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浠水縣出了個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就是“巴河一司”的“司令”（也稱“第一號勤務員”）王仁舟。此人雖然已死了多年，但他的名字至今還經(jīng)常為家鄉(xiāng)人念叨著。

　　王仁舟原是北京外語學院的學生，1963年因“思想反動”被開除學籍。作為“反動學生”，他自然只有一條出路：回原籍參加生產(chǎn)勞動。不過生產(chǎn)隊還很照顧他，沒讓他干繁重的田間體力活兒，安排在養(yǎng)豬場養(yǎng)豬。他在豬場一邊勞動一邊讀書，情緒倒還穩(wěn)定，他吟誦李白的詩句：“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相信自己總有閃光的一天的。1966年“文革”爆發(fā)，起初王仁舟靜觀待變，后來看到各級頭頭腦腦先后一個個成為“走資派”，被“造反派”帶高帽游街示眾，批判斗爭，當?shù)啬切┰�本不可一世的干部們也紛紛倒臺，成為老百姓的階下囚，他也禁不住躁動起來了。他覺得自己最有資格當造反派，于是也扯起了一個組織，掛出了個“巴河紅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的大招牌（簡稱“巴河一司”）。由于他是個大學生，在當?shù)匦∮忻麣猓�平時就有許多人佩服他，于是響應者甚眾，勢力一天天擴大，1967年春天以后更是快速膨脹，成為巴河地區(qū)占壟斷地位的一個群眾組織。

　　之所以如此，這是因為王仁舟不像一般人那樣成天忙于斗人、批人，而是著手進行一系列的社會實驗。1967年春全國大奪權的高潮中，王仁舟也奪了家鄉(xiāng)的“政權”組織，他將自己的這個政權組織稱之為“廉價政府”。王仁舟被選為“廉價政府”的第一號勤務員。他下面有負責婦女工作的婦女委員，有負責政宣工作的政宣委員，有負責生產(chǎn)勞動的勞動委員等等。他在成立大會上說，1871年世界第一個無產(chǎn)階級政權──巴黎公社成立的時候，說這是一個廉價政府，即政府工作人員由全體公民普選，而且工資普遍不高于一般水平，政府盡量節(jié)省開支，不增加老百姓的負擔�？墒俏覀儸F(xiàn)在的政府，卻背棄了這些公社原則，老百姓完全處于無權的地位，沒有選舉權，干部全都由上面調派，當官的一個個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他們同解放前那些當官的幾乎沒有什么兩樣，這不是我們自己的政府。由此我們要以巴黎公社原則建立起一個廉價政府，工作人員由老百姓自己選舉，必須真正為老百姓做事，是老百姓的勤務員。王仁舟在大會上豪邁地宣布：二十世紀人類第一個廉價政府，在中國巴河的土地上誕生了！

　　王仁舟對官僚主義的批評，對農(nóng)民命運的同情，在廣大農(nóng)民中引起強烈共鳴，他的“廉價政府”理論，在百姓中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因此，他在當?shù)氐奶栒倭Ρ纫郧案�大了，越來越多的人參加“巴河一司”�！傲畠r政府”成立后，王仁舟著手進行社會改革，例如打破原先的人民公社管理體制，按村組織生產(chǎn)單位，農(nóng)民改工分制為工資制，村村興辦托兒所、幼兒園、老人院等等，還辦了廣播站、報社和文化館等。我有幾家親戚在他的轄區(qū)之內(nèi)，1967年夏天我從北京回鄉(xiāng)躲避學校武斗的時候，去親戚家玩，發(fā)現(xiàn)當?shù)剞r(nóng)民對王仁舟崇拜得不得了，有的甚至還說是毛主席批準王仁舟在巴河搞社會實驗的。

　　王仁舟在巴河推行的社會實驗，遭到以縣城中學生為主體的“浠水革聯(lián)”這個群眾組織的激烈批評，說王仁舟是小資產(chǎn)階級頑強的自我表現(xiàn)，他顛覆無產(chǎn)階級政權，在巴河搞反革命的獨立王國。激烈的“文攻”，逐漸演變?yōu)闅埧岬奈涠贰?968─1969年，“浠水革聯(lián)”先后幾次派出武裝人員進攻巴河一司，說要捍衛(wèi)共產(chǎn)黨用鮮血打下的人民江山。“巴河一司”也不甘示弱，抽調大量青壯勞力進行武裝集訓，成立強大的武裝力量，模仿當年紅軍的“反圍剿”，同對立派展開神出鬼沒的武裝斗爭，雙方死了不少人�！颁凰�革聯(lián)”曾對王仁舟發(fā)出了“通緝令”，王仁舟在“通緝令”發(fā)出后，還好幾次化妝進縣城以鼓舞本組織的士氣。為了擴大影響，“巴河一司”曾在武漢舉行抬尸游行，以爭取武漢造反派的聲援和支持。在當時的條件下，農(nóng)民“工資制”難以為繼，各種社會福利也沒有能力維持下去，據(jù)說“巴河一司”阻截了行駛在巴河地段上的長江貨船。浠水日益嚴重的武斗局面和治安形勢，驚動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1969年“九大”召開前夕，武漢軍區(qū)派出一個師的軍隊到浠水制止武斗，強行收繳雙方的武器，武斗這才漸漸平息下來。

　　我畢業(yè)后長期離開湖北，對王仁舟后來的情況不是很清楚，只是聽說他被抓起來了，并被起訴，被判了十五年，還沒有服完刑，他就瘐死獄中了。王仁舟應該說不同于一般的“文革”打砸搶分子，不是因為對毛澤東思想的迷狂。他是有社會志向的，他在“文革”的亂局中乘勢而起，不是為打倒或保護哪個人，也不是為個人升官發(fā)財，而是要進行社會實驗。他是“文革”史上一個特殊的人物，他如果活到現(xiàn)在，我想他也許會大力支持開放改革的。他的悲劇，的確是時代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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