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造成了奴隸。

　　但當恐懼威脅著個人的生存，并且成為整個民族的生存條件時，當恐懼威不僅不是白色的、灰色的，而是被涂上了厚厚的一層紅色，那么，它造就的不止是奴隸，更有許多的紅色斗士、革命戰(zhàn)士。但這斗士恰恰是最可憐的奴隸，因為他雖然作為奴隸而生存，卻不知道自己是奴隸，反而滿懷著雄心壯志，要解放全天下一切受苦受難的奴隸。

　　三十歲后回想往事，我發(fā)覺自己多年來就作了這樣的一個奴隸。

　　那時，我正在讀了剛剛翻譯成中文的海德格爾的名著─〈存在與時間〉。海德格爾對\"畏\"進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說：\"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畏之所畏不是任何世內存在者。\"\"畏之所畏是完全不確定的。\"\"威脅者乃在無何有之鄉(xiāng)。\"\"畏不知所畏者是什么。\"等等。我不敢說我完全明白了海德格爾所講的這些話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完全同意他所講的，但他的話卻造成了我心理上的地震，我感到自己以前白活了�？謶峙で�了我的生命，使我多年來只是活著，但卻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人而活著。

　　我反省到的不止是文化大革命，而且更早。

　　童年時代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饑餓。不是偶而餓一頓、兩頓，或者一天、兩天，而是整整三年。餓的實在抗不住了，就喝點水，胃能好受一點，但不一會兒就聽到腸子里咕嚕咕嚕響了，響后我更難熬，一個勁地說：餓死我了。餓死我了。餓─我─死這三個字連在了一起，就造成了一個深刻的生存經驗：人要是挨著餓地活在世上，那還不如死了的好。長大后我明白了：若是控制住了糧食，那雖然不能完全控制住人的思想，但也可以使人因恐懼挨餓而不敢思想，拒絕思想。

　　再大了一點后，我恐懼的就是自己長大了注定是一個農民。雖然廣播和報紙中都贊美貧下中農，但很少有農民瞧得起自己，這還不僅是因為農民在各個方面都屬于社會中的二等公民，更因為農民太窮，生活太苦，干的活太累。雖然這種恐懼并不經常伴隨我，因為我還小，還在讀書，但由于它是自己對未來的恐懼，所以就顯得格外深刻。

　　我的最大恐懼是對自己到底要不要成為人的恐懼。

　　毫無疑問，只要看看雞鴨鵝狗，看看風花雪月，我就明明知道自己是人。但問題在于，多少年的教育使我相信，不能抽象地談論人，只能按照階級斗爭理論來看人，就是說，只有屬于某一個階級的人，沒有抽象的人。更簡單地說，你不是人民，就是敵人，在這兩者之間，并沒有任何中間道路可走。

　　不管什么，只要你一旦成了敵人，你就不是人了。既然你不是人了，人民就可以任意批評你、折磨你、蹂躪你、侮辱你、殺死你。因為這是階級斗爭的邏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為了我活，你必須死。

　　我親身經歷的一件件事情加深了我的恐懼：

　　文革開始不久，我母親所在的生產隊，就把一些所謂的敵人揪出來，有一個又干又瘦的老劉頭，被說成是壞分子，斗他的時候，幾個年輕人使勁地打他。記得有一個姓李的小伙子，以前他爸經常追著打他，而現(xiàn)在他則是見到了一個敵人就揍一個，腳也踢，拳頭也上，打嘴巴子則左右開弓，邊打還邊喊，我X你媽的！我看你還老實不老實！我X你祖宗的，我看你還怕不怕！不但被打的人怕了，看打人的我也怕了。

　　劉叔被打的那一次，把我的恐懼推上了高峰。

　　在我們生產隊的五十多戶人家中，劉叔是唯一的大學生，并且是在四九年之前畢業(yè)的。他們一家是六零年前后從本溪被趕到我們生產隊的。劉叔文質彬彬的，見人也好，與人說話也好，老是面帶著笑容。他還從來也不說粗話，干活時就默不作聲使勁地干。

　　他們家有一大群孩子，糧食老是不夠吃，有時，劉嬸就到我們家借點糧。我們兩家關系不錯。

　　文革深入到了農村后，劉叔也被揪出來了，他的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因為他大學畢業(yè)后在國民黨的縣黨部工作了很短一段時間。斗劉叔時，有人喊著要他交待問題，他交待了幾遍還不行，一個隊里的車老板大喊了一句罵娘的話后，說，我叫你不老實，我叫你不老實，看我怎么治你！于是，他把一個酒瓶子朝著一塊洗衣板一摔，命令劉叔：你給我跪在搓衣板上，你給我老老實實向毛主席低頭認罪！

　　大熱天的，劉叔就這樣被逼著跪到了洗衣板上。他一跪下，血就從膝蓋上流出來了。而從頭上往下流的，則是汗水。

　　這件事過去都三十多年，但就在今日，當我回想當年的場面，心中還直打哆嗦。而當年，我是懷著什么樣的恐懼心情看這一切啊。而在我身旁的大人們，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為劉叔叔求求情（為敵人求情，就證明了你也是敵人，這是那個年代的邏輯），他們有的把頭低下了，有的眼睛露出了冷漠的目光，而那些眼球發(fā)紅的人們則高叫：你到底交待不交待！

　　恐懼！最大的恐懼是對人的恐懼，是你被人民當成了敵人，人必置你于死地。

　　從小我就怕疼，怕父親打我，怕去衛(wèi)生所打針。上小學三年級時，我就讀長篇小說了，像什么〈紅巖〉啦、〈青春之歌〉啦，等等。在那些小說中，都塑造了幾個共產黨員的偉大形象，我真是佩服他們，渴望自己長大了，也能成為像他們一樣的英雄。但遺憾的是，這些小說中總會寫上幾個叛徒，他們原來是共產黨員，但被特務抓去后，架不住坐老虎凳這一類的嚴刑拷打，就什么都招了，成了叛徒。叛徒的下場，沒有一個好的。

　　看過這些小說后，我老是怕自己當不成英雄，卻當上了叛徒。有時，大白天的，我就陷入幻想之中，看到了自己為共產黨作地下秘密工作，但被叛徒出賣了，抓到了監(jiān)牢中。特務問我，你說不說。我大聲回答：不！黨的秘密我知道，但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告訴你半點�。�電影和小說中都是這么寫的）好哇！我看你嘴硬！來人哪，往他手指甲中給我釘竹簽！看他講不講！

　　每次一想到這，我人一下子就清醒了，不敢再往下想了。我怕我在想象中成不了一個英雄，倒成了一個叛徒。

　　那些書一再告訴我，國民黨統(tǒng)治大陸的時代，是一個白色恐怖的時代，參加共產黨，是要掉腦袋的。直到文革過了多少年之后，我才醒悟到，原來自己多年一直處在恐怖之中！只不過這恐怖是紅色恐怖，是革命，是階級斗爭，是無產階級專政。參加共產黨，是保住腦袋的最佳途徑，而反對共產黨，則是要掉腦袋的。

　　為了擺脫恐懼，我就要造成恐怖。斗爭敵人，是證明我不是敵人的最好方法。這就是我在生存中奉行的一個方針。

　　這樣的認識，我是在現(xiàn)在才達到的，當時我并沒有任何這樣的認識。到處可見的那一團團的紅色，已經把對生存的恐懼造成了我的本能，以至于我在恐懼的時候，我并沒有感覺到自己在恐懼，反而以為，自己是斗志昂揚，是階級覺悟高，是無所畏懼。而觸目可見的紅色恐懼，我不僅不以為是恐懼，反而以為那是革命風暴，好得很，對敵人就該革他們的命。

　　這樣的恐懼幾乎已經成了自己的天性，就是到了今天，來美國已經十多年了，綠卡也拿到手了，但提筆為文時，自己有時還提醒自己，有些話不能說，給自己找麻煩倒沒有什么，但別給人找麻煩。每一次回國探親，老人也一再叮囑自己，在外面可別亂說。而同學和同事則告誡我：老范哪，你可千萬別參加什么民運的。更有的則開玩笑說，老范，你可別以為你在美國了，就能隨便犯錯誤了。

　　是呵，那就是我那幾十年生活中最大的恐懼：可別犯錯誤了，千萬不能犯下政治錯誤。犯別的錯誤，哪怕是男女關系的錯誤，都還好說，有出頭之日，頂多就是名聲臭了。但若犯下了政治錯誤，成了人民的敵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正是內心中那不敢言明的恐懼，促成了我青少年時代那么積極要求上進，追求進步，那么認真地聽黨和毛主席的話。我絕對不想成為人民的敵人，于是，我就必須成為敵人的敵人。

　　當年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批斗時，雖然他遠在北京，但我還是寫批評稿批判他，不因為別的，就因為上面說了，他是全國人民的最大敵人。對于最大的敵人，我必須保持最大的仇恨，用最高級的形容詞把他批倒批臭。

　　后來林彪出事了，他的政變綱領被公布了。本來那上面說的一些話要是毛澤東說了，自己會從心眼里頭贊成，像干部到五、七干校勞動是變相勞改，知識青年下鄉(xiāng)是變相失業(yè)，等等。但林彪已經被說成了是最危險的敵人，我也就認為那些話是反動透頂，是瘋狂攻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惡毒誹謗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于是，我又積極批判林彪的反動言論了。

　　到后來批判鄧小平的時候，重復的還是同樣的邏輯：無情地批判敵人，是證明自己不是敵人的最好方式。

　　這就是紅色恐懼的邏輯：不問是非，只問敵我。一切惟最高領袖意志是從。

　　于是，在那些年中間，我已經習慣了不問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不問何為善，何為惡？也不把那些敵人當成人。我只要明白一點：誰是人民的敵人，或者更簡單：誰是毛主席的敵人。而達到這一點的不二法門就是：領袖說了什么。

　　我的邏輯就是這樣：不管領袖說了什么，凡是他所說的是，就一定是是；
他所說的非，就一定是非。他認為是敵人的，就一定是敵人；
他認為屬于人民的，則非人民莫屬。哪怕這個敵人昨天還是自己贊美的偉大統(tǒng)帥，毛主席的親密戰(zhàn)友（當年自己就是這么看林彪的），但一旦毛和他翻臉了，說他是最陰險的敵人，我也就跟著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說的確如此，也不管這個彎轉得多么別扭，照轉不誤。

　　接觸基督教后，基督教教義中最令我討厭的一個地方，就是它的地獄一說，認為居然在最后審判后還有這么個去處，太殘酷，太殘忍了。雖然如此認為，但卻并不感到恐懼。這是怎么回事呢？基督教關于有一個造物主的教義也令我無法忍受，但我不怕有神。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把生命中這種種的怕與不怕聯(lián)想起來，我不得不承認，我作奴隸作得太久了，心靈已經完全麻木了：對于那些能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人，我怕得要死；
但對那位能把靈魂和身體都投入地獄里的，卻一點也不怕

　　這不是心靈的顛倒還是什么呢？

　　于是我禱告，求主幫助我把我顛倒了的心靈顛倒過來。

　　2002。2。18 下午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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