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丹紅事件”之所以會在國內產生“轟動效應”，恰恰是因為我們對西方“新聞自由”的宣言信以為真了。 　　 　　最近，“德國之聲”電臺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女士因“親華言論”被停職。應該承認，當我聽說這件事時，并不感到吃驚。法國類似事件也不罕見。隨手就可以拈來兩個例子。
　　上個月11日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總編輯理查爾?拉貝維埃爾就被粗暴地解雇了。事情緣于敘利亞總統(tǒng)阿薩德。應薩科齊之邀，阿薩德于7月13日來法國參加地中海聯(lián)盟會議，并出席法國國慶閱兵儀式。拉貝維埃爾在其行前獨家采訪了阿薩德。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是值得贊揚的。然而該電臺臺長的反應卻是將其解雇，理由是“事先未請示便擅自與敘利亞方面談判采訪事宜”。言下之意，似乎拉貝維埃爾背著電臺，私下與阿薩德做了什么“交易”似的。事實絕非如此。拉貝維埃爾不僅向上司發(fā)去了采訪阿薩德的請示電郵，一切都是按電臺規(guī)定做的。但“證據”對解雇一個人來說并不重要。據業(yè)內人士透露，真正原因，是因為拉貝維埃爾多年來對中東問題的報道“傾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已引起上層強烈不滿……
　　另一件事也很說明問題。觀點極端的法國《查理雜志》經常刊登一些“出格”言論。其總編就曾不顧穆斯林社團的強烈反對，以“新聞自由”名義，刊登過諷刺伊斯蘭教先知的漫畫。為此該雜志遭起訴，但最后還是打贏了官司。但當其旗下著名政治漫畫家西內諷刺總統(tǒng)公子的時候，卻被當即開除。他的“罪名”是下面這段話：“薩科齊將皈依猶太教，因為他將娶‘達爾蒂’財團創(chuàng)始人的遺產繼承人，一位猶太姑娘為妻。這小子很會在生活中闖出一條路來。”
　　但這也并非薩科齊治下的今日法國才會發(fā)生的事。我一位朋友曾在法國電視一臺擔任晚間新聞節(jié)目主持人。在一次電視直播采訪當時的政府總理貝雷戈瓦時，總編特意將他召到辦公室，對他說，今晚采訪要“好自為之”。法國的奧妙，在于從來不粗暴地直說要你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而是給你劃一道看不見的紅線。當時總理正在鬧丑聞――他從一個財團老板那里“借”了一百萬法郎，卻沒有還錢的證據。我的朋友當然知道“好自為之”的意思。但他的職業(yè)榮譽逼著他最后還是“輕輕地”問了一個不該問的問題：你到底還了錢沒有？要知道，法國電視一臺的大老板是做房地產出身的，從政府那里得到很多公共合同……從此，我的朋友便一直受壓，直到一年后被解雇。
　　這類事件在法國盡管每次都會引起一番爭議，但被解雇者最后沒有任何復職的可能。由此可以非常充分地說明，真正的新聞自由，無論是在哪種體制下，都還只是一種理想。新聞自由不僅僅意味著在法律范圍內有權說出不同意見；而且同樣意味著你的職業(yè)生涯、你的正常生活同樣也不應因你發(fā)表了某種言論而受到影響甚至沖擊。而這一點在歐洲并沒有真正做到。
　　事實上，經過多年深入觀察，可以看到在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有兩道“紅線”制約著新聞自由。一道是看得見的，即法律。但就是這道紅線在國與國之間也是有差異的。比如在英國報刊上刊登一幅偷拍的名人照片是合法的，在法國則是“侵犯個人隱私”，是違法的。
　　另一道紅線，就是看不見的“政治正確”了。逾越這道紅線，就會遭到類似張丹紅、拉貝維埃爾之類的遭遇。“政治正確”的駭人之處，就在于誰也說不清它的界線到底劃在哪里，它既代表著既得利益集團的“領地”，同時也是執(zhí)政者“政治雷區(qū)”的標志，而且還是某些宗教、經濟或其他社團的“禁區(qū)”。我上面舉的例子，恰恰反映了這幾個方面。妙就妙在這把懸在新聞界從業(yè)人士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是無法用筆來清晰、明了地勾劃出來的。然而每個人都能切膚般“感覺”到其存在。于是人人都會實行嚴格的“自我審查”。凡有可能被劃入“政治不正確”紅線之外的，在法國都會人人避而遠之。
　　最近一個令人吃驚的例子，就是達賴到法訪問時，遭到500人的示威抗議。按“人咬狗”式的新聞觀來審視，這絕對應該是一個“大新聞”。但在法國主流媒體上，卻沒有絲毫痕跡留下。這讓我對“歷史”的記錄也產生了一定懷疑……
　　“張丹紅事件”之所以會在國內產生“轟動效應”，恰恰是因為我們對西方“新聞自由”的宣言信以為真了。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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