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農(nóng)歷3月19日，北京被李自成領(lǐng)導的農(nóng)民起義軍團團包圍，明朝最后一個皇帝朱由檢倉皇從內(nèi)宮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吊死于煤山。這標志著明王朝在中國近三百年的統(tǒng)治正式結(jié)束。因這一年為舊歷的“甲申”年，所以每到這一年，人們總會有許多值得回味的感慨。第五個“甲申”年，也就是公元1944年，左翼文人郭沫若寫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貪賄必然亡國的道理；
同時也勸諭新興的工農(nóng)政黨，切莫驕傲自滿，以免重蹈李自成“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劇。盡管其后的郭沫若以進獻“新詞”和“頌歌”而為世人所不齒，但憑心而論，《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來仍然以其充溢的歷史關(guān)懷和對農(nóng)民起義“同情的理解”，不失為一篇好文章。而在第六個“甲申”輪回里，隨著歷史潮流的沉浮變換，對李自成的評價也經(jīng)歷了一個“天上人間”式的飛躍：在人人尚“左”，“革命”盛行，“階級斗爭”被說成是“歷史發(fā)展的真正動力”的年代里，李自成幾乎就是救苦救難的“圣人”，以至于以他命名的歷史小說成為紅色年代里唯一一部“御批”創(chuàng)作的小說，“奉旨填詞”的作家也因此得免文革游街示眾之厄運；
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人人言必稱“改良”，犬儒之風大熾，知識分子普遍家禽化，“告別革命”成為新的時尚，李自成又重新淪為“賊”“寇”，成為“暴力”的代名詞，而這正是幾百年來“給帝王將相做家譜”的正統(tǒng)史家的一貫看法。真應(yīng)了圣經(jīng)上“已有的事，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無新事”的話。

　　其實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為而論，他當然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與張角、方臘、白蓮教、青蓮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國相比，李自成領(lǐng)導的農(nóng)民起義其實是最少宗教蠱惑的。他的起義完全是因饑饉所逼。

　　一

　　李自成出生于陜北米脂縣。在明代，米脂縣屬延安府綏德州。這里地處苦寒的黃土高原，

　　土地貧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稅收和“加派”是按畝征收，不考慮實際產(chǎn)出，這對地廣人稀的陜北來說，就顯得極不合理。而最令當?shù)匕傩詹荒苋淌艿氖�，陜北本來地處�?nèi)陸，居民靠種地為生，基本沒有什么工商業(yè)，但官府的各種“加派”只收銀子，不要糧食，這就等于額外加重了農(nóng)民的負擔。再加上無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農(nóng)民大量外逃，而官府為了“完糧”，規(guī)定一戶逃則其余九戶補足，九戶逃則其余一戶補足，于是，對不想坐著等死的農(nóng)民來說，剩下的就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禎二年，延安人馬懋才在《備陳大饑疏》里，詳細地記錄了當時干旱無雨，百姓流離失所，哀鴻遍野的慘狀：

　　臣鄉(xiāng)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shù)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間有獲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1]

　　這個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讀來仍然使人神搖。三百年前饑民的話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qū)W者發(fā)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為根據(jù)“血酬定律”，既然“饑死”和“為盜”所承擔的“風險系數(shù)”是相同的，那么根據(jù)“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當然應(yīng)當選擇“為盜”，因為“為盜”至少可以吃飽了去死。這個有良知的官員在他的奏疏里繼續(xù)寫道：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后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shù)日后面目赤腫，內(nèi)發(fā)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h城外掘數(shù)坑，每坑可容數(shù)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余，而數(shù)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矣。[2]

　　馬懋才用“最可憫者”、“更可異者”來備陳當時白骨縱橫，相率食人的慘狀，而這慘劇的發(fā)生地“安塞”，正是早期農(nóng)民領(lǐng)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時我們也看到，饑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濟，也不是全無辦法�！跋嗑蹫楸I”恰好說明有可盜之處，否則“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損有余補不足”，本可以將天災造成的損害降低到最低。但他們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如一戶只有一二人，勢必令此一二人賠一戶之錢糧；
一甲只有一二戶，勢必令此一二戶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里一縣無不皆然。則現(xiàn)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異地。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zhuǎn)相逃則轉(zhuǎn)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矣。[3]

　　即使百姓相率為食，“有司”還在“嚴為催科”！這說明世界上根本沒有純粹的天災，無論水旱蝗害，事實上都和專制政府的黑暗和貪婪分不開。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起來造反的。尤其是在崇禎13年9月，李自成的農(nóng)民軍被官軍打得大敗，當他率眾從巴西魚腹諸山中逃出，進入陜南的時候，身邊的部眾不足數(shù)百�？僧�11月間，他突然率部進入河南以后，很快聚眾達數(shù)十萬。這和當時河南的災荒有關(guān)，但災荒不可能年年有，到處有，只要措置得當，也不至于遍地柴薪。而當時的朝廷和官府就像后來的獨裁者一樣，一有“人禍”便委過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濟，反而加征三餉（遼餉、剿餉、練餉）不斷，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還有“火耗”，弄得民困財盡，千里榛莽。這時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買平賣”、開倉賑災就大獲中原人心。時人鄭廉在《豫變紀略》里詳細記錄了李自成當時大賑饑民的盛況：“向之朽貫紅粟，賊乃藉之，以出示開倉而賑饑民。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yīng)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你也許可以說這是“收買人心”，是“作秀”，但崇禎和他的官府為什么不“收買人心”？為什么不“作”這樣的“秀”？因而，就本質(zhì)而言，與其把農(nóng)民軍稱作“農(nóng)民革命軍”、“義兵”或“賊”、“寇”、“匪”、“盜”，還不如直接把他們稱作“饑民”更接近事實些。“饑民”當然不是驕傲的資本，但也不是天生的恥辱；
搶糧（農(nóng)民軍自己稱“打糧”）肯定不是一種榮耀，但當各種通過誠實勞動糊口的途徑被一一堵死之后，搶糧吃幾乎就是一件無可非議的壯舉，至少不比那些將別人碗里的飯奪走的人更無恥。

　　也就是說“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個個人或某種“主義”，而是效忠自己的腸胃。簡單地講，就是為了請客吃飯。明末的農(nóng)民起義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即幾乎所有的起義軍首領(lǐng)都有過招安、投降的經(jīng)歷。桀驁如張獻忠者竟然也在崇禎11年正式受撫，接受了熊文燦給他的副將頭銜。當一個叫林銘球的巡按御史來到谷城時，張按照官場禮儀，立即向他行跪拜禮。本朝的史家在處理這一檔史實時，或者假裝不知道——實在繞不過去，就說這是一種“策略”；
或者說這是“農(nóng)民階級的二重性”。實際上，這恰好說明這些起義的農(nóng)民領(lǐng)袖，包括李自成在內(nèi)，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們誰也沒有想過要“取而代之”。這樣，當官軍剿撫并用，答應(yīng)給他們牛犁耕種，并讓他們的妻小吃飽時，手下將士便人心離散，渴望過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體性的暴力活動來顛覆、破壞現(xiàn)存秩序、制度的行為）雖然有多種，但就它的發(fā)生動機來看，大致有兩類：一類是在一種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導下，通過有共同理想的隊伍，來達到實現(xiàn)社會正義的目的，一類是在饑餓、困頓、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被迫起來尋找出路的；
一類是由良知和頭腦引導的，一類是由肚皮和腸胃引導的；
因而，一類可以叫“良知革命”，一類可以叫“肚皮革命”；
“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過一個國家的試驗給整個人類提供一種新的制度模式，“肚皮革命”因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個簡單的“改朝換代”，即“屁股變了，龍椅沒變”；
前一類像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美國獨立戰(zhàn)爭以及孫中山領(lǐng)導的辛亥革命，而后一類則幾乎可以囊括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農(nóng)民起義，李自成領(lǐng)導的當然也不例外。

　　誠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斷了社會的正常積累，浪費了既有的物質(zhì)資源，破壞了既定的文化創(chuàng)造秩序，不說別的，單是革命要死人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們認定，改良比革命好，這不需要討論，需要討論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禎的“良”？是通過立法？選舉？彈劾？罷免？還是上訪？檢舉？或者是在李繼遷寨搞一個基層民主試點，成功了的話，再依次向米脂縣、延安府、陜西省乃至全國普及？如果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為造反是一種暴力行為，那么，對李自成來說，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條路， 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條路的話。

　　實際上，朝廷和官府正是這么看待這些起義軍的。兵部尚書楊嗣昌為了捉拿張獻忠，曾張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頭兩句就是“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不說他殘酷鎮(zhèn)壓農(nóng)民軍，單憑這兩句，我覺得他最后自縊身死，就是死得其所。張獻忠固然不是善類，但楊嗣昌說的就更不是人話。一個兵部尚書，朝廷重臣，歷來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餓殍”！而尤其可怕的是，三百年后的一些學者、教授的邏輯和楊大致相似。

　　中國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亂循環(huán)”的怪圈，就必須拋棄幾千年來“只換屁股，不換龍椅”的革命方式，必須尋求一種和平漸進的方式來切入世界文明進步的潮流，這沒有錯。問題是我們在拋棄傳統(tǒng)思維模式，尋求外部資源的過程中，是否一定要將幾百年前這些走投無路被迫鋌而走險的祖先妖魔化？我們是否能在否定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的同時，能對他們在反抗壓迫、與暴政角逐的過程中所彰顯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給予適當?shù)淖鹁�？一句話，我們在品評這些逝去的英雄時，能否多一點理解，少一點苛責？多一點設(shè)身處地的悲憫，少一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高談闊論？圣經(jīng)上講，你們愿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當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時，我覺得這對后者本身就是一種“暴力”，一種“語言暴力”；
同理，當我們看到一些人用“革命”的手段將另一些人剝奪殆盡，然后號召他們只能“改良”時，我們是否意識到這種“居心”本來就“不良”？

　　在這兒，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兩種倫理關(guān)系，即針對自己的暴力和針對別人的暴力。一個人可以放棄“針對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權(quán)，采取他認為合適的方式，包括投降、順從、談判甚至“認賊作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但當這種暴力針對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無權(quán)要求受害者——即“他者”——“放下武器”。具體到李自成的問題上，就是一個人可以當饑餓和公開的搶掠襲來時選擇“逆來順受”，但無權(quán)要求別人“坐以待斃”。不管他用多么好聽的理論來勸阻別人“告別革命”，在我聽來，都像新版的“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

　　二　　

　　正如忽視了“暴力革命”的背景一樣，學者們在大談改良的同時，恰好也忽視了改良的條件。我們知道，改良的條件是妥協(xié)，是雙贏互利的共生思維，而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爭哲學”；
是承認自己的有限和“罪性”，而不是“天大地大，唯我獨尊”，更不是一廂情愿地標榜自己“偉光正”，“就是好來就是好”。一句話，就是要承認自己“不良”，至少是有可能“不良”，才能談得上“改良”，否則，你要他改什么？其次是，要有大致相當?shù)牧α繉Ρ取Ｅc獨裁者沒有一個不自我感覺良好一樣，世界上也沒有一個獨裁者會心甘情愿地放棄特權(quán)利益。即使在英美這樣一些深具民主傳統(tǒng)的國家里，當要求改革的一方，力量沒有強大到足以影響甚至威脅特權(quán)階層繼續(xù)行使特權(quán)時，身居要津者一般是不會主動放棄既得利益的。這一點在《大憲章》產(chǎn)生這件事上看得十分清楚。

　　《大憲章》是13世紀初英國國王和屬下25個分封貴族簽訂的一份關(guān)于各自權(quán)利和義務(wù)的協(xié)議書。在這份被譽為“英吉利自由之神”的文件里，國王承諾實行較寬松的統(tǒng)治，比如在司法領(lǐng)域內(nèi)，《大憲章》第40條規(guī)定：“任何人的權(quán)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賣、被否決、被拖延”，而正是這一條導致了西方自近代以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第39條規(guī)定：“未經(jīng)王國法律或陪審團的合法裁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沒收、驅(qū)逐、流放，或受其他任何形式的傷害”， 而西方法律中很重要的“人身保護”原則——在法庭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無罪的——正是由這一條衍生出來的。不僅如此，《大憲章》的意義還在于人們從這里推導出了一些極其重要的思想，即任何權(quán)力都要受到制約，即使是國王也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而那時的中國，還匍匐在趙宋王朝的腳下，認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呢！

　　就是這樣一份對西方文明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的文件，它自身的誕生卻經(jīng)歷了一個復雜的斗爭過程。13世紀以前的英國國王在和貴族的長期征戰(zhàn)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約定，國王把取得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封給諸侯，諸侯則出人出錢替國王打仗。但有一條，打大仗或征重稅必須取得諸侯的同意。13世紀初，英國在和法蘭西的戰(zhàn)爭中連連敗北，以至于丟失了祖?zhèn)飨聛淼姆▏�北部的兩個郡，諾曼底和安茹。國王不服，為了奪回土地，就再次下令向貴族征稅征丁，但這次沒有取得貴族的同意，他就用嚴厲的手段強行征取。但令人沮喪的是，國王這次又損兵折將，鎩羽而返。正當他雄心勃勃，準備再一次向貴族征收錢糧大干一場時，貴族終于不干了。1215年的春天，他們起兵占領(lǐng)了倫敦，然后派人和國王談判。迫于內(nèi)外交困的形勢，國王約翰被迫在貴族們事先起草好的一份文件上寫下了自己的大名，并加蓋了皇家封印。這就是在西方政治史上，乃至全世界都意義非同尋常的文件——《大憲章》。

　　在這兒，我們看到，即使在英國這樣有契約傳統(tǒng)和“紳士風度”的國家里，國王也不會無緣無故地恩賜臣民某些權(quán)利，如果沒有諸侯們大兵壓境，國王是不會妥協(xié)的。事實上，約翰在簽完字的當天就痛悔不已。他反復向教皇訴苦，他是在貴族的刀劍逼迫下答應(yīng)的，因而應(yīng)當由教皇出面，宣布《大憲章》無效。但《大憲章》規(guī)定，國王如違背協(xié)議，25個得到授權(quán)的貴族可以起兵討伐之。因而當教皇宣布《大憲章》無效的消息傳到各郡時，貴族們立即發(fā)兵倫敦，以武力捍衛(wèi)《大憲章》的神圣性。這時，約翰死了，他的兒子亨利三世繼位，由貴族組成的攝政委員會最后確認了《大憲章》的合法性，一種新的政治平衡就這樣在武力面前達成了。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如果國王執(zhí)意不肯放棄“亂收費”的權(quán)力，反而認為自己是“真命天子”，起兵的諸侯是“亂臣賊子”，不但要“秋后算賬”，而且會“滅門九族”，“凌遲處死”，那么諸侯一方真想放下武器也不敢放了；
同樣的道理，如果諸侯中一些人有“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混賬思想，而且死咬定要“奮勇前進”，要“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敵人”，那么，不要說國王想放權(quán)，即使想遜位也不敢了。正是雙方的雙贏共生思想，為對方的妥協(xié)留下了活動的余地，一種動態(tài)的權(quán)力平衡才最終形成，才不至于魚死網(wǎng)破，人亡政息。

　　相反，美國的獨立戰(zhàn)爭正是英國國王貪得無厭，步步緊逼，拒絕和解的結(jié)果。1765年，為了轉(zhuǎn)嫁連年戰(zhàn)爭造成的財政困難，英國議會通過了《印花稅法》。根據(jù)這項法律，北美殖民地幾乎所有的法律文件，甚至連撲克牌在內(nèi)都必須貼有大不列顛的印花才是合法的，都必須繳納一定數(shù)量的稅金。但這項法律并沒有在殖民地自己的議會里通過，也沒有殖民地自己的代表在英國議會里討論，而根據(jù)西方政治“沒有代表不納稅”的思想，凡納稅人有權(quán)參與立法。因而國王在各殖民地的壓力下，不得不宣布廢除了這項不合理的法律，但在廢除的同一天，國王就宣告“過去有、現(xiàn)在有，并且依據(jù)權(quán)利應(yīng)該有充分的權(quán)力和權(quán)威制定……法律和法令……以在任何情形下……管轄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因而，僅僅過了兩年，國會就再次通過了向殖民地征收“外部稅”的法律《湯森德法案》。根據(jù)這項法案，在美洲各口岸，對于進口各種玻璃、鉛、紙張和茶葉都要征收若干重稅。殖民地人民拒絕繳納時，稅吏就叫上英國軍隊一塊來收。其間，他們多次派代表向英國國會陳述困難，但這些傲慢的英國人不僅拒絕接見，而且有時還把他們安排到荒無人煙、又極不舒適的地方住宿，目的就是讓他們盡快離開。

　　1773年，英國國會授予東印度公司諸種特權(quán)，其中一項就是對美洲茶葉貿(mào)易的壟斷。也就是說，在這項法令之下美洲人實際上完全不能支配自己的茶葉貿(mào)易。激烈的反抗終于爆發(fā)了。1773年12月16日，東印度公司的一船茶葉運至波士頓，被憤怒的波士頓人倒入海中。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暴力事件，英國國會的對策是以壓倒多數(shù)通過《強制法案》。該法案規(guī)定，今后所有破壞“和平”與妨害官員執(zhí)行公務(wù)的案件必須移交英國法院審理；
允許軍隊駐扎民房；
關(guān)閉波士頓港口，直至該城將所毀茶葉賠償清楚為止。國王寫信告訴諾斯勛爵：“事已至此，殖民地必須是要么屈服，要么勝利”——根本沒有商量的余地。

　　殖民地預感到一場風暴就要來臨，但不知如何應(yīng)對。為了協(xié)調(diào)各州的行動，他們決定于1774年9月5日派代表到費城開會。這就是第一屆大陸會議。第一屆大陸會議雖然通過了和英國斷絕貿(mào)易往來的決議，但人們普遍不愿獨立，他們聯(lián)合起來的目的只是要讓“英國人民感受到他們對于他們的權(quán)利的渴求”，因而，會上通過的《權(quán)利宣言》充滿折衷和讓步，甚至“愉快地同意英國國會執(zhí)行那些只局限于管理我們的對外貿(mào)易的法案”，連一向激進的杰斐遜參會時也只是認為國王需要“納諫”。

　　實際上，直到1775年的春季，甚至一直到列克星敦的戰(zhàn)爭已經(jīng)爆發(fā)，好多人仍然相信，假如讓英國人知道，槍聲雖然響起，但殖民地所要的只是“保衛(wèi)自己的權(quán)利”，他們是會讓步的。但英國國王拒絕了他們的種種和平企求，使得殖民地的代表不得不于1775年5月10日再次于費城集會，史稱“第二屆大陸會議”。第二屆大陸會議決定組建一支大陸軍，由深孚眾望的華盛頓任總司令，但目的只是迫使英國讓步。因而大會同時采納狄金森的請愿主張，并在《關(guān)于武裝抵抗的緣由和必要性的宣言》中謙卑地寫道：“我們并不是出于從大不列顛分離出來的野心而組織軍隊的……一旦侵略者停止對我們的敵意，我們就會放下武器……我們謙卑地信賴著那至高無上的和公正不偏的宇宙裁決者和主宰者，我們……企求著他那神圣的仁慈能夠在這場巨大的沖突中護佑我們，使我們的敵人能夠以合理的方式與我們和解，并因而使帝國免于內(nèi)戰(zhàn)的災難�！钡�回答他們的是，英王立即拒絕了《請愿書》，并于12月22日發(fā)布了《禁止法案》。該法案宣布，殖民地從此不在英王保護之下，并下令封鎖殖民地全部港口，許多人才如夢初醒。

　　這給我們一個啟示，“革命”不是議論出來的。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把革命歸咎于少數(shù)煽動者的惡意的那種迷信時代，是早已過去了”，就像天下雨不是皇帝祈禱的結(jié)果，娘嫁人不是村婦“腹誹”的產(chǎn)物一樣，“革命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顧準語）。翻譯為“常話”就是，當一個社會或時代的人們面對奴役和壓迫，覺得還有希望通過言論、集會、結(jié)社等理性方式表達時，他們一般不會鋌而走險；
但當一個獨裁顢頇的政府對人民的壓榨無以復加，不僅剝奪掉了他們通過和平渠道表達愿望的一切權(quán)利，而且公然踐踏由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時，暴力反抗幾乎就是必然的選擇。正如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chǔ)》中所說：“絞殺或廢除暴君為結(jié)局的起義的行為，與暴君前一日任意處理臣民生命財產(chǎn)的行為同樣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這樣按照自然的順序進行著，無論這些短促而頻繁的革命的結(jié)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別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過錯或不幸”。這就是“非暴力”的局限，也是人類歷史上一切憂時傷生的思想家面對暴力災難反復出現(xiàn)的悲涼和無奈。

　　三

　　回到李自成的問題上，就是面對明末官貪兵懈、廠衛(wèi)林立、政體朽壞、天怒人怨的現(xiàn)狀，無論朝野、官民都認為需要改良，問題是誰來改良？怎么改良？說簡單點，就是誰“改”誰的“良”？是李自成“改”崇禎的“良”，還是崇禎“改”李自成的“良”？關(guān)于前者，我們已在上文提及，由于信息資源、權(quán)力分布的嚴重不對稱，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改”崇禎的“良”，倒是崇禎有義務(wù)而且有可能“改”李自成的“良”。因為從皇權(quán)專制的“法理”上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可以而且能夠?qū)λ�王國疆域�?nèi)的一切臣民、事務(wù)進行符合他意愿的改良。實際上，無論古今中外，改良的主動權(quán)始終在強者，即政府手里。套用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說法，崇禎是這個帝國的“法人代表”，他有權(quán)對這個帝國范圍內(nèi)的一切生命、財產(chǎn)按照自己的策劃重組、關(guān)并、劃轉(zhuǎn)甚至破產(chǎn)�？墒沁@個帝國的“大老板”在李自成起義之前和起義之后都做些什么呢？

　　一般來說，亡國之君是容易遭人唾罵的，但提到崇禎，人們總是眼淚汪汪。什么“日理平臺，勤于政事”，什么“減膳撤樂，厲行節(jié)約”，仿佛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明君，只是讓李自成害了。其實這些都不過是做做樣子�！叭绽砥脚_”與明代的政治體制有關(guān)。明朝從開國皇帝朱元璋起，為了加強“中央集權(quán)”——實際上是“皇帝集權(quán)”，廢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實行“閣臣輔政，閣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實際上就是誰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點頭，連閣部大臣也不過只是“票擬”而已。具體到崇禎這個人更是 “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聰明，他不“日理”誰“日理”？

　　至于“減膳撤樂，厲行節(jié)約”，不過是徹頭徹尾的“作秀”罷了。比如，自崇禎10年起，皇帝因為“天下多事”，就下令停止了宮中幾乎所有的娛樂活動，唯獨“打稻戲”不廢。所謂“打稻戲”，就是在秋收季節(jié)由鐘鼓司的官員扮作農(nóng)夫農(nóng)婦表演的慶祝豐收的節(jié)目。表演時皇帝必須親臨現(xiàn)場，所以這對崇禎來說，是一個顯示“重農(nóng)”的好機會，但大臣要他拿錢修水利，他就不干了，而大家知道，只有修水利才是重視“三農(nóng)”的切實措施。崇禎8年，李自成、張獻忠的農(nóng)民軍攻陷了鳳陽，掘毀了鳳陽祖陵。崇禎聞報后痛哭流涕，馬上宣布“避正殿，撤樂減膳。從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閣臣俱宿于朝房”，“惟以青衣從事”。自己換一個辦公室，穿著爛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辦合一”，吃飯時少幾道菜，這都不錯。但關(guān)鍵問題是得取消加征，賑災濟困，讓老百姓不要跟著李自成跑，這才是當務(wù)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飯吃了，你在宮中搞兩場文藝表演，多吃幾碗紅燒肉，有什么關(guān)系？但他就像后來的獨裁者一樣，一味裝腔作勢，汲汲邀譽，一遇兵敗城毀的事，只是一個勁兒地下“罪己詔”，但這有什么用呢？對一個皇帝來說，要緊的不是感動臣民，換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幾滴眼淚，要緊的是，朝廷得拿出錢糧，救濟災民，讓老百姓回家種地，至少得停止橫征暴斂，因為在天下洶洶的大勢面前，加征無異于“驅(qū)羊飼虎”，但崇禎是直到上吊之前一個月還在嚴辭催逼錢糧。

　　以前的史學家一提到明亡，就要大講崇禎年間的大災荒，實際上崇禎在位17年，不可能年年有災荒，處處有災荒，而農(nóng)民起義的規(guī)模卻越來越大，原因正在于，崇禎年間的賦稅之重，催征之苛都超過了前代。實際上早在馬懋才備陳災荒的第二年——當時的李自成剛剛舉事，只是“三十六營”中的一個小首領(lǐng)——職方郎中李繼貞就上書崇禎請求賑濟陜北饑民。他認為“如此，則民之已化為賊者，將還化為民；
而將化為賊者，且永不為賊”，但崇禎貪吝，只答應(yīng)給十萬。李為他算了一筆賬，一個饑民一兩，只可活十萬人，而當時“斗米七錢，亦只可活五十日耳”。他請求皇上拿出“內(nèi)帑”，“活數(shù)十萬生靈”，但崇禎說什么也不干。李因之憂憤而死。

　　加征當然不自崇禎始，萬歷末年就有“遼餉”，但以崇禎時為最苛繁。先以遼東戰(zhàn)事緊急加征“遼餉”，后因農(nóng)民起義聲勢日壯，崇禎又降旨征收“剿餉”：“流寇蔓延，生民涂炭，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餉無以飽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話說得可憐兮兮，好像他自己不同意，只是大臣們竭力鼓吹。實際上，“勉從廷議”不過是“裝處”而已，原定“暫累吾民一年”的“剿餉”并沒有在一年之后結(jié)束，而是隨之就成為“定額”。非但如此，僅僅過了一年，他又下旨加征“練餉”，意即因清兵內(nèi)犯加征的練兵軍餉。三餉并征，加上有司暗中卡拿的各種“私派”和“火耗”，百姓就只能為匪為盜，聊以度日了。

　　這種“逼上梁山”的惡果在當時不要說文人雅士、行政官員，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崇禎14年，河南的許多州縣已為李自成所得，汲縣百姓王國寧冒死上書，指斥朝廷：“時時搜刮孑遺，日日更換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撲盡絕糧之人，終不能無米為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白骨再肉也”[4]。但崇禎至死不悟，以為只要把詔書寫得“語重心長”、“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驅(qū)使，不復有怨言，甚至到崇禎17年2月，也就是離他上吊只剩一個月的時間了，李自成的百萬大軍已逼近北京，他還念念不忘征收錢糧。在一封專門的“催征斂”詔書里，我們看到這樣的文字：

　　邊餉甚急，外解至皆由有司，急贓贖而緩錢糧，不嚴賞罰何以勸懲？今內(nèi)責部入，外責巡按，痛禁耗羨。完額則升京堂，否則除名。[5]

　　這里面透露了兩個信息：第一，像崇禎這樣的獨裁者，反人民、反人道的本質(zhì)至死都不會變；
第二，自我感覺良好的本質(zhì)至死都不會變。他壓根就沒想到，當時北中國的半壁江山已為李自成所得，“有司”已成李自成的“有司”，還怎么“賞罰”？怎么“勸懲”？京師官員都想著今后的身家性命，誰還顧得了“升京堂”？至于“除名”更是笑話，一個自己也面臨“下崗”的皇帝還怎么“除”別人的“名”？看來崇禎是不上煤山不死心了。

　　面對官員們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奏報，崇禎有時也會唏噓感嘆一番，但大臣們?nèi)绻�要他拿出“�?nèi)帑”助餉，他就會叫窮，不是王顧左右而言它，就是說砸鍋賣鐵也湊不夠那么多。崇禎10年4月，他剛剛?cè)蚊鼦钏貌秊楸�部尚書，總攬“平寇”事�?wù)。可當楊向他要增兵的餉銀時，他就叫起窮來：“目今帑藏空虛�！�…前查約數(shù)若干，限二日內(nèi)奏奪，如何不見奏來？”表演得煞有介事，連扮相臺詞都酷肖逼真。但問題是沒有錢怎么打仗？他當然不肯明說，但明擺著是讓士兵們?nèi)�搶了。更可笑的是，他還當場批評大臣們：“去歲諭令勛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無急切體國之心。就是直省鄉(xiāng)紳也不捐助。及至賊來，都為他所有了。怎么這等愚！” [6] 看來他自己是不愚了，遇到緊急軍情，他這個帝國“大老板”一定會慷慨地“注入資金”的。可實際上怎樣呢？

　　崇禎17年1月，李自成已逼近北京。他想把最后一張牌打出來，即，調(diào)吳三桂入關(guān)對付李自成，但又怕清兵來犯，拿不定主意，就召他的父親吳襄詢問軍情。他先問“卿父子之兵幾何？”，吳先以虛數(shù)應(yīng)付，最后實答，只有三千精兵；
他又問“需餉幾何？”吳答以“百萬”兩白銀。他立即大吃一驚。可當吳算完帳后，他也相信了，但隨之就哭起窮來：“卿言是，但內(nèi)庫止有七萬金，搜一切金銀什物補湊，得二三十萬耳”。

[7] 可等李自成入京，也就是他說的“及至賊來，都為他所有”以后一查，“括各庫金共三千七百萬有奇，……戶部外解不及四十萬，捐助二十萬有奇。而大內(nèi)舊藏黃金四十余窖”。整整是他說的“二三十萬”的一百余倍，這還不算黃金。為此，崇禎年間的進士楊士聰在《甲申核真略》里感嘆道：“嗚呼！三千七百萬！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內(nèi)騷然，而扃鑰如故，策安在也？……吁，其亦可悲也矣！”就是這樣一個寧肯亡國也不捐餉，寧肯將黃金窖藏也不停止向老百姓搜掠的皇帝，他不上吊誰上吊？

　　在這樣的君主專制下，不要說李自成——一個邊陲小鎮(zhèn)的驛卒——不可能改良，朝廷重臣，包括閣員輔臣都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生怕招來殺身之禍�！俺绲澪迨�相”之所以成為一個歷史名詞，說的就是他賞罰不明，刑罰太嚴，有恩不欲歸下，有過則盡量外推，用人多疑，舉措乖張的特點。從崇禎十年溫體仁去職到周延儒二次入閣，短短四年換了五個首輔，最短的一位是孔子的63代玄孫孔貞運，在首輔任上只干了兩個月�！拔迨�相”指的是他在位17年，先后換過五十個內(nèi)閣大學士，這在歷史上都成了一個笑話。

　　與所有的專制政體一樣，腐敗也是一個終崇禎之世都沒有解決了的先天性痼疾。崇禎年間，官員貪墨、買官賣官到了無官不貪、明碼標價的地步。官員們通過行賄購得高官，但行賄的錢不是黃河之水，從天而降，自地涌出，必得加倍搜刮才得補償。崇禎雖痛心疾首，大動刑厝，無奈罰不勝罰，殺不勝殺，最后往往以勸“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也就是“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而告終。

　　除了官貪，還有“兵暴”。由于明朝的軍隊長期缺餉，再加上發(fā)餉的官員層層克扣，實際到士兵手里的很少，有的部隊甚至常年不發(fā)一分餉銀，這為軍隊的集體嘩變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禍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隊，人稱“左軍”，是出了名的驕悍無禮，“扎營之處，方圓數(shù)十里，婦女悉被奸污”，因而，不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軍入城。更令人發(fā)指的是，有的部隊為了掩敗、領(lǐng)賞往往“殺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頭拿來作為自己殺敵的憑證。至于動輒以“打糧”為名，劫商賈，搜珍奇，淫婦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見慣。因而，當時老百姓有“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說法，而正是這一“梳”、一“篦”（舊時婦女用的一種很細密的梳子）、一“剃”將老百姓推到與君王的戰(zhàn)爭狀態(tài)里。

　　四

　　根據(jù)17世紀英國思想家洛克的說法，當人們發(fā)現(xiàn)立法者和執(zhí)行者的意圖確定不移地指向奴役和壓迫時，每一個人都有權(quán)通過訴諸上天，來決定是否采用戰(zhàn)爭的形式捍衛(wèi)自身的權(quán)益。在戰(zhàn)爭狀態(tài)里，以前的一切法令都不再有效，準確地說，是立法者自己先行將它的尊嚴踐踏凈盡的，現(xiàn)在，每一個人都將生命交給上天來決定其存留。你也許會說戰(zhàn)爭會死人，但當一個政權(quán)昏暴到極點，百姓“生不如死”，以至覺得用任意一個政權(quán)代替都會減輕他們的痛苦時，他們進行的各種形式的反抗就成了合理的；
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比起同時代中那些渾渾噩噩、茍且偷生、坐以待斃者，理應(yīng)受到社會的褒獎和歷史的贊美。因為反抗先于革命，也先于改良。一句話概括，就是，反抗先于反抗的形式。

　　你也許會說激進的革命代價太大，不如“點滴的改良”，可當一切和平改良的途徑都被堵死之后，百姓恰好是用鋤頭、鐵鍬和刀劍來“改良”的。比如，沒有人認為臥軌、自焚、喝農(nóng)藥比和平示威更能解決問題，可先得有和平示威的權(quán)利；
沒有人認為在球場里胡喊亂叫，在廁所的墻上創(chuàng)作“文學”比在報刊上自由發(fā)言更酣暢淋漓，可問題是先得有創(chuàng)作和出版的自由；
沒有人認為吸毒、嫖娼、包二奶、上色情網(wǎng)站比到教堂里沐浴上帝的恩膏更高尚、更有尊嚴，但每個人先得有尋找上帝的自由；
沒有人認為結(jié)黨營私、搞陰謀詭計、歃血盟誓組織黑社會比光明正大地結(jié)社、集會更少風險，更能體現(xiàn)社會公義，但問題是先得有結(jié)社集會的權(quán)利……更進一步說，當一個時代的人民不能用合法的手段傳遞信息時，他們就會用手（喝倒彩）、用心（編黃段子）、用眼睛（道路以目）來表情達意，甚至在一個從來沒有選舉傳統(tǒng)的國度里，我們?nèi)匀惑@奇地看到，他的人民會頑強地用腳，用手，用屁股“投票”的動人情景：

　　崇禎15年12月，李自成進逼襄陽。當大軍冒著“左軍”的炮火，強渡到漢江南岸時，當?shù)氐陌傩找浴芭＞朴�賊”，好多青壯年自告奮勇，擔當農(nóng)民軍的向?qū)�。由于他們熟悉地形，帶領(lǐng)部隊繞過了“左軍”事先埋設(shè)的伏雷和暗弩，使農(nóng)民軍不費吹灰之力就占領(lǐng)了襄陽——這是明王朝的老百姓用腳“投票”，投的是反對票。

　　崇禎17年正月，李自成親率大軍由長安出發(fā)，向北京進軍。沿途州、縣多望風送款，傳檄而定。3月6日，農(nóng)民軍到達山西宣府城下。總兵官王承胤已先期納款，而巡撫朱之馮卻要執(zhí)意把守。當農(nóng)民軍開始攻城時，朱登城督戰(zhàn)，命左右發(fā)炮，而奇怪的是，“默無應(yīng)者”。當他自己親自點火放炮時，卻被人從后面拽住了胳膊。最后，巡撫只有撫膺嘆息，仰天大哭。就在巡撫捶胸頓足之際，總兵官王承胤已開門迎降——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棄權(quán)票。

　　崇禎17年3月17日，農(nóng)民軍已占領(lǐng)了蘆溝橋，開始攻打平則、彰義等城門。駐守北京城外的三大營，不僅投降了李自成，而且將三大營的大炮反過來對著北京城轟。這也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反對票。城防司令李國楨見事情不妙，急忙求見崇禎，被宦官喝止�；鹿賳�，何事慌張？李答：“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屁股“投票”，投的是棄權(quán)票。更有戲劇性的是，城頭上本來安裝了許多門西洋大炮，準備在緊急時使用，但守城的“內(nèi)丁”（宦官）上城發(fā)炮時，聲震屋瓦，響徹云霄，而“不殺賊一人”，因為“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鉛丸，以虛擊，聲殷雷達旦。” [8] 在這種軍心渙散、人無斗志的情況下，甚至朝廷大臣也以賴在家里不出來“投票”。

3月19日凌晨，李自成的農(nóng)民軍已攻入外城，崇禎手刃公主和妃嬪多人后，來到前殿，親自鳴鐘，召集文武百官上朝，但令他絕望的是，竟沒有一個人前來。

　　就這樣，李自成的農(nóng)民軍長驅(qū)直入，一舉拿下了北京城。

　　你也許會說“拿下”又如何？不就是“三年免征”么？三年之后怎么辦？我的回答是，三年之后當然還要征，不然政府官員吃什么？但根據(jù)“兩害相權(quán)取其輕”的原則，百姓有權(quán)通過逃亡、匿名等斗爭方式走向壓迫較輕的統(tǒng)治，那怕這種統(tǒng)治是暫時的。換句話說就是，不能因為三年之后還要征，且不說征多少，就否定百姓用“革命”的手段換得三年的平安。因為在啟蒙的語境里，革命是一種權(quán)利。既然是一種權(quán)利，擁有它的人可以放棄，也可以閑置，但絕對不能被褫奪，就像我買了一把椅子，我可以送人，也可以放著不用，甚至天冷時可以劈開生火，唯獨當我坐的時候，別人卻從我的屁股下抽走，是絕對不允許的。實際上，對于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明末百姓來說，不要說三年，就是42天——李自成3月19日進入北京，4月30日撤出，前后只有42天——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對于坐在洋房里，吃得飽飽的教授來說，42天只是一個數(shù)字，可對于當年北中國的饑民來說，有42天和沒有42天是不一樣的：有42天，人們就可以用賑濟來的糧食活下來，至少不會把僅有的拿走；
沒有42天，一大批嗷嗷待哺的饑民就會成為永遠的餓殍。誰不信，可以試試。

　　2004年9月14日動筆

　　2004年10月1日完稿

　　注釋：

　　[1][2][3] 雍正《陜西通志》卷八十六，《藝文三》。轉(zhuǎn)引自《李自成大傳》，晁中辰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第140～141頁。以下注釋皆轉(zhuǎn)引自此書。

　　[4] 鄭廉《豫變紀略》卷四。

　　[5] 《崇禎實錄》卷十七。

　　[6]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十二，按，楊嗣昌，字文弱。

　　[7] 吳偉業(yè)《綏寇紀略》補遺上。

　　[8] 吳偉業(yè)《綏寇紀略》補遺中，《虞淵沉》。

　　<書屋>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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