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羅斯真的把公共財產分給老百姓了嗎？

　　金雁和我合著的《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一書最近由上海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本來，按照慣例出版后應當由別人來寫書評�？墒潜緯�的出版正碰上“郎咸平旋風”，爭論的雙方都打起了“俄羅斯牌”：一邊說：中國的國企改革已經“俄羅斯化”了。另一邊反駁道：我們沒有俄羅斯化，因為我們沒有把公共財產公開分給老百姓！看到這樣的爭論，不由得使我產生了“毛遂自薦”的沖動：什么叫“俄羅斯化”？俄羅斯真的把公共財產分給老百姓了嗎？俄羅斯的困境就是因為她把公共資產公開分給了老百姓？如果不是，而是“非公開”地“賣”給了官方認定的某些“能人”，或者干脆不改革，仍然實行“國有官營”，是否就會更好？俄羅斯如今的情況究竟怎樣？俄羅斯能代表中東歐前計劃經濟國家轉軌的一般情況嗎？我們從這些國家的經濟轉軌進程中究竟應當汲取什么些什么經驗教訓？

　　這些問題，我想不僅研究前“蘇聯(lián)東歐”國家的人關心，一般公眾也都會關注，尤其是在我們的國企改革正處在十字路口的今天。因此我請人們聽聽我們的一家之言。

　　金雁的專業(yè)就是蘇聯(lián)東歐研究，自1978年讀研究生時起她搞這一行已經20多年了，她在波蘭華沙大學的兩年正好是經濟“休克”的最困難時期，當時寫過一本書叫《新餓鄉(xiāng)紀程》，以后她還發(fā)表過多部關于前蘇聯(lián)東歐問題的著作。與如今被稱為自由主義者的我不同，她一直是東歐左派的同情者，本書中的“思想變遷”部分實際上講的也主要是東歐左派的思想變遷。但是我想不管左右，只要實事求是，在一些基本的底線問題上達成共識并不難。至于我，本來是研究中國問題的，關注東歐只是客串。但是關注之后也有點感想。我們都覺得，咱們看東歐時的一些“想當然”怕是靠不住的。例如：

　　二、東歐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許多人認為“劇變”后東歐各國都已宣布要搞“私有化”，沒有所謂意識形態(tài)障礙。那處置國有資產一定是順理成章，大刀闊斧。起碼比我們這里要容易得多。其實恰恰相反，雖然私有化的確不僅是劇變后當局明確的行動目標，至少在“劇變”初期社會情緒一面倒的情況下也是幾乎全社會的普遍想法。但是，即使大家都贊成私有化，這只是在“要不要分家”這方面達成了共識，真正的問題還是“如何分家”。而在這種問題上達成共識談何容易，各階層各利益群體都會力爭對自己有利的方案，沒有任何地方是可以回避矛盾的。而他們既然已經是民主國家，誰也不能獨斷專行，所以中東歐各國的“私有化”無不經過一個利益有關各方反復討價還價的“分家談判”過程，工會、農會、商會、左派、右派、中派、國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東、經理人與雇員……無不直接結社或通過政黨代理人提出訴求。這個過程遠遠比那些口稱不搞私有化實際上卻可以以鐵腕方式隨意處置公共資產，而公眾不僅無法參與甚至無法知情的做法要復雜得多。

　　在中東歐各國，除了前東德由富裕強大的西德國家為了統(tǒng)一拿出巨資把一切包下來而化解了矛盾，捷克以公平、周密的安排實行了國有資產全民初始分配而解決了矛盾之外，其余諸國的私有化過程都拖得很長。一些國家像波蘭，由于劇變前當局搞的權貴私有化在劇變后被清查，私有化進程還曾一度慢于前政權末期。在東歐各國，不僅私有化立法要經過左右派爭論、議會辯論乃至全民公決，立法之后私有化的具體實施也十分復雜。許多企業(yè)的私有化談判經年累月，尤其是與工會的談判更為艱巨。波蘭的格但斯克造船廠談了五年，羅馬尼亞的日烏河谷煤礦談了十二年，這樣的例子并非罕見。用我們這里一些經濟學家的話說，就是他們這樣的“民主私有化”“交易費用”太大。事實上，與那種所謂“休克療法”的劇烈變化造成破壞的似是而非的說法相比，“民主私有化”的談判過程長、交易費用大，倒的確是他們的轉軌過程支付的“代價”之一。

　　在這方面，咱們的體制優(yōu)越性可就太大了。許多地方只要領導人一跺腳，立馬就“全賣光”、“全送光”，產權馬上就“界定”了。工人說趕走就趕走，資產想給誰就給誰，土地說圈了就圈了，誰敢說個不字？記得不久前媒體上廣為宣傳的“仇和現(xiàn)象”：一個地級市在“幾個月內”不僅全部企業(yè)齊步“轉制”、而且連學校、醫(yī)院與幼兒園等公益性資產也稀里嘩啦“全賣光”。而這位父母官因為改革成效顯著又升為省級官員了。德國媒體曾經說，匈牙利的“全賣光”政策讓西方國家（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其實也有私有化問題）都有的可學。要是與這個地級市相比，只怕是匈牙利人也有的可學呢。當然實際上無論西方人還是匈牙利人他們都學不了我們——匈牙利對于實現(xiàn)國有資產變現(xiàn)價值最大化是非常重視的。而在那個地級市，考慮到“首長”只能對“賣方”而不能對“買方”下令，可以想見這種命令交易下不可能有正常的講價氣氛，所謂全賣光實行起來差不多就是“全送光”了。而這個地級市人口五百多萬，在中東歐（含中亞、蒙古）28個轉軌國家中人口規(guī)模超過它的也不過半數(shù)左右。

　　許多人都說中東歐的轉軌是“激進”的“休克療法”，而中國的改革則是“漸進”的。其實像上述那個規(guī)模相當于中等轉軌國家的“地級市”搞的才真正是“休克療法”，而且其“激進”程度超過什么“五百天計劃”之類東歐人所能設想的最激進方案。當然，劇變后尤其是初期，東歐新上臺的不少領導人不僅價值觀上追求轉軌，言論上很激進，方式上也確實想盡快解決問題。但是在劇變后的民主制下，并不是他們“心想”就能“事成”的。相對于“只做不說”、“少說多做”的實權者來說，他們實際做到的是否真那么“激進”，大可懷疑。

　　許多人都認為越是“右派”越主張“休克療法”或者激進的轉軌戰(zhàn)略，越是“左派”越反對這種做法。其實在中東歐的許多國家中恰恰相反，左派的轉軌方式往往比右派激進得多。這是因為東歐劇變前激進的反對派大都具有反蘇的民族主義或反世俗化的宗教背景，對普世性的“全球化”和“物欲橫流”的自由市場未必很熱衷，還有的反對派出身草根，崛起于工運農運，與其說是自由主義者，不如說帶有更多的右翼民粹主義或工團主義色彩。劇變后他們這些“右派”反共的確堅決，走向“自由市場”就不免有些左顧右盼了。倒是那些出身“前共產黨人”的左派，過去長期受國際主義教育，權力意識雖強，民族、國家意識往往并不怎么強。就像一家匈牙利媒體揶揄的：過去歡迎東方的坦克（tank）與如今歡迎西方的班克（Bank，即銀行，泛指外資），不就一個字母之差嗎？加之他們多為劇變前的精英階層，資源多門路廣，即使民主制下無法弄權，在公平競爭的市場轉軌中他們還是有一定優(yōu)勢的。所以在中東歐的不少國家都出現(xiàn)了“左派復興”后轉軌進程反而加快的現(xiàn)象。波蘭的大眾私有化立法在四屆右派政府時期都未通過，左派上臺后很快就通過了。匈牙利的國有資產主體在劇變后第一屆右派政府執(zhí)政的四年中基本未動，左派上臺后四年就基本賣光了。類似情況在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等國也存在。

　　許多人都認為東歐人迷信美國，他們的轉軌方案都是洋顧問給搞的，并不考慮本國國情。還有的認為東歐的轉軌主張是從意識形態(tài)出發(fā)的，屬于“市場原教旨主義”，建立的是所謂“新自由主義”的那一套。其實你想想這可能嗎？民主國家又不是“偉大領袖指航向”的“理想實驗場”，連自己國家領導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國民，何況那些無權無勢的外國學者？中東歐各國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大方向雖然一致，具體做法依各國國情卻有很大不同：

　　匈牙利劇變前政府留下了全歐最高的人均債務，國家財政破產，急需變現(xiàn)國有資產以還債。所以幾屆政府無論左右都實行“只賣不分”。而且由于公開競價，多數(shù)出價高的都是外資公司，于是就出現(xiàn)了“面向外資全賣光”。

　　而捷克的國家財政狀況較好，國民又不愿意外資收購，而且該國歷史上社會民主傳統(tǒng)濃厚，平等觀念深入人心，于是便出現(xiàn)了與匈牙利相反的“只分不賣”，即把國有資產的價值主體以投資券形式公開、平等地在國民中分配。然后由他們在開放性的股市選購國企股票。同時為了保護“大眾股民”利益，防止股市風潮與莊家操控，并考慮多數(shù)公眾對投資不在行，因此發(fā)展了代理投資的中介機構（IPF）。

　　波蘭的特點是工會的力量特別強大，無論什么樣的私有化都得經過工人這一關。許多波蘭企業(yè)初始階段都實行過職工參股乃至“雇員買斷”制（即EBO）,在初始私有化以后，股權在二次交易中由于外部投資進入和內部經理層收購逐漸向“能人”手中集中，EBO逐漸變成MEBO(管理層與雇員共同買斷)和MBO（管理層買斷），但是這個過程相當長。在調查企業(yè)中，私有化四年后內部人資本份額已從95％降至75％。其中管理者股份從22％升至30％，非管理者雇員股份從73％降至45％。必須指出，波蘭的管理層控股必須在私有化之后的民間交易中按純粹自愿原則以市場價格從小股東（包括本廠員工）那里收購。由官方宣布經理是“能人”而把企業(yè)的全部產權或至少是控股權直接交給他（這是我們這里對MBO的通常理解）的做法，在劇變前的“體制內改革”中曾經有過，劇變后完全被廢止了。

　　顯然，中東歐的私有化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國情下，各利益有關方面討價還價反復博弈的結果。并不只是意識形態(tài)的產物，與所謂“華盛頓共識”沒有多大關系，也不是當權者、更不要說外國人能夠包辦的。劇變后的東歐統(tǒng)治者無論左右可以說都是自由民主派，但未必都是“新自由主義者”。加上環(huán)繞中東歐的西方歐陸與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本來就多是社會黨經常執(zhí)政的福利國家，新自由主義原本就不如英美盛行。中東歐國家爭相加入的歐盟也有濃厚的福利與保護主義色彩，入盟談判都包含“勞工條款”、“福利門檻”。想依靠任意“剝削”廉價勞動力的優(yōu)勢擠進去，你想歐盟那些高工資高福利的老成員能同意嗎？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便是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義者，在轉軌期民主政治的多方博弈中能夠實現(xiàn)的也七折八扣地變成福利國家或“準福利國家”了。

　　在這方面捷克的克勞斯政府堪稱典型，克勞斯本人可謂標準的新自由主義者了，他不僅是留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科班出身，而且執(zhí)政后也以直言不諱地表達“主義”著稱：他鄙夷“社會市場經濟”、“福利市場經濟”之類的提法，經常把“不帶任何限制詞的市場經濟”和“標準的資本主義”掛在嘴邊。但他的這種“主義”也就過過嘴癮而已。實際上，在克勞斯執(zhí)政的8年里捷克搞的是高稅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產、實行企業(yè)保護與“過度就業(yè)”，連鄰國波蘭的左派政府副總理都覺得過分！這幾年捷克竟然沒有一家大企業(yè)破產，失業(yè)率不升反降，從1991年的4.1%降至1995年的2.9%，而且是歐洲極少幾個在這一時期退休金增長比工資增長更快的國家。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資額的比重從1993年的43.4%升至1996年的47.8%。1995年捷克的社會福利事業(yè)為預算開支的最大項目，占預算總收入的1/3以上。無怪乎國外媒體稱他為“歐洲最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他的美國學友薩克斯勸他學學亞洲，不要搞那么多福利。他的回答是：“我們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亞洲的水平”！筆者的朋友、著名英國馬克思主義者佩里?安德森教授在西方是批判“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東歐諸國中對標準新自由主義者克勞斯治理的捷克卻評價最高。他曾說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有好壞共四種，蘇聯(lián)是“壞社會主義”，美國是“壞資本主義”，而捷克則是“好資本主義”！

　　捷克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說了：波蘭的瓦文薩一再呼吁加快私有化，但他自己出身的格但斯克造船廠連續(xù)幾個私有化方案都被工會否決，一直拖到“前共產黨人”出身的民主左派“重新”上臺執(zhí)政，該廠才因拖延轉制陷入資不抵債而終于破產。中共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的一位專家在考察了波蘭現(xiàn)行法律后深為波蘭企業(yè)家叫屈：“現(xiàn)行《勞動法》所保護的利益，不是勞資兩利，而是側重于保護被雇傭者，”他認為這是波蘭經濟搞不好的“教訓”之一。在長期由“工會掌權”的波蘭，企業(yè)負擔的社會保障基金高速增長，從轉軌初期相當于職工工資的58%，到2001年已超過90%。如企業(yè)職工實際工資為300美元，則業(yè)主須支出約570美元。以至于“工會嚇跑投資者”和國家福利負擔導致的財政危機使波蘭經濟在世紀初陷入困境。尤其讓中國農民瞠目結舌的是：波蘭農民（自由小農�。┮蚕碛懈咚�平福利保障，為維持農民的公費醫(yī)療、退休金等等，國民經濟各行業(yè)每個就業(yè)者每年須平均轉移支付約4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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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沒有全國性稅收，民主與否無所謂。后來稅多起來了，你收這稅拿去干什么？就不跟我們商量？沒有我們或我們選出的代表同意，你憑什么征稅？事實上，民主化之后通常稅不是征得少了，而是更多了。但是納稅人就愿意！同樣，轉軌以前的體制猶如一個大家庭，子弟們不能挑選父親，但父親也不會“解雇”兒子�，F(xiàn)在父親可以解雇兒子了，兒子還能不挑選父親嗎？還能不過問家產的處置嗎？事實上，民主化之后即便國企賣價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國民也認可，這與民主制下納稅更多人家也情愿是一個道理。在東歐，往往同樣是賣企業(yè)，甚至是同樣的價錢，劇變前賣就引起眾怒，被斥為盜賣公產，劇變后在民主制下賣，大家就沒話說。

　　三是協(xié)商公正。“分家”茲事體大，即便明確了委托代理，通常也只是具備了私有化民主立法的合法性基礎，具體分家進程中的種種利害沖突還是要由利益有關各方談判協(xié)調。同時民主制也有個健全、完善過程，在民主制尚不健全、“代理公正”仍有缺陷時，各方協(xié)商更成為程序公正的關鍵。即便最后的配置差別不大，有沒有商量仍是大不一樣的。中東歐的經驗證明：“吵在前頭”比“秋后算帳”有利。波蘭在1991－1993年間因私有化進程中的具體問題發(fā)生過頻繁的請愿、示威、游行和罷工，而俄羅斯這種事情就少的多（那時俄國公眾的公共參與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是私有化實現(xiàn)后波蘭人就安靜了，在轉軌前和“如何分家”的談判中極為活躍的工會，當年的“軍管”都鎮(zhèn)壓不下去，但在“分家”有了公正結果的許多私有化企業(yè)中，工會幾乎無疾而終。當年呼風喚雨的工運領袖、首屆民選總統(tǒng)瓦文薩也因沒了聽眾而黯然從政界消失�！肮�會嚇跑投資者”的所謂“波蘭病”如今大有改變，近年來波蘭吸引外資已經趕上匈牙利而居于中東歐榜首。反觀俄羅斯，則由于產權配置缺乏公信力而導致資本外逃嚴重，清算寡頭更使許多大企業(yè)無法穩(wěn)定經營，造成巨大損失。

　　由于“民主分家”的上述功能，盡管在言論自由環(huán)境下媒體可能“怨聲載道”，實際上公眾對改革結果的認可程度決不低。最明顯的是十多年來在民主競選中各國執(zhí)政黨多次更迭，左右派輪番上臺，轉軌結果都得到公認。主張走回頭路的政黨盡可以公開存在與宣傳，得到的選票卻越來越少。總的來看，中東歐國家已經實現(xiàn)了通過“民主分家”建立公正的產權結構并維持穩(wěn)定的過程，這對未來的發(fā)展是極為重要的。

　　總之，盡管各國情況不一，但總體上中東歐的主要問題并不是所謂經濟轉軌太“激進”而導致“休克”，而是“民主分家”的高交易成本有時反而導致拖延損失，民主化造成的國家責大權小也惡化了轉型期財政困難。但是從長遠看，這種成本是值得的。事實上如今中東歐地區(qū)經濟復興最早最快、轉軌“代價”總體上最小的幾個國家，恰恰都是“分家”最民主也最公正的波蘭、捷克、匈牙利等。

　　四、“分”之罪？不分之罪？關于俄羅斯教訓

　　中東歐諸國中，俄羅斯轉軌中的問題是相當嚴重的。無論在效率上還是公平上都如此。于是一些人一談中東歐就是俄羅斯，似乎波蘭、捷克等等都不存在�！岸砹_斯化”成了爭論中指責對方的一個說詞。而對俄羅斯的指責集中于兩點：一是所謂休克療法，二是“證券私有化”。關于俄羅斯的所謂休克療法，本書中有詳細的分析。不管這種主張是好是壞，俄羅斯的經濟衰退早在蘇聯(lián)末期就開始了，并且一直延續(xù)到普京上臺之際。而搞“休克療法”的蓋達爾執(zhí)政僅半年，從切爾諾梅爾金上臺起就說要放棄“浪漫主義改革方式”。長達十余年的衰退都歸咎于那半年，說得過去嗎？在前蘇聯(lián)范圍內，并不是所有國家都采取過蓋達爾的方式，比如烏克蘭、白俄羅斯就沒有。但是他們現(xiàn)在的狀況還不如俄羅斯。

　　由于俄羅斯經濟搞得不好，我們經濟學界的“左”“右”雙方都拿俄羅斯的“證券私有化”說事�！白笈伞闭f俄國人一分了私有化證券就拿去換酒喝，有人乘機收購大量證券，于是便霸占了國有資產成為寡頭，這多不公平！可見這家千萬分不得，自由主義罪該萬死，還是讓大家長管著好�！坝遗伞眲t說俄國人就是窮講究什么公平，要把國有資產分給老百姓，結果股權極度分散，造成公司治理不好效率低下，要是把產權交給經理就好了！可見分家就是要依靠強者，平民立場罪莫大焉。

　　其實這兩種說法本身就互相抵銷：如果證券私有化造成產權極度分散，何來寡頭之說？如果它使產權集中于少數(shù)老板，又何來公司治理問題？更有甚者，有的批評根本就是顛倒的，如說私有化證券不值錢，又說企業(yè)定價太低，幾張證券就可以換走大企業(yè)，還說俄羅斯只分不賣是大錯，這幾種指責在邏輯上怎么可能同時成立？如果只分不賣，所謂資產定價就只與私有化證券發(fā)行額有關，而與通貨膨脹無關。如果以通貨膨脹為理由把企業(yè)提價，同時私有化證券的發(fā)行額又是固定的，并不隨通貨一起膨脹，那私有化證券怎么還能換到產權？有些人口里說人民至上，實際上把人民說成傻瓜，說他們一拿到證券就換酒喝了，因此就不該向他們分配資產。其實由于當時官方并沒有真把多少資產拿出來分，私有化證券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的確也就等于廢紙，拿它“換酒喝”還應當說是聰明之舉。俄羅斯還有五分之一的證券根本就沒有兌換成股票（哪怕是垃圾股），白白作廢了呢。而拿“酒”換了一些廢紙的那些人倒多當了倒霉鬼，哪個成了“寡頭”？

　　本書以實證研究證明：當時葉利欽政府實際上是借通貨膨脹和資產重新定價之機賴掉了原先許諾的資產分配。主要的國有資產根本就沒有“分”�！八接谢�證券”只能換一些垃圾股，大量收購這些證券的人后來基本上都破產了，根本沒有變成“寡頭”。后來的寡頭恰恰是在1994年俄國私有化“改分為賣”之后，一些權貴通過“內部人交易”（這恰恰正是中國現(xiàn)在流行的做法）把國家耍賴沒有拿出來分給老百姓的那些資產（而不是分給了百姓但他們不知珍惜又拿去換了酒喝的資產）攫為己有的結果。寡頭們根本不是通過收集私有化證券發(fā)跡的。也就是說，如果當時俄國像捷克那樣認真地通過“證券私有化”搞了資產的公平分配，后來的經濟發(fā)展肯定是另一個樣子：能不能更快增長不說，至少不會有寡頭之弊。

　　這并不是說捷克式分配就十全十美沒有缺陷，也不是說就不能“賣”。本書在肯定捷克式的“起點平等”的同時也指出其“投資私有化基金（IPF）”的后期運作有問題，影響了公司治理。而“賣”如果像匈牙利那樣規(guī)范地操作，公平出售國有資產并用所得充實社會保障與公益福利基金，也是可以的。問題在于俄羅斯說“分”又沒真分，“賣”又賣得很不光明正大。但是由于這個真相很少有人了解，某些人就老以俄羅斯“平分國有資產導致經濟失敗”為借口主張直接把公共資產私相授受。因此本書澄清俄國“證券私有化”的真相是非常必要的。俄羅斯的問題根本不是“分”了以后由于“證券自由買賣”造成了寡頭，而是政府口頭說“分”實際賴了賬，然后把賴著不“分”的資產私相授受給了“內部人”。作為中國人，我們究竟應當從中汲取怎樣的教訓？

　　如今“非主流”指責中國的私有化是“俄羅斯化”，“主流”回答說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像俄羅斯那樣搞證券私有化把國有資產分給老百姓！問題是俄羅斯難道就真的把資產分給過老百姓？沒有公開地給老百姓，這不恰恰正是暗地給了權貴嗎？俄羅斯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我們的左右兩派共同把人搞糊涂了。

　　其實，俄國私有化沒有捷克那么公平，原因之一是俄國的民主化水平本身不如捷克的民主化，她的私有化過程因此也就不如捷克公平；
其次，民主化是私有化能夠公平進行的必要條件，但未必是充分條件，民主國家的私有化不一定公正，但不民主的私有化一定是不公正的。然而，正是由于俄羅斯畢竟還是有一些民主，政府處置公產還算是具有委托－代理的合法資格，而社會有關利益各方在這過程中也有過不少談判，經歷過相當激烈的討價還價與妥協(xié)，最后這樣的結果雖然令人不滿，但并沒有多少人主張推倒重來。如今我們這里有人主張“先私有化后民主”，其根據(jù)居然就是說俄羅斯的私有化盡管不公平，但也沒有導致清算。這不是驚人的邏輯顛倒嗎？俄羅斯難道是“先私有化后民主”的例子？她的私有化盡管不公平卻也沒有導致大清算（其實小清算還是有的，例如如今普京對待霍多爾科夫斯基），難道不恰恰是民主先行一步的結果？如果反過來，戈爾巴喬夫時代權貴們就先在體制內的黑箱里瓜分掉了公產，然后再出現(xiàn)葉利欽的民主化，那還了得？那時被追究的還能僅僅是那幾個“政變分子”？

　　如今爭論雙方都拿俄羅斯說事，一邊說如今的改革就是“俄羅斯化”，另一邊說否，我們比俄羅斯搞锝好。然而俄羅斯的國資改革方案可是不僅經過左中右各派的自由辯論和民主的立法程序，還通過了全民公決的。而今天看看，我們的國資改革經過了全民公決嗎？更重要的是：它經得起全民公決嗎？

　　俄羅斯國資改革導致的財富分配是否比我們的更不平等，已經是個疑問——不少數(shù)據(jù)表明，如今中國的吉尼系數(shù)（城鄉(xiāng)綜合）超過俄羅斯，如果這點還有疑問，那么超過匈牙利、波蘭（8.28北京討論會上支持郎咸平的發(fā)言者一再提到的反面案例）等東歐國家是毫無疑問的。

　　而我們如今的產權配置的合法性——包括法律合法性和道義合法性——比俄羅斯（更不用說比東歐）又如何？必須指出，不平等與不公正（沒有道義合法性）并不是一回事。僅僅是吉尼系數(shù)較高并不說明公正性更低。洛克菲勒富可敵國，大多數(shù)美國人并不認為有什么不公。而周正毅、賴昌星之富比洛克菲勒差得遠，但國人皆為之切齒。俄羅斯的國資改革顯然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合法性問題，因此如今普京收拾“尤科斯”是很得人心的。但是據(jù)普京采取反寡頭行動后俄羅斯的民意調查，73％的被訪者支持普京，而同時對行動表示不滿的前總理卡西亞諾夫仍有39％的被訪者支持。[1]另一項調查顯示，在得知霍多爾科夫斯基被捕一事的受訪者中，有54%的人對這一行動持贊同態(tài)度，4%的人堅決表示反對，而多達42％的人態(tài)度含糊或不置可否。[2]

　　而今天你看看我們的網(wǎng)上民意，強國、人民這些比較左的網(wǎng)站就不說它了，新浪、搜狐等普及型網(wǎng)站的幾個數(shù)字都表明，強烈支持郎咸平的高達90％以上！雖然網(wǎng)民并非全民，但是俄羅斯的那兩個調查也是通過網(wǎng)絡進行的，因此還是有相當可比性。要知道俄羅斯向寡頭發(fā)難的可是當今的鐵腕總統(tǒng)，比郎咸平這么個民間學者（還不是大陸的）的號召力難道不大得多么？可是它激起的民意支持還遠不及我們這次的“郎旋風”！可見俄羅斯公眾對國資改革的不滿遠遠沒有達到中國公眾對國資改革不滿的一面倒程度。盡管我們這里許多人喜歡渲染俄羅斯的危機，但不客氣地講，這些年來俄羅斯人民雖然有怨氣，但“革命形勢”絕對沒有。而中國如果有個什么風吹草動，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機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俄羅斯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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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軍兄：

　　在美游學一年多，我將于11月初回國。承蒙按期發(fā)來貴刊，我是每期必看的。不管郎咸平本人品學如何，“郎旋風”是中國式轉軌中一個重大的社會事件，而且必將產生深遠影響。我是最高調地支持郎咸平強調“問題”的人之一，但自認為也是最積極地批評郎“主義”的人之一。遺憾的是南方周末把我的后一部分內容刪掉了大半。但我的確認為，這場討論搞得如何事關重大。如果討論得好，可能成為推動中國由“尺蠖”走向“天平”的動力。但如果還是“左派宣傳假主義，右派回避真問題”，那么這次討論只不過是又一次“尺蠖之爭”，它不僅不解決問題，而且等于埋下一顆定時炸彈，到時危機一來，“假主義”借“真問題”發(fā)難，公信力比東歐乃至比俄羅斯都差得多（這不是聳人聽聞，我在文章中有證明）的這場改革，發(fā)生翻船決非戲言！

　　因此你關注這一爭論非常對。但是“更多偏向左一方”則似無必要。中國如今真有所謂左派嗎？對東歐的態(tài)度就是試金石！國際資本看好中國不看好東歐，說穿了不就是“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民趕走征地客”嗎？除了發(fā)生戰(zhàn)亂的前南，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東歐如今哪個國家的“社會主義”不比中國多？“右派”為此罵東歐倒還是合乎邏輯，李嘉誠、董建華就是用“民主會導致福利社會”來嚇唬港人的！我們的“左派”出來大罵“東歐化”不是活見鬼？如果真左，他們就應當大聲疾呼中國學東歐才是。除非他們心目中一黨專政＝社會主義，而蘇哈托、皮諾切特都是“優(yōu)秀黨員”。

　　中國如今就是缺少底線。無底線則“左右”皆成“尺蠖”，有底線則左右共構“天平”，我為此有兩文，供參考，請指正。

　　秦暉 致禮！

　　2004-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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