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詹宏志離開家鄉(xiāng)南投縣草屯鎮(zhèn)，帶著半條棉被、兩件襯衫、一本《荒漠甘泉》，高分考入臺大經(jīng)濟系。棉被的另一半被他哥帶走，那本《荒漠甘泉》是中學老師所贈，因為蔣經(jīng)國的推薦成為當時的熱門書。
　　行李中還有一把“扁鉆”――壓扁的長鐵釘，是那一代臺灣人小時候所能擁有的最便宜的防身武器。
　　臨行前，母親只吩咐他兩件事：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千萬不要寫文章。當時略有文藝傾向的小孩大都受過此類教訓，母親們別無所求，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茍全性命于亂世”。
　　大學一年之后，詹宏志準備丟掉那半條舊棉被，整理房間時，那把扁鉆“哐當”掉在地上，他想了想，決定把扁鉆也扔了。他覺得自己再也不會用到它。
　　畢業(yè)后，他輾轉(zhuǎn)做了多份工作，不斷地轉(zhuǎn)行，前后擁有過兩百多張不同的名片――編輯、出版人、雜志主編、電影制片、唱片公司老板、網(wǎng)絡公司董事長……自己也寫文章，沒有一份工作符合母親當初的要求，幾乎樣樣都是著書立說、公共發(fā)言。
　　
　　1980年代臺灣文化推手
　　詹宏志是七八十年代臺灣文藝圈繞不開的人物�！堵�(lián)合報》副刊編輯出身，繼而辦報、辦雜志、經(jīng)營唱片，偶爾在電影中客串一個路人甲的角色。
　　他是《臺灣新電影宣言》的起草人，擔任過《悲情城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多�！返冉�(jīng)典電影的監(jiān)制或制作人；他是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等作家的出版人，由他創(chuàng)辦的城邦文化目前是臺灣最大的出版集團。因為大多數(shù)工作都位居幕后，那些導演、作家朋友都比他更有名。
　　1980年代后期，詹宏志發(fā)表了一系列有關(guān)臺灣社會變遷的作品――《趨勢索隱》、《趨勢報告》、《城市觀察》等，占據(jù)臺灣金石堂圖書排行榜頭名幾乎一整年。用他自己的話說，正是那些書，讓他后來“在社會上浪得一點虛名”。
　　他在書里效仿奈斯比特的“大趨勢”，寫的是臺灣的“小趨勢”。說小也不小，從政治權(quán)利的分散寫到商業(yè)文明的興起，從城鄉(xiāng)關(guān)系寫到男女關(guān)系，兼論老齡化、中產(chǎn)階級、核能發(fā)電、醫(yī)療體系、創(chuàng)業(yè)風潮等諸多社會現(xiàn)象。人們稱他為“趨勢專家”，大老板們請他去講課，藍綠兩黨同時拋來橄欖枝，大家都想把這個書呆子拽出書房，從他嘴里套出點玄機，解釋臺灣，預測未來。
　　當時的臺灣處在經(jīng)濟起飛的后期，政治經(jīng)濟都在進步，社會問題也層出不窮，美國好像靠不住了，大陸又沒有完全開放，農(nóng)民除了種米還要賣米，年輕人都去大城市里尋找生計。剛到臺北時，詹宏志就“仿佛感覺到有一場社會的巨變要來臨”。念了點書之后，他寫道：“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好，是因為它充滿了機會。壞，是因為我們必須選擇，再沒有一個簡單明確的軌跡供我們不假思索地追尋前進�！�
　　返鄉(xiāng)一看，轟隆的挖掘機正在拆除舊屋、拓寬道路，路兩邊建起了新式洋房，開起了錄影帶租售店，亮起了霓虹燈，賣起了漢堡炸雞，“城市都到鄉(xiāng)村里來了”――小時候，他就是在同樣的地點，穿過一片甘蔗田，走路去上學。
　　“從一個安定、沉靜、以農(nóng)業(yè)為主的社會變成另外一種面目，這就是我這個世代在臺灣面臨的過程�！�
　　這是一個轉(zhuǎn)型時代的癥候，詹宏志、侯孝賢、楊德昌等文化中堅都身處其中。侯孝賢從農(nóng)村來到城市，楊德昌從美國回到臺灣，兩人電影中那些迷茫、憤怒的年輕人，多少都是在社會結(jié)構(gòu)的劇變中失控。兩位導演盡管在后期分道揚鑣，但已然合力營造出一種反抗的氛圍，在風險和禁忌之中，對各種官方說法提出質(zhì)疑。
　　在詹宏志看來，侯孝賢是“呈現(xiàn)者”，總在重現(xiàn)某個時期的氛圍、人的狀態(tài)，寧可把鏡頭拉遠一點，甚至把聲音抽掉，讓觀眾好像是不小心瞥見一般，“天地不仁，人世間就是這個樣子”。而楊德昌是一個“解釋者”，他的電影像論文，有前提、發(fā)展和結(jié)局，花很多力氣去鋪陳人的行為和社會大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
　　作為觀眾，他被侯、楊二人的電影震撼，也為二人當時在臺灣電影工業(yè)中碰到困難而感到震驚，“有這樣的創(chuàng)作者，這個社會怎么會不期望他們再有更好的機會，為什么會有一種力量要攔住他、摧毀他？”
　　詹宏志并不是喜歡做電影，他只是看不得好電影被糟蹋。
　　他認為擲地有聲的《新電影運動宣言》還不夠有效，“語言上的對抗對創(chuàng)作無濟于事，讓一部作品出現(xiàn)，遠比10場論戰(zhàn)有意義”。他愿意做的，是讓這些創(chuàng)作者趕快有戲可拍。
　　從此，他就成了導演和金主之間的“翻譯”、藝術(shù)與投資之間的橋梁。他的工作就是反復與投資商溝通。為了摸索藝術(shù)電影的市場規(guī)律，他甚至想過繞開院線上映，嘗試賣書式的郵寄電影，甚至為導演發(fā)行公債。
　　他的第一次成功就是《悲情城市》。這是臺灣電影首次在歐洲三大電影節(jié)上獲獎，但這次巨大的成功很難復制。后來他幫楊德昌經(jīng)營《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盡管在臺灣本土賠錢，世界各地的票房都不佳，但整體上盈利，足夠支撐下一次創(chuàng)作。那是他的得意之作。
　　如今，侯孝賢、楊德昌都已擁有大師之名，便常有人來向詹宏志討要當時的秘訣，因為他是在后期仍與兩位導演同時維持合作與友誼的極少數(shù)人之一。
　　他想這與他的性格有關(guān)，“看起來沒有情緒，從來也沒表達過情緒。”“但我必須說，他們最好的作品都是各自發(fā)展時做出來的，兩人繼續(xù)維持友誼和作品質(zhì)量沒什么關(guān)系。個性的差異、創(chuàng)作的自我意志，必然會把他們帶到愈遠的地方�！�
　　1995年之后，詹宏志也漸漸淡出影壇。
　　
　　與書的親密關(guān)系
　　“我并不知道電影是怎么工作的，但我會想象如果書長成電影那樣，我應該怎么工作。”
　　這就是詹宏志的法寶，每遇到一個問題，他都相信會有一本書里有答案，每進入一個新行業(yè)，他都會拿書來作類比�！盀槭裁次也缓ε氯プ鲆环菸彝耆�陌生的工作，就是因為我心里偷偷相信，一定有人寫了這樣的書。在茫茫書海中，一定隱藏著一個朋友是那方面的專家，會幫我的忙�！�
　　梁文道夸他是“絕代才子”，馬英九說他是“閱讀達人”，“藏書4萬余冊，每年買2000本書，每小時閱讀10萬字”，這幾乎創(chuàng)造了華人閱讀的紀錄。詹宏志說：“印刷品這個形式供應了我對世界90%的理解�！�
　　上大學時，他半夜兩點睡早上6點起，工作以后12點睡4點半起，早起晚睡多出的時間都獻給讀書，睡眠嚴格控制在5小時以內(nèi)；上樓梯、過馬路、搭公交車，隨時都拿著書；等飛機、坐飛機、飛機延誤、被別人爽約，在他眼里都成了開心的事情――又多出好多閱讀時間。
　　他把這樣的狀態(tài)比作酗酒，甚至吸毒，一天不打幾針，簡直沒法過活。
　　這時的他不再像是一個為文藝電影拉投資的“皮條客”，而是浮現(xiàn)出一副典型的書呆子形象，厚眼鏡，薄衣衫，舉止木訥，不修邊幅，喜歡掉書袋。他口才極好，待客周到，有求必應，大有成功人士的氣派。暴露他“書呆子”身份的是辦公室里幾個將他包圍的落地大書柜。
　　畢業(yè)時，他的理想是找到一份可以上班看書而不被老板罵的工作，于是，在出版界一混就是37年。
　　“我不是家里讀書最好的人，但成績比我好的哥哥姐姐都很羨慕我，因為我從來沒有遷就別人的需求去讀書�！�
　　上學以后，詹宏志開始自力更生去找書。從同學家里借來過期的《讀者文摘》，運氣好的話，還能借到《胡適文存》和《朱自清全集》。初中時當上學習委員，負責保管集體訂閱的雜志，每月一期的《幼獅文藝》幫他打開了現(xiàn)代文學的門縫。年紀尚小的詹宏志竟像一塊磁鐵，把鄉(xiāng)下所有能找到的書都吸到了自己周圍。
　　有一次，班上一位女同學告訴他，她弟弟有一套《世界各國童話故事全集》，詹宏志專程拜訪，用給小弟弟講故事為誘餌，換來了對那套故事集的閱讀權(quán)。整個星期，每天放學后他都泡在那本書里，其中兩次因為回家太晚，挨了母親的雞毛撣子。
　　
　　沒有理由不能忍受紙張變iPad
　　“我有我的來歷，從一個很匱乏的地方來�！闭埠曛镜脑S多童年玩伴念完初中就回家種田，從此以后只是翻翻報紙，連政府寄來的公文都要請別人過目。此后他自己的寫作，始終假想是為一個自己熟悉的人而寫，一個和他高中時期很像的年輕人，“我比他有經(jīng)驗，但他很聰明、求知若渴，我認得他，我記得他，我是寫給他看的。”
　　即將在內(nèi)地出版的《人生一瞬》、《綠光往事》等書是他對1960年代的回顧。詹宏志之前都以社會觀察者自居，不動聲色，不談自我，而在這幾本書里，他寫阿姨們的婚事，寫父親的遺物，寫沒有盡頭的山路，寫小鎮(zhèn)里的脫衣舞娘表演。書店里甜蜜的味道、山林里潮濕的感覺、童子夢里的驚奇與美好，一點一點被他的文字召回。
　　1960年代，詹宏志還小，不能插手社會，世界對他來說就像靜物畫一樣。
　　1970年代，他以編輯的身份闖了進來，表達不滿，心懷期待，成了社會的麻煩。
　　如今，他功成名就，成為網(wǎng)絡公司董事長，經(jīng)營一個名為PChome Online的網(wǎng)站，互聯(lián)網(wǎng)來勢洶洶，“書呆子”詹宏志竟然還是留下了自己的爪印。這個網(wǎng)站既是臺灣三大門戶網(wǎng)站之一，又是全臺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并是臺灣第一家上市的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此外，詹宏志還是最早在臺灣提出“電子報紙”的人，也最早在臺灣發(fā)展出“博客”的概念，由他創(chuàng)辦的個人新聞臺可以看作是UGC的前身。
　　他說：“我沒有改過行，是行改了�！彼�始終認為自己是個編輯――“一個創(chuàng)造溝通情境的人”，左邊是有話要說的人，右邊是渴望知識的人，他是那個中介者�！斑@幾乎解釋了我參與過的所有事情，包括互聯(lián)網(wǎng)在內(nèi)。”
　　還是拿書來作類比，網(wǎng)絡就是一個“新的古騰堡”、一種新的印刷術(shù)。“紙張和印刷術(shù)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普及也不超過兩百年，既然人可以忍受泥版變紙草，竹簡變絹布，那就沒有理由不能忍受紙張變iPad�！�
　　詹宏志始終不甘落后，主動或被動地跟上了大家的步子，與新人新事打交道，而他周圍有些朋友，最輝煌、最投入的時刻就是在1980年代，從此以后，“世界好像停了下來”。
　　現(xiàn)在，詹宏志已過了知天命的年紀，不太鉆研新東西，開始做一些“收拾”的工作，比如把自己的人生寫進書里。
　　至于他讀過的那成千上萬本書，竟然也開始漸漸地忘記。年輕的時候，他頗有一點過目不忘的本事，看書很容易進入狀況、很容易記得，現(xiàn)在卻常常記錯作者、記錯書名。那些書變得不能引述、無法炫耀。
　　年輕一代很少有人再像他那樣愛書。有一次他回鄉(xiāng)演講，問臺下的學生：
　　有沒有人讀過《白鯨記》？
　　有沒有人讀過《傲慢與偏見》？
　　有沒有人讀過白先勇？
　　《魯賓遜漂流記》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
　　答案要么是否定，要么是只看過卡通或日本漫畫。
　　他當然也遺憾，但并不著急�！懊恳粋�世代都有他接觸世界的方法，他有他的出路。我不相信有某一個世代會完全不讀書，大部分說下一代不讀書的人都是想提醒別人，他們自己讀了很多書。其實我們這一代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讀書，只是我恰巧讀書而已。我不能這樣說下一代，正如我的上一代不能這樣說我。每一個世代都有很有勁的人。論機會，比我晚一輩的人遠比我有機會，他們當中如果有人像我一樣饑渴，他們會比我讀得更好。”
　　詹宏志舉了一個例子。初中時學英文，他對照讀梁實秋的譯本和莎士比亞的原文，發(fā)現(xiàn)《羅密歐與朱麗葉》里的一場舞會提到“Lute”這個詞，查了梁實秋編的《遠東英漢字典》，才知道那是“魯特琴”，中古世紀歐洲的一種樂器。后來上大學，朋友介紹一本英文圖解字典，他偶然翻到“Lute”這一頁，看到一張照片，大吃一驚，原來這就是魯特琴的樣子。到了1995年，他有了電腦，買回來一套電子版百科全書，“Lute”詞條還搭配了聲音信息，一按下去，叮叮咚咚響起來，這就是魯特的琴聲。
　　讓所有的感官認識這個“Lute”，詹宏志用了二十多年。但如果他的兒子再看到這個詞，上網(wǎng)一搜便有幾千條介紹，形狀、聲音、演奏者、演奏方法、古譜，要什么有什么。詹宏志說：“你看，他一分鐘取得的知識是我20年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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