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家》雜志最近在香港華人身上貼了一個標簽，說他們“粗魯暴躁”。

　　這份周刊其實是要借“粗魯”的香港人，反襯菲律賓人的可愛。文章說，菲律賓一窮二白，人民紛紛到國外出賣勞力，受盡外地雇主的欺凌，香港雇主便是典型的例子。

　　西方主流媒體在形容個別族群時是很小心的，特別是自己國內的少數(shù)民族。美國傳媒在談論國內黑人時，絕不敢用任何具有種族色彩的字眼。英國報紙在提到國內人數(shù)日益壯大印度次大陸移民時，也是十分“政治正確”。

　　可是，當它們在描繪各地華人時，似乎就沒這么多的顧慮。其中的原因很多，留美中國異議分子王丹最近在《明報月刊》上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也許提供了一點線索。他說，在許多美國人眼里，國內各大城市的唐人街，代表了整個華人世界。

　　歐美城市的唐人街，給予人的印象是既臟且亂，而且散發(fā)著銅臭。此外，唐人街的“唐人”，在政治上是沉默的一群。結果，西方人不但鄙視華人，在批評時也似乎沒什么顧慮。

　　西方人對華人較不客氣，或許還有另一個原因：各地華人的經濟成就，加上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使西方人下意識地把華人當成競爭者或敵對者。九一一事件雖淡化了這種敵意，但是西方人的觀點還未完全扭轉過來。

　　他們對華人肯定存有偏見，但是他們的批評也不是毫無根據(jù)。華文世界的作家當中，許多曾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族人的陋習和劣根性。在過去，五四運動作家指中國人的奴性和保守性格，造成中國積弱不振�，F(xiàn)在，各地華人的經濟條件改善了，在許多華文作家和評論者筆下，他們變得財大氣粗，十足暴發(fā)戶模樣。

　　無論是中港臺的華人，還是東南亞的華人，都有這樣的現(xiàn)象：個人的行為和修養(yǎng)，趕不上國家經濟發(fā)展的步伐。也就是說，我們的經濟可能已經接近第一世界的水平，但是個人的行為舉止可能還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

　　香港作家陶杰曾這么形容華人愛喧嘩的陋習：“在國際航機上、在外國各大城市的博物館、圖書館、觀景點，都時常可以看見上海人、北京人、香港人，目中無人地以自己的方言大肆喧嘩，令本地人面上露出鄙視的神色�！�

　　香港傳媒最近報道，泰國政府在一些旅游景點豎立華文告示牌，勸人不要隨地吐痰和拋垃圾。這些告示牌顯然是針對華族游客，一些中國游客因此感到不滿。

　　其實，愛喧嘩、隨地吐痰，是公認的華人惡習，我們應該感到慚愧才是。

　　從其他亞洲人的角度來看，華人的惡習惡行，還有比喧嘩、吐痰更糟的。《經濟學家》雜志說，許多香港人對待家中菲傭，極盡刻薄之能事。

　　在新加坡，虐待女傭的事件層出不窮。肇事者在面控時，都不忘告訴法官，他們的生活壓力大，他們是一時沖動。他們也許不知道，菲律賓和印尼報紙在報道他們的暴行時，流露的是濃濃的怨恨和很深的民族恥辱感。

　　在其他亞洲人眼中，華人也是“經濟動物”，唯利是圖，而且斤斤計較。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指責是出于妒忌。不過由財富的分配引發(fā)的種族矛盾，是東南亞華人不可忽視的問題，也是一直困擾著他們的問題。

　　近年來，在金融風暴和全球經濟衰退的沖擊下，許多亞洲國家不進反退，中國的經濟卻是一片興旺，成了各國吸引外資的強勁對手。這樣的發(fā)展，為區(qū)域內原本已是暗流洶涌的華族和非華族之間的關系，帶來了新的變數(shù)。

　　越來越富裕的華人應該怎么做，才不會讓人覺得面目可憎？

　　日本人是過來人。他們的經驗有可資借鑒的地方。三十年前，日本人的“經濟動物”形象，以及他們的“尋春團”，在一些亞洲國家引發(fā)一波波的反日浪潮。此后，日本人痛定思痛，為東南亞國家提供了慷慨的經濟援助，并且在各處投資設廠，大大緩和了東南亞人的反日情緒。

　　日本人靠的也不全是“銀彈攻勢”，他們也善用文化的魅力。我們常責備日本人對戰(zhàn)爭暴行缺乏悔意，不過我們不得不承認日本文化精致的一面。也因為如此，在各地華人社會，反日和“哈日”的現(xiàn)象，經常交替出現(xiàn)。

　　此外，日本游客是出了名的文靜有禮，與陶杰筆下的典型華人游客，形成強烈的對比。

　　中國的崛起，各地華人社會的興旺，自然會引起其他國家或族群的不安。當人們感到不安時，難免就有抗拒和抑制的心理。如果華人喧囂的形像未除，人們要圍堵或抑制華人時，可能變得更加振振有詞。

　　中國領導人顯然明白這一點。他們展開外交攻勢，積極同亞洲國家建立睦鄰關系，強調中國帶來的是商機，少談彼此競爭關系。

　　但是，領導人的努力，必須獲得人民的配合，否則成效有限。

　　美國布什總統(tǒng)在九一一事件發(fā)生后問道：“為什么他們（恐怖分子）這么恨美國人？”

　　如果華人不小心，難保不會遭遇同樣的惡運。也許有一天，我們也會問：“為什么人們這么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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