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從社會動員的角度來分析“希望工程”和資源配置體制之間的關系，以探討第三部門在中國發(fā)展的可能途徑和模式。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在轉型時期行政和政治體制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這種影響有相當一些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實現的；
從體制中分離、自上而下發(fā)展可能是中國第三部門發(fā)展的一種獨特而現實的途徑；
在此種發(fā)展模式中，準組織化動員是一種有效的動員社會資源的方式。

　　一、資源動員的社會背景：從總體性社會到后總體性社會

　　近20年來中國社會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以及由此導致的民間社會（包括民間公益事業(yè)）的發(fā)育，產生于一個基本的背景之中，即在將近30年時間里逐步形成的總體性社會體制及其嬗變過程。1949年之后，通過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組織重建，中國的社會逐漸被改造為一種“總體性社會結構”（孫立平，1993）。就我們所關心的角度而言，這種總體性社會至少具有兩個突出的特征。其一，國家壟斷著絕大部分的稀缺資源和結構性的社會活動空間。其二，社會各個部分的高度關聯性。在這種總體性社會中，政治框架成為定型社會的基本框架，社會中的各種組織系統(tǒng)均附著于政治框架之上，政治和行政權力成為支配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力量。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由于高度附著于政治框架而呈現出高度的交織、粘著和不分化狀態(tài)。

　　始于70年代末期的經濟體制改革，導致了資源配置體制的重要變化，并由此開始了意義深遠的社會轉型。結果是作為轉型過程中過渡形態(tài)的“后總體性社會”的出現�！昂罂傮w性社會”中資源配置體制的特征，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是國家對稀缺資源控制的放松。具體體現為“自由流動資源”的形成與“自由活動空間”的拓展兩個方面。如前所述，在改革前的中國社會中，絕大部分資源都是由國家壟斷的。而體制改革的目標和結果之一，是國家控制資源范圍的縮小和力度的減弱。這樣就使一部分資源從國家的壟斷中游離出來，成為“自由流動資源”，進入社會或市場。“自由活動空間”的形成與擴展，具有與“自由流動資源”的釋放的同等重要的意義�！白杂苫顒涌臻g”是人們利用“自由流動資源”的具體場所。如果只有“自由流動資源”而沒有“自由活動空間”，“自由流動資源”就不具有實質性的意義。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這些“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獲得了如同象在西方市場經濟社會中那樣的自主性。正如我們的研究所表明的，政治和行政仍然是一種輻射力和穿透力極強的資源，即使是完全在市場中流動的其他資源，也仍然要受到政治與行政力量的巨大影響。這與“后總體性社會”的體制特征是有直接關系的。在國有企業(yè)當中，雖然通過企業(yè)制度的改革，賦予了企業(yè)相當大的自主權，產銷與市場直接接軌，但企業(yè)的領導人仍然是由政府任命的，他們的升遷，仍取決于官方的意志。而私營企業(yè)、三資企業(yè)以及其他的非國有企業(yè)，雖然在理論上是自主經營的主體，但在不規(guī)范的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下，他們的活動仍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和行政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分離的程度，遠沒有那些有關政企分離的正式規(guī)定所表明的那樣大。只不過，這時候政治資本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往往是通過不規(guī)范的、非正式的方式實現的（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不規(guī)范、非正式影響力對于資源動員所具有的含義）。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將這種轉型時期稱之為“后總體性社會”。

　　總體性社會的嬗變以及由改革導致的后總體性社會的形成，構成了“希望工程”進行社會動員的基本背景。

　　二、組織性動員與“社會化方式”之間的抉擇

　　資源動員的社會化思路“希望工程”是一種民間的慈善事業(yè)。但在它開始啟動的時候，許多人將其看作是政府搞的又一項社會活動。而這種由政府發(fā)動的社會活動，無論是在改革前還是改革中，都無數次地進行過，對此人們已司空見慣。

　　在這些表面性特征的“誤導”之下，人們往往忽視了“希望工程”的民間性以及它在動員和利用資源方式上的獨特之處。而它的成功，恰恰是與這種動員和利用資源的獨特方式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中國青基會秘書長徐永光在談到這種動員和利用資源的思路時說了這樣的一段話：“當時我非常明確的一點是，我們要有一種新的思路，而不能按照過去傳統(tǒng)的共青團工作的模式來進行，即由團中央發(fā)文件，先發(fā)動共青團員參加，然后共青團員捐款，我們牽線。我感覺到這項工作一開始就依托共青團肯定是要失敗的，我們應該做成面向全社會的一種開放的系統(tǒng)，不應在一個封閉的共青團內來搞。當時我就提出，必須直接面向全社會”（徐永光訪談錄A ，P1）。這樣的一個思路，決定了“希望工程”以后十年發(fā)展的基本方向和道路。分析“希望工程”過去十年間發(fā)展的歷史，可以發(fā)現，這種不依托原有的組織系統(tǒng)的“社會化”動員和利用資源的方式，不僅是“希望工程”成功的關鍵，同時也正是這種方式賦予了“希望工程”這個事業(yè)以鮮明的個性特征。

　　與組織性動員的比較現在我們需要來探討的問題是，這種面向社會的動員和利用資源的方式究竟意味著什么，它與其他動員和利用資源的方式的區(qū)別究竟在什么地方。

　　在改革前，全面而事無巨細的管理方式與政府科層體制發(fā)育不良形成了一種明顯的矛盾。于是政府只好通過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通過樹立典型模范來推動日常管理的順利進行和對于社會資源的廣泛動員�？梢哉f，在當時，以群眾運動為代表的大眾動員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運作的基本形式。從土改、合作化、大躍進、四清到文化大革命，每當政府要在全社會范圍內推行某種政策時，總是通過派遣工作組，發(fā)動群眾的方式來達到全民動員的高潮的。所以，對于黨的干部和政府官員來講，社會動員已經成為他們日常工作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何組織、如何發(fā)動，這樣一套完整的動員技術是每一個合格的干部都所熟知的。同樣，在自己的生命歷程中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運動的普通百姓，對于這種國家號召，大家響應的模式也是爛熟于胸，他們也明白在被動員時自己應該如何反應。

　　我們可以把這種作為社會運作基本方式的社會動員稱為“組織化動員”。組織化動員的特征是每一個被動員者都和動員者密切相關，更確切地說，動員者與被動員之間存在一種隸屬性的組織紐帶。其基礎是，動員者往往掌握了對被動員者而言至關重要的稀缺資源。

　　社會方式與市場方式當中國青基會決定放棄“過去那種方式”的時候，也就放棄了“過去那種方式”所具有的種種優(yōu)勢。這對于一個一無基礎、處于草創(chuàng)階段的事業(yè)來說，無疑是一個極為艱難的抉擇。

　　那么，什么叫社會化的動員與利用資源的方式？社會化是否意味著著一種純粹的市場化方式？讓我們先來考察一下“希望工程”的啟動階段上最先采取的一些做法。

　　如果不使用組織推動的方法，那么采取什么樣的方法呢？“希望工程”一開始所采取的辦法就是向全國各工礦企業(yè)發(fā)放勸募信�！坝谑�，我決定我們還是先自己印傳單，印了大約50萬份傳單，動員工廠的青年工人幫我們抄信封，基金會的每個人每天晚上抱一大摞信封回家去抄”（徐永光訪談錄A ）。用這樣的方式，他們于1989年10月將 13.7萬封籌資信寄到了全國的工礦企業(yè)。接著，在1990年1 月，又向全國40萬個工礦企業(yè)發(fā)放了宣傳材料和勸募信函。

　　這樣的募捐方式，雖然取得了一定效果（大約募集了二三十萬元的款項），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成本大，收效小。徐永光說，“發(fā)信的話光成本就要十幾萬，而且信發(fā)到人家手里也不一定看”（徐永光訪談錄）。更重要的是，人們對這種募捐方式很難認同。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重要的變化發(fā)生了。而這種變化是發(fā)端于一個偶然的靈感。徐永光是這樣說的，“大約是在1991年初，有一天夜里兩點，眼前突然一亮，想到報紙發(fā)行量好幾百萬，如果我們把籌資信登在報紙上，打出募捐廣告，一下子就能送到千家萬戶，效率提高幾十倍”。1991年5 月25日，不僅在《人民日報》上，同時也在許多其他的報紙上，如《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經濟日報》、《工人日報》、《中國少年報》、《華聲報》、《初中生報》等報紙上登出了“希望工程”的募捐廣告。

　　三、以社會化的方式動員體制資源

　　站在社會面對體制中國青基會的領導人們都認為，從寫信的方式進行募捐到在報紙上刊登募捐廣告，是整個 “希望工程”發(fā)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然而如果仔細分析起來，就可以發(fā)現，在報紙上刊登募捐廣告，特別是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募捐廣告，其意義還不僅僅在于募捐的對象在一夜之間擴大了不知多少倍，從而使得籌集的資金數量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這個決定成為后來那種以社會的方式動員組織資源模式的重要開端。如果從理論上來分析，這個舉動是意味深長的。廣告，不僅是市場經濟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說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象征。因此，采取廣告的形式來進行大規(guī)模的募捐，顯然是一種與前述組織性動員截然不同的。但這能夠意味著一種純粹的市場式動員方式的成功嗎？

　　這首先與報紙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獨特地位有關。在中國社會中，報紙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西方社會中的“大眾傳播媒介”，大部分報紙都是各級黨組織或政府組織的機關報。這些報紙上所發(fā)表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們看作是黨或政府的意志的體現。特別是《人民日報》，更是黨中央的機關報。即使是在市場取向的改革已經進行了 10年多的當時，這種情況基本沒有改變。注意到報紙的這一特點是重要的。因為在當時，一般群眾缺少社會公益事業(yè)的概念，同時由于社會生活的不規(guī)范，人們的信任結構已經遭到相當嚴重的破壞。而在黨報上，特別是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募捐廣告，無疑有助于賦予這項活動以合法性和權威性，以形成社會對這項活動的認同。對于這一點，這個舉動的策劃者們是心知肚明的�！暗窃邳h報上人們覺得大有來頭，一般都會看一看”（徐永光訪談錄）。因而，以在黨報上刊登廣告的形式進行資源動員，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以社會的方式動員資源”的精髓，或者說是“準組織化動員”的精髓：站在社會面對體制。

　　如果考察一下“希望工程”十年中所頻繁使用的那些動員方式，就不難發(fā)現其中的一致性。稍微回顧一下十年來“希望工程”的發(fā)展歷程，就可以發(fā)現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在整個“希望工程”動員工作中，經常要借助于政府機構和官員的“象征性活動”，如號召、帶頭捐款、題詞等。翻開《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大事記》，我們可以發(fā)現大量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題詞。在各個地方進行動員的時候，也大體重復了同樣的模式——領導人題詞、撰寫文章、參加大會、帶頭捐款等。

　　這些儀式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中國青基會的一位領導人說，“領導人題詞，主要是給企業(yè)、機構看的，不是給老百姓看的。你看領導都支持，我還有什么好說的�！庇纱丝梢婓w制的背景，領導人的參與，會對企業(yè)和民眾的行為有著直接的影響。中國青基會的一位工作人員也說：“在咱們的體制下，宣傳首先就是讓領導人題詞，老百姓他信這個，一看這領導都點頭了，是安全的”。從理論上分析，這是與我們前面分析過的“后總體性社會”中資源控制的特點直接有關的。在“總體性社會”中，國家對資源的控制更多采取直接擁有的形式，而在“后總體性社會” 中，國家對資源的控制和影響，更多地則是采取間接的、非正式的方式。但需要注意到的是，盡管這種影響往往是間接而非正式的，但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連“國外的企業(yè)”（外資企業(yè)）都非常注意這樣因素，可見其影響力之大。因此，社會化方式絕不意味著對這個因素的回避和忽視。

　　組織因素的“局部性作用”

　　社會化方式，并不意味著對體制與組織因素的拒絕，而選擇純粹的市場方式。事實上，越是在基層，越是在具體的活動中，這種體制性和組織性因素的作用就越是明顯和突出。遼寧省青基會負責人以“最后一輪勸募”為例談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原來的想法是會有很多人踴躍地報名來當志愿者，然后他們就積極主動地出去工作。但這種局面在全國根本就沒出現。遼寧今年（1998年）勸募行動算是搞得比較火的一個地方。最后搞來搞去它還是借助黨令政令的一個活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沒有組織行為你根本就弄不起來”。這說明，完全沒有組織因素的社會動員在現實中是蒼白無力的。所以地方上只能采取這樣的變通策略，“后來我們改了步調，我們發(fā)展的志愿者就是廠礦的黨支部書記，一把手就是志愿者，然后為這個志愿者配個聯絡員。企業(yè)的經理、總經理，就叫他當志愿者，這個公司的團委書記，你就是志愿者的聯絡員�！�

　　“希望工程”與組織性因素之間的關系，更突出地表現在與共青團的關系上。在調查中我們發(fā)現，如果說在在全國的層面上，社會化的方式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而在地方的層面上，各級青基會及希望工程辦公室則和各級團組織始終保持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跋Ｍ�工程”的許多活動，都是以團的組織系統(tǒng)，甚至是以團的工作任務布置和實施的。一些地方團委的負責人經常使用這樣的說法：“‘希望工程’是我們團組織的一項重要工作”。在某市團委，基金會負責人向我們這樣介紹了“98希望工程勸募活動”開展的過程：“我們要求下面的任務很嚴：第一，必須保證完成任務；
第二，納入目標考核；
第三，一票否決。任務完不成，評先進團委就無望。團市委的領導與我們化了很大的精力，每當發(fā)現下面有什么問題，我們就下去解決、打氣。說這是下級服從上級，希望我們發(fā)揚抗洪精神來完成任務”。“我們?yōu)椋▏鴥茸詈笠惠啠﹦衲蓟顒尤�番五次開會，最早下了文件，團省委書記講話，完了以后抓試點。我們書記說，有的地方不想搞，作為上級組織交給你下級組織一項工作任務，團中央開展這項活動，我們團省委能不開展嗎？團中央開展這項活動是請示黨中央的，黨中央同意才能開展，我們開展這項活動是請示省委的，省委同意的，這是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下級組織你必須服從啊。不能不開展”。當一些區(qū)縣沒有按時完成任務時，馬上以團市委的名義召開“促進會”，并明言如果不能完成任務，評先進的時候將實行一票否決。結果，這個市超額完成了任務。

　　從上面的事例說明了，在政治行政因素對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仍然有著相當大影響的“后總體性社會”中，在完全脫離體制內的組織因素，脫離仍然起著重要作用的“政治優(yōu)勢”的情況下，在社會中積聚起較大規(guī)模的社會資源，是相當困難的。要對社會資源進行有效的動員，就必須利用已有的體制和組織因素。但同時也必須看到， “希望工程”在動員資源過程中，對體制內組織資源的利用，與總體性社會中那種典型的組織性動員是有著相當大的差別的。在“希望工程”的動員中，對于組織資源的利用，是在整個社會化方式的大的框架之內的，因此，組織性資源在整個“希望工程”的動員中，所起的是一種“局部性的作用”。

　　組織性資源的社會化鏈接對組織性資源進行社會化鏈接，不僅體現在“希望工程”的資源動員過程中，而且也體現在“希望工程”系統(tǒng)的整合方式上。

　　根據1989年10月頒布的國務院《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全國性的社會團體是不能夠有自己的地方性分支機構的。這樣的規(guī)定，對于“希望工程”這樣的全國性公益事業(yè)來說，是一個根本性的限制。由于它不是以原有的體制內組織體系為基本整合框架，而它的活動又是全國規(guī)模的，需要不同層次的相關機構密切配合，協調行動。而沒有組織網絡的協調和配合，它的活動就無法順利進行，至少其交易成本會是相當大的。

　　在“希望工程”的活動開始以后，一些省市自治區(qū)也相繼設立了“希望工程”基金或基金會。但是，由于上面的原因，這些地方性的基金組織，并不是中國青基會的下屬機構，不存在直接的隸屬關系。第一次全國性的“希望工程”工作會議，就是“套”在團中央青農部的一個會議上才得以召開的�！跋Ｍ�工程”的一個重要的創(chuàng)新，就是通過商標注冊和授權使用的方式，以非行政的方式，在中國青基會與地方青基會或“希望工程”基金之間建立了網絡關系。其具體做法是，將“希望工程”在有關機構注冊為“商標”。這樣就保證了“希望工程”這個活動名稱的專有權以及對這種權力的法律保護。然后，在地方自愿的基礎上，將這個“商標”授權給地方性的基金會使用。

“得到了授權就要承擔一定的義務”。這樣，通過“商標”的授權使用，通過合同這種典型市場經濟的形式，實現了中國青基會對地方青基會或“希望工程”管理機構的控制。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用一種巧妙的社會化的方式，將不同地區(qū)的組織資源聯結到了一起。

　　四、“社會化方式”與符號資源的生產

　　“希望工程”的品牌在進行“希望工程”研究的過程中，我們發(fā)現一個頗為值得注意的現象：“希望工程”是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發(fā)起和組織的一項活動，但人們一般都只知道“希望工程”，而不知道中國青基會。據“希望工程”評估課題組的一項調查，對29個省會城市居民的隨機抽樣調查結果表明，居民中知道希望工程的占93.9％，不知道的占6.1 ％。相反，社會各界對希望工程實施機構及機構的性質了解甚少。63.8％的公眾不知道希望工程實施機構的名稱（希望工程評估課題組，1998）。這樣的一種反差，形象地說明了“希望工程”形象的重要和作用�？梢哉f，十年來“希望工程”所獲得的巨大成功，與其形象的塑造和符號資源的生產，是有著直接關系的。

　　在“希望工程”的十年中，社會背景中至少有下列因素是不能忽視的。首先，是一般民眾的社會公益意識淡薄。其次是，在十幾年的不規(guī)范的市場經濟中，人們的信任結構遭受了嚴重的破壞。第三，是嚴重的腐敗現象使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的破壞。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對于主要以社會化的方式進行資源動員的“希望工程”是相當不利的。許多 “希望工程”的基層工作人員都談到，由于社會風氣的因素，使得有人懷疑是否會真的有這樣一種社會公益事業(yè)。四川省青基會秘書長陳燕琳就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曾經有個捐贈人（一位供銷社職工）給我們寫過信，希望工程開始的時候他根本不相信這個，他就想試一下我們是真的假的。他就給我們匯了款，救助一個娃娃，結了對，在長其縣。他是江油的，離那不是很遠，過了一段時間，他騎了個摩托車，把那個娃娃找到，問那個娃娃的情況，問我們是不是把錢給那個娃娃了。娃娃說收到了，他激動得不得了，給我們寫了信。他說確實不相信確實有這件事情發(fā)生，他想人都是冷漠的，無情的。這種例子是很多的。”在這種情況下，良好的社會形象無疑是進行社會化動員的重要前提。

　　符號：資源的社會化生產而“希望工程”的一個重要成功之處，就是對符號資源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的生產和再生產。而這種生產過程，基本是以一種社會化的方式實現的。經歷了幾十年總體性社會生活的人，都會有一種感覺，即 “希望工程”的動員方式與過去總體性社會中的動員方式，沒有什么大的不同。概括地說，這就是一種運動式的動員方式。我們將“希望工程”的動員方式稱之為運動式動員，至少意味著這樣幾點。首先，是廣泛的社會宣傳；
其次是大規(guī)模的“活動”。如“百萬愛心行動”，“1+1 救助”，“百萬愛心再行動”等。而大規(guī)模的活動是與廣泛的社會宣傳相結合的。

　　然而，如果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發(fā)現，這種運動式動員與傳統(tǒng)的運動式動員相比，有一個重要的差異。傳統(tǒng)的運動式動員，實際上是一種組織性動員，是緊緊地依托于政治與行政組織的。而“希望工程”的那些“類似的活動”，則是在一種根本不同的框架下進行的。

　　符號：民間公益事業(yè)的重要資本在符號資源生產的過程中，實際上最終形成了一種“希望工程資本”。這種希望工程資本具有非常強的可兌換性，這種資本可以交換各種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資源。這也是希望工程成功的最直接的原因。在這種資本的作用之下，廠商可以此為質優(yōu)價廉的廣告；
投機者則可以借此機會接近政府，換取體制內的資源，甚至以此登堂入室；
更重要的是，“希望工程”的符號使“希望工程”處于這樣的一種位置：支持和參與 “希望工程”是一件道德高尚的事情，損害“希望工程”在道德上是應當受到譴責的。同時，這樣的一種符號資源事實上也為“希望工程”的許多工作節(jié)約了交易成本。

　　五、民間社團的自上而下形成途徑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發(fā)現，希望工程在十年內獲得的成功，主要并不在于它是不同于政府和企業(yè)的社會公益事業(yè)，而是在于它巧妙地溝通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資源。更確切地說，是它形成了一種運用社會化方式動員和運作體制內外資源，特別是體制內的組織資源的方式，我們將這種方式稱之為“準組織化動員”。

　　“準組織化動員”是“后總體性社會”的特有產物，是與“后總體性社會”中資源配置和控制方式緊密相連的。也正是從這里面，我們也許可以看到一種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民間公益事業(yè)乃至民間社會團體發(fā)育的一個與眾不同的途徑，即從體制中分化出來。

　　在國外有關市民社會的研究中，大都將民間的各種社會組合，特別是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看作是與國家相分離的產物。在那樣的社會中，一種與國家相對應的公共生活領域的存在，相對發(fā)達的市場經濟，較為完善的個人私有財產制度，是市民社會發(fā)育的基本前提。

　　但在目前的中國，市民社會發(fā)展的基本條件和背景與之是有相當大的差異的。大體上可以說，各種社會團體的發(fā)展是與經濟肢體的改革相同步的。“80年代中國的改革給民間社會組織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動力。企業(yè)與政府的關系開始改變，不再象過去那樣完全隸屬于政府。企業(yè)開始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和自己的利益，他們需要建立企業(yè)之間的聯系，于是一些行業(yè)性的社團出現了。個人與單位的關系也開始改變，個人在經濟活動及社會活動中有了相當大的自由。特別是新的經濟成分不能為舊的組織體系所包容，需要有自己的社會組織。農村人民公社解體后出現的家庭經營，也需要有新的組織形式溝通這些規(guī)模很小的生產單位。特別重要的是，政治環(huán)境趨向寬松，使憲法規(guī)定的結社自由開始逐步得到實現，使企業(yè)及個人組建社會團體的要求得到政府的認同”（王穎、孫炳耀，1998）。

　　然而，在這些民間社團發(fā)展的過程中，我們應當注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有相當一部分社會團體都帶有強烈的官方色彩或官方背景。最典型的外部標志就是，許多這樣的民間社團都有行業(yè)的或行政單位的背景，有的是與一個政府部門相對口，有的就是掛靠在某一個擁有行政權力的單位上（如中國青基會與團中央，中國慈善總會與民政部等）；
某些官員退休后即成為與其對口或掛靠在他那里的社會團體的領導人，甚至有些社會團體就是在這些官員退休之前創(chuàng)辦起來，以作為自己退休后發(fā)揮“余熱”的退路的；
一些社會團體仍然承擔著某些行政性的職能，從而成為一種準政府組織，特別是在機構改革之后成立的一些行業(yè)總會或其他行業(yè)協會，就更是如此；
還有一些民間社團每年仍得到一定數量的政府撥款，盡管數量已經微乎其微。

　　對于這樣的一種狀況，人們經常將其稱之為畸形的社會團體，貶低其民間的性質。實際上對這個問題應該進行認真的分析。在此至少需要指出如下的兩點。第一，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這可能是一種最為現實的市民社會成長的道路；
第二，無論這種最初的“起源”會賦予其多強的不倫不類的色彩，但其獨立性是有可能在其后的發(fā)展中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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