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許多人還在學生時代就已經(jīng)記住了那個嚴峻的文件——1946年聯(lián)共（布）中央委員會關于《星》和《列寧格勒》兩個雜志的決定。

　　全國聞名的最偉大的作家米哈依爾·左琴科被指責為“以惡毒的流氓方式”描繪現(xiàn)實，被指責為“宣揚腐朽的無思想性、庸俗性和不問政治的傾向，妄圖以此把我國青年引入歧途，并毒害他們的意識”。這份文件也談到了安娜·阿赫瑪托娃的詩作問題，認為它“危害了教育我國青年的事業(yè)”，因而這“在蘇維埃文學中是一些不可容忍的詩作”。這似乎不是評論，而是一份判決書了。

　　1946年的決定竟然違背了1925年聯(lián)共（布）中央通過的《關于黨在文藝方面的政策》的決議，其中十分明確地談到，“黨應該竭盡全力清除那種自以為是和非內(nèi)行式地以行政方式干預文學事業(yè)的企圖”，它現(xiàn)在反而正式認可了方法論上與之對立的立場。專橫武斷便成了文化政策上有決定意義的特點——③

　　關于《星》和《列寧格勒》兩個雜志的這一毀滅性的決定，開始掀起了戰(zhàn)后新的“揭露和迫害的浪潮”。隨之而來的是，對付文學的這種“措施”，也施用于電影（例如影片《大生活》和《伊萬雷帝》第二集）、音樂（歌劇《偉大的友誼》）和戲�。ā蛾P于劇院演出劇目》的決定）方面。這是尚未從法西斯圍城封鎖中恢復元氣的列寧格勒命運中的悲劇。

　　今天我們要重新審查許多歷史評價。1987年秋季，《共產(chǎn)黨人》雜志第15期上發(fā)表了編輯部文章《社會主義文化的使命》，在談到關于《星》和《列寧格勒》兩個雜志的決定時說道，“就整個思想結構和認識文學現(xiàn)象來說，它完全背離了對文化所應實行的列寧主義的領導原則”。

　　從讀者的來信可以知道，使許多人感興趣的是，斯大林有沒有直接參與制定關于列寧格勒兩個刊物的“毀滅性”的決定所依據(jù)的原則。在聯(lián)共（布）中央組織局討論這些雜志的工作時，有層·謝·吉洪諾夫和亞·安·普羅科菲耶夫參加會議，這是真的嗎？他們說了些什么？安·亞·日丹諾夫說了些什么？再者，在戰(zhàn)后的年代，他在制造猜疑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褊狹氣氛方面一般地起過什么作用？大家知道，自從謝·米·基洛夫被暗殺以后，即自1934年底以后，日丹諾夫領導了列寧格勒黨組織，而自1944年夏起他擔任主管意識形態(tài)問題的聯(lián)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也正是此時列寧格勒的文學家們首先遭受有組織的中傷和迫害。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

　　現(xiàn)在已經(jīng)十分清楚，發(fā)動反對創(chuàng)造性的知識分子們的大規(guī)模運動的人就是斯大林。1946年的事件反映了他所特有的那種片面的、平板的和專橫的對世界的認識；
這種認識也投射到了他對文學的認識上。他認為，人的精神世界可以用行政辦法來管理。今天我們發(fā)行的這些書籍，要是在以前的年代被求知心強的讀者所接觸，那些讀者就會失掉自由。

　　可是，專斷思想病灶的根除是很困難的。行政上對創(chuàng)作生活的干預、荒謬的查禁工作、對生活真相的害怕心理，以及對書刊和藝術的批判都未絕跡。有時，《懺悔》被刪改得面目全非。有時又“說服”總導演拒絕上演沙特羅夫的新劇本。有時又把“一味抹黑的”紀錄片束之高閣。每一件這類事情都是1946年事件中公開表現(xiàn)出來的那種僵死的專斷精神的再現(xiàn)。

　　是誰在中央委員會首先提出文學問題的呢？1946年8月15日，即在通過了關于《星》和《列寧格勒》雜志決定后之次日，專程來到涅瓦河畔這座城市作“說明”的日丹諾夫，在該市黨的積極分子會上報告說：“這個問題經(jīng)斯大林同志倡議已在中央委員會做過討論：他親自過問了這兩個雜志的工作……并建議討論該兩個雜志領導上的缺點，而且他親自參加了這次會議并作過指示；
這些指示成為這個決定的基礎”（速記記錄保存在列寧格勒黨史研究所[即蘇共中央所屬馬列主義研究院分院]黨史檔案館里）。

　　這就表明，這個問題可能是在會上集體討論過的……

　　好吧，關于這次會議的情況是有人會說的。

　　列寧格勒的作家和記者N·A·列沃涅夫斯基出席了這次會議，而且還做了會議的筆記。他在從莫斯科返回以后又讓其他參加過中央委員會會議的作家們讀過筆記，并做過核對。他當過報紙的采訪記者，所以會速記，他也不會不理解所發(fā)生的事情的意義。

　　列沃涅夫斯基筆記的原稿不久以前交出，保存在俄國文學藝術研究所（普希金舊居）手稿部。筆記的全文打算刊登在《星》雜志的夏季某一期上。

　　下面便是列沃涅夫斯基的話。

　　——在這里我度過了城市被圍的整個時期——我在列寧格勒戰(zhàn)線上戰(zhàn)斗，在師級的《斯大林旗幟報》工作，甚至還要給《列寧格勒》雜志的主編鮑里斯·利哈列夫當副手——我沒復員，而且被“借調(diào)”。直到1946年春天我才脫掉軍裝。8月初，就是那次難忘的莫斯科之行。

　　我們有六個人同行，即曾經(jīng)多年任《星》雜志主編的B·薩揚諾夫，還有亞·普羅科菲耶夫、B·利哈列夫、N·卡皮察、H·尼基京和我。去干什么，誰也說不清楚。在省委會發(fā)給出差證的時候只是說，將要討論列寧格勒的一些雜志的問題。

　　在中央委員會，我們被領去見日丹諾夫。日丹諾夫那里有一位姓亞歷山德羅夫的同志，據(jù)我所知，他是宣傳鼓動部門的主管人。但在那里，我們也不知道有關即將舉行的討論的任何具體情況。我們只是回答了有關兩個雜志的一些作者的某些問題。

　　我們聚精會神地聽到亞歷山德羅夫說了這樣幾句話：“請不要出‘莫斯科’旅館到任何地方去。不要打電話。不要邀請莫斯科的任何作家。不要同他們?nèi)魏稳私佑|�！�

　　茫茫然地打發(fā)了兩個漫長的日子。8月9日電話鈴響了：“請于19時30分到通行處去”。

　　于是我們來到了中央組織局的會議大廳。喘氣急走的、快活的阿廖沙·蘇爾科夫來了，他向列寧格勒的人們問好，送給每人一本《星火》叢書中的書，封面上有米哈依爾·左琴科的憂郁的肖像。

　　“讀讀吧，小伙子們！前線戰(zhàn)士們是很尊重笑聲的……”

　　鈴聲響了起來，我們被請進大廳，里面像棋盤般地擺著小桌子。

　　在前面，桌子的后邊坐著主席團：斯大林、日丹諾夫和亞歷山德羅夫。其他領導同志也在大廳內(nèi)各就其位。

　　日丹諾夫宣布開會。

　　日丹諾夫：——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列寧格勒的《列寧格勒》和《星。兩個雜志刊登了一些不健康的東西，例如列昂尼德·鮑里索夫的小說《從黑爾丘來的魔法師》。這完全是表現(xiàn)了作家脫離時代的遠離現(xiàn)實的想入非非之作……另一位作家克內(nèi)赫特則描繪了一個圣像收藏家……作家雅格德費爾德發(fā)表在《星》上的劇本在思想上只有平庸的中學生的水平……

　　《星》雜志上的詩歌創(chuàng)作散布著頹廢思想和悲觀情緒……這就是阿赫瑪托娃所寫的東西——全都是對過去懷抱的憂傷的思念……

　　左琴科描述猴子在排隊的人們肩上、頭上跳躍的那篇東西是最有害的作品。這個猴子對人們及其不高明的制度感到苦悶。這篇東西談的是食品店里食品的分配問題，談的是民警問題。社會被描寫得很不像樣子。“我像教育人那樣去訓練它”（該男孩子在故事中是這樣說的。——A·葉熱列夫注）。由此可見，這猴子成了人的榜樣。

　　斯大林：——那末，作者是個什么樣的人？他屬于哪一類野獸？

　　日丹諾夫（接著說）：——《列寧格勒》雜志刊登了不健康的東西。詩人塞爾文斯基描寫被燒毀的塞瓦斯托波爾一片死寂……只有一個女人……

　　斯大林：——材料還不夠吧……

　　日丹諾夫：——錯誤的原因出在哪里？像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這些作家犯錯誤的原因是什么？我國有一批作家受到敵視我們的文學的小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影響。除此之外，主編也喪失了警惕。

　　應該得出什么樣的結論呢？必需改進《星》雜志的編輯工作。由于缺少辦兩個雜志的必要的力量，《列寧格勒》應該停辦。

　　請你們發(fā)表意見。

　　首先說話的是B·薩揚諾夫。他談到了戰(zhàn)后第一年的困難，然后悔恨地說；
“我認為，我個人的錯誤是發(fā)表了左琴科的小說。”斯大林這時插話說：“這是最空洞無聊的東西。它無論對思想或者對心都沒有提供任何東西，這篇小說使人惡心。粗俗的把戲�！�

　　《列寧格勒》雜志的主編B·利哈列夫也引證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難，雖然他也同意：“對我們的批評是正確的，甚至是十分溫和的�！�

　　接著是列寧格勒作家協(xié)會主席亞·普羅科菲耶夫講話。據(jù)列沃涅夫斯基看來，他適時地引用了幾首可笑的歌謠之后。使會場氣氛稍微緩和了下來。斯大林向他提了幾個關于《星》雜志的編輯工作中的問題，問他在一個城里辦兩個雜志是否適宜。普羅科菲耶夫讓他相信，列寧格勒人有能力“辦好兩個雜志”。斯大林突然打斷了他的話。

　　斯大林：——那末，阿赫瑪托娃是怎么一回事？除了年老以外，她還有什么？

　　普羅科菲耶夫：——她已經(jīng)老了，不好對她進行改造……這就是為什么在我們拒絕了阿赫瑪托娃的詩作以后，《旗幟》雜志還刊登了她的作品的原因。

　　斯大林：——我們得收拾收拾他們一下。

　　在聯(lián)共（布）列寧格勒市委部主任N·M·什羅科夫發(fā)言時，日丹諾夫指責他說，列寧格勒人“自己在戰(zhàn)爭年代把左琴科痛打了一頓，現(xiàn)在忽然又把他弄進了《星》雜志的編輯部”。所謂“痛打了一頓”是指《布爾什維克》雜志（1944年第2期）上有四位列寧格勒作者的一篇文章討論了左琴科的中篇小說《日出之前》。在組織局的會議上，甚至弗·維什涅夫斯基在發(fā)言時也散布過這個“調(diào)子”。

　　維什涅夫斯基：——我們列寧格勒人向左琴科開了第一槍，因為他總是拖出陳腐骯臟的洗腳布來。他描寫一些殘廢人、醉漢、民警，等等。

　　斯大林：——他是個宣揚無思想性的人……

　　亞歷山德羅夫；
——是個吹毛求疵的家伙……

　　斯大林：——作家們認為他們可以不問政治……把人寫得華而不實，僅此而已。而這就是壞之所以為壞之處，是毒害青少年思想意識的念頭……我為什么不喜歡左琴科這種人呢？因為他們所寫的是比引起嘔吐的藥粉更壞的東西。我們能夠容忍這些身居領導職位而在刊物上發(fā)表這種東西的人嗎？……我們的刊物不是私人企業(yè)……它無權迎合那些不想承認我們制度的人們的趣味。誰不想進行自我改造，比如主琴科，就讓他見鬼去吧。不是要我們改變自己的口味，不是要我們讓自己的思想感情去適應主琴科和阿赫瑪托娃。難道阿赫瑪托娃可以教育人嗎？難道左琴科這個傻瓜、粗鄙的小說家、下流的作家也能教育人嗎？

　　日丹諾夫：——我們來討論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在聯(lián)共（布）中央組織局的會議上曾經(jīng)討論過電影《大生活》和《伊萬雷帝》（第二集）所犯的“思想方面的錯誤……”

　　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已被作家協(xié)會開除。停發(fā)工資后也停止刊載他們的文章。左琴科試著在一個皮鞋合作社謀生活。報刊廣播上開始的中傷行為已發(fā)展成為持久的運動；
這一運動涉及許多文學家，不只是日丹諾夫在發(fā)言中所提到的那幾個人。

　　現(xiàn)在我們報刊的言論認為，戰(zhàn)后的“揭露”和迫害就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措施，旨在維護和加強斯大林所建立的專斷政治體制。是該結束斯大林在戰(zhàn)爭的困難時期被迫進行的、對付知識分子的“自由散漫”的做法了。當然，在這方面，阿赫瑪托娃和左琴科也不可能不遭受打擊。列寧格勒著名的批評家和文學理論家N·艾文托夫回憶說：阿赫瑪托娃幾乎已經(jīng)有20年沒發(fā)表過東西，她被宣布為“垂死世界”的情緒的代言人，但在戰(zhàn)爭年代忽然寫出了優(yōu)美的愛國主義詩篇，她風前寫的抒情詩也馬上一版再版。不但如此，而且1916年在莫斯科舉辦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詩歌晚會，根據(jù)康斯坦丁·西蒙諾夫的說法，會上她過去發(fā)表的詩歌取得了“令人目眩神移的、示威性的輝煌勝利”�？墒且�知道，這是一個完全不受約束的作家的勝利！左琴科決非國教奉行者——須知他是一位諷刺作家，他不是溜須拍馬的人，而是一位鞭笞著！就在這時，他成了最受歡迎的作家。報章雜志爭先恐后刊載他的作品，廣播和舞臺上紛紛演出他的節(jié)目，劇院搶著上演他的劇本。這位諷刺作家不可能被人拋棄！值得注意的事實——但任何人當時也沒看出來——是在《布爾什維克》（1944年第2期）上登載的反對左琴科的文章在語調(diào)上無所顧忌，在實質(zhì)上又極不公平，像日丹諾夫在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所說，這次批評是列寧格勒市的黨的組織示意發(fā)動的，但日丹諾夫本人當時卻是市委和省委書記……

　　另外，不論是左琴科還是阿赫瑪托娃，他們都是列寧格勒的一小部分人，而列寧格勒卻是這樣的城市：它體現(xiàn)出文化修養(yǎng)，(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它的極度美麗、以它的革命性、以它在祖國文化和科學中的獨特作用，并且以它的工業(yè)發(fā)展而受到人民的熱愛——總而言之，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這個城市就其在我們這個大國生活中的意義來說是全國各省中的佼佼者，它作為我國的精神中心足以與首都莫斯科并駕齊驅，它沒有能得到斯大林的鐘愛，是因為斯大林的不可分割的權力只需要嚴格的國家集權制。列寧格勒的人在被圍城期間表現(xiàn)出來的震驚世界的勇毅大大地提高了列寧城市的威望。

　　但是，在斯大林看來，阿赫瑪托娃、左琴科和列寧格勒好像是在一條線上，固執(zhí)地一直往前閉。把別人擠倒，踩在自己的腳下。難怪兩年后，一個卑鄙的匿名者被利用來發(fā)動“列寧格勒案件”，在發(fā)動的過程中，成千上萬的領導干部大專家、學者和文化工作者都被鎮(zhèn)壓。這不僅是慘殺掉一些干部，并把一些其他地方上的干部調(diào)來擔任了黨和蘇維埃機關里所有重要的職位。這樣一來，“危險的”列寧格勒精神便被一把火燒得一干二凈了。

　　顯然，事情是從知識界開始的。是從作家和記者開始的。似乎只是從批評開始的。

　　在斯大林的倡議下，對于在戰(zhàn)后和被圍城時期曾喪失數(shù)百萬人生命的列寧格勒所做的事情，正像許多人士所指出的那樣，使這個城市的精神習俗受到摧殘，至今還能感覺得到這種損失�？上攵�知，這種損失當然不只是列寧格勒的損失。

　　請不要忘記戰(zhàn)后的悲劇是怎樣開始的。

　�。ㄔ�載蘇聯(lián)《消息g報》1988年5月20日。張書生譯）

　　注釋

　　韋尼阿明·卡書林

　　沒有人（或者幾乎沒有人）會記得左琴科在20年代的聲譽在文壇鵲起的情況。早在1929年，“科學”出版社便出版了獻給他的論文集，其中的撰稿者有最著名的批評家和文學理論家�，F(xiàn)在，當許多新書在描寫他的時候，當把他和他的主人翁們之間的等號最后被抹神的時候，當在晴朗的天空下使左琴科返回第一流蘇聯(lián)作家的小圈子里的真相大白的時候，就不需要借助于歷史的和理論的分析來重新證明事情的真相了。但是，對于1946年迫害他并把他置于死地的情況則不應該忘記，不應該持曖昧態(tài)度，不應該緘口不言。不要忘記那些凌辱、痛罵、變節(jié)和貧困之中的強迫沉默的年代。

　　左琴科擁有大量的讀者，他的語言和表達早已進入人們說話的語言。在所唱的贊歌中也有一些不自覺的不理解。對付這種情況只要記住一點，即不要感到幽默。不過，為了不感受左琴科式的幽默感，得完全做聾子。

　　在懷疑態(tài)度和否定態(tài)度中也加入了不理解的成份。不管你是不是愿意，左琴科都用他每一行的作品來嘲弄在文學中越來越屢見不鮮的肉麻的吹捧。他發(fā)出奇怪的嘲笑是在這樣的時候，那時廣播里幾乎每隔二三分鐘就能聽到斯大林的名字；
那時甚至在作家協(xié)會任何一個部門的日常開會的通知書里都要提到天才的斯大林的名字。

　　1957年，在《莫斯科文學》叢刊第2集中刊載了雅申的短篇小說《杠桿》。

　　在作家協(xié)會的大會上馬上批倒了這篇小說，后來又查禁了這本叢刊本身，其實這本叢刊的出版是同我國文學中新的、帶來希望的時期聯(lián)系著的。我現(xiàn)在只是要說，這本使雅申增輝的小說只是因為它抓住并且巧妙地描述了我們國家一個習以為常的社會現(xiàn)象，即產(chǎn)生兩面性格的恐懼心理才被批倒的。這性格的一面是屬于個人的、自然的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它的另一面是行政的、官場的，能瞬間把純潔、誠懇而善良的人變成國家機器的“杠桿”。

　　這種人格分裂早在20年代就已被左琴科預言到了。不僅如此，他在他的優(yōu)秀小說中塑造了一種“新”人，對這種“新”人來說，雙重性格又是積極進取的生活方式。

　　左琴科是第一個感覺到了一種可怕力量的人。這種力量同智力水平的低下肩并肩地存在，也同多次對無保護的藝術的進攻肩并肩地存在著。這種力量就是無限繁衍的小市民習氣。只有小市民習氣才能長命不衰，因為它隨時贊同雙重人格，隨時贊同變成“杠桿”，對“杠桿”來說，道義恰恰變成了累贅。

　　也是左琴科本人察覺到的，并沒有任何人嘲笑過自305代初期以來即已占統(tǒng)洽地位的小市民習氣。

　　因此，這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馬上陷入了孤獨境地。甚至他認為是他的最親近的朋友們也都遠離了他。他的生活開始了新的悲慘的時期，要求他空前地集中全部精神和體力來加以對付。

　　迄今為止，大家對1946年8月14日聯(lián)共（布）中央關于《星》和《列寧格勒》這兩個雜志的決定所引起的情況并不甚了了。對左琴科、阿赫瑪托娃和“謝拉皮翁兄弟文學會”發(fā)動突然襲擊的原因，只能加以猜測——至少對其中直接的、個人的原因應該是這樣的。這些私人方面的原因并未公之于眾，甚至從未向全國人民公開過。我認為經(jīng)過了這42年之后，這件事現(xiàn)在可以點破了。雖然不能盡量使人相信，但是可以相信的。它的一般原因是這樣的；
在緊接著損失了千百萬人生命的戰(zhàn)爭和勝利以后，社會上出現(xiàn)了有某些不確定的希望的時期。這就是人們希望得到“放松一下”的機會，得到應有的信任，得到期待已久的人道主義的待遇，得到歷盡滄桑之變以后的自然的溫柔情調(diào)。但就是這些希望也遭到堅決的打擊；
可是在俄羅斯文學中無論何時和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反映了人民的心靈。然而在這心靈上卻被堅決地捅進了有毒的一刀。

　　那些被故意安排著享有自由的作家則是要他們在未來的歲月中做打手，——這些人也證明了我們的上述看法。

　　早在左琴科的第一批書籍中，作者與主人翁之間的距離是如此之大，以致只有分不清音樂和街上嘈音的人才不會注意他的。但須知，本來就有意不讓人注意他的！沒有疑問，事實上也這樣做了。1944年《布爾什維克》的文章發(fā)表以后，小說《日出之前》的刊登便中斷了。那時，他們稱他為“收破爛的人”，他“在人生的穢水池邊游蕩，收集最壞的東西”；
他們說他“順從陰暗的心態(tài)，牽強附會解釋一些畸形人物的出場”；
說他“宣傳對人的藐視態(tài)度，但對引人極端厭惡的吵嘴打架卻是津津樂道”。

　　但是，《日出之前》這本書的寫作是出于想?yún)⒓觽ゴ蟮男l(wèi)國戰(zhàn)爭的愿望。由于健康的原因（他已多年如此），左琴科已完全免除兵役，他和別人一樣不能做戰(zhàn)地記者，雖然他是到過前線的。后來，當他被空前規(guī)模的誹謗所詆毀的時候，他被宣稱為膽小鬼，從被圍困的列寧格勒逃到了阿拉木圖。這是謊言。1941年9月，他和肖斯塔科維奇一起飛離了列寧格勒，隨行的有一位夠精明的市委領導，以便能夠照料國家的這兩位偉大的公民。左琴科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最勇敢的人中的一個。

　　他痛恨法西斯主義，首先是因為它鄙視個性，鄙視個人品性的獨特性，鄙視人類幾千年來創(chuàng)造的特殊性。

　　我們同他在列寧格勒就已談到過這個問題，時間是在他兩次短暫的上前線之后�；蛟S那時正是醞釀已久的《日出之前》這本書正在完稿的時候。它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發(fā)表于1943年的《十月》雜志上，是由一些短篇小說所組成；
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乍看像是日常生活的萬花筒式的全景，實際上只是變態(tài)心理生活的全景。《布爾什維克》雜志上刊出的書評使該書下一部分的出書變成了不可能的事。下面試引用一節(jié)該書評的話：“是什么東西激發(fā)了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事件的同時代人，即這位作家的創(chuàng)作的想像力的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左琴科給讀者敘述了62件骯臟不堪的事件，即從1912年到1926年間使他備受‘激勵’的事件。全部故事浸透了作者對人民的車視心情。據(jù)左琴科說，幾乎所寫的人都是些醉漢、小偷和浪蕩子。這就是向讀者臉上吐臟痰。左琴科怎么會寫這種只有我們祖國的敵人才需要的胡言亂語呢？”

　　可是，他寫出第一木書是為了第二本書。左琴科試圖在書中說明法西斯主義的心理素質(zhì)，那時這62篇以個人生活為典型的小說就變成是必需的，都有它們自己的位置。

　　在他于1943年11月25日給斯大林的信中，他試圖說明事實的真相。不言而喻，左琴科沒有收到回信。

　　葉夫根尼·扎米亞京給斯大林寫信，說他不能“在牢獄中”工作。米哈依爾·布爾加科夫絕不后侮，堅持認為自己是正確的。他從1926年起就再未出書，但他保存下來了他的作品《大師和瑪格麗特》。被阿赫瑪托娃深深埋在地下的詩篇便是她自我肯定的基礎，而且她取得了勝利。伊薩克·巴貝爾沉默了，不想撒謊。他們都處在看管之中，彼此不相往來，但他們相互之間還是有著深刻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盡管《日出之前》這本書受到了尖銳的批判，左琴科在1946年以前一直是受人尊敬的老一輩作家之一。但是，在1946年8月出現(xiàn)了聯(lián)共（布）中央關于《星》和《列寧格勒》兩個雜志的決定，社會上和文學界便形成了另一種氣候。中央委員會的決定當然不是一篇文章而已，它使毫無根據(jù)的指控獲得了法律的形式。根據(jù)官方的決定，左琴科是一名流氓、誹謗者、社會渣滓和鄙俗小人——我們今天在這種文件中讀到這類罵街的語言當然要大吃一驚……

　　恐懼和庸俗便是這一社會現(xiàn)象的兩個方面，它第一次反證了左琴科的毫不留情的、犀利的武器，而且他用這一武器來反對這種社會現(xiàn)象。這種武器即稱之為嘲諷，它歷來忠實地服務于人民。但是，當這位無畏的作家所嘲笑的對象懂得了（確切些說不是懂得了，而是感覺到了，因為尚不能懂得）這一點的時候，他們以全部國家的狠毒向他展開猛烈的抨擊。

　　但是，如果說1946年對左琴科的“措詞”所考慮的是一些潑婦罵街的話，那末，在攻擊阿赫瑪托娃時卻未加任何說明，只是把她叫做“發(fā)瘋的太太”、“半女皇一半蕩婦”，而她在世界詩壇上占有很高地位的作品卻被一言以蔽之地說成是“破爛”。可是，這位“半女是一半蕩婦”的一生卻是自己人民的忠實的女兒，她曾在戰(zhàn)爭年代寫下了不朽的詩篇，它們足以使她永遠和人民相親相近，所以她的這些稱謂必然要被人們所忘記。聯(lián)共（布）中央的決定是1946年8月通過的，但在5月份這位“半女皇一半蕩婦”卻已出版了詩作《致勝利者》，以此來歌頌列寧格勒保衛(wèi)者的豐功偉績。

　　哪一個俄羅斯人，哪一個蘇維埃人不在1942年被下面的天才的詩句所驚嘆，所感動啊！

　　這些詩句寫道：

　　不要害怕橫死在流彈之下，

　　不要憂傷無家可歸，——

　　但我們保住了你——俄羅斯話語，

　　偉大的俄羅斯的語言！

　　這話說得多么好��！她親手寫的每一行詩句不僅飽含著憂患、屈辱、勇敢、恐懼的情緒，而且都是在歌唱，反復地歌唱同祖國相聯(lián)系的俄羅斯，通過對祖國的熱愛來看人，所以它們是同俄羅斯文學不可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為。日丹諾夫整個報告對于文學的理解遠未達到契柯夫的電報員雅基水平！這個報告充滿了愚鈍，對知識分子百般做作的仇——當然這是夠清楚的，即他已“提出了問題”、“下達了令”，而且都是既定方針。

　　當然，我們今天痛苦地和覺得可笑地讀著日丹諾夫的告。它折磨死了數(shù)以百計的人。由于它對恐怖和停滯來說有自我重復和踏步不前的特點，它不僅未被取消，而且有意識地被堅持了幾十年。

　　它之所以在今天讀起來可笑，是因為在電報員雅基和文學之間這場勢力懸殊的搏斗中，受盡折磨的、但畢竟以寧靜的光線散發(fā)著驕傲和尊嚴的文學終于取得了勝利。阿赫瑪托娃最終贏得了世界性的榮譽，在國內(nèi)也被得到承認和得到熱愛。左琴科勝利了，在“用死亡消滅死亡”后終于獲得我國文學最前列的一個位置。為了贏得這個勝利，他應該經(jīng)受多少犧牲和痛苦啊！我們沒有權利對這些犧牲和痛苦表示沉默。

　　如果我們是珍惜名譽的人，我們就不應該忘記過去。對我們這些創(chuàng)造了世界上最光輝的文學的人來說，不很體面的是假裝沒有發(fā)生過這些恥辱。為什么？沒有什么比回答這個問題更容易的了：為了在注視子孫的眼睛時不感到羞恥。

　　（原載蘇聯(lián)《消息報》，1988年5月20日。張書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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