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五世紀初的某個黃昏，退休的彭澤縣令陶淵明在后園東籬下采菊，“意外地”看見了廬山。他的悠然眼神，為其后所有文人、僧人、道士和儒士提供了一種瀟灑的視點，從此廬山成了可與泰山相提并論的文化山頭，其上遍布著大量古代名流的蹤跡。唐代以后的大多數(shù)名詩人都到過廬山，李白、白居易和蘇軾都在廬山留下了大量杰作，而朱熹主持的白鹿洞書院，曾是北宋最大的學術中心。我們看到，它不僅是政治隱士和失意墨客的避難所，也是儒學國家主義的搖籃。

　　廬山作為東方文化圣地的歷史，終結于1895年。年輕的英國傳教士李德立發(fā)動廬山建筑革命，從九江道臺手上獲取了廬山牯嶺800畝土地使用權，然后把它們分割為數(shù)百個地塊出售，并在其上營造大批別墅，這是中國第一片對外銷售的山地住宅小區(qū)，它打開了西方在中國推銷其居住方式的奇特歷程。

　　李德立的廬山別墅運動

　　廬山別墅最初是針對在華的傳教士、牧師、外交官和商人的一項租界居住計劃，它是一種文化的插片，強行插入廬山的心臟，旨在向西方移民提供家園和東方想像的真切藍本。大約有25個國家的人士在這里購地蓋屋。越過那些面朝群峰的窗戶，居民可以近距離觀看美麗的東方景觀。這無疑是對東方的一次直接的殖民式占有。

　　然而，李德立的廬山別墅運動，不僅向西方移民提供了東方主義的營地，也點燃了中國士紳官僚的現(xiàn)代性渴望。從19世紀末期開始，在其四周地帶，也就是牯嶺租界的外圍，中國人開始了一場隱秘的想像西方的運動。這場運動包括外部包圍和向內(nèi)滲透兩種方式，即首先在租界四周搶蓋各種中西合璧的別墅，隨后收購那些被拋售的核心住宅，逐步滲入“中央別墅區(qū)”。在廬山別墅群的全盛時期，其總數(shù)甚至超過千幢，達官貴人云集，成為中國最大的山地資本主義營地。

　　文化山頭的政治轉型

　　1936年，隨著租界條約被廢止，中國人最終奪取了對它的控制權，完成了其“國有化”的歷程。但這并非是廬山回歸歷史傳統(tǒng)的開端。晚清大儒陳三立曾經(jīng)在這里蟄居，他為廬山的勁松題詞“縱覽云飛”，暗含著其非凡的隱逸志趣。據(jù)一則未經(jīng)證實的傳言稱，蔣介石曾向陳三立求見，卻被對方婉言謝絕。這個故事的語義是耐人尋味的，因為它構成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象征儀式：現(xiàn)代政治領袖向傳統(tǒng)文化代表致敬，卻遭到了對方的堅決拒斥。傳統(tǒng)士大夫價值面對西方價值的侵入，作了最后一次無力的自衛(wèi)。就在這場著名“儀式”之后，隨著日軍占領和陳三立的被迫離去，廬山的主人遭到徹底易幟。但即便陳三立沒有離去，廬山的命運也早已被注定———由于西方別墅的侵入，它徹底切斷了與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關聯(lián)。

　　就全體中國人而言，這座文化山頭的政治轉型才剛剛開始。整個中國的官僚階層和資產(chǎn)階級，后來都卷入了這場爭奪廬山別墅的戰(zhàn)爭，并由此強化了廬山別墅群的政治語義———它是中國實現(xiàn)其現(xiàn)代性的最奇異的課堂。

　　首先把廬山當作現(xiàn)代性課堂的是蔣介石。他從西方人手中購得豪宅，一語雙關地稱其為“美廬”。但廬山牯嶺鎮(zhèn)不僅是蔣先生悠閑度假的夏宮，更是國民黨的政訓基地。蔣在這里開辦了系列高級培訓班，企圖以西洋別墅為布景和教材，培育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化的主體力量。

　　毛澤東與蔣介石在廬山展開了一場奇異的現(xiàn)代化競賽。在奪取權力之后，他三次率領全體北京高官登上廬山，每次都給數(shù)百位中央委員各提供一幢別墅居住，而他本人則兩度下榻“美廬”，并在那里召開重要會議，謀劃中國現(xiàn)代化的宏大規(guī)劃。毛澤東初入美廬時，臉上不可抑制地露出了勝利者的微笑。我們看到，這不僅是一次政治特權的重新分配，而且也是對西方生活方式的一次象征性占有。全體中央委員在這里戲劇性地分享了西式家園里的中產(chǎn)階級情調(diào)，它的熱水汀、抽水馬桶和鮮花盛放的庭院，皆成為幸福生活的隱秘指標。

　　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次廬山會議，都與中國的現(xiàn)代性決策有密切關系。1959年7月至8月，中共在廬山人民劇院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探討中國現(xiàn)代化提速的非常道路；
1961年8月至9月，中共第二次在廬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再度探討現(xiàn)代化策略的得失，并試圖糾正大躍進與反右以來的嚴重失誤；
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探討修憲、國民經(jīng)濟計劃和對蘇戰(zhàn)備問題。

　　西方想像的建筑文本與現(xiàn)代性書寫

　　所有這些議題都引發(fā)了我們的關注：為什么紅色政治領袖要到距離北京數(shù)千公里外的廬山來討論中國的現(xiàn)代性問題？為什么廬山會成為20世紀中國政治家最熱衷“避暑”的圣地？

　　也許只有一種答案能夠對此做出解釋：廬山的西方別墅群向眾多決策者提供了最直接的西方想像的建筑文本，并由此構成了展開現(xiàn)代性敘事的真實語境。盡管廬山別墅的語義是多重的，它既像是傳統(tǒng)的帝王避暑山莊，又像是政治失敗者遺留的遺產(chǎn)，但它的核心語義卻只有一個，那就是它提供了大批現(xiàn)代化的硅酸鹽樣本。

　　1958年-1961年，正是展開大躍進（大煉鋼鐵）和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制度的時刻。1959年夏季，毛澤東在廬山西式別墅中吟詩《七律·上廬山》，成為我們解讀領袖心態(tài)的重大文本�！疤樟畈恢�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兩句，暗藏對陶淵明宣揚的牧歌式農(nóng)耕圖景的嘲諷，泄露出毛對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的急切渴望。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廬山上宣布，主要工業(yè)產(chǎn)品的數(shù)量要在15年內(nèi)趕超英國。此后，針對歐美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進行得如火如荼，全中國都卷入了熱烈的新經(jīng)濟運動之中。廬山是一個無言的聲援者，它是革命靈感的源泉，也是北京展開現(xiàn)代性想像的無意識對象。

　　盡管這場運動最后以失敗告終，但廬山別墅卻成了建筑政治學的一個范例，因為它曾經(jīng)提供了毛式現(xiàn)代性書寫的隱秘語境。21世紀零年代以來，廬山老別墅群已經(jīng)退化為黃昏的記憶，成了商人吸引游客和牟取利潤的重要工具，其真實語義遭到肆意涂改，但別墅的理念卻在全中國范圍內(nèi)獲得繁殖與擴散。(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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