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次讀海外漢學家的書我都有一種很復雜的心情，這就是閱讀過程中的快感往往會引出許多揮之不去的歷史沉重感，說白一點，就是終卷之后沒有了好心情。我不知道別人是不是也會有這種感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讀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就是如此。那時我正在做明清史方面的研究，黃著很明確地講明清社會并不存在什么“資本主義的萌芽”。這本書給當時史學界所帶來的一股清風使不少人為之傾倒，今天該書已經(jīng)成為時髦話語中的一個符號了。黃著的書名也很有意思，選擇了明代一個非常平凡的年代來開卷，給人印象深刻。二十年后，當我看到同樣以年代為題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這本書時就自然不能放過，這種小題目往往就是西方學者進行社會歷史的“宏大敘事”的著眼點。我前后讀了幾遍，感到作者的眼光確實比一般的海外專門做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要獨特一點，書名背后所隱藏的問題實際上涉及了中國古代專制社會的一個根本問題，這就是伴隨專制社會始終存在的權力恐慌癥。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一書的作者孔飛力（Philip A.Kuhn）在西方漢學界很有名氣，目前是哈佛大學歷史系和東亞語言文化系講座教授。他是學者圈里公認的厚積薄發(fā)者，目前出版的著作只有兩本，一本是他在1970年問世的成名作：《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該書2002年1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另一本就是于1999年由上海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這本《叫魂》，這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在北京第一檔案館做研究的副產(chǎn)品。如果說兩書有什么關系的話，依我看那就是前者關注的是清帝國地方上的組織結構，后者的重點則是放在中央的權力上面。在前書，作者認為清代中央權力對地方控制的衰落是地方武裝（團練等）興起的原因（見《中華帝國》一書的序言），后書涉及中央權力也就是皇權對地方上風波的反應機制。兩書描述清朝帝國統(tǒng)治結構的重點不一樣，在時間上也剛好能夠銜接，所以兩書可以放在一起來看。

　　1768年是乾隆三十三年，這時的清朝并沒有露出衰敗的跡象，按照孔飛力的說法，它正處于盛世的頂端。在《清史稿》和《高宗實錄》里，我們知道這一年可以稱得上事件的記載幾乎沒有什么，除了官員的正常調(diào)任和例行的蠲免錢糧之外，我看乾隆于該年的八月允許俄羅斯在恰克圖通商還有點意思，這是繼雍正六年（1728）中俄簽署《恰克圖條約》之后，中國政府開始允許俄國勢力在恰克圖存在。它與后來英國的馬戛爾尼向乾隆要求通商權（1793）相比，真是寬大得可以。孔飛力卻選擇了這一年發(fā)生的另外一件看起來很滑稽的“叫魂”事件作為他宏大敘事的開端。為什么孔飛力把這一年看得那么重要呢？我們就來看看1768年“叫魂”案的始末。

　　事情的起因是浙江德清縣于當年要重修坍塌的水門和橋梁，按照傳統(tǒng)，需要在橋樁上貼以活人的姓名來增強打樁的力量，被貼名者，非病即死，這就是“叫魂”。一個叫沈士良的農(nóng)夫偶然地要將自己可惡的侄兒們的姓名交給工匠，結果被扭送到了官府，由此它在江浙一帶引起了一系列類似的“叫魂”恐慌。到了夏天，江浙一帶這種“叫魂”的恐慌就演變成了“偷割發(fā)辮”的傳言，朝廷接到了好幾份密報。7月24日，山東的巡撫富漢尼在給乾隆上的一份奏折中說，“割發(fā)辮”的情況已經(jīng)蔓延到了濟南。7月25日，由大學士傅恒、尹繼善、劉統(tǒng)勛三人起草的乾隆上諭下達到江、浙和山東的官員。這份上諭說：

　　聞江浙一帶有傳言起建橋座，因偷割發(fā)辮、衣襟等物，稽墊橋樁，以為厭勝之用者，流傳并及山東地面，其言甚為荒誕，或系市井剪綹匪徒，借端捏造，冀得逞其鼠竊伎倆，亦未可定。但此等造作訛言，最易煽惑民聽，理應留心查禁，以杜澆風�！�1〕

　　事情還沒有完。四天之后，乾隆又向全國的督撫發(fā)出緊急詔諭，稱山東已經(jīng)逮捕了人犯，命令全國對巫師們進行追捕。乾隆認為，山東的割辮事件“不僅僅對長江下游各省，也對整個帝國構成了威脅”。在隨之而來的各省的清剿中倒是抓獲了不少的所謂“割辮者”，經(jīng)過層層的嚴刑逼供，其中包括軍機大臣們的廷訊，結果多屬子虛烏有，這就在官僚集團的高層對普遍案情發(fā)生了懷疑。乾隆自己也發(fā)現(xiàn)冤獄的肆虐和官僚集團對他虛應故事，事態(tài)如果繼續(xù)追下去恐怕弊大于利。在10月5日的上諭中他給自己找了一個臺階下，他說：“整個叫魂案可能是由陰謀家編造出來的，其目的則在于挑動人們對官府的仇恨并煽動造反�！鼻】偹闶亲约杭m正了這一冤假錯案。和歷代不認錯的統(tǒng)治者一樣，這位圣主并不承認制造“叫魂”案本身是錯的，而恰恰相反，他始終堅持首惡正犯的確實存在，而他們的逍遙法外是由于各省的失職�，F(xiàn)在是懲罰失職官員的時候了。一場轟轟烈烈開始的妖術案，出現(xiàn)這么一個不了了之的局面來收場，不僅熱衷參與此案的各級官員想不到，乾隆本人也沒有想到，我們讀者也沒有想到。

　　二

　　“叫魂”、“割辮”一類的妖術活動在中國的歷史和世界歷史上并不希奇，從人類學和宗教學上看，它來源于人類心理深層部分的“關聯(lián)式思維（coordinative thinking）”、“聯(lián)想式思維（associative thinking）”，在弗雷澤的《金枝》、江紹原的《發(fā)、須、爪》等這類討論交感巫術的經(jīng)典著作中，中外學者都有論述，但是怎樣把它與歷史事件關聯(lián)起來就要看作者的眼光了。一般學者如要處理乾隆三十三年的“叫魂”案這樣的材料，很可能先要從民間文化方面入手，例如周錫瑞（Joseph W.Esherich）在其名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該書有1995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的譯本）中就是這樣做的，而且非常漂亮，讀者由此很清楚地看到事情的本因和民間文化力量最終會演變出什么結果來。義和團的神拳和秘密宗教當中的核心成分與乾隆“叫魂”案中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意識是完全一致的，孔飛力是贊同弗雷澤的理論的，但卻沒有走周錫瑞的路子，而是把眼光放在了“叫魂”案與專制權力的關系上面。這樣一來，民間文化傳統(tǒng)與官方之間發(fā)生了互動，故事就變得復雜起來了，但是問題也出在這里，它使人感到作者對于“叫魂”案在民間產(chǎn)生恐慌原因還缺乏周錫瑞那樣的深入分析。

　　孔飛力認為，“叫魂”案反映出了中國專制社會后期的許多問題，該案的核心問題似乎是社會對專制皇權的一種反抗和官僚機器與皇權之間矛盾的反映。當君主發(fā)現(xiàn)事情并沒有他開始想象的那么可怕之后，在原有的官僚體制的作用下，清剿邪教的運動就自然轉變?yōu)槿粘５墓讲涣肆酥�。在我來看，孔飛力全書對“叫魂”案件的基本看法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1.叫魂案的首席原告始終是皇帝本人，它實質(zhì)上是君主的問題而非官僚們的問題。

　　2.妖術恐慌與人口的流動有關，流動人口威脅公共安全。

　　3.信息是一種權力和力量，但是它也是一種制約因素�！敖谢辍毙畔⒌膫鞑ニ俣葘Τ⒑兔癖婋p方都具有威懾作用。乾隆在案發(fā)初期采用秘密通信渠道（奏折）了解“叫魂”一案的進展，“正是恐懼這個因素制約著他在危機初期謹慎行事”。

　　4.官方一旦清剿妖術，普通人就有了機會來清算宿怨或牟取私利，看到這里我立刻想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可真是傳統(tǒng)文化一脈相承的劣根性。

　　5.在專制極權的社會，“君主要實行個人控制，非要訴諸‘政治罪’不可”，叫魂案的實質(zhì)是“政治罪”。

　　我們知道傳統(tǒng)的歷史文獻記載農(nóng)民利用“邪教”造反的事情不可勝數(shù)，但是非常缺乏最高統(tǒng)治者對這一類案件心理反映的記載，所以研究者的眼光多半只能集中在民眾利用宗教的社會根源分析上面，從東漢的“太平道”直到晚清之會道門的研究差不多都是這樣�？罪w力在第一檔案館查材料時注意到清宮檔案中的《朱批奏折》、《宮中上諭》這一類反映皇帝本人對“叫魂”案看法的第一手資料（孔本人有很好的漢學功底，盡管他不懂滿文還非常注意查滿文方面的有關材料，當時還在第一檔案館工作的滿學專家趙志強先生對我講，這一點令他印象深刻），這就使得這一類傳統(tǒng)研究題材有了一個嶄新的視角。他把整個“叫魂”、“割辮”案看成是乾隆自導自演的案子，論據(jù)就是建立在對大量的乾隆御批的心理分析上面的，這是很少有西方學者做過的工作。從上面我粗略列舉的那幾點，就可以看到它與海外漢學界傳統(tǒng)上對社會騷動當中的民間巫術、“邪教”原因的分析角度是不太一樣的，他指出專制政權對民間宗教的清剿是政治原因的這一條是可以推而廣之的。其研究的題目很有新意，結論也非常有眼光，使人不能不佩服他對中國古代專制社會觀察的敏銳。別的都不講，僅從孔飛力利用史料做君主心態(tài)分析這一點來看，這樣的研究不出彩也難，即使專家不叫好，在普通讀者當中也會引起興趣。這就像《紐約客》的書評所講的：“孔飛力的細節(jié)描述是那樣地引人入勝而又令人顫栗，生動地展現(xiàn)了各省的恐慌怎樣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除妖運動�！�

　　三

　　中國的下層草根社會有利用迷信、“妖言”組織民眾反抗專制統(tǒng)治的傳統(tǒng)，歷代統(tǒng)治者對“妖言”的力量和防范也是不斷地在加強。先秦時期由于巫教是社會生活的主體，“神判”與“妖言”之間的界限模糊，言論尺度就比較寬松，“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類的觀點在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還時有所聞，統(tǒng)一帝國形成之后官方就逐漸地收緊了言論。云夢秦簡的《語書》中只是講下層社會要“去其邪僻，除其惡俗”，但秦律中還沒有找到明確查禁妖言邪說的法律。1983年湖北江陵出土的《漢律·賊律》中有“諸上書及有言也而謾（欺誑），完為城旦舂”的律文〔2〕，對言論的控制也還局限在對言語不實方面。就我所知，《唐律》中的“諸造祅（同妖）書及祅言者，絞”〔3〕這一條可能是現(xiàn)存最早的禁止“妖言惑眾”的律文。明清時期，尤其是清朝，這方面的法律之多、之廣、之嚴酷，無以復加�？罪w力在書的第四章中專門歸納了“十惡罪”、“禮律條款”、“刑律條款”三方面的內(nèi)容并有詳細的討論。我感到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為什么要把這種對“叫魂”、“妖言”的嚴厲打擊與專制社會下的權力恐慌癥聯(lián)系起來。

　　王權神授或者“天命”是中國古代統(tǒng)治者權力來源合法性的基礎，要進行有效專制極權統(tǒng)治，限制和過濾某些不利于統(tǒng)治的“妖言”（也就是那些可能與統(tǒng)治者分享神性的言論），就顯得非常必要，如歷代王朝對天文知識的控制就反映了這一點。滿清政權在意識形態(tài)上是個非常奇怪的政權，它的統(tǒng)治集團是信奉薩滿教的。薩滿教（Shamanism）就是利用降神與神靈溝通的昏迷式（ecstatic）宗教。薩滿在昏迷中顯示的神性與漢族的“叫魂”沒有實質(zhì)性的差別。在“叫魂”案中，事件本身雖然小，但它卻是巫師、術士向社會公眾展示神性（它相當于現(xiàn)代社會的“真理”）的機會，如果巫師本人因此受到信徒的擁護或者任何人都能夠宣布自己具有神性，就必然會造成對專制皇權的沖擊，造成專制王權合法性的危機。我們在歷史上經(jīng)�？梢钥吹皆旆吹念I袖借降神或叫魂之際宣稱是某某神、某某仙下凡，以向民眾證明自己具有掌握權力的合法性，這就是在挑戰(zhàn)某一王朝統(tǒng)治的合法性�！敖谢辍焙退_滿教的性質(zhì)是完全一樣的，顯然，乾隆下令清剿漢人當中的同樣的“叫魂”行為就不是出于意識形態(tài)和宗教方面的原因，而只可能是乾隆本人對專制權力的穩(wěn)定有了某種恐慌。

　　實際上統(tǒng)治者對民間的“邪教言論”從來就沒有放心過，這種恐慌在整個清代都是存在的�！洞笄迓衫分芯陀忻鞔_禁止民間薩滿活動的法律，原因正如沈之齊在《大清律例會通新纂·祭祀》中所說的那樣：小民百姓若是受惑于異端邪說，便可能會產(chǎn)生思想動搖，從而引致“蔓延生亂”�？罪w力指出：“在清廷看來，凡未經(jīng)授權便與神靈發(fā)生交往便是對于公共秩序的一種威脅�！痹谒磥恚讕煹纳裥孕枰宄俜秸J可的事實正是專制社會中的君主對自己權力的合法性一直存在著恐慌，只是恰巧在乾隆的盛世之際借“叫魂”案表現(xiàn)了出來。

　　那么，“叫魂”案是不是真的對專制皇權產(chǎn)生了威脅呢？孔飛力認為這樣提問都有些好笑。他說：“在《大清律例》中，以‘謀反’罪名對于妖術所作的指控最為嚴重，但這其實只是一種認識觀念上的罪行（試圖預卜未來）�！边@也就是今天法學界常說的“妄想罪”、“思想罪”。在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當中，“妖術”是天命的對立物，統(tǒng)治者經(jīng)常要考慮妖術會不會對國家機器造成威脅，而問題的實質(zhì)卻在于“百姓對于妖術的反應”。這也就是說，百姓很容易受到妖言的蠱惑造成社會性的恐慌；
專制社會的統(tǒng)治者對自己的百姓辨別“妖言”的能力也從來沒有信心，從而患有天生的權力恐慌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很自然地他們就會認為最好、最安全和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禁毀圖書、追查流言、主導信息的傳播和封閉一切民眾與外界接觸的自由管道。

　　孔飛力認為，妖術恐慌有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對于普通百姓來說，術師的妖術威脅到的是靈魂與肉體的脆弱聯(lián)結；
而對皇朝的上層人士來說，這種行為危害到的則是皇朝同上天力量的脆弱聯(lián)系”。這后一種的權力恐懼，使得“君權神授的完整性與持久性需要通過皇家不斷從事的禮儀活動而反復驗證”。這些反復進行的禮儀之目的就是為了證明專制權力的永久合法性。做中國政治制度研究的學者一般都知道“禮儀”的重要性，并且樂于討論它在中國古代社會的穩(wěn)定作用。在讀《叫魂》之前，我想大概有不少的讀者像我一樣，很少注意到這些被統(tǒng)治者精心構筑的上層建筑在“妖言”面前卻是那么地脆弱，那么地不堪一擊，以致任何細小的“妖言”傳播都可能造成權力的雪崩�？罪w力是少數(shù)注意到君主權力基礎脆弱的漢學家之一，他在《叫魂》一書中指出了“妖言”的罪名本身是君主權力對言論的控制缺乏信心的表現(xiàn)，它是君主權力的問題而不涉及官僚體制。我想這或許是他把“叫魂”案看成“政治罪”而不是“宗教罪”的原因。

　　四

　　孔飛力在《叫魂》一書當中，提到了“叫魂”危機發(fā)生的一個前提條件和乾隆要借該案所達到的目的也很有意思。

　　先說前提條件。乾隆時代是中國傳統(tǒng)專制社會的頂峰，它的標志之一是物質(zhì)生活的高度繁榮和人口的迅速增長。我們?nèi)绻麙侀_所有的具體數(shù)字和概念來討論這一時期社會繁榮的原因，恐怕可以用“流動”二個字來解釋。何炳棣曾經(jīng)有過研究，明代開始的移民運動與清朝比較就相形見絀了，而清朝的大規(guī)模的省際移民運動就是在乾隆時期〔4〕。但是問題也就在這里。對專制社會的極權控制系統(tǒng)而言，威脅最大的恰恰就是“流動”。專制政權維持的必要條件是君權神授、宗法禮儀、小農(nóng)經(jīng)濟等一類的東西，這些都是需要絕對穩(wěn)定的；
商品、人口和言論一旦大規(guī)模地流動起來，它們對皇權和原有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所帶來的沖擊可想而知。在乾隆年間，對于滿族統(tǒng)治集團來說還有另外一種“流動”也很危險，這就是滿漢文化之間的融合（《叫魂》一書有專門一節(jié)討論這個問題）。朝廷當時認識到了這種人口、文化交流和信息大規(guī)模的自由流動對政權穩(wěn)定是一個非常致命的威脅。特別是在流動當中，朝廷對民間的“妖言”可以說基本上是無法控制的，朝廷所不喜歡的“有害信息”的破壞力量比前代更為突出。在經(jīng)濟繁榮的鼎盛時期，過去國家力量完全控制輿論的局面開始起了變化，下層社會的民眾完全可以利用流動的機會來充分發(fā)揮“妖言”的力量。這個時候，對信息嚴格的控制就成為維持統(tǒng)治的一把雙刃劍。在朝廷方面，無論向社會公開清剿“妖言”還是封鎖“妖言”，都處于尷尬的境地；
同時，對草根階層來說，“妖言”的流動必然引起下層社會的恐慌和招徠朝廷的更嚴厲鎮(zhèn)壓。在1768年發(fā)生的許多叫魂的事件中，“外來性始終是大恐慌的導火線”。所以當時社會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流動是“叫魂”發(fā)生和擴散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罪w力教授非常敏銳地看到了“叫魂”案里面信息的力量以及信息與安全的關系問題，因為專制極權社會的本質(zhì)最終還是在于信息的管理和控制，很是有眼光。

　　其次，整個“叫魂”案是由乾隆當原告，從接到密報發(fā)案到結案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該案在實質(zhì)上固然是專制權力恐慌癥的一種過激反應，那么乾隆發(fā)起該案的實際收獲又是什么呢？孔飛力認為是為了動搖官僚自我保護的常規(guī)方式，使乾隆本人能夠隨心所欲地就自己關心的問題同官僚們攤牌。這也就是說，該案是他為自己加強皇權專制的借口，乾隆借此機會使他的權力今后更加不受官僚體制的約束。這樣來看利用“叫魂”案來整肅官員當然就是“政治罪”了。當發(fā)現(xiàn)該案有擴大化傾向會破壞統(tǒng)治集團的平衡之后，乾隆立刻就叫了暫停。上面提到的山東巡撫富漢尼等官員遭到了貶斥，以挽回乾隆的一些面子。這樣的結果是那些拼命為乾隆追捕邪教徒的官員所沒有料到的，這真的是很有趣！

　　不過我對乾隆是利用邪教案對付官僚的說法還有所懷疑，因為在皇權的絕對權威下面，孔飛力所講的官僚們“常規(guī)權力”和君主“專制權力”的分歧一般是在權力的分配上面，而不大會出現(xiàn)“常規(guī)權力”質(zhì)疑“專制權力”的情況。因為在正常情況下，官僚體制是承認皇權的合法性的，官僚體制中的常規(guī)權力對專制皇權的制約只是在理論上表現(xiàn)為皇權要符合官僚制度理想中的“天道”，而沒有現(xiàn)代民主政治中那種選舉制度和司法獨立制度可以制衡國家最高權力。在實際操作中，皇權更是官僚體制賴以運行起來的發(fā)動機，所以中國的歷史上基本沒有體制內(nèi)的官僚敢于站出來反對皇權。當君主在貫徹自己的權威遇到阻礙時，他想要解決官僚體制阻礙的辦法是很多的，比較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高壓，例如明嘉靖時期的“大禮議”一案。乾隆利用“妖術”來做文章過于迂回、過于麻煩了，倒不太像是專制皇帝的手段。

　　“叫魂”案是政治罪這沒有問題，但是它還有另外一個被孔飛力提到的種族因素�！敖谢辍敝杏刑臧l(fā)的問題，剃發(fā)是“叫魂”案中一個非常危險的種族意象。按照孔飛力的描述，乾隆一開始就極力回避“叫魂”案中剃發(fā)的政治意義，只是就妖術來論妖術，他甚至在私下的宮廷通信中也不提這一問題。就像孔飛力自己講的那樣，這個問題恰恰包含了對滿清統(tǒng)治合法性的威脅。辮子是滿人統(tǒng)治合法性的符號，乾隆在“叫魂”案當中刻意回避不等于這個問題不存在。孔飛力說，“叫魂”案有控制信息流動的目的，這其實是一切專制獨裁政權的特征，在社會的流動性和商業(yè)化比較突出的乾隆時期，孔飛力指出的這個問題是以往很少有學者注意的問題。但是從滿族的意識形態(tài)上看，信奉薩滿教的滿族統(tǒng)治集團禁止民間的降神、招魂在政治上并不具有正確性。那么，這里面就可能只有一種解釋，這就是滿族統(tǒng)治漢族的合法性一直是清朝恐懼的中心問題。清朝對煽動民族反抗的“妖言”的恐懼由來已久，例如我們很熟悉的明朝“朱三太子”案一類都是利用降神的招數(shù)來制造動亂。我們只要再看看辛亥革命時期民間“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口號，就可以想到這是滿族統(tǒng)治者始終不能放松警惕的一個政治問題。乾隆本人在“叫魂”案中回避種族問題客觀上有強調(diào)他是中國的皇帝而不僅僅是滿人皇帝的作用，所以，我還是認為這反映了清朝統(tǒng)治者權力恐慌癥的種族問題�！敖谢辍卑钢械臋嗔只虐Y實際上有天命和種族這兩個因素在起作用，孔飛力對該案所隱含的種族問題顯然就強調(diào)得不夠。

　　1768年的“叫魂”案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上層的專制權力與民間草根勢力的一場較量，表面上是清朝統(tǒng)治集團取得了勝利，但它卻向讀者揭示了清朝盛世強大的專制權力在草根文化面前有著怎樣的麻煩和恐慌。不管專制多么強大，它無時不受到來自民間力量的制約，稍有不慎，就會出現(xiàn)像白蓮教、太平天國、義和團那樣的動亂。正如孔飛力所說：“每個社會都以自己的方式對政治權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沒有哪個社會愿意長期容忍不受限制的專權。在清代，普通民眾對于政治體制幾乎沒有任何影響；
他們在官方的濫用權力面前，也幾乎得不到任何保護。然而，歷史也表明，皇帝與官僚專制在實施威權時還是受到了某種限制的。”這是非常正確的觀點。相對于上層社會的專制而言，民間的草根文化就要自由得多，“叫魂”一類就是草根勢力利用民間信仰制約專制權力的一種力量。歷史上盡管專政高壓在一段時間可以控制非官方的民間信仰和傳播，最終的結果卻往往是雙方的互相妥協(xié)和適應。這里面起到關鍵作用的就是穩(wěn)定社會結構的另一種力量——知識精英最終會出來調(diào)和上層和草根的矛盾。周錫瑞曾和我談到過這個問題。他認為，維系中國傳統(tǒng)社會穩(wěn)定的鄉(xiāng)紳（Local Elites），或者說是政治精英，并不相信“降神”、“叫魂”這一類游離于主流文化之外的東西，其實他們也知道這是草根文化的基礎，一旦鄉(xiāng)村的政治結構被破壞，專制皇權只靠精英們是沒有辦法保持地方上的穩(wěn)定的，因此鄉(xiāng)紳也比較寬容民間信仰。如果說孔飛力的這部《叫魂》有什么不足的話，我想就是缺少了鄉(xiāng)紳階層或者知識分子對于這場“叫魂”案的反應，如果有就會更加精彩，當然這也超出了作者的寫作意圖了。

　�。ǹ罪w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年1月出版，2002年1月第2次印刷，19.8元）

　　注釋：

　　〔1〕《清實錄》卷八百一十二，同書第100～101頁所引。

　　〔2〕《張家山漢簡》，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頁。

　　〔3〕《唐律疏議·賊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45頁。

　　〔4〕《明初以降人口及相關問題》，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版，第1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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