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草根到權貴 中國證券市場的悲情循環(huán)

　　及至1992年5月21日，中國證券市場仍然是一場純粹民間的游戲。它的主體，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投資者，都是處于傳統(tǒng)體制邊緣的企業(yè)和下層的平民百姓。這個特點從1992 年5月放開股價那一天起，開始逐漸發(fā)生變化�！�

　　然而，就在數(shù)以千萬計的中國普通百姓縱情投入這個新大陸的同時，地方部分權力機構和壟斷資本也悄悄相中了這塊寶地。這兩股力量的加盟極大地增加了中國股市的合法性地位，為中國股市在這一時期的加速膨脹注入了強大的動力。　

　　由于國有企業(yè)及社會保障對資金的巨大渴求，從1999年5月開始，中央相關行政部門以不同尋常的方式正式加入股市的大合唱，然而，其明顯的　“人為”和“泡沫”特征很可能開啟了中國經(jīng)濟的系統(tǒng)風險之門。

　　1992年5月21日　

　　1992年5月21日是極其普通的一天，但卻注定會成為中國股市不同尋常的一天。　

　　這一天，上海證券交易所放開了僅有的15只上市股票的價格限制，引發(fā)股市暴漲。當天，上證綜合指數(shù)收盤于1265點，一天之內上漲了 105%，成交量達到創(chuàng)紀錄的36000萬元。隨后幾天，上海股市繼續(xù)保持慣性上漲，直到5月26日上證指數(shù)達到1429點開始回落為止。　

　　從這一天開始，中國改革開放中最大的一架財富機器正式發(fā)動，中國股市以其制造財富神話的非凡能力進入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畢竟，在此之前，個人財富在一天之內翻番還是聞所未聞之事，而股市的低門坎對于那些急切要改變自己命運的普通中國人來說，更是一個巨大的誘惑�；蛟S，許多人還沒有意識到，當他們第一次被這種真實的暴富故事所吸引的時候，他們的一生就此鑄定�！�

　　然而，對于啟動按鈕的人來說，這一天卻一點都不輕松�！�

　　尉文淵，當時上海證券交易所年輕的總經(jīng)理是這樣描述他當天的感受的：　

　　“放開股價的意義在于尊重市場，充分利用市場規(guī)律調節(jié)市場�，F(xiàn)在看起來這是個很淺顯的道理，但當時做這件事卻很不容易。我花了很長時間做有關部門的工作，但阻力很大。最后迫不得已，我自主作了全面放開股價的決定，經(jīng)過幾個步驟，到1992年5月21日實現(xiàn)了全部放開�！�

　　當時那么做不少人有意見，有些人還提出要撤我的職。我也知道擅自闖關個人要付出代價，在給市領導寫信時也坦言準備被撤職，不過這一步總算走過來了�！薄�

　　這是尉先生很多年以后的回憶，時間肯定已經(jīng)沖淡了當時的緊張。但我們依然能夠看到，一個極普通的市場決定在當時可能付出的代價。與尉先生文質彬彬甚至很秀氣的外表不一樣，中國證券市場最初幾年迅猛發(fā)展的實踐表明，尉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領袖級人物，他肯定已經(jīng)意識到，他在中國最大也是當時相當保守的工業(yè)城市--上海打開的這扇財富之門，一旦開啟，就再難合上。這不僅會影響到他自己的一生，而且會深刻地影響中國經(jīng)濟。果然，后來的十年，就在尉文淵搭建的這座平臺上，很多人完成了他們以前不敢想象的財富積累，也有人在這里輸?shù)袅怂麄兊娜�部家當。的確，尉文淵這個可能葬送自己前程的冒險舉動，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股市的命運甚至中國經(jīng)濟的景觀。　

　　以1992年5月21日為界，中國股市不太長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草根時代　

　　中國股市是在中國最新一輪的改革開放背景中成長起來的，其發(fā)展的內在動力和模式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邏輯高度一致。所以，要理解中國的股市，先要理解中國的改革。反過來，理解了中國的改革，才能夠理解中國股市的過去、現(xiàn)在和可能的未來�！�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國改革開始進入城市改革階段。在這一階段的初期，政府依然沿襲農村改革的基本模式，主要依靠基層的主動探索。這種與農村改革初期同樣的默許態(tài)度，大大激發(fā)了一批處于傳統(tǒng)體制邊緣的人們的自我發(fā)揮。很容易理解，這批人處于傳統(tǒng)體制的下層和邊緣，他們向體制外謀求生存和發(fā)展空間便成為理所當然之事。中國最早的股份制企業(yè)就是在這個背景中誕生的，中國最早的幾家股份制企業(yè)基本上都有這樣的“苦”出身。北京天橋，中國最早的一家股份制企業(yè)，當初就是一家在傳統(tǒng)體制內處于底層的小型集體企業(yè)。經(jīng)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都知道，“集體”企業(yè)的含義以及其與國營企業(yè)在等級序列上的差距。而另外一家更為著名的股份公司“延中”，則更是出身“貧寒”--一家為解決回城知青就業(yè)問題所創(chuàng)辦的街道集體企業(yè)�，F(xiàn)在再回首中國證券市場的這一段早期歷史的時候，我們驚奇地發(fā)現(xiàn)，除了“電真空”這一家公司具有正統(tǒng)的國營背景之外，其他的股份公司幾乎無一例外的是體制外企業(yè)。這與人們的印象迥然不同。換句話說，中國股份制企業(yè)完全是下層草根階級自發(fā)創(chuàng)新的結果。這與作為中國農村改革先聲的“小崗改革”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與此相適應，中國最早的證券投資者也絕對是不折不扣的草根階級。那個時候的證券投資者遠不像今日這么風光。楊懷定，人稱“楊百萬”，在敘述自己早期的投資歷史的時候就談到了當時艱苦的情形。他說，那時我日日夜夜全國各地跑，現(xiàn)在面孔這么黑，就是那時曬黑的。或許，肉體上的痛苦還在其次，更加難以忍受的大概是無所不在的體制歧視和隨時可能撲面而來的“投機倒把”之類的指控。作為中國證券投資最早的成功者，楊懷定的身份相當具有代表性，他們大多處于傳統(tǒng)體制的邊緣與底層，這與當時被俗稱為“個體戶”的那一批人并沒有什么明顯區(qū)別。楊本人就是從上海鐵合金廠辭職出來的工人。正是這種在傳統(tǒng)權力體系中無所依憑的草根性，造就了他們對市場的靈敏嗅覺和最初的成功。個中原因非常簡單，他們比同時代的其他人有強得多的自我激勵，不管是證券投資，還是募股集資，在當時都是下層階級迫不得已的“創(chuàng)新”。　

　　當然，這種創(chuàng)新是得到了高級領導人的某種暗示的。能夠代表這種默許的一個最具象征性的事件是，1986年11月14日，當時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接見美國證券交易所主席約翰·范爾霖的時候，親手贈送給他一張飛樂音響的股票。但這種象征并不完全意味著合法，它隨時可能被強大的傳統(tǒng)力量所窒息�！�

　　有意思的是，證券市場具有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更正宗的資本主義形象，所以，當鄧小平急于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持續(xù)性時，首先想到的就是建立一個有西方“長相”的證券市場。1990年4月，當中國領導人宣布開放上海浦東時，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就赫然列在十大政策之中。同年秋天，當時的上海市長朱镕基也特別挑選在香港發(fā)布了這一條消息，他很明確地向外界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將在“年內”成立�！吧虾！薄ⅰ白C券交易所”，這種組合給外界所透露出的信息再清楚不過了--中國要繼續(xù)并且在更大范圍內進行西方式的市場改革。幾乎就在同時，在另外一個更加具有進取精神的中國城市深圳，也有一家證券交易所開始運作。　

　　到此時為止，中國證券市場奠定了最基本的格局，一批投資人，一批股份制公司，一個集中交易的場所。然而，這個時候的中國證券市場仍然只是一種向外界進行展示的姿態(tài)，它的象征意義遠大于其實際意義，雖然民間社會對證券市場有強大的需求�？梢宰C明中國證券市場這種尷尬景況的事實是，到1991年年底，上海交易所的上市股票仍然是一年前的“老八股”。在這一階段，除了民間投資者將指數(shù)推動到一個新的高度之外，部分地方權力機構并沒有顯示出多少真實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中國證券市場仍然是一個非常標準的民間活動場所。地方領導人作出這種選擇是很容易解釋的，在他們看來，主動推動證券市場的發(fā)展不僅不能帶來什么經(jīng)濟上的好處，還要冒政治上的巨大風險。起碼，收益和風險是不對稱的�！�

　　然而，這一切在1992年初開始改變，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徹底扭轉了中國政壇的氣氛，大膽創(chuàng)新及市場化實驗突然成為地方領導人的政治任務，中國證券市場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開始了它真正的發(fā)展時期。發(fā)行股票的公司日益增多，一系列的市場改革加緊進行(到這一年年底，中國證券市場的最新成績是，上市公司從前一年的14家增加到71家，市價總值達到1048億元)。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地方領導人眼里，證券市場的功能仍然是非常不清晰的，它更多的還是政治道具，地方領導人僅僅是利用證券市場來為其政治正確性進行某種程度的化妝。在他們那里，證券市場籌集資金和資源配置的功能如果不是完全沒有，也僅僅是微不足道，地方領導人給中國證券市場開出的仍然是一張“試驗”通行證，正如鄧小平所說的那樣，如果“錯”了，還可以關掉。雖然可以肯定這是鄧小平事先所留下的余地，但地方領導人卻很難將這句話視同兒戲，他們不必為一個根本還看不清前途的證券市場去冒險，他們要做的僅僅是點到為止。真正打破這種平衡的，就是我們前面已經(jīng)提到的尉文淵，一個不起眼但非常有進取心的處級官員，正是他這個可能犧牲自己仕途的冒險舉動，徹底改變了中國證券市場的命運�，F(xiàn)在看來，是不是尉來啟動這一天的按鈕可能是一種偶然，但是不是一個低級官員來啟動它則是一個必然。道理非常簡單，在那個時候，不太可能有更高級別的官員來為一個可能付出高昂代價的決定負責，作出這種犧牲的必定是一個下級官員。對這種犧牲，尉是有心理準備的。直到現(xiàn)在，我還清楚地記得尉說過的一句話，他(尉)準備做中國證券市場的鋪路石。后來的發(fā)展證明，尉當初的預感十分準確，他的確成了中國證券市場的鋪路石。但他可能沒有料到，中國證券市場在規(guī)模壯大到如此驚人的同時，其理念與功能的扭曲程度也同樣驚人。　

　　但不管怎么說，即便有鄧小平在1992年初的政治破冰之旅，但及至　1992年5月21日，中國證券市場仍然是一場純粹民間的游戲，它的主體，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投資者，都是處于傳統(tǒng)體制邊緣的企業(yè)和下層的平民百姓。這個特點從1992年5月放開股價那一天起逐漸開始發(fā)生變化�！�

　　黃金歲月？　

　　從1992年5月21日上海放開股價開始，中國證券市場就與南方的地產熱潮一起，成為中國新財富時代的象征，大批資金和大批以下海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精英開始進入這個領域，這在極短的時間內大大推動了中國證券市場的發(fā)展�？梢院饬窟@種發(fā)展速度的一個數(shù)據(jù)是，　1992年底，中國證券市場上的上市股票從一年前的14只增加到71只。而最能描述當時股市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刺激程度的，莫過于當年8月份發(fā)生在深圳的街頭騷亂。為了認購5億新股，深圳在短短幾天之內，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上百萬人流。由于發(fā)行過程中的舞弊行為，導致了人們普遍的抗議。騷亂很快就平息了，但股市作為新的淘金場所的神奇形象卻被牢牢地樹立了起來�！�

　　就在數(shù)以千萬計的中國普通百姓縱情投入這個新大陸的同時，部分地方權力機構和壟斷資本也悄悄相中了這塊寶地，這兩股力量的加盟，極大地增加了中國股市的合法性地位，為中國股市在這一時期的加速膨脹注入了強大的動力�？梢苑浅？隙ǖ卣f，沒有部分地方權力機構以及壟斷資本的加入，中國股市的歷史將全部改寫，中國股市的規(guī)模就要比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小得多，甚至它早就自己死掉了(雖然這未必不是一樁幸事)。這與這一時期中國城市改革的邏輯高度吻合。在這個邏輯中，沒有權力的參與、控制，任何改革都無從談起。然而，這種非市場的發(fā)展方式也為中國股市基本制度的長期扭曲埋下了伏筆�！�

　　部分地方權力機構對股市由謹慎觀望到積極介入的態(tài)度轉變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在這一階段，隨著中國漸進改革的不斷發(fā)展，地方國有企業(yè)日漸衰落。這種態(tài)勢構成了沉重的財政壓力，也極大地激發(fā)了部分地方權力機構另辟融資途徑的動機。在傳統(tǒng)的銀行融資渠道逐漸萎縮的情況下，股市便成為部分地方權力機構為國有企業(yè)解困的最佳資金來源�？陀^地說，在初期，部分地方權力機構對股市的利用還是比較謹慎的，但他們后來發(fā)現(xiàn)，中國股市是一個比傳統(tǒng)銀行更美妙的圈錢樂園，在這里，他們可以完全不考慮還錢這回事。這個驚人的發(fā)現(xiàn)不僅強化了部分地方權力機構對股市的熱衷和依賴，同時也加深了他們對股東制約的蔑視，以至于到后來，有些地方權力機構直接成為股市造假的主謀。在最近兩年披露的但遠不是完整的股市造假案中，幾乎沒有一件與地方權力機構無涉，而如果這些案件能夠得到徹底和公開的審查，相信部分地方權力機構以及地方官員跟這些丑聞的牽涉要比人們想象的深得多�！�

　　很顯然，為國有企業(yè)籌資并不是某些地方權力機構積極介入股市的惟一理由，它甚至只是一個表面的理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另外一個秘而不宣的重要原因是，相關官員可以在這種上市游戲中獲取巨大的個人利益。在曾經(jīng)披露過的一個案件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在這個案件中，江蘇省證管辦的一批官員幾乎全數(shù)落馬，一個小小的處級干部涉嫌受賄的金額竟然高達上千萬元。如此誘人的個人利益，當然能夠激發(fā)地方官員介入股市的積極性，更何況這種個人利益的實現(xiàn)是在為地方企業(yè)排憂解難的旗幟下進行的呢？　

　　地方官員在股市中的利益并不僅僅體現(xiàn)在推薦地方企業(yè)上市的過程中，更體現(xiàn)在對本地企業(yè)的所謂資產重組的過程中。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一批上市公司逐漸開始暴露出其偽劣產品的本質，二級市場上的莊家逐漸發(fā)明出一套資產重組的戲法，這一發(fā)明使某些地方權力機構的主管官員又多了一條名正言順的尋租捷徑。他們可以在利用公共財政資源注入上市公司的同時，在二級市場上為自己換取巨大的私利，而這一切經(jīng)常是在一些非�？尚Φ幕献酉逻M行的。沒有巨大的個人利益隱藏其中，我們就很難想象那些在財務上看來毫無根據(jù)的重組為什么會發(fā)生�！�

　　部分地方權力機構的財政壓力以及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在中國的股市達到了完美的統(tǒng)一。所以，某些地方權力機構一邊要極力推動企業(yè)上市，一邊又要極力維護這種上市公司不負責任的格局，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夠在將本地的財政壓力轉嫁給全社會的同時，也為自己謀取源源不斷的私利。正是在這種動力的推動下，某些地方權力機構在中國股市的快速膨脹中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不僅喜歡股市這種毫無約束的現(xiàn)狀，而且還要拼命維護這種現(xiàn)狀。如此，中國股市功能的畸變以及制度建設的長期停滯就是一個非常合乎邏輯的結果�！�

　　不過，中國股市這臺大戲光有某些地方權力機構的參與是玩不轉的，與部分地方權力機構合力推動中國股市發(fā)展的，還有另外一個重要角色，那就是形形色色的壟斷資本，這是一股藏在暗處但牙齒同樣鋒利的實力集團。所謂壟斷資本，就是盤據(jù)在權力體系各個環(huán)節(jié)中的(從中央到地方)，以裙帶關系扭結起來的分利集團。這些集團往往具有體制外和體制內的雙重身份，這為他們在中國的漸進改革中的洗錢活動提供了最好的制度保障。而股市，正是壟斷資本從事這種活動的最好的平臺。無論是由于電子交易的快捷性，還是股市本身初期必然具有的不規(guī)范性，壟斷資本都有充分的理由喜歡這個市場。在部分地方權力機構通過合法的途徑游說上層的時候，壟斷資本也在用另外一些更隱蔽的方式進行同樣的游說，在后期，這種游說幾乎完全變成了對股市現(xiàn)狀的辯護。在這一點上，壟斷資本與某些地方權力機構的利益相當一致。而具體的情形是，他們經(jīng)常是某些造假和操縱個案中的主要同謀，就像我們在那些半遮半掩的披露中已然清晰地瞥見的那樣。也就是說，壟斷資本與某些地方權力機構的合謀，在后期已經(jīng)發(fā)展到相當自覺的地步。今天我們甚至可以斷定，在中國股市中，他們完全就是同一回事，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這一點，我們在以后還會經(jīng)常提到。

　　壟斷資本與某些地方權力機構從不同路徑進入中國股市，并進而主動合流的趨勢極大地推動中國股市的規(guī)模膨脹。當然，它也僅僅只推動了規(guī)模膨脹，因為除此而外的一切文化和制度建設，都與他們的利益相悖。以目前最為人詬病的“全流通”問題為例，在1992年之后就不斷有人提出全面的解決方案。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尉文淵就曾經(jīng)在《上海證券報》上發(fā)表長篇文章，提出過他的國有股解決方案。以當時的市場規(guī)模而言，解決全流通問題要比現(xiàn)在容易得多，引起的負面反應也要比現(xiàn)在小得多。但這個在當時并不難解決的問題一直拖到現(xiàn)在，并非僅僅出于意識形態(tài)的考慮，顯然是某種壟斷資本的既得利益在作祟。說穿了，全流通不僅容易瓦解壟斷資本對公司的控制，也會對他們在二級市場上的操縱帶來巨大的麻煩。　

　　由于壟斷資本對信息(無論是上市公司的內幕信息還是同樣有用的政策信息)的高度壟斷以及發(fā)展到后期越來越明顯的資金優(yōu)勢，在中國證券市場內活動的民間資本就只剩下兩條路，要么主動與之結盟并在資本性質上被完全改造，要么逐漸退出市場以圖自保。實際上，我們看到的情況正是如此。留在市場內與壟斷資本為伍的只能是那些滿懷致富期望卻又渾然不知其危險的中小投資者，而很有可能發(fā)生的情況是，在這些中小投資者完全清醒過來之前，他們就已經(jīng)被消滅干凈。在1995年發(fā)生的“三二七事件”　中，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壟斷資本對不肯就范者的強大制服力量。如果壟斷資本不退出市場，當年“萬國”的命運就是中小投資者今后的命運，這是一個根本不需要論證的問題。在一個零和游戲中，犧牲品只能是弱小和無組織的一方�！�

　　壟斷資本對中國股市的入侵導致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后果，那就是中國證券市場投資文化的扭曲，這可能是比制度建設滯后更為長期的一個危害。制度是可以在短時間內模仿的，而文化則需要長期的學習，而一旦一個壞的投資文化已經(jīng)成型，其糾正則可能難上加難。中國證券市場中根深蒂固的“莊家崇拜”和“政府崇拜”，就是在壟斷資本介入中國股市之后逐漸形成并得以固化的。這種惡劣的投資文化，與其說是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權威人格在股市中的體現(xiàn)，倒不如說是廣大投資者在長期的投資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是投資者用自己的血汗錢換來的至理名言。投資文化作為一種沒有明示的制度，有時候會比明示的制度和規(guī)范作用更大。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是，投資人在做出投資行為時，往往是按照文化暗示給他的規(guī)則去做，而不是按照制度和規(guī)范告訴他的那樣去做。文化是成本更低的制度�！�

　　熟悉中國證券市場歷史的人們可能都清晰地記得，自1992年放開股票價格的最初幾年中，中國證券市場的波動幅度遠比現(xiàn)在大，但那時候并沒有出現(xiàn)多少“救市”的呼聲，所有的投資人都相當平靜地接受了下跌和虧損的事實，這與近幾年一遇市場下跌便鬼哭狼嚎，甚至以“社會穩(wěn)定”相要挾的情形形成鮮明的對比。相比之下，那個時候的投資者的自我負責精神要比現(xiàn)在健全得多。其中原因非常簡單，那個時候的投資主體都是具有自我約束機制的民間投資者，他們即便想去改變政策，也無力改變政策。這其實表明，中國證券市場的投資文化并不是一開始就具有某種不可克服的劣根性的。恰恰相反，在中國證券市場的早期，以草根上市公司與民間投資者為主體的證券市場是具有自我約束精神的，這種文化的逐漸蛻變是從壟斷資本及部分地方權力機構相繼介入并逐漸成為主流后開始的。中國證券市場第一次大規(guī)模、高規(guī)格的救市行動發(fā)生在1994年的3月12日，即當時的證監(jiān)會主席劉鴻儒所宣布的所謂“四不政策”，這包括55億新股上半年不上市；
當年不征收股票轉讓所得稅；
國有股、法人股年內不在交易所上市，不和個人股并軌；
上市公司不得亂配股等系列配套措施。但市場對此的反應則僅僅是向上短暫跳升旋即恢復平靜。這足以說明當時的投資者對政策是抱有足夠的警惕的。這也同時說明，中國證券市場并非像有些人說的那樣一開始就是“政策市”，它的逐漸蛻變是從越來越大的權力介入股市之后開始的。如果說當時的政策市還是平等施惠于所有市場參與者，旨在維護市場穩(wěn)定的話，那么，隨著權力越來越深入地涉入這個市場，我們將會看到這些政策在以后越來越具有偏向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傾向，也越來越具有其他與市場本身無關的目的。但這是后話，讓我們先來看一看，這一時期中央部分權力機構在股市中的作用�！�

　　誠如前述，從1992年之后，中國股市的發(fā)展主要是在看得見的某些地方權力機構及看不見的壟斷資本的合力推動下展開的，但這一時期中央部分權力機構與某些地方權力機構卻有不太一致的政策取向。從總體上說，中央部分權力機構對股市采取了比較謹慎的態(tài)度，這與中央部分權力機構與部分地方權力機構在股市中所具有的不同利益有關。因為在股市中，某些地方權力機構是純粹的獲利者，它甚至完全不需要擔負任何責任。但中央部分權力機構的處境卻不同，它在股市中的利益非常小，除了可以推薦幾家部委的公司上市以及收一點印花稅之外(比例非常小)，它并沒有什么其它起眼的利益，相反它卻要承擔股市的全部風險。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時期中央部分權力機構對股市基本上采取了以防范風險為主的政策。某些地方權力機構通過股市轉嫁負擔、壟斷資本從股市中牟利與中央部分權力機構防范風險的政策沖突，在1996年年底達到了頂峰，這就是1996年12月《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的由來。在這篇文章中，中央部分權力機構用罕見的嚴厲表達了它對證券市場的憤怒情緒。但這個時候，股市中的壟斷資本已經(jīng)相當強大，股市在短暫下跌之后，隨即創(chuàng)出新高紀錄，以接近嘲諷的姿態(tài)對中央部分權力機構的警告作出了回應�！�

　　中央部分權力機構與股市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博弈對應于這樣一種改革背景：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中央部分權力機構與部分地方權力機構之間全方位展開了一次收權與分權的爭斗，這場爭斗由兩位學者撰寫的《國家能力報告》為肇始，最后發(fā)展到其中一位學者與深圳的地方領導人，公開對罵的程度。這種較量反映到中國證券市場中，就是中央部分權力機構不斷從部分地方權力機構手中收權。從印花稅的分享比例，到《上海證券報》被新華社收編，再到深圳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歸屬問題，都是這一改革背景在證券市場上的體現(xiàn)。

　　在這樣一種改革的背景下，中國證券市場在這一時期的功能大致可以這樣來描述：某些地方權力機構通過股市向全社會轉嫁當?shù)貒�有企業(yè)的危機；
壟斷資本利用股市洗劫社會財富；
而中小投資者對股市的參與客觀上成了上述兩種實質功能的掩護，他們更多充當?shù)氖亲C明股市合法性的花瓶�！�

　　雖然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這一時期，壟斷資本對中央部分權力機構已經(jīng)具備相當強大的游說能力，但中央部分權力機構與部分地方權力機構及壟斷資本在股市政策中的沖突還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有時候，這種沖突還是相當激烈的，就像我們在1996年12月所看到的那樣。然而，這種緊張關系很快就會得到化解，一個意外事件使中央部分權力機構、部分地方權力機構及壟斷資本在對中國證券市場的取向上達成了空前的一致，他們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的合作蜜月開始了。這個事件就是發(fā)生在1997年7月之后的亞洲金融危機。　

　　危機中的盛宴　

　　一場讓幾乎所有亞洲新興國家都喪魂落魄的金融風暴，竟然在中國催生了一次特大牛市，這或許是任何具備正常思維的頭腦都無法想象的事情。然而，這就是中國股市的奇特邏輯�！�

　　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人民幣雖然由于外匯管制而幸免于難，但中國經(jīng)濟卻遇到來自外部的強勁遏制，與此同時，大型國有企業(yè)的困境也日漸加深。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部分權力機構再也無法固守一直持有的謹慎立場，他們對股市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180度的大轉彎。為了短期的經(jīng)濟增長，中央部分權力機構決意冒險利用一次中國證券市場，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五一九”行情。最能體現(xiàn)中央部分權力機構這種急迫心情的，是《人民日報》另外一篇同樣著名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在這篇題為“堅定信心，規(guī)范發(fā)展”的文章中，《人民日報》以權威的口氣指出：“近期股票市場的企穩(wěn)回升反映了宏觀經(jīng)濟發(fā)展的實際狀況和市場運行的內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復性上升，是股市發(fā)展的良好開端；
……證券市場的良好局面來之不易，各方面都要備加珍惜�！绷私狻度嗣袢請蟆吩谥袊�政治生活中重要地位的人，都能明確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最高政策含義。至此，從1992年開始并一直延續(xù)的博弈格局徹底失去了平衡，中央部分權力機構放棄了此前的中立立場，中央部分權力機構、部分地方權力機構、壟斷資本以及民間投資者構成了中國證券市場空前龐大的“多頭”聯(lián)盟，一輪特大牛市已經(jīng)在所難免�！�

　　這輪牛市從1999年5月開始，到2001年7月結束，整整延續(xù)了兩年時間，其時間之長，規(guī)模之宏大，堪稱中國證券市場的歷史之最。在全球證券市場一片凋零之際，中國證券市場這一輪醒目的牛市被許多人輕率地夸耀為中國股市的“一枝獨秀”。不過，這場牛市與證券市場歷史上經(jīng)常發(fā)生的那些災難有太多的相似之處。從這個意義上看，這場牛市與其按有些人主觀愿望那樣被稱之為中國股市的“跨越階段”，倒不如按其可能具有的真實含義被稱之為中國股市的“大躍進時代”，其明顯的“人為”和“泡沫”特征很可能開啟中國經(jīng)濟的系統(tǒng)風險之門�！�

　　中央部分權力機構之所以成為中國股市的多頭盟主，同樣有其深刻的改革背景，除了我們已經(jīng)提到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危機已經(jīng)從前一階段主要集中于地方性國有企業(yè)開始蔓延到大型國有企業(y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實際上，在國有銀行和國家財政都難以為繼的情況下，中國證券市場成為為國有企業(yè)緩解危機的最好資金來源。事實上我們看到，大型國有企業(yè)目前已經(jīng)成為股市圈錢大軍中的絕對主力，從中石化到寶鋼，再到招商銀行，這些寡頭式的大鱷已經(jīng)將中國股市變成了他們最好的饕餮場所。雖然這一切都是打著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時髦旗號進行的，但其通過股市緩解財務困境的本質一望便知。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中國千瘡百孔的國有銀行也準備拼命擠上中國資本市場這艘風雨飄搖的大船，這可能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的不能承受之重，很有可能資本市場救不了銀行，還把自己給弄沉了。

　　導致中央部分權力機構態(tài)度轉變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社會保障資金的匱乏。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的失業(yè)問題已呈現(xiàn)高危態(tài)勢，而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卻相對大大滯后。情急之下，有些人打起了股市的主意。他們不切實際地以為，國有股在股市中的變現(xiàn)，將是籌集社會保障資金和填補社�；�金缺口的一個好辦法。然而，不久后“國有股減持”令人沮喪的實驗結果證明，政府對中國股市的理解仍然是非常想當然的，而政府在社�；�金問題上的急迫心情使這種幼稚進一步演變成了魯莽的行動，“國有股減持”鬧劇般的結尾實際上已經(jīng)徹底否定了這個問題上單方面的美好設想�！�

　　不僅如此，一些經(jīng)濟學家的鼓噪也動搖了有關部門對股市的一貫信念，在這群經(jīng)濟學家眼中，股市不僅可以增加稅收，還可以制造財富效應，簡直成為重新發(fā)動中國經(jīng)濟的不二法門。在這種片面而狂熱的輿論中，中央部分權力機構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也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猜想，一個重要的事件可能鼓勵了中央部分權力機構最終在中國股市中采取行動，這個事件就是香港特區(qū)政府對香港股市的那一次頗有爭議的干預�！�

　　1998年8月14日-28日，香港特區(qū)政府動用巨額外匯基金入市購買股票現(xiàn)貨和期貨，以遏制國際熱錢對香港金融市場的狙擊。港府這個破天荒的大膽舉動雖然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但卻得到中央政府無條件的支持。對于一個有著悠久計劃經(jīng)濟管理經(jīng)驗的政府來說，中央政府的這種贊揚一點都不令人意外。但香港特區(qū)政府干預股市的短期成功，可能大大復蘇了中央部分權力機構某種計劃經(jīng)濟的潛意識。在他們眼中，香港特區(qū)政府的經(jīng)驗已經(jīng)表明，股市并不是不能干預的，那些政府應該遠離市場的警告不過是另外一種可笑的教條，只要他們愿意，股市完全可以為他們的任何一種短期目標服務。對中國經(jīng)濟管理者來說，這種對市場的僭越一不留神就會發(fā)生。可悲的是，它真的發(fā)生了�！�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地產熱潮中，曾經(jīng)流行過一句很經(jīng)典的話--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在當時情況下，這半是事實，半是嘲諷。但沒想到，這句話在世紀末的中國證券市場再一次應驗。只是這一次，恐怕就完全是嘲諷甚至悲劇了。　

　　當所有的市場參與者，尤其是中央部分權力機構需要一個牛市的時候，牛市當然會發(fā)生。但與此同時，中國證券市場的功能卻被扭曲到了極致，它完全成了一個逆配置的市場，成了劣質企業(yè)騙錢、壟斷資本趁火打劫、中小投資者賠本賺吆喝的一個光怪陸離的銷金之地，這與一個證券市場的正常功能相距又何止十萬八千里。吳敬璉老先生將它比喻成賭場，似乎并不準確，因為天下哪有這么大的賭場？哪有莊家也參賭的賭場？哪有大賭客也靠借貸賭的賭場？在所有人都忘乎所以的時候，中國證券市場的惟一功能只能是--毫無約束地透支中國社會的明天�！�

　　事實上，這場狂歡的巨大代價正在逐漸浮現(xiàn)，從不斷曝光的委托理財?shù)木揞~虧損中，從銀行不斷沉淀的股市壞賬中，我們已經(jīng)清晰地看到了災難性的后果。但，這僅僅是開始。　

　　然而，不管一場賭局成本多么高昂，總是會有贏家的。我們現(xiàn)在就可以指出，中國股市這場盛大賭局惟一和最后的贏家將是壟斷資本。　

　　1999年5月之后，中央部分權力機構對中國證券市場的態(tài)度發(fā)生全面轉變，這種轉變不僅體現(xiàn)為對股市不規(guī)范現(xiàn)狀的承認和縱容，更體現(xiàn)在中央部分權力機構對股市行情的直接和間接的參與。我們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jù)來證明這一點，但在這一時期參與股市的越來越巨大的信貸資金背后，我們已經(jīng)隱約看到了更深厚的背景。由此而來的一個后果是，中國股市進入公開的莊家時代。如果說在1999年之前，中國股市的莊家雖然普遍存在，但仍然是不合法的話，那么在“五一九行情”之后，莊家則完全進入合法狀態(tài)。合法性資源的獲得，為莊家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活動舞臺。所以我們看到，中國股市中的莊家不僅資金實力急劇膨脹，而且呈現(xiàn)更加集團化和組織化的趨勢，這就是我們以前稱他們?yōu)椤扒f家”而現(xiàn)在更愿意將他們稱為“莊家集團”的原因。他們從以前分散操縱個別股票到現(xiàn)在可以同時操縱十幾只股票，其資金實力、組織規(guī)模、人脈關系和游說能力跟以前的差別不能以道里計。在證券市場上，人們更樂意將這些莊家集團傳神地叫做這個“系”、那個　“系”，比如所謂“清華系”、“德隆系”，等等，仰慕和崇拜心態(tài)溢于言表。一個以市場規(guī)則衡量明顯是“惡”最終也必然是“惡”的東西，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竟然被人神化為“力量”的象征，變成投資者膜拜的對象，這是何等可悲之事。然而更為可悲的是，我們竟然只能無可奈何地將“與莊家同呼吸共命運”視為我們在股市中生存的惟一法則，而這種生存法則能夠成立的充分條件必然是，我們必須相信莊家是“善”的，是為普通投資者謀福利的。這顯然是自欺欺人的迷信，荒唐至極。自欺欺人的生活哪怕再美妙，終究只是短暫的。非常清楚，中國股市中的投資者文化已經(jīng)完全脫離了常識，這將是中國股市一個難以治愈的慢性病。在中國股市今后的發(fā)展中，這種慢性的文化疾病將始終成為痛苦的折磨。

　　對常識的棄守和對規(guī)則的蔑視，中國投資文化經(jīng)歷了一次徹底的沉淪。在我們這個市場上，我們開始只相信權力，只相信權力所必然具有的壓倒性的力量。投資文化的嬗變必然對應于某種已經(jīng)發(fā)生的趨勢和事實，這個趨勢就是中國股市的權貴化。

　　莊家是什么？是權力。只有權力與資本的勾結才能制造天馬行空的莊家，只有權力的力量才能夠踐踏明示的規(guī)則。否則，我們根本就無法解釋中國證券市場的現(xiàn)狀。如果說在“五一九”之前，權力與資本的勾結僅僅局限于地方部分權力機構這一層面的話，那么“五一九”之后，這一趨勢已經(jīng)滲透到所有的層級。我們現(xiàn)在經(jīng)�？梢钥吹�，每到證券市場走勢敏感的時刻，一批有明顯利益背景的經(jīng)濟學家就準時在最顯眼的地方粉墨登場，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召開研討會，一篇又一篇地發(fā)表“學術”文章，誤導輿論、公眾和決策層。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每一個利益集團為自己的利益游說本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但問題在于，在中國，這些貌似客觀的“泡沫經(jīng)濟學家”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受監(jiān)督的權力集團，他們的惟一使命就是攫取超乎市場規(guī)則和倫理之上的經(jīng)濟利益，他們完全不必擔心受到懲罰。這可能才是問題的核心，也是絕大部分人憎惡這些游說的原因。有些人曾經(jīng)將“五一九”行情之后稱作中國資本市場的超常規(guī)發(fā)展時期，但在另外一些人看來，這更像是壟斷資本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的超常規(guī)發(fā)展時期�！�

　　在2001年中國股市暴跌之后，中國證券市場的政策幾經(jīng)反復，不斷搖擺，從中我們不難看見壟斷資本上下其手的影子。一些中小投資者天真地以為這是他們的不幸遭遇終于感動了管理層，但事實卻是，所有這些救市政策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挽救那些利令智昏而賭錯了方向的壟斷資本。壟斷資本不僅可以盜用中小投資者的名義以社會穩(wěn)定要挾管理層，而且他們也確實有更實在的籌碼要挾，因為他們掌握的幾乎全部是社會公共資源，比如國有企業(yè)和上市公司的資金，比如銀行的信貸資金。在這樣的情況下，管理層的屈服是完全可以預料的，雖然不少人希望這不會真的發(fā)生。一個一貫踐踏市場規(guī)則的利益集團，卻能夠用改變政策的辦法來挽救自己，我們不能不佩服中國壟斷資本的能量。從某種意義上，他們才是這個市場的主人，是中國證券市場政策的真正制定者。正所謂“功夫在市場之外”。到目前為止，一批被大牛市沖昏頭腦而慘遭套牢的壟斷資本還沒有全身而退，所以，完全可以預計，中國證券市場還會不斷地出臺利好政策，直到這些受傷的壟斷資本痊愈，并且可以卷土重來�！�

　　一則可信度很高的消息提醒我們，中國證券市場上壟斷資本已經(jīng)長大到什么程度。在2002年的一次會議上，一批與證券市場相關程度較高的省份，一起向證券市場的管理層發(fā)難。在中國，各省份聯(lián)手就同一個政策公開向最高管理者挑戰(zhàn)的事情還相當少見。沒有證據(jù)證明這些行動之間有某種緊密的串聯(lián)，但這只是遲早的事情。這些人的表演與其說是在指責管理層的政策失誤，不如說是在指責這些政策導致某些人的利益受損�！�

　　種種跡象顯示，1999年5月之后的中國證券市場上，壟斷資本已經(jīng)成為越來越舉足輕重的角色，與前一階段他們還藏在暗處相比，他們現(xiàn)在的身影已經(jīng)非常清晰�！�

　　現(xiàn)在，中國證券市場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這樣一種格局：部分地方權力機構作為上一個時期的主角正在逐漸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強大的壟斷資本集團與中央部分權力機構的直接和正面博弈。壟斷資本不僅通過某些地方權力機構，而且越過部分地方權力機構，直接向中央部分權力機構施加影響。在這個市場上，只剩下了兩個主要角色，那就是壟斷資本與中央部分權力機構。民間資本(包括所有的中小投資者)要么被獵殺，要么最終被逐出這個市場，這對中國仍然非常稚弱的民間資本和市民精神不啻是一種致命的吞噬。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證券市場已經(jīng)完全權貴化�！�

　　從草根到權貴，中國證券市場又完成了一個可悲的歷史循環(huán)。這難道也是中國改革的宿命嗎？

　　(本文系即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一個盛世的金融預言》中的第一章，本站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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