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0號，《國際社會科學雜志》編輯部和《中國社會科學》編輯部，在北京召開題為“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的學術研討會。我覺得這次會議的題目擬得非常好，時機抓得也很準。套用一句1970年代我們中國人常說的政治術語：這次研討會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我因為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就已經答應在11月上旬去新加坡參加一個國際研討會。會議以后，還想趁機去印度尼西亞，考察一下那里在1997-98年金融危機以后，他們的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試行的一些改革措施效果如何。所以，我不能來北京參加“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學術研討會，很抱歉。但是我想趁這個機會做一個書面的發(fā)言。發(fā)言基本上分成兩個大部分。在第一個部分里面，我想從國內和國際兩個角度，談一下為什么對“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這樣一個主題，現(xiàn)在進行認真探討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在書面發(fā)言的第二部分，我想結合國際上其他國家或者地區(qū)的一些相關的制度建設方面的經驗，看看這些經驗能夠為我們在中國進行政府公開方面的實踐，提供什么好的參考。

　　第一部分，從國內角度來看，現(xiàn)在我們討論“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真是非常的必要。我們大家都知道，在過去一兩年里，在國內的公眾生活中，在中國的媒體上，很多人（包括一些領導人）都提出來這么一個重要的問題：像福建廈門遠華那個大案，為什么能夠在那么長的時間里，可以那么操作？牽涉到幾百個高級的、中級的、基層的干部，卷進去的面是那么廣，不僅僅是具體的一些負責經貿的，還包括其他方方面面部門里的人，都牽涉進去了。與這個案子同樣引起國內各界高度關注并討論的，是沈陽前市長、前常務副市長慕綏新、馬向東的案件。這個案子到2001年10月中旬，經過審判，差不多把沈陽市政府的18個市局的一把手、二把手都給卷進去了。在國內報刊上多次看到人們提問：像這樣的案子，涉及面這么廣，牽涉到這么多干部，怎么可能在那么多年里，沒有得到及時的監(jiān)管？涉案者沒有得到更早的懲罰？我想原因很多，但是絕大部分國內的討論都同意，關鍵是在用人的政策、用人的措施、用人的制度方面出現(xiàn)了非常嚴重的問題。很顯然的，在篩選重要干部的機制上缺乏透明度，在關鍵環(huán)節(jié)和過程上不公開，因此才使得一些早年就已經被其他的部門、其他地方的群眾和媒體所老早公認為不適合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的人，有機會擔任重要的領導職務；
使得在別的地方已經犯下嚴重過失的干部，還能夠易地做官，并且得到提升。如果用人的制度和過程有相當程度的公開、透明度，如果在對干部的考察、監(jiān)管、任命、提拔、調動方面，存在有效的公眾參與的話，那么，像遠華大案，像沈陽的大案，絕對不可能演化到后來的情況。

　　所以，這兩個大案給我們的啟迪就是：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從國內發(fā)展的角度來看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時的。只有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得到足夠的實踐，而不僅僅停留在紙面上，才能夠，第一，減輕在我們中國對于各個層面的干部和官員進行監(jiān)管的成本，這里的成本既包括財政的，更包括政治的、社會效果方面的。它可以減輕政府最高層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對于各級、各個部門、各個地區(qū)的官員日常監(jiān)管的成本，為中央政府分擔監(jiān)管的責任。

　　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同時也會增加各級政府的效能和效益�！坝行艿摹庇⑽膽撌莈ffective，“有效益的”是efficient，這兩個概念是相關的，但不是完全一致的�！坝行堋敝傅氖牵_定一項公共政策，它能夠在所預期的時間里，把這項政策有力地推廣下去、貫徹下去�！坝行б妗笔侵福航o定政府運作的資源是有限的，它怎么能夠把有限的資源，運用得恰到好處，產生最好的公共效應。我想，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如果能夠在中國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得到穩(wěn)步落實的話，將會大大增加中國各級政府、政府的各個部門施政的效能和效益。第三，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也能夠保護絕大多數(shù)中國公民的利益。這一點我想幾乎不用作多大解釋。因為政府公開就必須使政府施政的過程，從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貫徹、政策的驗收各個方面、各個環(huán)節(jié)上，體現(xiàn)中國憲法對政府施政目標的界定，那就是：為中國絕大多數(shù)人民的利益服務。最后一點，我還要強調的是，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的落實，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誤解的或曲解的，目的是整干部、和官員過不去，給當權的、在位的人制造麻煩。如果我們從長時期來看，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也會使中國絕大多數(shù)的官員和干部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護和促進。在我們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傳統(tǒng)中，對于個人犯不犯錯、犯不犯罪，對于個人行為的解釋，一直強調個人的道德責任。不管一個人地位有多高，如果他犯了錯或犯了罪的話，中國人的第一個反應就會指責他道德素質很低。這種批評是有一點道理的。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馬克思早在年輕的時候，在發(fā)展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時候就指出，更重要的是要揭示人們犯錯和犯罪的環(huán)境、社會因素、社會根源；
只有在這方面有了足夠的剖析，并且找出相關措施，才能在整個社會層面上，減少個人犯錯和犯罪的結構性的、社會環(huán)境的誘因。在中國，像遠華案牽涉到幾百個干部，沈陽那個案子牽涉到18個部門的一把手二把手，倘若在這些地區(qū)，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的政策得到早一點的重視和貫徹的話，很多牽涉到這兩個大案的干部，在他們一開始犯錯的時候就能得到適當?shù)募o律和法律的警戒，不至于鬧到后來，很多人被判死刑和死緩，更多的人被判長期的徒刑。從這個角度講，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也能更有效地保護絕大部分官員和干部的利益和他們的身家安全。

　　從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的國際角度來看，落實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也變得非常必要。我們都知道，中國很快就會完成加入WTO的程序，變成這個重要組織的一員。加入WTO，就使得中國對外部的開放，外部世界進入中國的市場，乃至進入社會生活、法律生活、文化生活這些方面，有著全方位的縱深推進。我們曉得，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國家和市場，有這么多的人口，當我們在全方位上同外部世界之間進行更多的交往和接觸的時候，就會產生一個新局勢，就是中國國內現(xiàn)有的這些體制、制度的各個環(huán)節(jié)，政策也好，習慣的做法和習慣的思維方式也好，從此以后，再也不是關起門來自個兒玩了，而是和世界上重要的國家、重要的大公司、重要的國際組織在一起玩。當你關起門來自己和自己玩的時候，玩錯了當然也會造成嚴重的損失，但是基本上是肉爛在鍋里，或者說，出了問題是在船的內艙里，不會影響到船的整體的航行和安全。但是中國加入WTO以后，同全世界全方位地互動，在這樣一個大的前提條件下，如果國內的體制、制度、政策、做法、思維這些方面，不加快與國際上主導型的體制、做法、機制接軌的話，中國就會受到具破壞性的沖擊。而這個沖擊的后果，就不是關起門來自個兒玩，不是問題出在內艙里，而是可能會把船體沖成大洞，把船的引擎和外殼給撞毀了。那個時候，無論是對中國的整體經濟和社會的穩(wěn)定，還是對中國公民個人的利益，都會有嚴重的后果。

　　我們可以舉個最近的例子看一看——印度尼西亞。我們都知道，在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前的十多二十年里，只要翻一翻世界銀行、IMF、亞洲發(fā)展銀行以及其他重要的國際經濟研究機構、貿易機構的統(tǒng)計數(shù)字，都可以看出來，印度尼西亞保持著長期的高速的經濟增長，差不多把一個原來處于部落狀況的社會，改造成一個初步發(fā)達的國家。但是，被那么多的國際組織、那么多的公司等等所看好的印尼，這么一個龐大的國家和經濟，竟然在1997-98年的金融危機中，被一次沉重的打擊弄得，如果不是分崩離析的話，差不多也是接近于這個狀況了。他們的貨幣貶值，工廠倒閉，政治亂套，社會暴動，種族沖突。原因當然非常復雜，但是最重要的幾個原因，現(xiàn)在基本上已經達成共識了，其中之一就是：印尼在十幾二十年長期的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它的政府缺乏透明度，整個國家的經濟政策、社會發(fā)展計劃的制定、實施以及實施效果的驗收方面，都缺乏基本的透明度。因此，他們國家的最高層對他們的經濟，對他們社會里面潛在的病患認識不足，大大落后于現(xiàn)實情況。印尼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的腐敗問題、錯誤投資、官商勾結、裙帶資本主義，所有這些嚴重的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問題，在1997年之前的十幾二十年里沒有導致對社會的致命打擊和毀滅性的破壞，一個基本的大環(huán)境原因就是，以前印尼對外部的開放尺度是比較小的。到了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印尼在金融和經濟方面變得與外部世界更加互動，那些原來是“肉爛在鍋里”，把問題藏著、裹著的狀況，一下就改變了。印尼那種信息不透明、政府不公開、政府運作缺乏透明度的狀況，當然對外來的投資者也造成一些壞處。但是千萬不要忘記，這些外國投資者、外國銀行，他們運作的速度、對危機的反應速度，大大地超過印尼政府和印尼老百姓。外國的銀行和投資者，他們在看好印尼這個市場的時候，大批的金融資本就投進來了，進行短期的炒作、賺錢。一旦發(fā)現(xiàn)你這個國家出現(xiàn)嚴重危機狀況的時候，在現(xiàn)在這個金融、信息高速流動的國際態(tài)勢之下，別人按一按電鈕和鍵盤，幾秒鐘之內，大不了幾分鐘之內，就能把龐大的資金從你這個國家抽走。換句話說，當你這里有機可投、有錢可賺的時候，外來的投資者在你這個國家玩上玩下，尋找巨額的回報；
當你的社會發(fā)生危機、嚴重不穩(wěn)的時候，他們拔腿就走。有些外國的投資公司和銀行也虧了錢，但從總體來看，最終承受這個打擊的，是印尼本國的人民，是印尼自己這個國家。因為對于印尼這個幾億人口的國家來說，只有極少數(shù)極少數(shù)的人，在經濟上、政治上有特別地位和特權的人，才享有比較自由地流向別的國家的機會和資源。對于絕大部分的印尼人民，他們只能夠呆在本國承受那個苦難。換句話說，印尼的教訓是：一個國家如果在政府公開、公眾參與方面的程度很低，并且不愿意主動實行改革的話，當它和整個世界交往得越來越多，卷入全球化的速率越來越快，不透明所造成的后果，一定會在某一個時期引發(fā)總體性的經濟和社會危機。而一旦引發(fā)了這個大危機，外來的投資迅速飛走，就把爛攤子、把最嚴重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后果留下來給你。這是跑不掉的，受苦受難的就是你本國的公民。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隨著中國加入WTO，隨著中國全方位的對外部世界開放和交往，中國的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已經到了一個不能再推遲的關鍵時刻。只有中國的政府公開和公眾參與堅定地落實下去，才能從方方面面增加中國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的總體健康、靈敏度和反應能力。這個道理我想有一點醫(yī)學常識的人都理解。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龐大的經濟來講，信息如果不真實、政府如果不公開的話，就好像一個人不到醫(yī)院去做定期檢查，你身體的某一個部位有點小毛病，不做檢查，信息不公開，醫(yī)生當然不知道，沒辦法對你采取及時措施。到什么時候才知道呢？到你實在已經痛苦不堪，身體出現(xiàn)嚴重癥狀的時候，一檢查，完了！那時候大手術造成的痛苦，對你身體健康的打擊，不知道嚴重多少倍，有時候甚至都無法醫(yī)治了。所以我想，中國參加WTO以后，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所面臨的全方位的對外互動的狀況，使得我們必須把政府的透明度、政府公開和公眾參與提高到一個迫切的角度來認識和實施。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我們中國就不能夠享受全球化更多的好處，有時候很可能會被迫承受全球化帶來的多種壞處。全球化是一個機會多多同時也是危機多多的復雜過程，在今天的地球上很少的地方能避免全球化帶來的影響。如果全球化是整個地球上越來越多的國家、越來越多的地區(qū)所不能避免的大趨勢的話，我們就必須思考，如何在這個過程中，少受傷、多得益。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增加社會中信息本身的素質即保真度，增加高素質的、真實的信息的流動程度，就會大大地幫助這個國家的人民和各級政府里的決策者，以更快的速度做出明智的決策并且實行，發(fā)現(xiàn)問題能得到盡快的糾正，以較小的代價重新找到正確的新辦法。

　　我發(fā)言的第二部分，想就制度建設的一個方面提一點觀察，供研討會的其他諸位專家考慮。要在中國這個巨大的國家里推展政府公開與公眾參與，牽涉面非常廣。哪些方面更關鍵呢？根據(jù)自己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里學習、工作、做研究的經驗，我覺得有兩點可能更關鍵：第一個是政府用人的制度、措施、做法，這個過程的透明度很關鍵；
第二個則是政府用錢的制度、做法和過程的透明度很關鍵。一個是用人，一個是用錢，這是現(xiàn)代政府運作的基本方面。那么，要想使各級政府——各個地方、各個層面、各個部門在用人和用錢這兩個方面的透明度提高的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能把監(jiān)管的任務只交給政府部門本身。就像我們不能把執(zhí)行交通規(guī)則、保障交通暢通的責任和權力，完全交給開車的人，不要警察、不要紅綠燈、也不要路邊的標記。同理，我們也不能把所有餐館衛(wèi)生的監(jiān)管責任，完全交給餐館自己的經營者。當然他們負有很大的一部分責任，但是不能完全交到他們手里，必須要有外部的相對獨立的制衡機構、監(jiān)督機構起作用，才能使“透明化”不僅僅停留在紙面上，而是變成現(xiàn)實的過程。而且不是只在某一個特定的時候透明一下，在其他時候又不透明了；
或者在某一件事情兩件事情上，而不是在持續(xù)的用人、用錢的過程中，都保持透明度。要想達到一種穩(wěn)定的長期的并且是不斷進步的狀況的話，政府以外的機構的監(jiān)督，它們不斷地索取信息、不斷地對索取的信息進行分析和驗證，看看信息的真實程度怎么樣，這個權力是不可或缺的。

　　這里特別重要的是，要對中國憲法規(guī)定的人大常委會、各級人大的權力要有很好的落實，他們才是中國十三億人民對自己的各級政府和官員們進行監(jiān)管的最重要的制度化的安排。那么，人大怎么能監(jiān)管各級政府用人和用錢的透明度呢？當然它就要問政，要質詢。除了人大這個最重要的制度化的安排以外，公共媒體對政府施政的公開和透明，負有極重要的搜集信息、擴散信息、使用信息的責任。除此之外，在中國的傳統(tǒng)下，大學、學術部門等等的研究機構、知識分子、學者們也具有重大的責任，因為他們應該是社會的公器。不論是人大代表去質詢，還是媒體去搜集信息、散布信息、使用信息，還是研究部門去分析信息、評估信息，并且找到把信息變成新的更好的政策過程中的必要因素，這些都涉及到圍繞著信息的公共權問題。我現(xiàn)在不是很清楚——中國是否有“信息法”？“信息法”在不同國家名稱不一樣，在有的國家叫《信息自由法》，有的國家叫《信息公開法》，有的國家叫《信息取得法》等等。它牽涉到主要由政府控制的信息，哪一部分能對什么樣的人和機構公開到什么程度、使用到什么程度，并且在什么時候公開。如果在一個國家沒有這樣一部非常重要的《信息法》的話，那么政府公開、公眾參與都會流于空話，甚至會導致嚴重的扭曲。

　　我們一方面知道，在任何一個大國，它的政府掌握的信息中，有一部分牽涉到軍事機密，當然不能隨便公開。即使是在美國這樣一個很自由化的國家里，軍事信息也保留一些機密。但不是說永遠保留在那兒，是有時效尺度的。比如說我和美國的研究人員討論，他們就說，我們美國的軍方，在二戰(zhàn)以后多次在海外出兵用兵，包括一些規(guī)模很大的戰(zhàn)爭。至于這些戰(zhàn)爭本身的效果怎么樣，戰(zhàn)爭以后回顧一下是否真有必要打，代價是否適當。像這些問題，你永遠不能指望美國軍隊自己會作出非常中立的、客觀的、不會因為自己的利益而被蒙蔽、或者有意去誤導的分析和結論。外科醫(yī)生不能給自己開刀嘛，這是一個基本的道理。但是怎樣能夠不斷地檢討美國軍隊的海外用兵的得失，很基本的，就是研究者要索取信息。這就牽涉到保密問題。有些東西軍方是不會給你的，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公開，美國的軍事政策和外交政策就不能改進，就有損于美國的國家利益。所以就得有一部法律規(guī)定哪些信息保密到何時，有一個時效。比如在美國，它有的文件五十年解密，有的四十年解密，有的三十年解密，有的二十年解密，所以法律要有一個技術上的規(guī)定。在今天的世界，還有其他一些方面的政府信息，也牽涉到保密問題。無論是金融方面、還是經濟政策方面，當然有些東西是要保密的。但是一個現(xiàn)代社會不可能對于什么是秘密，什么不是秘密，沒有清楚的分界；
如果沒有清楚的分界，就會造成至少是極其嚴重的兩個后果。第一個后果就是，那些不應該被保密的東西，主辦部門之外的政府其他部門、人大、媒體、學術部門就得不到。只要這些信息被當作機密保在這里，你就沒有辦法對這個過程進行有效的監(jiān)管、分析、找到更好的辦法去改進。比如說，你要去問某某人、某某干部，或者這一類干部，為什么他們得到提升了，能不能把他們過去在別的地方施政那么多年的重要資料公布出來，讓我們看看，他們做得怎么樣？能不能查看他們在別的地方工作的時間里，有沒有檢舉，有沒有對他們的揭發(fā)，這些檢舉和揭發(fā)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實的，應該受到什么樣的紀律和法律處理等等。假如說，人大代表或媒體去要這些資料，組織部門說這些都屬于國家機密，干部檔案中的最機密的部分，不能給你。如果說存在這樣的“保密”措施，人大怎么可能對政府的用人過程進行監(jiān)管呢？還有，如果清華大學或者北京大學的一個研究所跑到某一個政府部門說，中央給你們撥了兩億元的專款，專用于保護環(huán)境生態(tài)。那么在過去兩年中，你這兩億元錢是怎么用的？究竟給了誰？是怎么給的？為什么有的地方得到，有的地方得不到？錢是不是真正到位了？是不是用在了那些�？畋仨氂玫捻椖可希坑袥]有挪用的現(xiàn)象，甚至有沒有貪污現(xiàn)象？如果你跑到政府那里去問的時候，他告訴你，不行，這些是我們政府的機密，不能給你。如果在這些方面沒有一個很清楚的法律界限，哪些信息必須對人大、對媒體、對研究機構、對公民公開，如果沒有這樣一部法律，你是不可能對政府運作過程中“用人”和“用錢”這兩個最重要的方面進行有效的監(jiān)管和改進。

　　所以，制定一個《信息法》，是一個非常基本的制度化步驟。而這個《信息法》必須要參照別的國家，那些規(guī)模比較大的國家，這些國家也有自己的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而有的小國連軍隊都沒有，當然情況不一樣。比如歐洲的盧森堡大公國，沒有軍隊，很多的機密就不存在。要看一看，規(guī)模相對比較大的國家，他們在哪些方面保密，怎么個保密法。既要考慮到保密的必要性，也要考慮到解密的必要性，要給出一整套在技術上、在度量方面，使執(zhí)法機構、公眾、人大、媒體、研究部門能夠客觀對照和把握的尺度。有了這樣一部法，才能一方面使國家最重要的機密得到很好的保護，同時使政府運作過程中很多其他的信息得到及時的、適當?shù)墓_，使得對政府用人和用錢方面的監(jiān)管能在事實的基礎上實施。我想，信息對現(xiàn)代經濟、現(xiàn)代社會、現(xiàn)代政府管理的重要性，大家都有所認識。就在我們這個研討會不久前，2001年諾貝爾獎已經宣布了。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給了三位經濟學家，其中有一位還是我們以前在哈佛大學念書的時候，我們的院長，A. Michael Spence。這三位經濟學家之所以得獎，是因為在多年之前，就指出并且論證了信息在現(xiàn)代經濟中極其關鍵的作用。如果信息能夠反映經濟本身運作的實際狀況，那么收集這些信息的代價是什么？這些信息應該怎么使用，并輸入進有效的經濟政策的過程？如果在信息失真的情況下，通過什么其它的辦法，來得到補救，獲得其他的signals，等等。我想，這些經濟學家們對信息在現(xiàn)代經濟過程中的作用的重要論證，都可以適用于對社會的管理，適用于政府這個巨大的系統(tǒng)管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對這方面的理論成就，給予這么高的獎勵，也從學術的角度提醒我們，隨著中國的經濟變得越來越市場化，越來越國際化，在中國這個社會里必須設法使信息變得更加真實，信息的素質變得更高，真實的信息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利用。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句偉大的名言，在我們中國的媒體上，如果不是每天也是每個星期都要被重復幾次的，那就是：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我還記得，當年我們念書的話，就聽過老師提到一個具有社會主義思想傾向的大學者，在二十世紀前期，說過一句話：財富的壟斷是很可怕的，但是權力的壟斷一樣是可怕的。如果我們看看二十世紀各種不同的經濟體制之間競爭的結果，各種不同的法律制度之間競爭的結果，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可以宣示：財富的壟斷是可怕的、值得警惕的；
權力的壟斷是可怕的、值得警惕的。我還要加上一句：信息的壟斷也是可怕的、值得警惕的。換句話說，在一個社會里，如果信息不能透明、不能公開的話，那么政府的透明、公眾的參與等等，都不可能起步，更不要說推展。因此，我非常希望在座的學者尤其是研究法律的各位專家們，對于在中國的條件之下，在國內和國際的大趨勢之下，怎樣擬定一部比較公正的、比較有效的、能夠兼顧到各方面重大利益和考慮的《信息法》，進行有益的探討，提供可貴的建議。我特別強調的是在一個后發(fā)展的國家里，尤其是中國這樣的國家里，《信息法》的制定，一定要看看其他發(fā)達國家的經驗。因為，如果你只守著中國過去的傳統(tǒng)做法的話，那些法律的界定在很多方面比較含糊，一含糊就使得執(zhí)法者和受法律影響的所有的人，都無所適從。信息本身又不像一個具體的物品，看不到摸不著，因此制定《信息法》一定要考慮到，很多方面一定要可測度，一定要在技術層面上能夠客觀的度量和把握。如果沒有這些方面很清楚的、自始至終一致的、不互相矛盾的法律條款的保證，就一定不可能對我們中國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府的行為、公眾的行為，對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公民的利益、中國的國際交往（包括商業(yè)交往）等各個方面起到巨大的促進和保護作用。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中國以前翻譯了一些書，你一打開，能看到“內部發(fā)行”，這是個在法律上非常含糊的概念。什么叫“內部發(fā)行”？這些書本身在西方就是公開發(fā)行的東西，到中國變成內部發(fā)行。不想給別人制造麻煩的人，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這種內部發(fā)行，常常是因為以前牽涉到國際版權的糾紛，才變成內部發(fā)行，決不表明這種從外文翻譯過來的書里面牽涉到中國的國家機密。如果有人不理解這個狀況，或者如果有人想給別人制造麻煩，你把這個所謂內部發(fā)行的書，要帶出境，或者要送給境外的人、要交流的話，他就說你泄密，你怎么辦？這個在現(xiàn)代法律意義上看起來是很荒唐的。還有一種類似的情況，我不知道現(xiàn)在怎么樣了，因為在報紙上看到發(fā)過通知說要制止這種狀況，就是：各個部門有點權力的，都要辦個刊物。按照中國的規(guī)定，辦公開發(fā)行的刊物你要申請一個刊號，這就很麻煩，很多單位申請不到。只有在什么情況下能夠辦成一個刊物又不需要刊號呢？我們都知道，就是辦個內部發(fā)行的，“工作需要”。并不是說這個刊物本身的信息有多么高度的敏感和機密，而是因為想辦刊物又得不到刊號。辦這個刊物的動機，可能是工作需要，可能是這個系統(tǒng)各個部門之間交流工作經驗，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賺點錢，本系統(tǒng)各個部門各個辦公室都要訂一份，不訂不行，這是行政命令哪。那么，如果你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或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你在研究報告中，用了這個內部刊物的名字和信息內容，有人找你麻煩怎么辦？其實這些信息根本不是國家機密，但都有可能成為你研究政策問題、研究社會問題、研究經濟問題、研究政府的施政問題時候可怕的陷阱。這些例子，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能舉出幾十條幾百條來。這些問題在制定《信息法》的時候，都要理順，規(guī)定得很清楚。如果理不清楚，你看著好了，中國加入WTO以后，和國外全方位接觸的時候，哪怕是把中國執(zhí)法部門所有的力量都調動起來，來保護所謂的機密，來應付糾紛、打官司，都解決不了這類問題。換句話說，如果缺乏一部制定得比較客觀、比較科學、比較具有可測量性、在技術上可實施性的《信息法》，只會導致你這個國家應該得到保護的機密，得不到很好的保護；
而不應該被隱藏的信息，得不到及時的公開和有效的使用，結果就會喪失對問題和危機的敏感性和應對能力，最終吃虧的是中國本身的國家利益和人民的福祉。

　　最后，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告訴大家，最近我們幾位以香港為工作基地的學者，成立了一個“全球化研究組”，重點是研究全球化進程中的華人社會。如果這方面的研究協(xié)調工作進展得比較順利，具備了相當?shù)囊?guī)模和資源，我們就會成立一個“全球化研究所”。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對華人社會之間的互動的影響，這是未來五年十年里我們著重探討的大問題。

謝謝，我就講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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