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世紀前，康有為以一介書生，歷時七年、前后共七次伏闕上書，率領弟子們奔走呼號，力排重阻，倡言變法，終于驚動朝野，感動了清帝。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諸二十四年（農歷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戊戌變法就此拉開序幕；
到同年9月21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在政變后發(fā)布訓政諭旨，標志變法運動的結束。前后歷時103天。

　　這103天的變法運動，實際上是鴉片戰(zhàn)爭后歷經內憂外患折磨的晚清社會積累的全部民怨的噴發(fā)。政治腐朽、道德敗壞、割地賠款、最后是甲午海戰(zhàn)敗得一塌糊涂，社會危機鼎沸，人怨洶洶，朝野上下急需尋求一種新的出路，戊戌變法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fā)生的。

　　在此之前，歷史上所有的變法，包括成功的和失敗的相加之和，也不足以和這次變法相比；
在此之后，迄今為止所有的革命和變革，包括成功的和失敗的在內，在一定意義上都可以看作是這次運動的繼續(xù)。

　　因為只有這次變法運動，才超出了以往富國強兵的變法俗套，才“系中國數千年政治之變”；
因為只有這次運動，才首次提出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的目標，才是為推動中國進入世界近現代化行列的求變。

　　在這一百天內，康有為及其弟子們充當了變法的設計師，利用專折奏事的權利，頻上奏折，遞條陳，呈各國變政考，提出全面改革的建議。如政治上改革官制，裁減冗員，廣開言路，選拔通才主持新政；
經濟上拋棄崇本抑末的傳統，興辦農工商實業(yè)，獎勵發(fā)明創(chuàng)造；
文化上廢除科舉，興辦學堂，鼓勵民間辦報。

　　在這一百天內，光緒帝根據維新派及其他言官的奏折，連續(xù)發(fā)布變法諭旨。如政治方面命令裁撤京內外大批衙門冗員，鼓勵官民上書論政；
經濟方面允許紳民創(chuàng)辦農工商實業(yè)，直至私人辦兵工廠，獎勵發(fā)明創(chuàng)造，引進西洋經濟科技；
文化方面命令廢除八股，改試策論，辦學堂，設譯局，允許自由開報館，成立學會等。

　　在這一百天內，康有為所上的條陳超過歷年總和，士民的奏折多達650余件，光緒帝頒布的除舊布新諭旨共280余件，可謂目不暇接，馬不停蹄，風鼓雷動。

　　大變、全變是這次變法運動的主旨，和平地驟變是這次變法運動的方略，士子發(fā)動和皇帝推動的結合是這次變法運動的動力，通過除舊布新達到自強是這次變法運動的目標，伸張民權是這次變法運動的精髓所在。

　　正因為如此，這次變法運動的悲劇性結局幾乎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不僅缺乏經濟基礎和民眾基礎的驟變根本不可能，而且無實權的皇帝和無權力的維新士子結合形成的變法集團的軟弱，有實權的太后和有權力的守舊官僚結合形成的反變法集團的強大，如此力量的對比使變法運動直到最后也難以走出關鍵的一步：改革官制，設立制度局取代舊官僚機構，以總攬改革全局、制定和推行新法。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表明，這是實行自上而下的變法至為重要的一步，這一步邁不出，其他方面的改革就難取得進展。依靠舊的官僚機構變法是行不通的。

　　也正因為如此，這次極其短暫的變法運動迸放出極其瑰麗壯觀的光芒。特別是那大變全變的主旨，伸張民權的精髓，雷厲風行的作風，開千年未有的變革新風。在當時就造成京城內外“輿情翕應，績效若飛”，“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的時尚。后經百年滄桑，不僅光彩不減，反而增添了新的魅力。

　　過去的一種定性觀點是：戊戌變法是一場改良運動。其實，戊戌變法是一場形式上改良實質上革命的運動。她要改的就是“行之二千年”的“祖宗成法”，她要變的就是千年未變的專制制度，她要借鑒的就是“萬國之良法”，她最終要建立的就是近代歐美式的民主共和國。不過她采用的是和平手段、君主立憲的形式。

　　過去的一種很有影響的觀點是：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都屬于改良運動。其實，戊戌變法和洋務運動都是以改良面目出現而性質根本不同的兩種運動。洋務運動的著眼點是在堅持專制制度的前提下借鑒西方的經濟技術方法通過改良實現自強，戊戌變法的著眼點是全盤借鑒西方制度良法從政治變革入手實現自強；
洋務運動變的是事器，戊戌變法變的是制度；
洋務運動在甲午海戰(zhàn)中遭到了徹底破產，戊戌變法卻斷送在包括洋務大員在內的守舊派的屠刀之下。

　　過去人們認為，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是軟弱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但是，全觀戊戌變法的前前后后，這些由布衣書生結合而成的維新派所表現出來的屢敗屢起的銳志，大刀闊斧的氣魄，不成功則成仁的風骨，匹夫發(fā)憤勇擔天下大任的雄奇情懷，足以讓當今一些奢談改革而力行平庸的精英們汗顏！

　　過去人們常說，光緒皇帝是一個軟弱的傀儡皇帝。但綜觀光緒帝在戊戌變法中的作為，那打破常規(guī)任用維新志士的氣度，明定國是發(fā)布變法動員令的果決，“乾綱獨斷”連下變法諭旨的魄力，不顧太后掣肘痛斥守舊官僚的猛氣，為變法舍身被囚的精神，足以令當今言不離改革而行動上畏畏縮縮的另一些人羞赦！

　　特別需要提到的是，政變發(fā)生后，軍機四卿之首、“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本來完全可以走脫，但他堅決不走，他對梁啟超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吾與足下分任之”。他力勸梁去日本使館躲避，自己卻堅守瀏陽館。日本使館人員勸他暫避一時，他卻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其以可免之身，守必死之所；
以青春之軀，祭自由之花；
言之壯烈，足貫神明；
千古以下，為之悲歌！

　　另一位“戊戌六君子”、御史楊深秀在政變發(fā)生后人人自危的形勢下，毅然上書，責問慈禧太后皇帝何以被廢，要求太后撤簾歸政。其堂堂膽烈，百年之后仍使人凜然敬畏！

　　1898年8月13日，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戊戌六君子”血濺菜市口，康、梁等逃亡國外，許多參與維新的人或被拿捕，或被革職。

　　專制者能砍下“戊戌六君子”的頭顱，能逼走康梁，但卻絕對阻止不了氣壯山河的變法精神的延續(xù)。

　　百年雄魂仍在，世紀浩氣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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