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彈冠相慶

　　鴉片戰(zhàn)爭是中國人的錐心之痛。

　　不過，認真說來，痛，是后來的事。當時好像不怎么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個夏天，“戰(zhàn)敗后的廣州，并沒有像通常那樣死氣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氣洋洋地互賀升遷�！�1首席指揮官奕山，被欽命“交部優(yōu)敘”，賞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則優(yōu)敘的優(yōu)敘，升官的升官，補缺的補缺，換頂戴的換頂戴，正所謂“彈冠相慶，共沐天恩”。因為負責這次戰(zhàn)役的奕山，在奏報“戰(zhàn)功”的同時，還一口氣保舉了“有功之臣”共554人，幾乎囊括廣州所有官員！

　　這可真是“勝利者的歡宴”！

　　然而事實又如何呢？事實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敗仗，又公然違旨。

　　奕山的職銜，是“靖逆將軍”�！熬改鎸④姟辈皇恰皳徇h將軍”。他只能“剿”（消滅英軍），不能“撫”（停戰(zhàn)言和）。道光皇帝給他下達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獲夷酋”，“務(wù)使該夷片帆不返”。為此，皇帝下令調(diào)集湘、贛、鄂、桂、滇、黔、蜀七省大軍供其驅(qū)使，還慷慨地一次性撥款三百萬兩充作軍費。這次戰(zhàn)役的前敵指揮部也陣容強大：領(lǐng)侍衛(wèi)內(nèi)大臣、御前大臣奕山，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四川提督齊慎，原刑部尚書、現(xiàn)任兩廣總督祁*，一共五位大員。道光皇帝決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見一斑。

　　可惜事與愿違。“英夷”不但沒有被“一鼓蕩平”，清軍反倒一敗涂地；
“夷酋”不但沒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親自出面談判，而且開出的價碼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駐扎在廣州城外200里處。最后的結(jié)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開條件，還提前兩天繳清了600萬元的“使費”，總算是從英軍的炮口下“贖”回了廣州城。至于兩國之間恢復(fù)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話下。

　　停戰(zhàn)是違旨的，談判是違旨的，同意通商也是違旨的，賠款就更是喪權(quán)辱國，然而卻獲得了嘉獎，天底下哪有這樣的荒唐事體，又哪有這樣的糊涂皇帝？

　　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謊。

　　就在廣州城降旗高掛的5月26日，奕山給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歷數(shù)清軍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戰(zhàn)功”，宣稱擊沉、焚毀英軍輪船、兵船各1艘。6月4日，即停戰(zhàn)協(xié)定達成9天、英軍退離廣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聲稱英軍頭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禮”，懇請“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準通商”。只要給他們這兩項“恩典”，“英夷”們就“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臺，不敢滋事”。其實所謂“商欠”，就是那600萬元的“贖城費”，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通商則早是事實，奕山和先期到達的參贊大臣楊芳等人早就默許，不聞不問，只不過道光皇帝還蒙在鼓里而已。于是，這個冤大頭皇帝便在上諭中“寬宏大量”地說，那些野蠻人（該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F(xiàn)在，天朝已略示薄懲，英夷又作禮乞恩，你們辦事也不容易（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準通商賞還商欠吧！奕山一看謊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聲稱“英夷”聽宣，感恩戴德，“額慶歡忭，免冠感伏，聲言永不敢在廣東滋事”。這個結(jié)果，雖然離“片帆不返”、“一鼓蕩平”相去甚遠，但“永不滋事”還是皇帝愿意聽的，奕山等人豈有不加官進爵之理？

　　同樣，謊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國的官員們，又豈有不競相撒謊之理？

　　事實上，在整個鴉片戰(zhàn)爭史上，我們很難找到完全不撒謊的清廷官員和將領(lǐng)。兩廣總督鄧廷楨撒謊，兩江總督伊里布撒謊，欽差大臣琦善撒謊，參贊大臣楊芳也撒謊。楊芳官居從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戰(zhàn)功赫赫的清代名將，然而一到廣州就撒謊。而且，對英軍作戰(zhàn)毫無“果勇”之處，對皇帝撒謊卻“果勇”得驚人。一只送照會的小船被手下發(fā)炮擊回（純屬誤會），竟被他夸張為“擊沉英三板船兩只，擊斷英大兵船主桅一根，擊斃英軍多名”的大勝仗。當然，楊芳的撒謊，和奕山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結(jié)果，最敢撒謊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優(yōu)敘，賞白玉翎管；
撒謊水平次于奕山的楊芳“革職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講了點真話）；
相對誠實的林則徐（基本不撒謊）和琦善（后來才撒謊）處分最重，──林則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斬監(jiān)候（死緩）。這可真是誰不撒謊誰倒霉！

　　當然，也有因撒謊而倒霉的。伊里布就是。不過伊里布的倒霉，并不是因為謊言被戳穿，反倒是因為謊言被相信。1841年2月24日，英軍主動撤離舟山，伊里布不費一兵一卒就“收復(fù)”了定�？h城。而且，接收這座空城的，其實只有三個人，──伊里布的家仆張喜和兩個下級軍官。然而，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伊里布卻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編造情節(jié)。伊里布說：“我兵丁于初四日（即24日）午刻齊抵定海（其實是直到26日才會合集齊開赴舟山），該夷半在城內(nèi)，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軍指揮官）即繳納城池，城內(nèi)各夷立即紛紛退出。我兵整眾入城，登陴看守，并將道頭地方該夷所蓋草房全行拆毀（其實是26日進城后就先為爭功而吵架）。鄭國鴻等傳宣恩諭，將夷俘晏士打刺打厘（即安突德）等釋令領(lǐng)回（其實是早就被英軍救回），并飭趕緊起碇（其實城中并無一人）。胞祖等免冠服禮，聲稱伊等將城池交獻后，即于初五日全數(shù)撤退（其實早就走了）”。這可真是彌天大謊，但編得很“圓”。有時間（還精確到時辰），有地點，有人物，有故事，有情節(jié)，還有細節(jié)。其中，我最欣賞的是“該夷半在城內(nèi)，半在船中”一句。它給人的感覺，是誠非身臨其境者不能寫出，簡直就跟真的一樣。伊里布如果改行寫小說，水平一定不差。

　　這當然不由人不信。但這“真實的謊言”卻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里布著革去協(xié)辦大學士，拔去雙眼花翎，暫留兩江總督之任，仍帶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準開復(fù)，以觀后效”！

　　奇怪！伊里布雖然一派謊言，但好歹總算是“收復(fù)了失地”，奕山卻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還倒貼600萬元的“贖城費”。然而兩人卻一個升官一個罷官，這又是為什么？

　　這就必須首先弄清楚：他們?yōu)槭裁匆�撒謊。

　　二　逼出來的謊話

　　伊里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謊的。

　　伊里布不是等閑之輩。他血統(tǒng)高貴，其家世可追溯到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
出身正途，是嘉慶六年的二甲進士，滿族官員中少有的科班出身；
官運亨通，四年間升遷七次；
圣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為看重的四大總督之一（其余三人是兩江總督陶澍、直總督隸琦善和湖廣總督林則徐），并已由云貴總督遷任兩江總督，且被看作善于鎮(zhèn)撫邊務(wù)之才，在云南對付“蠻夷”很是得心應(yīng)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開始和道光皇帝一樣，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著做手腳。相反，在他看來，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由兩江而至浙閩主持軍務(wù)，正是他揚名立萬的好機會。

　　然而一到浙江前線，伊里布就發(fā)現(xiàn)情況不對。不但此時非彼時，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挾堅船利炮渡海東來的“英夷”，和本國的“蠻夷”（云南少數(shù)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連哄帶嚇就能鎮(zhèn)得住的。渡海舟山，收復(fù)定海，就更是談何容易！作為長期在一線工作的封疆大吏，伊里布以其聰明狡黠很快就意識到，浙江戰(zhàn)事絕無可為，萬歲爺交給他的任務(wù)，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這些話他不能說。不但不能對皇上說，也不能對滿朝文武說。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說，什么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馬虎眼，做小動作�！短斐�的崩潰》一書詳盡地記述了伊里布的這些煞費苦心的小動作。他一方面對皇帝虛與委蛇，一方面和英軍討價還價，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敵方當作同朝官僚來講價錢：“我們辦事，必令你們下得去，亦必令你們回得國，復(fù)得命。你們辦事須教我們下得去，教我們奏得大皇帝，教我們大皇帝下得去�！边@就簡直等于說：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們兩個私下里講個價錢，大家都讓點步，也都得點好處，各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這就使我想起廣州戰(zhàn)役中大黃窖炮臺守軍將領(lǐng)戰(zhàn)前和英軍的講價：“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誰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沒有炮彈的炮，給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

　　可惜洋鬼子不吃這一套，萬歲爺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好糊弄，其他官員更并非都是吃素的。浙江巡撫劉韻珂、江蘇巡撫裕謙、閩浙總督顏伯燾等人紛紛上奏言兵，京城里的言官更是奏章不斷。終于，1841年2月10日，道光皇帝下詔，免去伊里布欽差大臣差使，任命主戰(zhàn)最力的江蘇巡撫裕謙接任，“專辦攻剿事宜”！

　　這下子伊里布方寸大亂。他知道自己已經(jīng)失寵，亟欲親手收復(fù)定海，以為補救。碰巧，天上掉下來一個大餡餅，英軍居然主動同意撤兵。這樣的大功豈有讓給裕謙之理？于是伊里布就立即由司令員變成了小說家，也就有了前面的那個故事。按照伊里布的想法，萬歲爺聽到企盼已久的“捷報”、“佳音”，總應(yīng)該是“龍心大悅”吧？

　　誰知這個自以為是的小動作卻反倒激怒了道光皇帝：朕早就要你進剿，早就要你進剿，你他媽的卻遲遲按兵不動，總說時機未到準備不足�，F(xiàn)在好嘛，讓這一小股本可“盡數(shù)全殲”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里布不是混蛋是什么！

　　對此，茅海建先生總結(jié)說：“在其開始，伊里布還是誠實的。后來奏報與英方交涉，雖不乏‘天朝’的大話，但大體情節(jié)仍為可靠。隨著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嚴旨，他的奏折越來越言不由衷，而獲知其已被免差后，竟?jié)M紙謊言�！币晾锊甲匀挥幸晾锊甲约旱膸�，但那種“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強求一致的政治體制和君主作風”，難道不正是謊言的催化劑嗎？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伊里布的撒謊，其實是逼出來的。

　　楊芳和奕山也一樣。

　　楊芳和奕山被派到廣州之前，琦善已被罷免。這當然是楊芳和奕山的前車之鑒。何況同時還有一道“明發(fā)上諭”。在這道諭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負國”和“喪失天良”。道光皇帝說，琦善“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況，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shù)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實陳詞是“危言要挾”，實事求是是“辜恩負國”，實話實說是“喪失天良”，那么，楊芳和奕山除了撒謊、編謊、捏謊，又還能有什么別的選擇呢？

　　因此，楊芳和奕山幾乎是一到前線就撒謊。不像伊里布，挨到最后才撒起謊來，效果當然不好。楊芳和奕山的撒謊可以說是有計劃有步驟有預(yù)謀的，至少，也做到了穩(wěn)扎穩(wěn)打步步為營。事實上楊芳剛到廣州，清軍就打了一個敗仗，琶洲、獵德、二沙尾炮臺淪陷。然而楊芳卻在奏折里只字不提，僅虛筆帶過，道是英軍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筆鋒一轉(zhuǎn)，大談自己如何布防，宣稱“可以仰慰圣廑”。遠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里知道“省城相距十余里”是什么概念？又哪里知道“游奕”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覺情況尚好，于是在上諭中稱“覽奏稍紓憂念”。

　　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楊芳又再次上奏，謊稱清軍“大捷”，殺敵無數(shù)，弄得道光皇帝興奮莫名，諭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將軍”奕山“一俟大兵齊集，即設(shè)法斷其歸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諭是4月2日發(fā)出的，而事實是，早在3月18日，英軍便肆虐于省河，廣州城岌岌可危。于是，楊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廣州將軍阿精阿、廣東巡撫怡良聯(lián)名上奏，請求道光皇帝批準恢復(fù)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擊之下，“今俱不敢妄圖”，只不過“希冀照常貿(mào)易”而已。因此不妨“將計就計，冀其墮入術(shù)中，于剿辦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楊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請求批準通商，“暫作羈縻，以便從容布置，可期計出萬全”。在楊芳等人看來，我軍既然打了那么多勝仗，萬歲爺該給個面子了。

　　誰知道光皇帝覽奏勃然大怒。他的憤怒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若貿(mào)易了事，又何必將帥兵卒如此征調(diào)？又何必逮問琦善？”是啊，何必呢？

　　楊芳等人沒有話說。因為他們不能說：“我們根本就打不贏。不同意通商，別無出路�！�

　　于是只好接受處分：革職留任，以觀后效。

　　三　一騙到底

　　相比較而言，奕山的運氣要好得多。當然，他撒謊的本事也大得多。

　　奕山也是一到廣州就撒謊的。而且，論膽量，比楊芳還大；
論水平，比伊里布還高。奕山和伊里布一樣，也會編故事，但內(nèi)容更豐富，情節(jié)更生動，文學性和可讀性也更強。和奕山相比，伊里布已不能算是“作家”，只能叫做“寫手”。

　　奕山的“代表作”是他6月4日的奏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道奏折的背景，前面已經(jīng)講過，是5月24日英軍進攻廣州，25日全部登陸完畢，當日即占領(lǐng)越秀山炮臺，置廣州城于其野戰(zhàn)軍炮口之下，26日奕山向英軍求和，27日達成停戰(zhàn)協(xié)定，31日付清全部賠款。現(xiàn)在要做的，是如何誘使道光皇帝批準已成事實的賠款與通商。

　　于是奕山編了一個故事。

　　奕山說，據(jù)守城士兵報告，城外有夷人向城內(nèi)招手，好像有什么話要說。參將熊瑞探頭一看，見有夷人頭目數(shù)人，用手又指天又指心的。熊瑞不懂，叫來翻譯詢問。這才知道，這些夷人要求見大將軍，說是“有苦情上訴”�？偙�段永福聽了，便大喝一聲道：我天朝堂堂大將軍豈肯見你？“奉命而來，惟知有戰(zhàn)！”該夷目一聽，就摘去軍帽，屏退左右，把所有的武器都仍在地上，望著城墻就行禮。我方翻譯官就下城去問他，說你們這些家伙抗拒中華，屢肆猖獗，到底有什么冤抑？原來，英夷是靠通商過日子的。如果不準貿(mào)易，貨物不能流通，“資本折耗，負欠無償”，那就沒法活了。只因“兩邊炮火轟擊，不能傳話”，只好跑到此地來，“求大將軍轉(zhuǎn)懇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準通商”，夷等保證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臺，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這當然是無中生有，信口雌黃，顛倒黑白，勝敗戰(zhàn)和的關(guān)系完全反過來了。賠款求和的敗將成了擺譜端架子的，而且“奉命而來，惟知有戰(zhàn)！”手持利器咄咄逼人的強盜反倒成了苦苦求情的“冤民”，而且可憐兮兮。這可真是從何說起！

　　但那細節(jié)，卻又“真實”得不能再“真實”。又是“指天指心”，又是“免冠作禮”，又是“屏其左右”，又是“盡將兵仗投地”，其間還夾雜著諸如“向城內(nèi)招手，似有所言”和“熊瑞不解，即喚通事（翻譯）詢之”的情境，不由人不相信。

　　當然，奕山的“成功”，主要還不在他的謊撒得有多“圓”（伊里布和楊芳的謊撒得也很“圓”），而在于道光皇帝的心思發(fā)生了變化。道光是一個資質(zhì)平平，胸無大志，只想得過且過（即所謂“守成”）的人。他對這場戰(zhàn)爭，既無必勝的信念，其實也無必勝的要求。他最關(guān)心的，是戰(zhàn)爭何時結(jié)束（釁端何時可彌）；
最擔心的，是不要沒完沒了。因為那樣太費錢。他曾對伊里布說：“試問內(nèi)地之兵民，國家之財富，有此消耗之理乎？”所以，他原本是打算以通商為條件來結(jié)束這場戰(zhàn)爭的。在同一段朱批中，他還對伊里布說：“好在彼志在通商，又稱訴冤，是我辦理得手之機，豈非片言片紙，遠勝十萬雄師耶？”從這個意義上講，除了不該賠款外，奕山他們還真沒什么錯。

　　那么，同樣是“設(shè)法羈縻”，同樣是“懇請通商”，伊里布和楊芳怎么就錯了呢？原來，道光皇帝的底線，除了“志在通商”以外，還有“又稱訴冤”一條。然而“英夷”的表現(xiàn)卻讓皇帝陛下失望：不但沒有苦苦求情，反倒十分囂張，簡直就是“桀驁不馴”。如此“不識好歹”，豈能不狠狠教訓、迎頭痛剿？所以，伊里布“收復(fù)”失地，他不喜反怒；
楊芳奏請“以通商換和平”，他不依不饒。但等到奕山簽訂城下之盟時，他似乎心灰意冷，不再在意“剿”得“痛快”不“痛快”了。只要“剿”過一回的，也就對付。何況奕山的謊撒得多么好啊！萬歲爺不是很在意“又稱訴冤”嗎？那就讓該夷好好訴一回“冤”就是！反正那些“逆夷”也看不到自己的奏折�？梢�，撒謊也不容易，一要有技巧，二要碰運氣。奕山運氣好，對上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成功”了。

　　然而謊言畢竟是謊言。“英夷”既然并非是來“申冤訴苦”的，當然不會因此就像奕山說的那樣安分守己、“不敢滋事”。相反，他們更加囂張猖狂，趾高氣揚。1841年4月30日，原先一直代表英國政府和中方打交道的“駐華商務(wù)總監(jiān)督”義律被內(nèi)閣免職（8月8日接到通知）。8月10日，英國新任“全權(quán)公使大臣”璞鼎查到達廣東，駐節(jié)澳門（同船到達的還有新任遠征軍海軍司令巴加），當日即發(fā)出照會，要求重開談判，并聲稱在英方感到滿意之前，英軍將不停止進攻。8月21日，英軍主力果然向北開進，璞鼎查本人也于22日登上戰(zhàn)艦由粵北上，一副戰(zhàn)爭不但沒有結(jié)束，而且剛剛開始的架式。

　　這就離奕山所奏“永不滋事”相差太遠了。奕山的辦法是繼續(xù)撒謊。奕山等人說，義律之所以獲罪，是因為“連年構(gòu)兵”（事實只好相反，義律被免職，是因為英國外相巴麥尊認為他過于“軟弱”和“謙卑”）。義律心懷不滿，便故意不把我大清皇帝已恩準通商之事告訴璞鼎查。璞鼎查不明真相，又不等待我方的復(fù)照，便匆忙“出洋北駛”。這是上了義律的當。義律的鬼心眼是：璞鼎查倘若北上懇求碼頭，很可能開炮啟釁。戰(zhàn)爭一旦打起來，他就犯了和義律相同的錯誤，義律也就正好“為己卸職”。好在廣州知府余保純已向“副領(lǐng)事”（其實是秘書）麻恭傳達圣諭，并行勸阻，該麻恭聽宣后也頻頻“點頭稱善”，表示如能中途趕上璞鼎查，“定當遵諭傳知”云云。

　　這又是連影子都沒有的彌天大謊，然而道光相信。因為他自己御下的那些文武大臣就是這么勾心斗角的。何況在奕山等人的筆下，義律、麻恭等“夷目”無不“情詞恭順”，當然也就不會把這十萬火急的軍情太當回事了。

　　奕山等人又一次蒙混過關(guān)。

　　事實上奕山他們不撒謊也不行，因為謊言掩蓋不住真相。于是他們就只好用新的謊言去彌補舊的破綻，然后再用更新的謊言去做手腳。至于這個謊撒到什么時候是個頭，大約他們心里也沒有底，也就是做一天將軍撒一天謊吧！

　　四　謊言與高調(diào)

　　奕山的謊言騙得了皇上，騙不了他的鄰居。就在廣州城大小官員彈冠相慶的時候，一省之隔的閩浙總督顏伯燾，便出奏彈劾奕山謊報廣州戰(zhàn)況。這一回璞鼎查北上時，顏伯燾也沒有上奕山的當。他并沒有相信奕山的鬼話，也沒有放松對英軍的警惕，而是在廈門嚴陣以待。

　　但即便這個顏伯燾，也同樣是個撒謊的。當然，是在戰(zhàn)敗以后。

　　廈門戰(zhàn)役可謂慘敗。因為這一回，清軍是有足夠準備的。1841年2月17日，顏伯燾來到福州任所，即全力以赴投入戰(zhàn)備。3月2日，顏伯燾抵達廈門，便立即著手改造防務(wù)。到8月下旬開戰(zhàn)之前，歷時5個月，耗銀150萬兩，終于將廈門建成大清帝國疆域內(nèi)最強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然而這個最強大的海防要塞卻不堪一擊。

　　戰(zhàn)爭是在8月26日打響的。下午1時45分，港內(nèi)風起浪涌，英艦紛紛起錨進攻。顏伯燾則坐鎮(zhèn)城中，親自指揮廈門島南岸、鼓浪嶼、嶼仔尾守軍“三面兜擊”來犯之敵。經(jīng)1小時20分鐘炮戰(zhàn)，鼓浪嶼三座清軍炮臺被敵打啞。下午3時45分，即開戰(zhàn)兩個小時后，英軍在廈門本島登陸。15分鐘后，石壁陣地陷落。未久，全島各陣地均告失守。顏伯燾這一回可是親身體驗到什么叫“灰飛煙滅”了。只不過，“灰飛煙滅”的不是“強虜”，而是他精心構(gòu)造的防線！

　　絕望的顏伯燾和興泉永道（管轄興化、泉州、永春二府一州的道臺）劉耀椿“同聲一哭”，然后率領(lǐng)文武官員連夜逃往同安，守城士兵也都逃之夭夭。次日清晨，英軍不費一槍一彈就占據(jù)了廈門城。此戰(zhàn)，清軍戰(zhàn)死總兵1員，副將以下軍官7員，士兵難計其數(shù)，英軍則僅戰(zhàn)死1人，傷16人，然而顏伯燾的戰(zhàn)報卻說他擊沉英輪1艘、兵船5艘！

　　顏伯燾也開始撒謊了。

　　事實上，廈門戰(zhàn)敗后，顏伯燾“便與其曾彈劾過的奕山之輩同流合污，在謊言中消磨日子”。當然，謊言只是對皇帝、對朝廷說。私下里，則“暢論英夷船堅炮利，紀律禁嚴，斷非我?guī)熕�能抵御”。聽到這話的人都暗中竊笑：他怎么“前后如出兩人”？

　　的確是“如出兩人”。因為顏伯燾原本是唱高調(diào)的。

　　顏伯燾曾是鐵桿的“主剿派”。1941年初，顏伯燾剛剛就任閩浙總督，就和浙江巡撫劉韻珂聯(lián)名上奏，要求啟用已被罷免的“鷹派”官員林則徐，“會同伊里布籌辦一應(yīng)攻剿事宜”。這等于是指責伊里布“剿賊不力”。伊里布是顏伯燾在云南多年的老上司。顏伯燾如此翻臉不認人，只能解釋為他對伊里布按兵不動的“鴿派”傾向不滿，同時也說明他確有一片“忠君報國”之心。這時，他和劉韻珂、裕謙（江蘇巡撫）這些“鷹派”（主剿派）的態(tài)度是一致的。同樣，這些“鷹派”官員也都是一片“忠君報國”之心的。

　　但是，廈門戰(zhàn)役以后，他不再唱高調(diào)了，改為撒謊。不唱高調(diào)的原因很簡單。作為敗軍之將，他比誰都清楚：“英夷”“斷非我?guī)熕�能抵御”。但這話不能說，至少不能公開說，不能對皇帝說，對朝廷說，也就只好撒謊。

　　和顏伯燾相類似的官員將領(lǐng)不在少數(shù)。比如接替顏伯燾繼任閩浙總督的廣東巡撫怡良就是。怡良曾是林則徐的密友，一紙彈劾琦善的奏章使他名滿天下。但是很快他就不唱高調(diào)了，還和楊芳一起向英軍妥協(xié)。就職閩浙后，道光皇帝曾下令要他進攻鼓浪嶼，怡良卻陽奉陰違一再敷衍。他對手下說：你們只許嚴防死守，不許貪功挑釁。如果我們這邊開火，“英夷”一定會“撤浙省之兵船來與我對抗”，這樣我們福建就等于是替浙江受禍了。怡良的官職是閩浙總督，浙江也是他的轄地。只因為浙江軍務(wù)此刻不歸他管，便如此以鄰為壑。借用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話，真不知“是何肺腑”！

　　怡良其實是把事情看透了。他在一封私函里說：“夷務(wù)不可為，閩事更不可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無如何！”

　　但也只是在私函中說說而已。

　　實際上，幾乎所有親身接觸前方戰(zhàn)事的官員都有一個由“剿”而“撫”、由“鷹派”而“鴿派”的過程。怡良如此，顏伯燾如此，琦善、伊里布、楊芳、奕山，以及后來出場的耆英、牛鑒，也如此。耆英在盛京將軍任上、牛鑒剛剛出任兩江總督時，也都是唱高調(diào)的。但等到耆英行至浙江、牛鑒兵敗吳淞后，兩個便變成“主撫派”的頂尖人物了。

　　對此，茅海建先生有一個總結(jié)。他說：“在粵、閩、浙、蘇戰(zhàn)區(qū)四省中，負有實際責任的官員都變成了主‘撫’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戰(zhàn)省區(qū)也同樣找不到主‘撫’者一樣。”其原因，他認為是戰(zhàn)區(qū)的地方官負有實際責任，由不得他們像非戰(zhàn)區(qū)的官員那樣可以不負責任地大唱高調(diào)2。我認為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戰(zhàn)區(qū)的地方官身臨其境，比誰都清楚“夷務(wù)不可為”，大清帝國在這場戰(zhàn)爭中根本就沒有取勝的希望！

　　問題是他們誰都不說。因為誰說誰是“漢奸”，誰說誰是“奸臣”，誰說誰是“賣國賊”！要知道，他們畢竟是帝國時代的人。帝國是一種沒有言論自由的制度。它在每個人的頭腦里都設(shè)定了一個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可以說的程序，也設(shè)定了一個保持“輿論一律”的基調(diào)。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基調(diào)就是：大清帝國是蓋世無雙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湯的，大清軍隊是戰(zhàn)無不勝的，而大清皇帝是永遠圣明的。因此，一切來犯之敵都是應(yīng)該而且可以“迎頭痛剿”的。是啊，大清帝國是“天朝上國”，那英吉利則不過“蕞爾島夷”！“夷”已不足畏，何況乎“島夷”？所以，誰要說“夷務(wù)不可為”，那他就必是“漢奸”無疑！

　　那么，誰又敢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

　　于是，不負實際責任的就唱高調(diào)，負有責任的就說謊話。可見，謊言與高調(diào)，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謊言之前必是高調(diào)，高調(diào)之后必是謊言。謊言往往是高調(diào)逼出來的。由此得出的結(jié)論也很簡單：要想杜絕謊言，必先從杜絕高調(diào)始！

　　五　小曲好唱口難開

　　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劉韻珂這個人物就很有點意思了。

　　劉韻珂在當時的封疆大吏中是個“另類”。他不是滿人，不是親貴，甚至不是科班出身（連舉人都不是，只是國子監(jiān)中的拔貢生）。他家境平常，關(guān)系不多，既無顯赫家世，也沒有后臺老板，然而官卻升得很快，14年間（其中包括因父親去世在家丁憂守制3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員外郎、郎中、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拾級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撫，成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員”。茅海建先生認為，這是因為他“辦事結(jié)實”又“為人乖巧”3。辦事結(jié)實，皇帝欣賞；
為人乖巧，同僚喜歡。這自然是不錯的。但我以為劉韻珂的一路青云直上還應(yīng)該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別用心”。

　　劉韻珂的“特別用心”在這場戰(zhàn)爭一開始時就表現(xiàn)出來了。作為巡撫，劉韻珂雖然名義上是浙江戰(zhàn)區(qū)的最高軍政長官，但實際上卻是當不了家的。因為在他之上，還有三位欽差（伊里布、裕謙、耆英）一位將軍（奕經(jīng)）。然而劉韻珂卻并不因此而袖手旁觀。相反，他積極主動地做了很多工作，又決不居功，因而頗得皇帝和長官的喜歡。關(guān)于這一點，《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多有描述，此處不贅。這里要說的是，正是他的這種“特別用心”，才使他講出了別人想講又不敢講的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且成功。這正是劉韻珂“另類”的地方。

　　前面講過，在這場戰(zhàn)爭剛剛開始的時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只許言“剿”不許言“撫”，只許言“勝”不許言“敗”的。由此便逼出了許多謊言。等到前方“戰(zhàn)事糜爛”，許多人都意識到“事不可為”的時候，卻又三緘其口，噤若寒蟬。每個人都顧慮著自己的頂戴和腦袋，沒有人敢出來說真話。

　　這個時候，劉韻珂說話了。

　　劉韻珂說話并不容易。他沒有后臺沒有背景，一條小命晃晃悠悠，隨時都可能因為“出言不遜”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顏伯燾一樣，曾是鐵桿的“主剿派”，而且曾為浙江防務(wù)殫精竭慮。要他主張由“剿”改“撫”，不要說別人，他自己就通不過。

　　然而不可收拾的戰(zhàn)局使劉韻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鎮(zhèn)海、寧波接連失陷，葛云飛（定海）、王錫朋（壽春）、鄭國鴻（處州）三鎮(zhèn)總兵相繼戰(zhàn)死，欽差大臣裕謙兵敗自殺，這一連串的噩耗猶如晴天霹靂，打得劉韻珂大驚失色，目瞪口呆。驚駭之后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連定海、鎮(zhèn)海這樣的防御工事都檔不住“英夷”的凌厲攻勢，裕謙、三總兵這樣的忠臣良將都壓不住“逆賊”的囂張氣焰，那么，我們還能指望什么？尤其是，當所謂“揚威將軍”奕經(jīng)兵敗浙東，倉皇出逃，夜奔杭州時，劉韻珂的熱情降到了零度，頭腦也清醒起來。出于憂國，也出于憂民，他決定上書朝廷，調(diào)整政策。

　　不過，僅僅敢說還不行，還得會說。劉韻珂恰恰就是一個“會說”的人。在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開了“剿撫之爭”，甚至只字不提“撫”或“羈縻”，而只是提出繼續(xù)進行戰(zhàn)爭的十項“深屬可�！钡囊蛩亍＿@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慮”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動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條：浙江去年雪災(zāi)，春糧多未布種，物價與日俱增，小民度日艱難，人心浮動，盜賊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戰(zhàn)事，無暇兼顧。在這樣一種動亂時期，誰能保證沒有“不呈之徒乘機而起”？

　　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能讓道光驚心的。對于一個專制君王來說，頭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權(quán)�！坝⒁摹彪m然可惡，但畢竟只是要求通商、賠款、割地，并無滅清亡國之意，也動搖不了國本。然而一旦民眾造反，則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這可是大意不得的�！扒宄�統(tǒng)治者們盡管在諸多事務(wù)上糊涂昏聵，但在這一根本大計上十分清醒�！�4道光皇帝看了他這段話，很可能會心里打個激凌。

　　劉韻珂的這個觀點很容易遭到今人的詬�。哼@完全是為了維護滿清王朝的統(tǒng)治嘛！在我看來，這種批判也完全是唱高調(diào)！劉韻珂畢竟是大清帝國的官員。他不維護大清王朝的統(tǒng)治，難道維護大英帝國的統(tǒng)治不成？再說了，他的話，是要講給道光皇帝聽的。如果他的立場不是維護大清，道光皇帝會聽嗎？

　　現(xiàn)在看來，道光皇帝是聽進去了的。朱批曰：“所奏不為無見。另有旨。欽此。”

　　茅海建先生總結(jié)說：“講真話，需要點勇氣，也需要點正氣�！�5我想補充一點：在專制制度下，也需要點技巧和心眼。劉韻珂就是證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調(diào)就是說假話的氛圍下，唱了“反調(diào)”講了“真話”（真實的想法），卻不但沒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職，──由浙江巡撫升任閩浙總督。順便說一句，他也是交戰(zhàn)省份督撫中唯一未獲咎處反得升遷的人。這不能不歸結(jié)為他的“為人乖巧”。

　　不過，劉韻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給他帶來了麻煩。他擔任閩浙總督后，繼續(xù)用對付皇上的辦法搞“曲線救國”，用“陰柔之策”對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條約讓福州通商，背地里卻做盡手腳，讓英美商人無利可圖，以致1855年福州的貿(mào)易額僅為37萬元，1856、1857年竟無一艘“番舶”光顧。劉韻珂對此十分自得。他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洋洋得意地說：“福州竟不通商，數(shù)年后，該夷灰心而去，則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類實逼處此。”

　　可惜他這一套到了咸豐朝就吃不開了。登基未久的咸豐皇帝要的不是這種鬼鬼祟祟的伎倆，而是堂堂皇皇的勝利，而朝野上下對劉韻珂的“媚夷”姿態(tài)也久為不滿。劉韻珂混不下去了，稱病請假。咸豐皇帝看穿他的把戲，將計就計，打發(fā)他回老家“調(diào)理”，而且一“調(diào)理”就是12年。等到同治朝他再復(fù)出時，已經(jīng)不可能有所作為了。

　　這可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劉韻珂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制度的悲劇。作為專制制度中人，劉韻珂輩做人的最高境界不過就是“乖巧”�！肮郧伞敝�人想得出來的“制敵方略”和“錦囊妙計”，大約也只能是些“陰招”。劉韻珂靠著這一套在官場上混，也許還能如魚得水。一旦置身于一個全新的國際大環(huán)境，就總有一天會混不下去。即便咸豐皇帝不讓他“回家養(yǎng)病”，他遲早也會在別的什么地方崴了腳。

　　六　笑臉與鬼臉

　　如果說倡言“撫事”已屬不易，那么，操作“撫局”就更是為難。

　　事實上，當欽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撫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發(fā)現(xiàn)自己其實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一方面，桀驁不馴的“逆夷”不肯“就撫”；
另方面，自以為是的皇上又不愿讓步。兩邊的來頭都很大�！扒罢咭员鴦葑分�，后者以權(quán)勢壓之”，夾在中間的耆英等人兩頭受氣，也就只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對“鬼子”扮笑臉，對“主子”做鬼臉了。6

　　耆英等人如何對“鬼子”扮笑臉，《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多有描述。但我認為其中最可笑的，是兩江總督牛鑒在1842年8月6日發(fā)給英國“全權(quán)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會。牛鑒在照會中說，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帶兵之員，便是“揚威將軍”奕經(jīng)，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鑒不顧后果，“三次冒死據(jù)實陳奏”，我們?nèi)f歲爺才恩準了。然而，當此“講和之際”，“貴國大邦兵船忽然來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啟兵端”。于是牛鑒質(zhì)問道：“試問貴國信在何處，義在何處？”

　　牛鑒的話說得振振有詞，然而今天看來卻極為可笑。按照牛鑒的邏輯，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據(jù)實陳奏”（其實并無此事），你們這些“逆夷”想要“講和”，原本是講不成的。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牛鑒“冒死陳奏”的面子上，也該客氣一點吧？你們倒好，恩將仇報，把兵船都開來了！這豈不是太不夠哥們，太不夠意思，太不給“本部堂”面子，存心要破壞和談的“大好局面”嗎？豈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當成了驢肝肺嗎？

　　聽聽，聽聽，這都是些什么話！這哪里是“天朝大吏”辦外交，簡直就像是江湖黑幫“吃講茶”！至于譴責對方破壞和談的“大好局面”，則更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鬼子”是不吃這一套的。牛鑒此言，豈非“對牛彈琴”？

　　更不像話的是，牛鑒把皇上和同僚都給“賣”了。按照他的說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鳥，只有他牛某夠哥們。這又是什么話！幸虧當時無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鑒有幾個腦袋？

　　看來，牛鑒實在是被逼急了。急不擇言么！

　　耆英則一開始就欺上瞞下，兩頭哄騙。1842年5月17日，英軍重兵逼進乍浦，耆英聞訊大驚失色，也顧不上什么請旨不請旨，即派伊里布前往，“體察情況，設(shè)法羈縻，宣布天威，示以大義”�？上А澳嬉摹辈⒉缓ε率裁础疤焱�”，也不講什么“大義”，反倒發(fā)來一份照會，態(tài)度惡劣，語氣強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態(tài)愿意按照他們的條件辦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復(fù)對方，也不敢如實上奏，反倒繼續(xù)撒謊，在29日的奏折中專挑好聽的話說，道是“該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實根本不是英方的條件），言詞尚為恭順（其實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對策，耆英的說法是：“當此逆焰方張、戰(zhàn)守兩難之際，固不敢輕言攻剿，亦不敢專恃羈縻，惟有恃以鎮(zhèn)靜，殫心竭力，相機辦理”，全是一派空話！

　　其實哪有什么“鎮(zhèn)靜”，又哪里“鎮(zhèn)靜”得起來。乍浦失陷，吳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燒屁股，屁顛屁顛地由杭州而嘉興而王江涇而江蘇昆山，“一路尾追英軍講和”。

　　然而“鬼子”卻不跟他們講，萬歲爺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羈縻，不特與事無益，且恐有傷國體”。于是下令：著耆英、伊里布與牛鑒等人“專意剿辦，無稍游移”。

　　耆英等人這次決計抗旨。他們很清楚，什么“專意剿辦”，“逆夷”不再進攻就是好事！什么“無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游移”了，因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據(jù)說是英軍“大元帥吳夏密”張貼在寶山縣城里的“告示”。

　　現(xiàn)在可以肯定，這份“告示”是偽造的，只不過不知是何人偽造而已。因為“大元帥”一詞向為英軍所不用，“吳夏密”則實在不知是為何人。因此可以斷定是偽造。日本學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認為就是耆英偽造的，茅海建先生則認為不是。但無論是何人偽造，都可以肯定這是耆英等人對皇帝扮的一個鬼臉。

　　這份“英軍大元帥吳夏密”的“告示”說：五年前，“因本國商船誤傷廣東商人三名”，故“清國不許通商”。為此，我國“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詐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發(fā)兵扣闕，意在“殺盡奸徒”，并不干你們百姓的事。爾等只管安居樂業(yè)，“毋得驚慌亂竄”。十日之內(nèi)，本帥將“整頓三軍，再扣北闕，直抵京師，自行講話”，爾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擾云云。

　　顯然，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國人思維方式寫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個“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說法，十分符合中國邏輯，也十分符合朝廷對這場戰(zhàn)爭定下的調(diào)子。事實上，這場戰(zhàn)爭一開始，那些領(lǐng)兵上門前來要挾訛詐的敵兇，就被看作和說成是受了“委屈”來“告御狀”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國外相巴麥尊挑起戰(zhàn)爭的照會，就被譯成“求討皇帝昭雪申冤”（其實意思是“要求皇帝賠償并匡正”）。這次也一樣，也是來“告御狀”。既然是來“告御狀”，當然要“討個說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師，自行講話”了。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況，“命我求和”，是他喜歡聽的；
“奸臣詐我”，也是他相信的；
而“直抵京師，自行講話”，則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決定：既然如此，那就還是“設(shè)法羈縻”，“撫賊”了事！

　　不過，道光皇帝還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應(yīng)守則守，應(yīng)剿則剿，斷不可稍存畏葸，致懈軍心，是為至要！”對于英方的條件，他也一再討價還價，不肯批準，而要耆英他們?nèi)ブv道理。他天真地認為：“該逆既來訴冤，經(jīng)此推誠曉諭，當可就我范圍�！�

　　這下子牛鑒急了，只好說出實話：“危迫實不可言！伏求皇上速決大計，以拯民命！”

　　大概這一回道光皇帝總算是明白了。什么“訴冤”，什么“求和”，都是扯淡；
什么“恭順”，什么“感激”，都是假的。只有咱們打不贏了才是真的。但他還是不明白：我堂堂“天朝上國”，怎么就打不贏那“蕞爾島夷”呢？7

　　這當然說來話長，但其實只說一條也就夠了：“島夷”們戰(zhàn)也好，和也好，都不用千里迢迢來回請旨的。不像咱們，事無巨細，都得您老人家“恩準”。

　　因此，他們也用不著撒謊。

　　七　鴉片還要吃到什么時候

　　我讀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潰》一書，感觸最深的，就是整個戰(zhàn)爭過程中前方將帥的不斷撒謊。作為最高統(tǒng)帥的道光皇帝，其實是在謊言中度過這一艱難歲月和做出決策的。這又焉有不敗之理？可以說，在這場“鴉片的戰(zhàn)爭”中，謊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劑鴉片。這場戰(zhàn)爭之所以失敗，甚至大清帝國之所以垮臺，原因之一就在于朝野上下都變成了鴉片鬼，一天不吃就無法生存，最后終因吸食過度中毒而死。因此，要想“救亡圖存”，唯一的出路是“戒毒”。

　　但這并不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也很多。首先是積習難改。一個吃慣了鴉片的人，一天不吃就沒法過日子。一個撒慣了謊的人要他不撒謊，也比登天還難。再說，前面撒過謊了，后面說實話，就會露出馬腳，也就只好一騙到底。奕山等前方將帥就是如此。

　　那么，奕山等人一開始就不撒謊，就說實話，不行嗎？不行。專制制度決定了，一個官員只能看著萬歲爺?shù)哪樕�說話，甚至看著頂頭上司的臉色說話。他們想聽什么，就說什么。不想聽的就不說，瞞著。實在瞞不住，就撒謊。再瞞不住，就再撒謊，惡性循環(huán)。

　　所以，奕山等人不但要撒謊，而且只能朝著一個方向撒，即掩蓋敵方武力的強大和氣焰的囂張，而不是相反。按說，打了敗仗，為了推卸責任，是應(yīng)該夸大敵情的。但奕山等人并沒有這樣做，反倒一再說“逆夷”如何“情詞恭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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