理解性開啟了牛頓的智慧，他的《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用數(shù)學方程奏響了上帝構思世界的完美旋律；
而達爾文的進化論則把“上帝造人”運動描述成千百萬年的漸進過程。人類知識的增長使人類曾變得雄心勃勃，甚至試圖覬覦上帝的權威。拉普拉斯甚至認為：給我全部初始參數(shù)，我就能預言一萬年后世界的情形，拉普拉斯的這種信念與其說是“科學的”，毋寧說是宿命論的，一萬年后某高樓前是否站立一個孩子，他頭頂是飛過一只烏鴉還是鴿子，以及他彼時頭腦里閃過一個什么念頭，無論如何是根本不可能預言的。拉普拉斯刻板地把世界看作是早已經(jīng)拍攝好的電影膠片，認為世界的未來不過是有待放映罷了。波普爾對此進行了批判，指出了歷史主義決定論在社會運動中試圖“發(fā)現(xiàn)”所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鐵的規(guī)律的想法都是絕對的虛妄。我們預言一萬年后的行星運動并不困難，但如果預言以人類為主角的社會發(fā)展方向則根本不可能。事實說明我們遠沒有理解上帝的構思，我們甚至不知道上帝是在開天辟地以前就構思好了世界的發(fā)展路徑還是直到目前他仍然繼續(xù)構思他的杰作——世界或者永遠是他的未完成作品。莫說幾千年、幾百年的“規(guī)律”，就是預言幾十年的人類社會發(fā)展情況也是很勉強的。因為明顯的悖論是，如果我知道若干年后人類將懂得什么，那么我可早就公布那些知識以獲得優(yōu)先權。當然上帝對人類的不自量力并不反感，因為他造人的初衷或許就是用各種現(xiàn)象啟示人對他的理解。但必須明確，人類不是上帝的機械玩具，上帝賦予人類精神以高度自由是社會發(fā)展不完全受自然律支配的原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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