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于北大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招生的辯論十分激烈，火藥味甚濃，甚至到了人身攻擊的地步。但是，多數(shù)人糾纏于細節(jié)問題，對于可能引起問題的每個環(huán)節(jié)進行猜測、評論和攻擊。這樣的大辯論使我們忽略了這件事情背后的隱含法律意義，或可有助于一個具體事件的解決，卻無助于學術規(guī)范的建立和博士招生這一制度的改進。本文企就甘朱之辯提煉出以下命題：合法（合理）的權利需要正當程序來行使，而正當程序有助于加強權利的合法（合理）性。同時，本文也想說明，現(xiàn)有的權力架構并不利于學術發(fā)展，有待改變�！�

　　毫無疑問，總體來看，作為老師這一角色，朱蘇力教授對于博士招生的權力行使是正當?shù)�、合法的權力。對于一個博士導師來說，發(fā)現(xiàn)誰有學術潛力、誰更適合讀博士是一個完全主觀的意識形態(tài)問題。博士導師可以基于個人經驗、情感的判斷以及對學術標準的把握來招收自己的學生�？鬃邮胀�，未曾耳聞有何初試、面試和綜合素質考評之說。當然，我推測，實質上的考試仍然是有的，不過乏所謂的“客觀標準”，惟決于孔子之念而已。弟子三千，我想互相薦舉“朋黨”亦為常事。在孔子看來，弟子中“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污也”的“晝寢”之輩也不為少數(shù)，攻“稼穡”之術的“小人”也不鮮見。但為了賺那一塊肉的學費，孔子恐怕也未嘗沒有過統(tǒng)統(tǒng)納入門下“腐敗”之舉。因此，孔門弟子三千，賢者只有七十二。不過，但是，由于孔子操辦的是“私學”，其學術并非天下之“公器”，因此，如果誰因為納不起那一塊肉的學費，或者被孔子看做是愚笨之徒而落選，也只好心服口服，不會有抱怨孔子之不公，向社會、向國家申訴之念。而且，孔門弟子之“榮耀”并不能帶給他們任何在資源分配上的優(yōu)越性，是否能富而敵國，還是窮而潦倒，全指望自己。并不能拿了孔子頒發(fā)的文憑當飯吃�！�

　　從師生學術傳承和創(chuàng)新的角度看，博士導師招錄博士當然要求賦予導師最大可能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學術的獨立性和文化的多樣性。不同導師按照所謂“國家統(tǒng)一標準”招收學生，必將使從事學術的人群思維方式單一化，同時，由于目前學術地位與社會資源分配有正相關關系，這也將使學生惟“國家統(tǒng)一標準”是從，不利于學術的純粹性以及學術研究的獨立性。這是朱蘇力教授行使招生權的合理性所在。無論從學術獨立的角度，還是從多元化的角度來看，尊重朱蘇力教授按照自己的標準來判斷學生的優(yōu)劣都是合理的。朱蘇力教授的學生需要朱蘇力指導，需要在他的引導下進入一個學術領域，那么，不按照他自己的標準來選擇一個學生，他就有充足的理由——現(xiàn)實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最終導致輔導失敗。即便是按照所謂“寬松”的尺度取得了博士學位，這個博士也不會為朱蘇力教授本人所滿意，事實上也是一種失敗。甘朱之爭的一個問題乃是復試題目。到底該出什么樣的題目，題目究竟該如何回答也引起了很多爭論。但是，首先，對于學術問題本身就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尤其是對于哲學層面的研究，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切入角度都無可厚非，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孔子的克己復禮說在當時并非主流，當代的霍金關于黑洞的學說也屢受質疑。這都不影響他們成為一代宗師。事實上，如果從絕對意義上講，學術問題就是一個“說你行，你就行”的問題，也是一個“說你不行，你就不行”的問題。不過，這里的“行”與“不行”的判斷都不能超出導師的個人意識形態(tài)。或許別的導師會把你認為“不行”的學生看作“千里馬”，反之，學生對于導師也會有自己的判斷，導師的學術能力如何，道德風范如何都會成為學生選擇導師的標準。這樣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在學生和導師都有自由選擇權的情況下，多元的判斷標準對于社會會有積極作用，能夠促進社會思想多元化以及學術創(chuàng)造的活躍。甘朱之爭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學生和導師之間的相互選擇不一致而導致的必然結果。其次，學術問題不是民主可以決定的問題。學術是個人意識形態(tài)，或者說是自由的思想，不可能因為多數(shù)人的民主而改變。因此，我們不應該懷疑、也沒有能力懷疑朱按照自己的標準行使學術判斷的權利和能力。否則，我們就不需要博士導師來指導博士，而應該由人民群眾說了算了。對于學術行使民主權利是荒謬的。另外，招生時有沒有其他判斷標準呢？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個惟學術者。因為，他除了是個教授外，他還是個生活在社會中的人。有自己的經驗、情感的體驗、興趣愛好以及社會聯(lián)系。同樣，學生也不能是個純粹的學生，也不能與導師只有學術上的交流和思想上的碰撞。從本質上說，從社會學和心理學角度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作為意識形態(tài)，“歧視”存在于每個人的意識形態(tài)中。這也是我們必須承認的客觀現(xiàn)象。在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權以及將“歧視”控制在互不傷害范圍內的前提下，“歧視”以合乎制度的行使選擇權的方式行之于世。例如，法律規(guī)定歧視某類人是違法的，但是，我可以選擇不與某類人通婚。只要你行使的選擇權沒有侵犯他們的法律上的權利，沒有對他們造成情感傷害和人格侮辱，這樣的選擇會有利于社會多元化。這也是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特點�？傮w看來，筆者認為，朱或者其他導師行使自主招生的權利，作為一個制度，利大于弊�！�

　　但是，為什么對于這樣的一個合理權利的行使卻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和反感呢？　

　　首先，與孔子時代不同，現(xiàn)在的學術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制度已經成為天下之“公器”。朱教授之弟子盡管在學術上或許仍可以享有朱教授弟子的榮譽，但正式的博士學位則為北京大學授予，為北京大學的博士，而北大之博士也非為北大之博士，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的中國之博士。因此，盡管學生仍為朱教授之學生，博士也是北大之博士，但朱教授的博士招生行為就成了代表國家培育博士的行為，朱教授所行使的招錄學生似乎是代表國家行使一項公共權力了。而對于公共權力，當然人人皆有置喙的余地。而如果教授們在行使學術決定權時忽略了學術的“公器”這一特點，惟自我之標準適用，將之為“私器”，必然會受到國家和社會公眾的干涉。在學術為“公器”的前提下，學生的優(yōu)秀與否，就不只是朱教授一人的問題，而成為了北大的問題、教育部的問題乃至全國人民的問題（相應地，朱教授能否做到教授，是否具有教授資格，也不再僅僅是北大的問題，而是教育部和全國人民的問題）。學術和學術榮譽成為公器，其背景是“為國家選才”、“為祖國培養(yǎng)人才”的集權制度造成的，這一制度導致了學術的公共化以及學術的權力化，使在博士招生這樣本來較為純粹的學術問題逐步演化成了公共問題和權力問題。教授認為一個學生優(yōu)秀還不行，必須北京大學也認為優(yōu)秀方可，甚至北京大學認為優(yōu)秀也不成，教育部才能最終決定對你的評價。而現(xiàn)在看來，社會公眾對于人才在學術上優(yōu)秀與否也具有了發(fā)言權�！�

　　按照哲學矛盾律，教授在學術上、人品上對于學生的判斷就必然與大學和教育行政部門存在沖突。為了解決這樣的沖突，把北京大學和教育部以及社會公眾對于學術的判斷這樣的意志貫徹下去，并使教授意志、國家意志和學校意志統(tǒng)合起來，避免嚴重的分裂，就必須建立一系列的程序，進行學術決定權的制度化分配。這既是教授意志受到制約的根本原因，也是發(fā)生甘朱之辯的實質所在。教育和學術既然成為“公器”，那么學生的優(yōu)秀與否并非導師的個人意志能夠決定。例如，甘首先提出，自己的筆試成績?yōu)榈谝幻�，作為證明自己達到“優(yōu)秀”標準的充分證據(jù)。但同時，甘所質疑的內容主要是招生程序上的問題，粗略概括如下：對復試程序的質疑、對于導師所招名額，對于復試過程中的程序問題，差額復試問題，對于建議分數(shù)線的質疑、對于復試比重大小的質疑等等。而這些質疑內容無一不是是教育主管部門、學校所設定的保證國家意志和學校意志在招生中得到體現(xiàn)的制度。例如，分數(shù)線、差額復試與等額復試、復試小組、簡章所規(guī)定的復試內容、招生操作規(guī)程等等。事實上，對于教授而言，一個學生的學術簡歷以及學術界相關評價加上導師認可已經足以滿足招生需要。在現(xiàn)行的學術制度下，教授意志必須以符合國家和學校意志，或者至少不與國家和學校意志發(fā)生公開沖突的方式和程序來行使，一旦與之發(fā)生公開的沖突，則必然受到公眾的質疑和國家以及學校的干預。朱教授恰恰是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把自己的意志提高到了一個按照現(xiàn)有程序無法達到的高度和重要地位，招生形式脫離了其實質內容，個人意志超越了歷史現(xiàn)實，因此，必然導致按照這一程序進行備考并達到了其中一些尺度而不為教授本人所看重的考生的強烈不滿。　

　　其次，對于程序的違反侵犯了固化在其中的國家、公眾對于學術的意志和權利。同時，這種違反還導致了對教授權力合理性的損害。反對者對于招生過程的質疑驚人地集中在程序上這一現(xiàn)象表明，主觀意志——無論是國家、機構還是個人的意志——無論是多么合理的意志，其實現(xiàn)必須通過為公眾認可的程序。如前所述，對于學術而言，教授的意志具有客觀上的合理性和現(xiàn)實的必要性，但是，一方面，合理的教授權力仍然須受到諸如國家意志等因素的制約，另一方面，由于教授權力與公共資源分配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系，教授權力也需要受到公眾制約。教授招錄博士研究生已經不再是私人道業(yè)傳承的問題，而成為了社會資源分配的一個重要尺度。例如，在一些高校，只有取得博士學位者方能成為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一些單位和地區(qū)也規(guī)定了對于博士生的諸多優(yōu)惠政策。無論其合理與否，現(xiàn)實中教授的權力已經成為公共權力，因而必須得到公眾監(jiān)督。而無論對于國家而言，還是對于公眾而論，由于他們都不可能親自參與招生，他們的意志只能通過嚴格的程序才能在招生中加以實現(xiàn)。程序的存在事實上反映了國家、學校以及公眾意志。因此，作為公共權力的、受到國家和公眾制約的教授們合理的招生權力也必須通過合理的程序和方式行使，只有這樣，才能滿足公眾行使公共權力的合理欲望和要求，滿足權力行使的合理性要求。尊重程序就是尊重公眾和國家意志。如果教授權力是在嚴格的程序下行使的，能夠充分反映公眾和國家意志，那么他們的權利本來存在的合理性得到進一步的加強，教授的權力和意志會在多重權力架構中取得更強勢的地位。而通過不尊重程序和制度的方式來行使教授權利，必然使教授權利的地位受到削弱，公眾以及國家會更強調自我意志的重要性，會通過設置更多的程序和制度來制約教授權利。程序乃是制約在實際操作中的制度體現(xiàn)。不尊重程序，就是不尊重權力架構中的其他權力元，最終必然會引起權力和諧狀態(tài)的破壞和權力合理性的崩潰。從甘朱之辯的評論中可以看出，盡管部分評論者同意尊重朱教授的判斷和選擇，但他們也無一例外地表示，程序存在不規(guī)范的地方，并表示不滿。可以看出，這種不規(guī)范嚴重損害了朱教授選擇權的合理性。事實表明，一旦觸犯了客觀的權力架構，違反在個人（教授）、機構、國家以及公眾權力的博弈中所形成的、反映社會現(xiàn)實權力狀態(tài)實質內容的制度，合理的權利也變得深受質疑。從所謂“一流本科，二流碩士，三流博士”的民謠，我們也能夠發(fā)現(xiàn)，教授自主權的增加導致的是學生素質在公眾中的評價降低，權力行使的自主性越高，公眾評價越低。這也需要引起教授對權力行使程序的充分重視。　

　　總之，權力與程序的關系其實質是權力博弈所形成的妥協(xié)制度。一旦在不尊重程序的方式下行使了權利，哪怕是合理的權力，仍然會打破權力的穩(wěn)定架構，導致權力的再博弈。因此，對于合理的權力，我們仍然需要合理地行使。對于程序給予應有的尊重會加強權利的合理性，反之，則會削弱權力的合法地位和權力本身，并導致權利公眾制約加強，最終可能引發(fā)公眾信任危機，并使教授喪失在學術上貫徹個人意志的可能性。

　　這樣的一個邏輯也表明，在我國，學術制度的形成乃是教授意志、國家意志和公眾意志的博弈的結果。其邏輯并非是學術邏輯，而是國家按照自身對于學術的評價進行社會資源分配的權力邏輯，國家意志侵入了本來是私人的、職業(yè)群體的意志，這是國家控制社會在學術領域的體現(xiàn)。公眾之對于學術的評價權和決定權乃是基于公眾和國家之間直接的邏輯關系——公眾即國家——國家為公眾——而取得的。顯然，目前的這種制度并不合理。學術應該是個私人問題，而不能成為公共機構進行社會地位安排和資源分配的尺度和標準，將學術與社會資源分配和國家意志緊密結合，不僅損害了學術本身，也導致教授學術權力政治化、公眾化，最終導致教授腐敗和學術平庸化。只有將教授的學術意志與國家社會資源分配制度分離，以社會評價代替制度評價，以同行評價代替公眾評價，充分尊重教授權力，并給予參與博弈的考生充分的選擇權，才是解決這種甘朱之類矛盾的辦法。簡而言之，學術變“公器”而為“私學”，恐怕是中國學術界的最終出路。辯者必須明確，盡管教授權力在此次事件中收到了質疑，但我們的努力方向仍然應該是爭取教授學術獨立和教授在學術判斷上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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