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遺址整修之爭堪稱80年代以降影響及于大江南北社會各界的文化熱點，也是近年來日趨激烈并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學術問題。年近七旬的著名清史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王道成教授便是認真投入專題研究和積極參與爭鳴的一位。當?shù)厍虼宓慕^大多數(shù)鄰里萬人空巷喜迎新世紀之際，由王道成教授主編的《圓明園——歷史•現(xiàn)狀•論爭》（下文簡稱〈圓明園〉）一書欣然問世了。該書篇幅凡95.9萬字，分上、下兩卷，由北京出版社付梓印行。

　　筆者在南屏晚鐘的新年報時聲中粗閱此書，深感編者視野開闊，取材廣泛，佳作并蓄，見解紛呈，集資料性、學術性與現(xiàn)實性于一體，讀來興味盎然，受益匪淺。

　　一、資料性

　　在該書編入的91篇文字中，既涉及“規(guī)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風土草木之清佳、高樓邃室之具備，亦可稱觀止”的圓明園之起始過程，又有英、法侵略者劫園之后以恥為榮的自供狀，還有軍閥當?shù)罆r權貴豪強對滿目瘡痍的園址雪上加霜的檔案記載；
既有詳細記載圓明園的珍寶、典籍橫遭劫毀的宮廷清單，又有驚悉“遙遠的亞洲文明的倩影”毀于一旦而義憤填膺的法國作家雨果向全世界人民訴說的“兩個強盜的故事”，還有歷代中國學人對兩個強盜和八個強盜的和盤揭露與聲討；
既有圓明園全盛時期贊嘆園中物鏡、情境與意境的閑適之詠，也有 “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之下的凝重篇章，還有不同學科的學者之于圓明園的山形水系、建筑、園林及其審美意境按圖索驥的專題探討；
既有近70年來社會各界關于圓明園遺址保護的呼吁與規(guī)劃方案，又有迄今為止時間跨度最大的“圓明園大事年表”，還有替圓明園遺址現(xiàn)狀呻吟的代言書；
既有80年代以來圍繞圓明園遺址應否整修與如何整修的各方爭鳴之作，又有為方便讀者而特撰的論爭綜述。讓時代不同、職業(yè)不同、國籍也不同的眾多作者代表走到一塊，聚焦東方“萬園之園”的廢墟，其難度之大，似可想見。好在主編王道成先生不僅工于中國古代史，還以治中國近代史與中國園林史為專長，他的代表作之一《頤和園》一書曾被著名歷史學家戴逸教授譽為“國內關于頤和園最有權威性的著作”。況且，他原本還是中文專業(yè)出身，曾在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主講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文論、古代漢語等課程有年。惟其如此，由他主編匯集園林工藝、文物鑒賞、建筑史、宮廷史、中外關系史等眾多學科之精粹的《圓明園》一書，才顯得輕車熟路，取舍自如。盡管世人常稱“文史不分家”，但恕我直言，如今像《圓明園》一書那樣可以做到“文史不分家”的書籍并不多見。

　　同樣難能可貴的是，為了加深讀者之于圓明園興衰時空的整體印象與重點畫面，該書不僅將我國駐法外交人員攝自巴黎國家圖書館的圓明園40處圖景之底片與清代長春園西洋樓銅板畫20幅、德人奧爾末攝于1870年左右的西洋樓殘跡照片13幅制版印入，另將圓明、長春、綺春3園的總地形圖、總平面圖及分園圖、分景圖、文物圖案、遺址各處殘照等176幅（其中只有個別圖、照略嫌重復）插入相關篇什，堪稱圖文并茂。這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編校與制版的勞動強度和難度，但明顯突出了全書的資料性，進一步提高了該書的可讀性。這顯然不是一般書籍可以望其項背的。

　　無庸諱言，盡管圓明園之名幾乎老少皆知，但多數(shù)讀者對圓明園的歷史還不甚了了。通過閱讀此書，人們不難明白，圓明園乃圓明、長春、綺春3個分園的簡稱與總稱，其面積共達5200畝。讀者通常只能借助于當代電影、電視與圖片資料去走近和了解圓明園，人們所熟知的孤零零立于圓明園廢墟之上的那數(shù)根漢白玉雕花石柱，固然屬于英、法侵略者毀我大好河山的重要罪證之一，應予重點保護，但也應當知道，就圓明園本身而論，這幾根殘存的石柱只是長春園西洋樓中屬于“遠瀛觀”景點的遺物，既不能完全代表長春園，也不能完全代表西洋樓，尤其無法反映連人面獸心的外來強盜也感嘆那足以展示中國人“天才宏富”而又“難以描述”（《圓明園紀事書札》）的圓明3園的全部。一提起圓明園的劫難，多數(shù)讀者只知1900年八國聯(lián)軍的強盜行徑。該書的多種資料清晰地表明，早在八國聯(lián)軍肆虐之前40年，英、法侵略者就曾將它洗劫殆盡，八國聯(lián)軍不過是作為第2批強盜對同治年間清廷重修過的圓明園再發(fā)獸性和變本加厲而已。

　　二、學術性

　　為期20年許的圓明園遺址整修之爭不僅屬于舉世矚目的文化現(xiàn)象，亦為園林、文物、建筑、史學、理論等學科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有關爭論不僅存諸不同學科之間，即使在同一學科內部，也難免見仁見智，這是十分正常的現(xiàn)象，只允一種聲音說話的時代畢竟已經(jīng)過去了。從已經(jīng)公開發(fā)表的論點與論據(jù)來看，學術界似乎還不存在“全部修復”之論。爭論中的有關見解大致可以歸納為兩大類：一類主張“保持遺址原狀”；
另一類則主張“部分修復”。讀者品味《圓明園》的“論爭”部分時，即可從爭論雙方各自的立論與駁論中一飽眼福，作一次目不暇接的學術巡禮。

　　當你讀到“文物的價值，就在于它攜帶著歷史的、文化的、科學的等等信息和寄托著人們的感情，因此，文物的生命就在于它的真實性，也就是這些信息的真實性，失去了真實性，文物就沒有意義”時，也許不難與下列論點共鳴：“遺址就是遺址，要保存原狀，不要畫蛇添足，或改或造”（第719頁）；
當你再讀“一百余年來所積累起來的垃圾渣土絕不是合理的存在，這些廢墟不能充當遺物，沒有存在的價值，而那些更有價值的遺物都還被埋在積土之下，難道這就是合理的存在嗎”（第629頁）時，當你知道“我們這座曾在古代文明中舉足輕重的、被稱之為‘萬園之園’的圣地，現(xiàn)在已成為一個滿目瘡痍的垃圾堆、自留地、養(yǎng)豬場和豆腐坊，上千戶農(nóng)家和外來人口烏合在這里無序地生養(yǎng)、膨脹，制造著速度驚人地污染和人為地風化著園林最后的存在”（第800頁）時，卻又不難峰回路轉，走近以下見解：“廢墟如果不加整理，永遠是廢墟，只有整理過的廢墟，才具備真正‘遺址’的價值，才能更好地顯示它的原貌。”（第629頁）

　　有的學者認為：“遺址，或者說廢墟，有它的審美價值。雕梁畫棟，金碧輝煌的宮殿可能是美的，而‘西風殘照，漢家宮闕’也有另一種美，它能給人一種深沉悠遠的歷史滄桑感�！�…我到歐洲游歷，最使我心潮澎湃的，甚至滄然泣下的，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遺址、廢墟。它們敘說著一個光輝燦爛的文明和這個文明一去不返的毀滅。那個絕壑深澗的德爾斐，那個海角天涯的蘇尼翁，能夠向你提出多少宇宙、世界和人生的謎”（第720頁），德國柏林褲襠大街的鬧市中心至今“聳立著一座二戰(zhàn)期間被炮火削掉了一半的尖頂教堂”，在萊茵河與美茵河的匯合口，“昔日曾經(jīng)聳立著德國統(tǒng)一日爾曼民族的威廉大帝的銅像……只剩下了一座空空的墩臺……野草叢生，并落滿了白色的鳥屎”，游人甚多，“如果在我國對于這么一位人物，怕是早就把那雕像復制了，因為我們歷來喜歡修復歷史”（第795頁），讀到這里時，人們不難為之動容，甚至還會掩卷思之；
當你獲悉以下不同的信息時，卻又容易前功盡棄，見異思遷：“我的一位法國朋友就是專門培養(yǎng)從事對古建筑、古雕塑復原和仿制人才的教授。這是叫古典藝術修復的一門專業(yè)，他說，在很多國家都有這樣的專業(yè)教學，因為這是一門相當熱門且非常被崇尚的學科�！保ǖ�799頁）“德國人并沒有把所有的廢墟都保存起來，而是保存一點具有代表性的東西”，而美國的白宮原來就并非白色，“因為原來的墻壁已被火燒黑，于是涂以白色”，近兩個世紀前歷經(jīng)戰(zhàn)火并且孕育過《星條棋之歌》的那面星條旗目前也在準備“進行修復，得到克林頓的支持”，不能說只有我們炎黃子孫才“喜歡修復歷史”（第804—805頁），“西方園林的基本特點是以建筑為中心，環(huán)境起襯托作用，草坪、花壇、噴泉、雕像等都是建筑的附屬物。中國園林則不同，講究的是建筑在環(huán)境中的位置……講究人工創(chuàng)造自然，建筑融于自然，注重總體布局的巧妙�；�本特點是以環(huán)境為體，建筑為魂。建筑寓于環(huán)境之中，一旦脫離環(huán)境，便失去了它的價值�！敝劣诮ㄖ�材料，“西方是以石材為主”，“中國建筑多是磚木結構，以油漆彩繪圖案作裝飾，雖富麗堂皇卻難以持久”（第817—818頁），“中國著名的古代建筑，極少有建成后，歷經(jīng)數(shù)百年至今，其間不曾翻修、重建的。且不說中國古代三大名樓——岳陽樓、滕王閣、黃鶴樓，都曾屢毀屢修，就以我們十分熟悉的天安門來說，新中國成立后，不僅進行翻修，而且還加高了二米�！保ǖ�817—818頁）

　　在辯鋒犀利的論爭篇章中兼聽與比較，然后根據(jù)自己的背景知識、分析方法與價值標準，作出一個屬于自己的判斷，這對讀者來說，只不過是開卷有益的一個方面。尤為重要的是，讀者找到如許博學多聞的作者對話，不難從中擴大見聞，增長歷史知識與文化知識，提高文物欣賞與旅游審美水平，增強思辨能力，進而舉一反三。

　　還值得一提的是，力主“部分修復”的《圓明園》主編王道成先生雖不贊同批評者的觀點，但能尊重對方的批評權利，以兼容與平和的史家胸襟，將批評者的商榷文章與自己的答復之作平等地收入書中。為了不讓自己的論爭回合多占篇幅，還把自己與批評者的第2輪爭鳴作品擱置不納。副主編方玉萍女士所撰寫的論爭概況之綜述也能基本做到述而不評，堅持學術中立，確保讀者獨立思考的權利。至于由王道成先生執(zhí)筆的那篇文采飛揚的長篇前言，在如實地概述圓明園的歷史、現(xiàn)狀和交代該書的編輯動因時，也不再重復論爭動態(tài)，避而不談自己與對方的見解分歧，不作任何先入為主的提示，遑論譏諷對方。顯然，編者所展示的是一種地道的學者素養(yǎng)和情懷，與以權謀私的“學霸”之風無涉，彌足稱道。

　　三、現(xiàn)實性 文化遺址的保護、整修之爭本屬全球性的棘手難題，時當經(jīng)濟建設大潮中的神州各地尤其是如此。許多爭論往往以園林、文物工作者與人文學者為一方，城市建設者、經(jīng)濟開發(fā)者與經(jīng)濟學者為另一方，比較明顯地表現(xiàn)為職業(yè)與學科之間的對陣。前者一般主張對文物與歷史文化遺址采取保護措施，增加經(jīng)費投入；
后者則往往從城市規(guī)劃與經(jīng)濟效益出發(fā)，要求拆除或轉移文化遺址，或在原有文化景點上添設游樂設施，招徠游客。首都的圓明園遺址之爭則不然。圓明園既是近代中國人飽經(jīng)西方列強欺凌的國恥之區(qū)，又曾是舉世驚嘆的中華古典園林文化之瑰寶，兩份歷史文化的內涵與價值中的任何一份隨時都不難提醒為數(shù)甚多的炎黃子孫去關注圓明園的何去何從。

　　平心而論，關于圓明園遺址之爭，雙方的內心世界都非常重視圓明園的歷史文化內涵及其價值，都理所應當?shù)卮嬖谝环N“剪不斷，理還亂”的“圓明園情結”，不存在主張拆除或遷移圓明園遺址之類淺薄之論。至于怎樣同時把握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歷史文化內涵及其價值，要不要兼顧二者，又當如何兼顧二者，才容易引起學術爭端。如果不是集中在“兼顧”的層面上做文章，也許就難免流于司空見慣的意氣之爭。有關爭論其實并非圍繞要不要保護包括西洋樓殘柱的圓明園遺址的問題，而是集中在如何保護，亦即圓明園遺址要不要整修，最終又往往歸結為如何整修的問題，亦即如何結合中國國情，適當兼顧存諸圓明園中兩種不同類型的歷史文化內涵與價值的問題。竊以為，正是基于圓明園歷史文化內涵與價值的復合性而非單一性特征的存在，既為圓明園遺址保護與整修的操作層面提供了難度，也為今人的理性思考增添了難度。倘若不是集中在“兼顧”的層面上討論問題，理性與情緒化之間有時也不過一步之遙，而且涇渭分明。真正的理性既拒絕情緒化，也拒絕片面性。

　　除開空想家的作為不論，人類的言與行一般都具有程度不一的共時性。圓明園遺址整修之爭仍在繼續(xù)，而遺址整修的局部工程在見仁見智的學術爭鳴中早已開始啟動。無論是保護的問題，還是整修的問題，無論是整修什么的問題，還是如何整修的問題，既有待繼續(xù)動口，也急需適當動手。如果說哲學家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其目的是為了改造世界，那么，歷史學家與相關學科的學者用不同的方式解釋歷史，其目的還是為了創(chuàng)造歷史。編者在一向熱心臂助中華文化事業(yè)發(fā)展的實業(yè)家李勝兵先生的鼎力支持下編成《圓明園》一書，把問題與資料和盤托出，讓讀者自己用腦去思考和判斷，此舉顯然不是基于論爭者的個人意氣，而是基于保護圓明園遺址的學者情愫。不是為了贏得一場學術論爭，而是為了圓明園的未來。惟其如此，《圓明園》一書的現(xiàn)實性是不言自明的，它在圓明園遺址保護、整修乃至整個中華歷史文化建設事業(yè)中的啟示與借鑒作用也是可以期待的。

　　大凡同時具備資料性、學術性與現(xiàn)實性特征的書籍，不僅能給讀者提供豐富的知識，還能給讀者提供程度不一的思維線索與思維空間，都屬于益在讀者功在民族與國家的精神食糧，不僅可讀，而且可信和可取。對于《圓明園》一書，我們也不妨作如是觀。

　　透過圓明園遺址的現(xiàn)狀與論爭場面，且不說“保持遺址原狀”論與 “部分修復”論之間是如何針鋒相對，也不管讀者最終將傾向于何種見解，人們都不難深切地感受到，“不論修復其主體也好，保留其殘址也好，大家都是從保護圓明園、關心文物園林、熱愛祖國地心情出發(fā)”（卷首，戴逸《序》），還不妨認真品味論爭雙方中某些可望回蕩于神州上空甚至可望形成共識的激越渾厚之聲。其中包括：“圓明園廢墟應該永遠是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莊嚴的憑吊之地�！保ǖ�715頁）同聚北京一個關于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國際會議，“外籍人士在會上談的是如何‘保護’，而我們的人士談的卻是如何‘開發(fā)’�！保ǖ�721頁） “要懂得遺址中攜帶著的歷史信息的價值，要感受破破爛爛一堆石頭的遺址的美，需要一個有高度發(fā)達的文化的社會背景。這個條件我們現(xiàn)在還不具備。近年來席卷華夏大地的拜金主義和文化的粗鄙化、低俗化，更加使我們難以接近這個條件�！保ǖ�720頁）還有：“修復并非為了抹去記憶，而是為了強化記憶中更為深遠的意義。……要保留這一塊現(xiàn)存的斷墻殘壁作為歷史見證……在另外一側那已經(jīng)失去了使人駐足聯(lián)想、奮發(fā)自強功用和動力的大片荒草叢生、沒有古跡和遺址的廢墟上，恢復最具圓明園建筑風貌的重點景觀——九州清宴（晏）等景區(qū)，以形成‘殘缺’與‘完美’在強烈對比中給人們帶來新的沖撞，只會比站在‘殘缺’面前去想象‘完美’更加具有說服力”。（第800—801頁）還有：“遺址的清理是一項科學性技術性很強的工作，必須按照考古工作的程序進行，事先要提出清理方案，按照文物法規(guī)定的程序報批之后，要有考古專家參加，并有合格領隊人，以確保遺址清理的質量。”（第739頁）還有：“民族的性格源于各自不同的歷史與文化，毋庸置疑，不能簡單地相互模仿或比較。但人類卻有一種共識，那就是承認歷史、尊重歷史和發(fā)展歷史。這是任何一個民族賴以生息繁衍在精神上巨大的動力。這不是狹義上的固守、利用，也無法回避和失去，更不能將錯就錯，自以為是�！保ǖ�799頁）……

　　原載《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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