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一個ＭＢＡ畢業(yè)生，僅需兩年左右的時間；造就一所成功的商學院，則要幾代人的努力。 　　15年前，ＭＢＡ（工商管理碩士）一詞在中國還毫無知曉度，上海市政府和歐盟簽訂了一個超前的項目協(xié)定。這個協(xié)定的內容是按照西方商學院的模式，在中國創(chuàng)建一家完全市場化運作的商學院。這家商學院就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首任院長張國華，面臨的第一個困難是招生。他動用多年來在政界和企業(yè)界的人脈，動員政府機關和大型國企的負責人，希望他們派人到中歐去培訓。但是他失敗了。沒有一家企業(yè)愿意把員工送到中歐學習。那時候中歐甚至不能出具教育部承認的學位證書。
　　如今，事情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ＭＢＡ畢業(yè)的就業(yè)和薪酬前景走好，一直在提高ＭＢＡ教育的熱度，也把中國的商學院推上了世界舞臺。2008年1月底，英國《金融時報》發(fā)布了2007年度的世界ＭＢＡ排名。中歐鞏固了2006年的11名的位置，上海地區(qū)另一家首次參加排名的商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也成功地進入了全球前50名之列，位列41名。
　　
　　排名的秘密
　　
　　和任何排名一樣，1999年發(fā)起的《金融時報》全球商學院排名也常常引起爭議。2003年，中歐排名90位，3年后飆升到了第11位。一所年輕的商學院，而且位于中國，排名上升速度之快引起了歐美商學院的一片嘩然。然而1年后中歐鞏固了在排名榜上的位置。即使這不足以平息爭議，也足以讓中歐的歐美同行不得不正視中國乃至亞洲商學院的崛起。
　　編制排名的《金融時報》說，今時今日，一流商學院的崛起不一定非要經過幾十年的積累，依靠一所著名大學的號召力，或者一個增長迅速因而亟需高素質管理人才的新興市場，都能夠推動一家商學院脫穎而出。
　　中歐和交大安泰在排名榜上的上升，顯然得益于市場經濟在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穩(wěn)居全球第四，有望成為美國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個最大的經濟體。大多數(shù)跨國企業(yè)通過不同形式進駐中國，兼通國際規(guī)則和本土經驗的管理人才，是這些跨國企業(yè)發(fā)展中國業(yè)務的首選。實際上，一個精通雙語的ＭＢＡ學生，又經過商業(yè)管理的系統(tǒng)培訓，在中國找一份體面的工作并非難事。而且，獲得ＭＢＡ學位，常常意味著薪酬的大幅上升。這正是中歐和交大安泰排名靠前的秘密所在。
　　為進行商學院排名，《金融時報》一般對獲得學位3年后的畢業(yè)生進行調查，以評估ＭＢＡ對其此后職業(yè)進展和薪資增幅的影響。指標共有20項，分為三大類，分別是校友薪資和職業(yè)發(fā)展，商學院及其ＭＢＡ課程的多樣性和國際化程度，以及商學院的研究能力。其中，畢業(yè)生的就業(yè)狀況和薪酬對排名來說尤其重要，僅薪酬和薪酬增長在得分中所占權重就達到了40％。
　　2007的排名中，交大安泰有兩項指標排名全球第一，分別是“畢業(yè)后三個月就業(yè)率”（100％）和“薪資增長百分比”（177％）。這兩項指標也顯示出中國就業(yè)市場對高水平管理人才的饑渴。第一次參加全球排名就擠進前50名，交大安泰的表現(xiàn)令人矚目。
　　“大格局在這里，我們適逢其時�！苯淮蟀蔡┙洕�與管理學院執(zhí)行院長徐飛說。
　　
　　國際化的焦慮
　　
　　盡管《金融時報》排名為中國的商學院帶來了國際聲譽，但徐飛和中歐的副院長張維炯都認為，過分注重排名可能會扭曲對現(xiàn)實的認知：實際上，世界一流商學院之間的差距，并不像排名榜顯示的那么大，而中國商學院和這些一流商學院的差距，則要比排名顯示出來的大得多。
　　“排名的指標只有20個，但決定商學院水平的因素，至少有200個。”張維炯坦然說，如果換一個指標體系，中歐的排名未必能如此靠前。
　　徐飛更加謹慎地說，參加《金融時報》排名的初衷是為學院的發(fā)展尋找動力�！耙�在國際標尺下創(chuàng)建一流，就要敢于在國際舞臺上亮相，敢于和強者過招，敢于正視自己的不足。不去比較，就看不到差距，就沒有改進的動力�！�
　　徐飛和張維炯都表示，《金融時報》或者其他排名都并非他們刻意追求的目標。但是排名顯然讓他們感到釋然。實際上，言語的謙和很難掩飾院長們在全球競爭中的焦慮。商學院之間的全球化競爭正在趨于激烈化，要鞏固《金融時報》排名榜上的排名絕非易事。2006年排名前十位的商學院，有3家在2007年的榜單上跌出了前十。
　　焦慮又和他們的雄心聯(lián)系在一起。徐飛和張維炯的談話中，頻頻會出現(xiàn)“國際化”這個詞。這個詞既凝聚著他們對中國ＭＢＡ教育的全部心得，也代表了他們的理想和心愿。中國商業(yè)已經深深卷入了資本和資源的全球分配格局之中，商業(yè)教育也不例外。商學院的院長們每天為實現(xiàn)“國際化”――這個詞已經變成了他們最大的情結――殫精竭慮。
　　中歐共有四位院長，其中包括兩名外籍院長。這個國際化的領導層暗示著國際化程度與之匹配的教授團隊：51名教授中，華裔占60％，但真正擁有中國國籍的教授只有30％。
　　教師是商學院的靈魂所在。商學院能否實現(xiàn)院長們孜孜以求的“國際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師是否具有世界水準。張維炯從去年11月開始和兩位學者接觸，想把他們引入中歐。令他痛苦的是，他不得不面臨來自3所美國大學的競爭。在高度全球化的ＭＢＡ教育界，爭奪人才的競爭幾乎每天都在發(fā)生，也是中國的商學院投入財力最多的地方。
　　中歐收入的大多數(shù)被用于支付教授的薪金，但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金并非全部，真正要把師資留在中歐，還需要學校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務”。事實上，校方甚至會特意安排人力，為教師提供從搬家、裝修房子到請保姆等雜務，提供細致而富有人情味的服務。張維炯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要使得那些外籍和海歸同事們相信，他們選擇中歐是正確的。
　　
　�。停拢岭A層在崛起
　　
　　對那些關注轉型經濟的學者來說，中國每天都在產生彌足珍貴的管理學案例。這些案例不僅獨特，而且影響廣泛，并且，其價值正在逐漸被世界所認可。這是他們來到中國的一個重要動力。而對選擇攻讀ＭＢＡ的學生來說，僅是校友們就業(yè)前景的歷史記錄一項，就可以保證ＭＢＡ項目的生源。被中國的就業(yè)前景吸引而來的不僅有中國學生，也日漸有外籍學生。中歐2007年入學的ＭＢＡ學員中，外籍生源人數(shù)超過了30％。
　　這一盛況不知道是否在中歐的第一代院長張國華教授多年前的預料之中。2006年，這位中國ＭＢＡ教育的開拓者英年早逝，說來有趣，他最初為中歐設計的并不是ＭＢＡ課程，而是不脫產的ＥＭＢＡ課程。張國華那時候認為，中國企業(yè)還需要時間來理解什么是ＭＢＡ；他擔心，如果中歐一開始就上馬ＭＢＡ課程，說不定畢業(yè)生會面臨就業(yè)難。在各種紀念張國華教授的場合，這個策略常常被人提及，用來說明張教授對中國國情別具洞察力。
　�。停拢翆W費不菲。中歐全日制ＭＢＡ課程學制一年半，收費近17萬，北大國際ＭＢＡ學制兩年，收費近10萬，清華、交大和復旦的學制和收費水平與北大相若。
　　將《金融時報》排名榜的指標權重與最終排名情況對照一下，在中國讀ＭＢＡ顯然是一筆昂貴但是值得的投資。當然，不是所有企業(yè)都能支付高額的薪酬，所以，在過去10年中，絕大多數(shù)中歐和安泰的ＭＢＡ學生畢業(yè)后，都進入了外企工作。
　　中歐和交大安泰的早期ＭＢＡ畢業(yè)生往往全班都進入外企，到2003年之后，就業(yè)的目的地才開始漸漸多樣。外企仍然是ＭＢＡ畢業(yè)生的首選目標，但大型國企和民營企業(yè)也進入了畢業(yè)生的選擇范圍。在中歐，剛剛畢業(yè)的學生進入國企、政府機關和民營企業(yè)的比例占10％左右。交大安泰管理學院的畢業(yè)生為數(shù)更多，超過了畢業(yè)人數(shù)的一半。
　　幫助學生進行職業(yè)規(guī)劃是商學院教育的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到不同商學院的理念。徐飛常常對學生說，如果只是滿足于當一個白領――即使是一個高級白領――也沒有大出息，他尤其鼓勵學生要有創(chuàng)業(yè)和創(chuàng)新的精神。而在張維炯看來，涉世未深的ＭＢＡ畢業(yè)生如果能進入一家國際化的大公司，歷練管理能力，是最務實高效的選擇。
　　創(chuàng)業(yè)還是進外企，橫亙在ＭＢＡ畢業(yè)生面前的疑難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上海，這個1930年代的遠東工商業(yè)中心，曾經有一個服務于洋行的為數(shù)眾多的階層。在毫無貶抑的意義上，這個階層是上海最早的職業(yè)經理人，也是眾多小康家庭向往的理想職業(yè)。70年后，ＭＢＡ為這個階層續(xù)寫了新的篇章。這也許是中國商學院最大的貢獻所在。
　　
　　商學院的中國夢
　　
　　新職業(yè)經理人所在的城市，也在努力轉變的同時，試圖對接歷史。進入21世紀之后，上海竭力想要成為中國乃至亞洲的金融中心。這個夢想在地理上得到了形象的寫照。汽車駛上三座橫跨黃浦江的大橋中的任何一座，乘客都會看到，上海被鮮明地一分為二，一邊是樓宇低矮、喧囂狹窄的外灘，而高樓林立的陸家嘴與之隔江相望，顯得開闊軒昂了許多。外灘70年前曾經是遠東的金融中心，現(xiàn)在，造型優(yōu)美的老建筑里仍然分布著許多金融機構的營業(yè)廳。但金融業(yè)的大腦和心臟，都已經轉移到了嶄新的陸家嘴地區(qū)。不久前，中歐在陸家嘴設立了研究院，試圖在這個心臟地區(qū)提升自己的影響力。
　�。停拢僚琶�榜雖然令人激動，卻并不足以全面反映一家商學院的學術水平和影響力。徐飛和張維炯都深知這一點。不僅他們，包括北大、清華這些名牌大學下屬的商學院在內的中國商學院，都在努力拓展自己的研究力量，并且擴張影響。
　　在日漸激烈的國內競爭中，許多院長們都懂得借力打力的重要性。他們總是能脫口說出一大串世界一流商學院的名稱――這些老牌同行與中國的后起之秀們之間，有名目和數(shù)量讓人眼花繚亂的種種合作項目。至少，對于提升國內商學院的人氣，這些項目總是不無幫助的。
　　徐飛懂得如何用上海交大這所名校的傳統(tǒng)來為交大安泰的ＭＢＡ課程加分。國家主席胡錦濤最近看望了錢學森和吳文俊兩位院士，他們都是上海交大的校友。交大這所歷史悠久的大學早在1930年代，就以美國的麻省理工為榜樣，從學制到英語授課，都以麻省理工為準繩――交大的檔案館里至今保留著錢學森在的一張用英文答寫的考卷――這一“國際化”的傳統(tǒng)，今天被徐飛看作是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繼承的遺產和榜樣。
　　而中歐的力量在于自由。作為一所體制外的商學院，中歐幾乎無法得到政府財政的資助，但由此換得了可貴的辦學自由。從教授聘任到招生人數(shù)、考試制度到學費標準，中歐都享有遠比大學商學院大得多的靈活度。正因為如此，中歐在“國際化”的路上比其他中國同行走得更遠。
　　已經有人在建議，中國的商學院應該加快向世界開放的步伐。交大安泰管理學院的成功顯然被當作一個契機，“這對于一百多家享有中國教育部授權ＭＢＡ教學資質的中國商學院來說，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金融時報》中文
　　網的一位專欄作家就直白地說，大學里的商學院應該更努力地謀求進入全球排行榜。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明顯，美國商學院的影響力與美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成正比。為了獲得重要和高薪的職位，那些選擇全日制ＭＢＡ課程的學生，需要花費一年半的時間。但要造就一所成功的商學院，困難得多，需要的時間也要長得多――也許要幾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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