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8日，中國經(jīng)濟理論創(chuàng)新獎頒給了“價格雙軌制理論”，華生、何家成、蔣躍等人的研究組和田源、張維迎是主要貢獻人。在此之前，這個國內開創(chuàng)性地由200多名專家民主投票，因而被經(jīng)濟學家最為看重的獎項先后頒給了杜潤生和農村發(fā)展組的“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厲以寧的“國有企業(yè)股份制改革理論”，以及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等人的“整體改革理論”。
　　對于華生而言，他又一次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
　　嶄露頭角
　　1978年，25歲的華生考入東南大學（原南京工學院），成為78級天之驕子的一代。前腳剛邁進校園，他就在《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上發(fā)表了經(jīng)濟學論文。這個之前在田埂和車間干活的青年，長年自學，高考給了 “黑五類”子女改變命運的機會。
　　大學畢業(yè)后，他考入中國社科院財政系。在這里，他和很多優(yōu)秀的中青年經(jīng)濟學者一起直接參與了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成為中南海的幕僚。
　　1984年9月上旬，第一次全國中青年經(jīng)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在浙江德清縣的莫干山召開。很多活躍在當前中國經(jīng)濟舞臺的人，都是這次會議的參與者。
　　采訪中，華生給記者提供了莫干山會議的與會者名單，王岐山、馬凱、馬賓、吳稼祥、金觀濤、張維迎、周其仁、徐景安、常修澤、賈康、王曉魯、高粱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爸苄〈ê蜆抢^偉未能參加此次會議，李劍閣代表他們出席了會議�！比A生回憶。
　　會議組安排了幾個人去向時任國務委員和中央財經(jīng)領導小組秘書長的張勁夫匯報，華生代表價格組匯報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莫干山會議后，華生直接參與了經(jīng)濟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出入于中南海的高層會議，陪領導外出考察調研，一下子被改革的洪流從社會底層卷到了最高層。
　　在此過程中，他是邊學西方經(jīng)濟學理論，邊吸收加工運用。包括華生在內，很多同伴發(fā)現(xiàn)了自己對西方社會和經(jīng)濟理論的欠缺。1987年，他和郭樹清（現(xiàn)任證監(jiān)會主席）、張維迎等人去英國留學。華生在牛津大學學習了4年，后應聘在劍橋大學研究任教。
　　1990年初，華生還在英國留學期間，被社科院以逾期未歸之名開除。雖然他選擇了回國，但回來后發(fā)現(xiàn)“工作沒了，房子也沒收了”，一下子又回到了當年“黑五類”子女的尷尬境地。
　　學問做不成了，他被迫選擇了下海。
　　下海，回歸
　　下海伊始，華生想做教育。
　　“從國外回來就覺得中外教育相差太大，我們的教育被體制框得太死�！北M管后來有燕京華僑大學校長的身份，但很難想象華生當初下海還是從開火鍋店的小本生意起步，靠著實業(yè)起家，“我們主要做工業(yè)和服務業(yè)，從機械制造、無線通訊到食品加工都有�！�
　　華生對經(jīng)商的經(jīng)歷不愿多談，他說：“書生做企業(yè)主要還是靠同學，有大學、研究生和留學時的同學來加盟， 90年代剛從英國回來的時候也就兩三個人，蹬個自行車，從個體、合伙、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企業(yè)集團一步步走來。”
　　餐飲業(yè)沒有讓他挖掘到第一桶金。餐館倒閉后，華生將目光投向咨詢業(yè)，引進ISO9000、ISO14000國際標準認證體系，也算與他在牛津大學讀的“信息與動力機制”對口。在上世紀90年代，華生算得是這個行業(yè)的開拓者。
　　1999年，華生的公司花1.57億元收購上市公司閩福發(fā)，華生任董事長和總經(jīng)理至2003年。此后，華生辭去在閩福發(fā)的高管職務，將上市公司和控股集團留給同學打理，自己則一頭轉入學術研究。
　　如今，閩福發(fā)的總市值超過30億元，經(jīng)營范圍包括電子、電腦、咨詢、環(huán)保等。不過，華生仍保留了重慶金美通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職務。對于在這個重點軍工企業(yè)的任職，華生表示實難推脫。
　　財經(jīng)評論家蘇小和早幾年說，華生“身價數(shù)以10億計，可能是中國最有錢的經(jīng)濟學家”。
　　如今，華生的精力已經(jīng)更多地投入到研究上來：剛做完土地問題研究，他又將精力集中在了中國政治和社會轉型上。
　　他自嘲現(xiàn)在是中國最懶的企業(yè)家，無論地處各省還是同在一幢樓里的下屬企業(yè)，他一年難得去一次，企業(yè)變成了他研究的觀察樣本和試驗田。
　　對話華生
　　人物周刊：你們提出價格雙軌制時的背景是怎樣的？
　　華生：1984年還是計劃經(jīng)濟為主，當年底的一件大事，就是十二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有計劃的商品經(jīng)濟。鄧小平后來評價說這個會議講出了一些老祖宗沒講過的新話。
　　十二屆三中全會是當年10月份召開的，在那之前，高層正醞釀著改革的突破，城市改革從什么方面走的問題，因為當時農村改革走得很成功，所以上層信心也比較足，才能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jīng)濟。莫干山會議是9月初在三中全會前開的，這個會議第一次把年輕人集中在一起來討論。
　　人物周刊：你們這次是跟田源、張維迎等人共同分享了這個獎項，你們各自的貢獻是什么？
　　華生：這次公布的名單是以得票多少為序，我們票最多，然后是田源第二，第三是張維迎。這也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因為這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更是整個莫干山會議的產物。否則就是年輕人有什么建議，也不會送到國務院領導的桌子上。
　　莫干山會議其實是由一些在領導身邊工作的人組織的，出面的是媒體。最主要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是王岐山，那時他是杜潤生手下的大將，80年代初我們都是從他那兒領出差費到農村去調研。
　　人物周刊：莫干山討論了什么，最后形成了哪些共識？
　　華生：當時會上爭論最激烈的就是價格改革，調派、放派、放調結合派爭得不亦樂乎。其實討論一共出來了7個報告，價格、企業(yè)、對外開放、金融體制、股份制、糧食體制都有。實際上不光是價格。
　　人物周刊：因為價格在經(jīng)濟學中是一個樞紐，涉及全盤。
　　華生：對。當時會議的情況是，誰也沒想到在價格問題上爭論最激烈。田源當時是國務院價格中心的常務干事，他們給中央提了一個價格大步調整的方案。周小川、樓繼偉和李劍閣還提了小步快調，逐步逼近市場均衡價的方案，都對上層很有影響。
　　人物周刊：分歧在哪里？
　　華生：張維迎當時在西北大學。他上來集中就講一個觀點，就是“放”。放了之后，變成西方的市場價格、自由價格，他當時也更年輕，比我們小幾歲。他當時的觀點如果面對的都是老人，肯定聽不下去，但當時幸好是年輕人，都覺得思路對頭，只是不太現(xiàn)實，跟領導提肯定不行，風險震動也太大。
　　人物周刊：那么能被領導接受的建議是什么呢？
　　華生：當時爭論得特別激烈，夜里都不睡覺。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有幾個觀點一致的人，我、何家成、蔣躍，還有高粱和張少杰，我們覺得光調恐怕是不行的，光放也不行，還是放調結合吧。所以當時我們5個人就聯(lián)合提出搞放調結合、兩條腿走路的雙軌制。
　　人物周刊：匯報的時候張勁夫是什么態(tài)度？
　　華生：張勁夫對放調結合很感興趣，但是當場沒有明確表態(tài)。他問我，你們這個雙軌制怎么講？我當時就邊說邊比劃：一方面，現(xiàn)在不合法的灰色市場價格太高，比如鋼材煤炭，超產的部分就可以放開，放開以后，供給增加了，市場價格就會往下走，同時再把計劃價格往上調。外部把市場價往下壓，內部把計劃價往上調，最后就形成一個均衡的價格，市場價可以給出一個導向。
　　人物周刊：這一建議又是如何被采納的？
　　華生：今天看來挺淺顯的，但當時就是具有突破性的了。西方只是說休克療法啊，放開啊，但是跟中國的情況不符合，具體怎么做就是個問題。
　　張勁夫聽了匯報后，回到北京在國務院會上他就說這個放調結合的雙軌制好�！半p軌制”這個概念因為很形象所以很醒目，所以后來放調結合說得少了，雙軌制反而說得多了，但是當時報告上寫的都是“放調結合”，只是在我的報告的小標題里面有“雙軌制”這幾個字。
　　到1985年1月，國家物價局局長成致平宣布，中國價格改革的指導方針就是放調結合、穩(wěn)步推進，就這么一個過程。
　　人物周刊：價格雙軌制與1988年的價格闖關有什么關系，闖關失敗是源于價格雙軌制嗎？
　　華生：關系是有的，但恰好相反。放調結合是一個逐步的過程，我們當初建議的是，用5年左右時間，從計劃價格過渡到市場價格。這個過程中就會有摩擦，因為又有計劃價又有市場價，但是當時沒有外資和私企，所以倒來倒去就是國有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之間倒。
　　價格雙軌制從1985年開始搞，到1988年，雙軌制的好處還沒有充分顯露，各種不滿的反對意見都出來了。很多人說還是要下決心一下子解決問題，當時的流行口號是“過關有風險，關后是平川”，結果闖關又失敗了。
　　那時是鄧小平下了決心，接見外賓說要闖關，闖了一半發(fā)現(xiàn)不行，通貨膨脹預期都起來了，出現(xiàn)了全國性搶購風潮，小平也同意就停了。
　　人物周刊：之后有停滯嗎？
　　華生：1989年后，實際上雙軌制并沒停，闖關雖然停了，放調結合沒停，市場在擴大，計劃在縮小。1992年小平南巡時，計劃價格的比例已經(jīng)變得很少了。因為經(jīng)過了五六年之后，大部分已經(jīng)變成了市場。一說搞市場經(jīng)濟，價格改革沒有震動就完成了，所以雙軌制從1985年到1992年的過渡,為市場經(jīng)濟改革鋪平了路。
　　過去一說起來就比登天還難的價格改革，1992年后化為無形，所以中央確定市場經(jīng)濟方向后，價格改革只是乘勝追擊的掃尾，主要變成搞財稅體制改革，搞分稅制了。
　　人物周刊：當時為什么沒有實行整體改革思路？
　　華生：改革需要整體規(guī)劃，我們社科院的同學郭樹清他們幾個人從1985年初就提出了，后來吳敬璉、周小川、樓繼偉他們都加入，成為一個很有影響的整體改革派。
　　比起價格的放調結合，他們搞的是更大的規(guī)劃，叫價稅財聯(lián)動，這個方案當時也受到國務院領導的重視，但因為要多個部門協(xié)調，阻力很大，后來就流產了。
　　我們當時對整體推動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認為中國的改革恐怕還是要分解開來做，調整存量、發(fā)展增量、各個擊破。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把價格改革無聲無息地突破了，吳敬璉老師他們設想的價稅財聯(lián)動，就去掉了價格這個攔路虎，90年代的財稅改革就很容易鋪開了。
　　人物周刊：你做過民辦教育，感覺中國的民辦教育問題在什么地方？
　　華生：在中國做民辦教育是太困難了。民營企業(yè)起碼還能讓市場檢驗你，你的每個產品不是說政府批準才能賣。教育不一樣，每個畢業(yè)證都拿在教育部門手上，不經(jīng)過它你都發(fā)不了。它說你能招本科生你才能招，它說招一百個你不能招一百零一個，因為第一百零一個證你沒有，拿在它手上�？梢哉f民辦教育比民企還困難十倍。
　　中國民辦教育有雙重的難，一是國家現(xiàn)在還作為意識形態(tài)領域來管理，控制得太死；另一個是民間社會也有問題，西方的民辦教學的主流是不盈利的，是作為慈善事業(yè)來做的。歷史上西方辦民間學校的除了教會還有行會，主要都是靠捐贈。
　　世界上很多大學都是民辦的，哈佛、牛津、劍橋等等，都是主要靠社會捐贈來經(jīng)營的，是公有財產，學校管理的人是受托人，對社會負責任，不是靠利潤動機。
　　在中國的民辦教育問題上，官民兩方面都存在問題，而西方的民辦教育既不被官方也不被資本控制，就是靠捐贈，捐贈者并不能控制學校。中國的民辦教育就是企業(yè)或出資人控制學校，所以說中國民辦教育的路還很長。
　　人物周刊：現(xiàn)在大家都在談論憲政和民主問題，作為漸進改革的參與者，你有什么建議？
　　華生：我覺得這反映了社會的一個共識。憲政民主是大勢所趨，但問題在于，單純地講這個東西好是不夠的，要形成共識，建立起一個往理想模式過渡的方式，這個方式要能被多數(shù)人接受。跟當時往市場經(jīng)濟過渡用放調結合的方法一樣，要拿出一個多數(shù)人覺得比較可行的方案，沒有太大反對意見，讓人覺得這么做對大家都有好處，讓每一步的過渡都不可逆。
　　我做完手中的土地問題研究后，下一個準備做的題目就是政治和社會轉型問題。中國這幾十年的實踐證明，真正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不是貌似激進的口號，而是經(jīng)濟和社會不可逆轉的每一個進步。
　　人物周刊：你自己說過，你和鐵凝是“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兩個人走到一起，靠的是什么？
　　華生：我們走到一起挺晚，但確實是一見如故，好像打小就認識。我們通常各自在自己書房工作，累了再一起交流。我們兩個人本質上比較靠近，都很認真和真誠。同時骨子里又都有頑皮的一面，只是被命運的顛沛和社會角色的沉重給壓抑了。其實夫妻如果志同道合，又情投意合，家庭就會成為童心發(fā)現(xiàn)的港灣。
　　另外，我們都有自己的專業(yè)，都做自己的寫作，都是從閱讀和研究中感受到樂趣，盡管領域不一樣，但在許多問題上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啟發(fā)。她很會持家，生活上也主要是她照顧我，就像我們一個朋友說的，她的優(yōu)點是大氣，又有女人味，她只要下廚就可以做一手好菜。
　　人物周刊：有過爭執(zhí)嗎？
　　華生：這種時候，作為丈夫肯定得有紳士風度啦。在家不怎么干活的人，再不會哄老婆，那是要惹麻煩的。
　　其實當一個人有所成功或走出困境的時候，你要想到不是所有人都是那么幸運的，我現(xiàn)在對西方成功人士常說的“幸運”有了比較深的理解。世界上總有一些比較幸運的人，有運氣一般的人，也有不幸的人。成功者并不全是自己的努力，也有時代的機遇和命運的眷顧。幸運的人就要多負一些社會責任。
　　我和鐵凝約好了，等我們老了，研究寫作也做不到前沿了，就去做慈善，給后來的人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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