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波伏瓦的生前好友瑪?shù)氯R納?戈貝爾女士 　　和文章中的大無畏精神不同，生活中的波伏瓦其實是一個易受驚的人，她不茍言笑，對于這種層出不窮的騷擾很困惑。 　　
　　
　　波伏瓦《第二性》里的觀點或許在當今已經(jīng)毫不稀奇，但是以《第二性》為代表的女性解放意識在今天似乎仍舊值得呼吁。有意思的是，這位以戰(zhàn)士的形象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的偉大女性，在生活中卻“略顯羞澀”。
　　今年是西蒙?德?波伏瓦誕辰100周年，作為波伏瓦生前好友，加拿大的瑪?shù)氯R納?戈貝爾（Madeleine Gobeil）女士帶著她1967年專訪薩特和波伏瓦的紀錄片《雙人肖像》在全世界做巡展。近日，《新民周刊》在上海法語培訓中心專訪了這位年逾古稀的波伏瓦的“粉絲”。
　　
　　從筆友到至交
　　
　　《新民周刊》：您是怎么會和波伏瓦成為朋友的？
　　戈貝爾：我1936年生于加拿大渥太華。我15歲在渥太華大學念書時，很喜歡看波伏瓦的作品，例如她的第一部小說《女賓》和被譽為“女性圣經(jīng)”的《第二性》。尤其是后者，對于女性來說是如此與眾不同，讓我們明白“女人不是先天形成，而是后天造就的”。我的一個教授看我“玩物喪志”，就給家母打了電話。在那個時代，渥太華還是一座思想保守的城市，看波伏瓦的作品簡直是大逆不道。家母一氣之下就把我的書全部扔進家里的火爐燒了，家父則給了我嚴厲警告，希望我要顧及自己的學業(yè)和前途。
　　我當時感到很孤獨，也年輕不更事，自作主張給巴黎的波伏瓦寫了封信，想不到她竟然給我回信了。我們就這么認識了，從交筆友開始。這在今天是難以想象的，一個大作家會搭理大西洋彼岸的小姑娘。我很慶幸自己生活在那個年代，名人幾乎都沒什么架子，我也因此在日后認識了很多那一時代的大人物。
　　《新民周刊》：見到波伏瓦本人后，給您留下怎樣的印象？
　　戈貝爾：我們通信幾年后，我一直希望見一見波伏瓦本人。1958年，我去瑞士巴塞爾觀看國際展，之前那個周末途經(jīng)巴黎，我就直奔波伏瓦住所了。當時她已經(jīng)50歲了，但給我的第一感覺就是“美”。她的眼珠是藍色的，但眼睛的輪廓很東方，臉部曲線也很完美。我一開始緊張得不知說什么好，波伏瓦很平易近人，我們馬上就熱絡起來，有空就見面，友誼保持到她1986年去世為止。
　　《新民周刊》：您和波伏瓦一般都聊哪些話題？
　　戈貝爾：除了我們各自的生活（如我的戀人，她的薩特等），更多時候就像兩個讀者在交流。我1964-1971年在渥太華的卡爾頓大學教授法國文學，因此很喜歡和波伏瓦談論法語文學作品。而波伏瓦也對英語文學頗有研究，她會和我說勃朗特姐妹和艾略特等人的作品。我們有時還會“競爭”，推薦對方不知道的作家和作品，然后再分享感受。例如，她有一次問我：“你看過《尤利西斯》嗎？”當我表示對喬伊斯這部晦澀的愛爾蘭小說一無所知時，她就給了我一本。
　　
　　
　　雙人肖像
　　
　　《新民周刊》：作為波伏瓦的終身好友，您如何看待她和薩特的關系？
　　戈貝爾：我注意到他倆的關系很特殊，是一種彼此尊敬的伙伴關系，且這種關系超越一切。薩特會閱讀波伏瓦寫的每一字每一句，波伏瓦也是如此。在工作上，兩人也許會起爭執(zhí)，但他們在生活中相敬如賓。有趣的是，他們從來不用“你”（tu）而是“您”（vous）來稱呼對方。兩人心靈相通，有時一個微笑就足以表達一切。
　　波伏瓦在很年輕時就和薩特走得很近，彼此深深了解。她熱愛巴黎的生活，喜歡去咖啡館，每晚都見面。當我和波伏瓦吃午餐時，一般是2-4點。然后4點薩特也出現(xiàn)了，他倆一起工作到8點，這就是他倆的真實生活，這是她喜愛的方式。
　　《新民周刊》：如果沒有遇見薩特，波伏瓦是什么樣的？
　　戈貝爾：我不喜歡這個問題，波伏瓦就是波伏瓦，沒有什么假設和想象。
　　《新民周刊》：《雙人肖像》是如何誕生的？
　　戈貝爾：1967年，加拿大廣播公司準備拍攝三部有關薩特和波伏瓦的紀錄片，他們找到了巴黎的電影制作人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他在1952-1958年是波伏瓦的情人，也是《新時代》當時的主管，這是薩特和波伏瓦等人共同創(chuàng)辦的“存在主義”哲學月刊。攝像師是蒙特利爾的米歇爾?布洛爾（Michel Brault），他在加拿大也是響當當?shù)娜宋�，是即興拍攝風格的先鋒人物之一。
　　波伏瓦和薩特在60年代已經(jīng)紅遍全球，但他們不喜歡在媒體上拋頭露面。當時我在卡爾頓大學執(zhí)教，也兼職為報紙和電視工作。加拿大廣播公司為了更好地完成這次紀錄片拍攝，也找到了我，于是你可以在鏡頭里不僅看到朗茲曼對兩人發(fā)問，我也跟著兩位大師行走在巴黎街頭。這是薩特和波伏瓦第一次接受拍攝的紀錄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西蒙?德?波伏瓦和尚?保羅?薩特的雙人肖像》是我們完成的第一部紀錄片。
　　《新民周刊》：在《雙人肖像》中，您的鏡頭不僅記錄他們在巴黎的日常生活，還有他們的一些思考和看法。
　　戈貝爾：薩特主要對著鏡頭闡述了他對于阿爾及爾之戰(zhàn)和越戰(zhàn)的不滿。而波伏瓦則更多從女性問題方面入手，希望人們消除對她的誤解。你知道嗎，雖然她的著作如此偉大，但她在當時受到了很多保守人士的指責。有人覺得一個從未結婚生育的女子不是完整的女人，她怎么能寫出《第二性》這種驚世駭俗的書呢？我們有一次在外吃飯時，一位婦女突然沖過來對著波伏瓦說：“你和這個女孩子在一起干什么？你會腐化她的！”波伏瓦沒有做出任何回應，只是帶著我離開了餐廳。和文章中的大無畏精神不同，生活中的波伏瓦其實是一個易受驚的人，她不茍言
　　笑，對于這種層出不窮的騷擾很困惑。
　　
　　現(xiàn)在更需要波伏瓦
　　
　　《新民周刊》：波伏瓦已經(jīng)離開我們22年了，您覺得今年來紀念波伏瓦，對于我們這個時代有什么新的意義？
　　戈貝爾：波伏瓦的觀點從來沒有過時，事實上，我們現(xiàn)在更需要波伏瓦。你會發(fā)現(xiàn)，男女仍然不平等，至少在法國還沒有做到男女同工同酬，有20%的薪水差距。而且，波伏瓦的光芒此前被薩特掩蓋了，她本人的思想很值得研究，波伏瓦也是一名偉大的哲學家。但我們都只關注她對女性運動的貢獻，雖然她的確為女性的未來而工作。
　　現(xiàn)在世界經(jīng)濟處于危機階段，更能凸現(xiàn)女性的作用。她們是繼續(xù)推動發(fā)展的一股穩(wěn)定力量。哥白尼說地球繞著太陽轉，達爾文說世界不是上帝創(chuàng)造的，波伏瓦說兩性是完全平等的――這三個發(fā)現(xiàn)是同等重要的。波伏瓦是一個探索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偶像。
　　《新民周刊》：您如何看待《第二性》對亞洲的影響？
　　戈貝爾：1975-1997年，我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巴黎總部工作。那時我就經(jīng)常到亞洲地區(qū)出差。如今我退休了，有更多的機會到這里交流波伏瓦的研究。我今年11月就參加了南京大學的“波伏瓦及其當代的意義”國際學術研討會，發(fā)現(xiàn)中國學者對波伏瓦的研究很全面很細致。
　　我發(fā)現(xiàn)亞洲女性在婚姻和生育等方面的想法都比較傳統(tǒng)，很難沖破成為妻子和母親的意識。但至少波伏瓦讓大家明白了女性是完全獨立的，她有選擇的權利，成為什么樣的女性是個體的自由。女性與男性有同樣的權利，我們首先是人類，其次才是男性或女性。女性首先必須在經(jīng)濟上獨立才能獲得自由，我們要爭取更為平等的環(huán)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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