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8日公布的200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表彰了美國科學家小雷蒙德·戴維斯（Raymond Davis Jr.）和日本科學家小柴昌俊（Masatoshi Koshiba）在“探測宇宙中微子”方面取得的成就（他們與“發(fā)現宇宙X射線源”的美國科學家里卡爾多·賈科尼分享一半獎金）。

　　在恭喜從事中微子研究的科學家再次獲此殊榮的同時，筆者想起了有“中國原子彈之父”之稱的中國物理學家王淦昌（1907-1998）在這方面的貢獻。

　　二十世紀30年代，粒子物理學家對原子核衰變時出現極小的能量和動量損失感到困惑不解。為了解釋這種現象，奧地利物理學家泡利（Wolfgang Pauli，194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提出了存在著一種尚未被發(fā)現的粒子－－中微子的假設，但這一假設長期沒有得到實驗的驗證。

　　1941年，王淦昌設想用輕原子K俘獲的方法，來驗證中微子的存在。但是，由于當時浙江大學因抗日戰(zhàn)爭而內遷貴州湄潭，條件拮據，王淦昌無法進行自己所設想的實驗。

　　中國科學家失之交臂

　　不得已，他只好把寫成論文，先是投到《中國物理學報》，但因為學報沒有足夠的經費印刷那復雜的科學公式，他又不得不把論文轉投到美國的《物理學評論》（Physical Review），該刊于1942年1月發(fā)表了王的論文。半年后，美國科學家阿倫（J. S. Allen）根據王淦昌的方案，用實驗證實了中微子的存在。所以，這一實驗又被稱為“王淦昌－阿倫實驗”。

　　1956年，美國物理學家萊因斯（Frederick Reines）和科萬（Clyde Lorrain Cowan Jr.）用強大的核反應堆作實驗，終于比較精確地獲得了中微子存在的確鑿證據。當這一研究在差不多40年后于1995年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科萬已經去世。對“中微子的存在為什么不能首先在中國得到驗證”，王淦昌有一種說不出的遺憾甚至酸辛。

　　的確，這是中國科學家比較接近諾貝爾獎的一項重要工作。

　　大學以獲得諾獎為標榜

　　關于諾貝爾獎，有一種不成文的傳統(tǒng)，大學或研究機構都熱衷于統(tǒng)計曾在那里學習工作過的名人，包括諾貝爾獎得主。比如，筆者曾就讀的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于去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學校發(fā)布新聞時特別指出，他是哥大歷史上的第63個諾貝爾獎得主。諾貝爾獎得主的多寡，似乎成了考核一個大學或研究機構的重要標準。

　　不可否認，諾貝爾獎得主多為科學共同體中的佼佼者，他們因得獎而受到關注、帶來權威和享有特權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挪威奧斯陸大學科學史教授弗里得曼（Robert Marc Friedman）在其新書《選擇卓越的“政治”：在諾貝爾科學獎背后》提醒我們，把獲獎與否作為衡量一個科學家、其所在的研究機構甚至國家在科學上成功與否的標準是不恰當的。

　　首先，諾貝爾科學獎涉及到的學科領域有限，僅生理學或醫(yī)學、物理學和化學。當今科學之突飛猛進，學科之不斷分化，衍生出許許多多的分枝。

　　其次，即使在諾貝爾所定義的狹窄的“科學”范疇之內，也有許多杰出成就由于僧多粥少（諾貝爾科學獎規(guī)定每個獎項每年最多獎勵兩項成就三人）而難免掛一漏萬，或種種非科學的原因（包括下文將寫到的評選過程中的因素）造成該得獎的沒有得，而不該得獎的卻得了。

　　也許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愛因斯坦獲獎并不是相對論，而是光電效應的理論，后者盡管也是重大成就，但就科學意義而言遠不如前者。

　　第三，一個國家的科學家在個別領域獲得諾獎并不代表該國家科學水平的全面提升。這方面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印度。

　　1930年，印度物理學家拉曼（Chandrasekhara Venkata Raman）因分子使光線散射的過程的發(fā)現而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他聲稱，授獎給他將對一個亞洲發(fā)展中國家的研究帶來重要影響。結果如何？世人有目共睹。

　　而另一個例子是捷克斯洛伐克，1959年黑洛夫斯基（Jaroslav Heyrovsk）的諾貝爾化學獎，也并沒有從本質上改變該國的科學研究的整個面貌。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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